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北京大学教授。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入哥廷根大学，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2009年7月11日8时50分左右，在北京301医院病逝。

　　今天是季羡林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特转发王杰教授和郝平教授的文章，以表纪念。

高山仰止　道德文章——缅怀文化哲人季羡林先生

王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7月11日上午9时，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士林哀痛。一时间，各种媒体的相关报道占据显著位置，人们对这位世纪文化哲人——季先生逝世的关注程度，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北大百年讲堂纪念大厅内临时搭建的季羡林先生灵堂前，开放的第一天，悼念的人群排着超过百余米的长队，有数千人前来吊唁。同时，中央领导同志也通过不同方式，向北京大学转达了对季羡林先生辞世的深切哀悼。一位文化学者的辞世，何以遭致举国如此关注？原因何在？我以为，原因就在于季先生几十年来对学术的潜心研究、孜孜以求以及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做人的良心。一句话，就是在做人和做事方面都堪称楷模，而这正是当今人们最或缺最值得反思的。

　　季羡林先生是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著名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范文澜先生誉为“国宝”。在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生涯中，季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译著和散文，为中国思想文化宝库增添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纵观季先生的学术研究，涉猎领域非常广泛，主要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翻译学、哲学、教育学等方面，出版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现代佛学大系》、《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大唐西域记校注》、《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等；主要译作有《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由于季先生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辉煌成就，他被印度文学院授予了“名誉院士”称号。他的文学随笔主要有《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选集》、《病塌杂记》、《忆往述怀》等。为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季老还担任了《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主编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等巨型丛书总编纂。季先生穷其毕生的经历，在学术领域里默默耕耘，其学术成就斐然，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季先生还是语言天才，精通多国语言，其中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几乎是绝学；除了学术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外，季先生还先后兼任过各种学术团体的领导，如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先生近些年来，对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都给予了关注，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对“和谐”问题，季先生认为，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和为贵，主张王道仁政，反对霸权，和谐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礼物。对季先生的观点，温家宝总理深表赞同。对2008年在中国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季老认为，办好奥运会，不是建几座模仿外国的大楼，而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奥运会正是一个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伟大形象的机遇。而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所以，季老主张在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奥运会开幕式上，在“孔子周游列国图”的背景下，诵读了《论语》中的六句格言，或许就是季老这一倡议的体现。对汉字的简繁之争，季先生认为，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了。季老提倡的用简识繁与最近台湾马英九提出的用繁识简可谓异曲同工。对中华文化，季老认为，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对人类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文化软实力是非常重要的国力，是民族的生命力，应当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很难想像，如果世界缺少了中华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对当前兴起的国学现象，季老深思熟虑，适时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他强调指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季先生之所以被人们所敬仰，除了他的学问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的做人，他的人格力量。阅读季先生的书籍和文章，我们时常可以看到陈寅恪、瓦尔德施米特、西克、胡适、傅斯年、汤用彤、王寿朋、胡也频、李长之、何思远、林庚、冯友兰等一长串的名字，季先生没有忘记他们的知遇之恩，用满腔的真情去感激他们对自己的帮助。对晚生后学，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褒奖推荐，许多年轻人往往都是在受到季先生的鼓励推荐后，走上了国学研究的道路。就是对文革时期那些伤害他的人，季先生也没有去追究个人的原因，而是通过回忆录《牛棚杂忆》，检讨追溯社会及体制上的根由。季先生则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良知，“即使在最困难时，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季先生的爱国之情，更是溢于言表，说即使把自己烧成灰，自己也是爱国的。季先生恳辞国学大师等桂冠，也表明先生的谦谦之风，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以“笃实敦厚”来评价季先生，他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那种大丈夫精神和高尚道德人格，因此，季先生被央视列为2006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2006年感动中国的颁奖辞正是对先生道德人格的最好概括。

　　天长地久，人生几何；泰山崩摧，北斗摇落；高山仰止，万众追慕；斯人虽逝，精神悠长。作为晚辈后学，作为孔子基金会季羡林研究所的一员，心中感念先生之道德人格，特此作文，谨表怀念。（原载学习时报）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缅怀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

郝平，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7月11日上午，我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成立的相关活动，突然收到北大和北外两位秘书同时发来的短信，告知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于当天上午8点50分逝世的消息。我听到噩耗，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

　　我是1978年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的，在求学期间就对季羡林先生高尚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非常景仰。自1982年在北大校办工作后，我与季先生有着近三十年的交往，经常去季老家请教问题。特别是季老近年长期住在301医院疗养，我也经常去拜望先生。记得去年先生97岁生日之际，我和同事去向先生祝寿，还没进门，先生先开起了玩笑：“千万不要祝我长命百岁———我现在已经97岁了，祝我长命百岁的话，我就只能再活三年时间了。”大家都为先生的幽默逗乐了，我说：“那就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话题就这样打开了。

