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五百年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发出“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感慨，删诗书，订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民周游列国，诲人不倦。二十世纪初，又一位揣怀圣人之志的思想家，带着“吾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宏愿，以天下为已任，弘扬儒学，沟通中西文化，进行乡村实践。尽其一生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而不懈努力。他因此被西方人称为“最后的儒家”，他就是梁漱溟。 

　　2015年10月23日，“中国的脊梁——梁漱溟展览”在山东省博物馆举行，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吸引了不少梁漱溟的喜好者和儒家文化的爱好者前来参观。从“北大执教”到“重庆会谈”，从“弘扬儒学”到“乡村建设”，一张张照片和书信透射出儒者的铮铮风骨和浩然之气，再现了梁漱溟先生艰苦探索，坎坷不平凡的一生。 

　　生平简述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原名焕鼎，字寿铭。祖上为元朝宗室，父亲梁济为清朝举人。母亲为大理白族人。梁漱溟和第一任妻子黄靖贤生有两个儿子，以“宽”和“恕”命名，取名梁培宽、梁培恕。

　　梁漱溟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早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一生著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

　　“新儒家”的开拓者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有价值，对世界有价值，并试图融合中西文化，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学者们被称为“新儒家”。梁漱溟先生就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和熊十力先生、马一浮先生共称为“新儒家三圣”。

　　梁漱溟早期崇尚佛学，曾写一篇《究元决疑论》，受到蔡元培的注意，被蔡元培请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后来读儒家经典《论语》，发现《论语》中处处都是“悦”而没有“苦”，引起他由“佛”到“儒”的转向。最终成为儒家思想的践行和弘扬者。

　　梁漱溟对于中西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向“外”的文化，他们关注外界，关注自然，从而造就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达。而中国文化是向“内”的文化，注重从内心寻找生命的根本和幸福的根源。两种文化各有所长。但如果只注重向外用力，社会就会出问题。

　　当今西方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的各种生存危机，这一切都是人类过份向外用力，对地球过份索取的结果。而中国文化恰能对治当前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梁先生说：“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并非文化的自负，而是对人类问题和东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认识，西方文化最终要回到中国文化上来。据长子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的心愿就是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汇通中西文化。

　　乡村建设的实践者

　　不同于一般书斋里的学者，梁漱溟是一个更加关注现实，注重社会探索，注重“知行合一”的人。他自己曾说：“我不单纯是一个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辈子就是拼命干的。”

　　在中国社会问题上，梁漱溟的某些认识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要解决中国问题先要从农村入手。“农村没有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授之职，积极投身乡村，先后在河南、山东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据梁漱溟的家人回忆，梁漱溟在河南搞乡村建设时，春节没有回家团聚。他写信告诉家里人说，并非不想念家人，而是看到这么多的百姓受苦，心里难过。这是他的心里话。1917年当梁漱溟从湖南回北京时，看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景况，曾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感慨。他是一个确实能从“苍生”出发的人，他对农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他感觉每个人都与自己相关，他感觉他对这个社会负有责任，并能不计名利地去躬行这份“责任”。这就是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

　　力促和平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和平是万千民众的呼唤，更是一位儒者的坚定信念。抗战爆发后，为推动国共合作，梁漱溟作为参议员到延安访问，先后与毛泽东交谈八次。之后，处于对党派之争的担忧，又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调和国共两党矛盾。

　　1946年，民盟成员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杀，梁漱溟发表了义正严辞的谴责，他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展现出一位儒者大义凛然的风范。

　　之后，梁漱溟一直为阻止内战在国共之间斡旋。1946年10月12日，当看到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梁漱溟长叹了一声：“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梁漱溟为争取和平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这份精神却感染着我们，让今天的我们对和平懂得珍惜。

　　独立之人格

　　中国的读书人历来看重人格。人格上独立，才能坚持公正，充当社会的“良心”。《论语》里面讲：“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这句常人听起来不太明白的话却在梁漱溟身上体现得明白。他曾批评冯友兰谄媚江青；大骂阎锡山请的人是马屁精，因为农民问题和毛泽东据理力争。但没有一次是为着自己的私心来的，他是站在“公道”的立场上。

　　据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说，在父亲内心，一直以“不容自昧”作为自己的底线。即便面对当时的政治高压，他依然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长孙梁钦元回忆说，在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已经答应家里人不说“不该说”的话。可在会议主持人几次的催促要求下，明知结果会对自己不利，他还是用两个下午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发言，坚决捍卫孔子的思想和地位。

　　在接受了半年多的批判后，主持人问他的感想，梁漱溟回答：“三军可夺率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就是一个儒者的铮铮铁骨，这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美国汉学家艾恺这样写到：“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事，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不怨不尤

　　在文革中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多半会抱怨，发牢骚，梁漱溟不是。他在经历一次次的政治批判后，仍能做到心平气和，“不怨天，不尤人。”据梁漱溟的长孙梁钦元回忆，在大家批判祖父休息的时候，祖父就趁着空在屋外打太极拳，全然没有把对他的批判当回事。

　　他在后来给朋友的信中写到“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这就是儒家“内省”的工夫，一切都不向外找原因，对所有结果都能安之若命。

　　历史上真正的儒者都能将生死看得明白，对生死不贪着，不畏惧，不遗憾。1988年5月，梁漱溟病危入院，儿子梁培宽问他有什么要交代的，梁漱溟只淡然地说了两个字：“火化”。6月23日，梁漱溟走的时候留下最后一句话：“我累了，我要休息。”与世长辞。他完成了认识“自己”的使命，明白了生命之“郑重”，“尽力”了一生。

　　中外名人眼中的梁漱溟

　　季羡林：我对梁漱溟非常佩服，有骨气。我佩服的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

　　冯友兰：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牟宗三：他是个了不起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没有一个超过他的。

　　费孝通：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

　　马歇尔: 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林毓生：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

　　继往开来

　　据悉，就在这次“梁漱溟展览”举行的前几天，“梁漱溟研究中心”也在中国孔子基金会挂牌成立。不论是展览还是研究，这些工作都不仅仅是为了追思这位“最后儒者”的功业，更是为了传递儒者的精神。传递一种坚持正义，“不容自昧”的精神，传递一种勇于担当，“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的传递，中华圣学的火种就能代代相传，梁漱溟就不是最后的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