我个人的体会，儒商文化实际上是研究一个企业发展的文化背景、文化动力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上溯到德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马克思·韦伯20世纪初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新教伦理为当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文化背景和文化动力。

　　具体来分析，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首先提出了一个“天职”观念，意思是说，上帝给社会上所有人安排的职业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上帝的意志。因为在此之前，欧洲的中世纪也是提倡重农贱商的，把商人争取利润的行为看成是不道德的、非法的。有了这个天职观念，企业家就可以挺直腰板，堂堂正正的进行企业经营。另一位宗教改革的领袖加尔文，提出了一个叫做“预定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死了之后能不能得救，那是上帝提前预定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努力的挣钱，努力的发展生产，以增加上帝的荣耀，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些观念对于推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当然不可能设想移植西方的那种宗教文化背景作为我们企业的文化背景、文化动力，我们只能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动力的源泉。那么我想，儒家的文化，修齐治平的精神，正是我们当代社会主义企业家发展生产的内生动力。为家庭，为社会做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这给了我们的企业家巨大的精神鼓舞和推动。同时，在近20多年国学热的过程中，企业文化的研究、儒商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黎红雷教授为首的团队进行了大量的企业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个“企业儒学”的概念。他提出了拟家庭化的管理方式、拟书院化的教育方式、天地人和的股权分配机制等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自己独创的，这种发展生产的理念也在实践中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