　　先生是近百岁之龄的老人，思维非常清晰，但视力和听力较以往下降了很多，身体情况不如前几年了。我深知生老病死是人生无法避免的客观规律，但是听到先生驾鹤仙逝的消息，一下子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先生走得太匆忙了。本来想这次从马来西亚回国后就去拜望先生，还要准备给先生过九八寿诞，没有想到没有见上先生最后一面。在回国的飞机上，我思绪联翩，眼前不时浮现着季先生的形象：戴一顶中式帽子，穿一身蓝色卡其布的中山装，抚摸着心爱的白猫，泛着慈祥的笑容，映着绚烂的晚霞，坐看朗润园的清塘荷韵……

　　季老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1986年4月，受北大洛阳校友会的邀请，季老和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张学书同志商量，决定在牡丹花季期间前去洛阳访问。我和校办副主任杨永庚等其他几位同志便一同参加了。

　　这恐怕是季老从繁忙的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的第一次去外地活动。文革结束后的这些年，特别是文革期间被抄走的那些书籍和文物归还以后，季老也慢慢开心了起来。后来季老多次向我回忆起，那时的中央领导、他的老同学胡乔木同志还希望他能到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佛教协会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季先生希望由年轻一辈担任院长或会长的职务。他说，真当了那个官，就不自由了，去不了洛阳赏牡丹。

　　洛阳一带不乏中国佛教的圣地。我们参观的白马寺有着“白马驮经”的动人故事，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建立的第一座寺院，被尊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少林寺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有着很多传奇佳话——达摩东渡，在少林寺弘法，首倡禅宗顿教，确立了少林寺禅宗祖庭的至尊地位；到了伊水之畔的龙门石窟，季老指着那一尊尊雍容典雅的菩萨造像，讲解着那些迷人的传奇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佛教的艺术魅力。

　　每到一处佛教大殿，季老都严肃地立正站好，脱帽鞠躬。各寺的方丈听说季老来了，也都安排单独会见，请教佛教方面的专业问题，季老也总是笑容可掬，有问必答。在与方丈们交谈之后，季老有些感慨，认为十年“文革”对文化的破坏太严重了，佛学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佛学界的整体学术水平已不如当时的台湾。1999年，季老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台湾，访问了法鼓山等佛教圣地。

　　季老是研究佛学的大师，在洛阳造访这些佛教名胜，兴致很高，谈笑风生，还不时和我们谈论一些佛教方面的学术问题，一点也不像一位75岁的老人。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次极为开心和难忘的旅行。然而，在从洛阳回北京的火车上，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季老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又显示出他令人尊敬的品格。

　　当时，北京与洛阳之间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火车，一票难求自不待言。坐软卧包厢也有级别要求，县团级以上的官员才能乘坐。我因要照顾季老，提着行李，虽然级别不够，也就一同上了拥挤的软卧车厢。

　　列车长是一位很用心的人，看到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出于对老人的尊重，不忍心让老人家挤来挤去，就临时动议，把季老、学书校长和我等四人安排在了第一个软卧包厢。这时，原被安排在第一包厢的那位司局级的官员也带人上了火车，当发现被车长调换到后面的包厢后，便大发脾气，暴跳如雷。他拒绝列车长调换的包厢，在火车过道上来回走着，使劲地踩踏地板，大声嚷嚷，说“有的人不够级别，也坐上了软卧。车长擅用职权，调换包厢，我要向铁道部反映，撤了他的职！”当时，人们都比较老实，只听不说，任他反复地大发脾气。

　　季老、张校长和我们四位坐在包厢里也没有吭声。当我听到他指责年轻人坐软卧时，也有点紧张，怕被调走，无法照顾两位老人家。季老听到这人的霸道劲，很不高兴。他按捺不住心头那份愤慨，告诉我说：“你去找这个人，贴近他的耳朵说两个意思：‘第一，你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第二，如果你要去铁道部告状，撤列车长的职，包厢里的那位老人就要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去向李鹏总理告状，撤你的职。’不要和他吵架，说完马上回来。”

　　我忐忑不安地到了那位干部面前，轻声地对他说：“一位长者让我跟您捎几句话。”他先是一愣，我趁机把季老刚才吩咐的话语对他复述了一遍。我说完之后，马上回到了包厢。这时列车也开动了。奇怪的是，刚才还吵吵嚷嚷的车厢立马安静下来。

　　那位列车长到软卧包厢里来，向季老诉苦，还掉了眼泪。季老听了心情非常沉重，安慰列车长，说他这样做得对，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请他放宽心，不会有事。半个小时之后，列车长又回来了，说刚才那位大吵大闹的司局级干部，不知为什么不但不再吵着换包厢，还死活不肯在软卧车厢呆了，坚决要求改坐硬卧车厢。我想，季老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人，使那位领导干部自惭形秽，达到自我反省的结果。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仍然历历在目。季老平生为人淡泊宁静，但那一刻自有不怒自威的震慑力。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陶渊明并不是浑身静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我想，季老也是如此。

　　季老对年轻学者的奖掖让我永生难忘

　　我在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期间，曾经看到一本1948年出版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册。这是由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撰写前言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书中的作者大多是一些闻名海内外的学术大师，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忆和考证了北大前五十年乃至早期京师同文馆的历史。我由此对研究北京大学创办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北大这样一所与中国近代史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学，其创办的根本原因何在？京师大学堂与太学、国子监是什么关系？中国第一所官方开办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为什么要并入到京师大学堂？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了史料的收集工作。

　　我在1995年底回到北大，适逢北大“百年校庆”筹备工作正式启动，更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研究和写作，我在1997年年底完成了《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的书稿，希望北大出版社出版。编辑们对书稿拿不准，希望我请一位专家提出推荐意见。当时离校庆还有四个月的时间，确实来不及了，我没有办法，只好去敲季老的家门。

　　当时，季老相濡以沫的夫人彭德华女士已经去世三年了，由东语系李玉洁老师担任季老的秘书工作。1997年12月30日的下午5点多钟，当时正是冰冻三尺、寒风凛冽，我胆战心惊地敲开季老的房门，季老正准备吃晚饭。我把来意向季老做了报告，请季老看看我这部书稿的学术观点是否能够成立。季老对待学术问题向来非常严肃，便说：“你放在这里吧。”我不便过多叨扰，起身告辞。

　　过了三天，1998年元月2日的下午，李玉洁老师打来电话：“郝平，你可把季老弄苦了，他老人家三天都没出门了，一直都在看你那本书稿。你赶快来季老这一趟。”

　　我骑上自行车很快到了季老府上。一开始，季老没有让我看他写的序言，而是让我坐到沙发上，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京师同文馆、国子监与京师大学堂之间的关系等几个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季老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说：“能自圆其说。我同意你的观点，北大的校史应当上溯到汉朝的太学”。季老接着说：“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除了给你的书写了序言之外，我还给你的书改了个名字，你看叫做《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好不好？”我当然连声说好。

　　我双手接过季老递给我的序言复印稿，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确实没有想到季老会为我的书作序，也没想到季老会为我的书更改并题写了书名。我当初的奢望，是季老能够抽出个把小时粗粗一翻，然后让李玉洁老师给出版社打个电话，书就可以出了。

　　季老说：“北大百年校庆临近了，还没有见到一本有关校史方面的著作，校史研究不能后继无人啊。”再看看这份近三千字的序言手稿，一笔一划，字迹工整。李老师说：“季老伏案工作，早晨五点就开始爬格子，三天时间没有出门。”在那个场景下，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回到家认真研读季老的序言，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青年人的那种希望和期待，也反映了季老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独到和深刻的见解。

　　季老在序言中对我的评价，我心里非常感动，也觉得学力不够，担当不起。我立即给李玉洁老师打电话，我说要向季老表示，他的褒奖之词我承受不起，希望季老能删去一些夸奖我的文字。季老答应了我的请求，删去了一些话，但季老要李老师回话给我，说再要求删就不发了。我仍然觉得有愧，我把这篇分量厚重的序言，视为季老对我这代青年人的殷切期望。之后，我也就成了季老家的常客了。

　　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北大出版社又修订再版了《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一书。季老听说之后，专门为这本书的再版题词：“华夏文明薪火的传承，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对我再予鼓励。

　　1999年起，我开始了对曾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等职务的司徒雷登的研究。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司徒雷登的英文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此书已经被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借走。当时我比较迫切地想看到这本书，便问图书管理员什么时候可以归还，当下得知借阅这本书的是季老。

　　后来，我去季老府上拜望请益的时候，季老正在看这本英文版的《在华五十年》。季老得知我在做司徒雷登的研究，不但欣然将他正在阅读的《在华五十年》借给我先看，还和我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司徒雷登的话题，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在季老的鼓励和指导之下，我研究司徒雷登的著作《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在2002年出版。

　　季老1999年到台湾访问期间，曾专程去祭扫胡适先生的墓地。季老回到北大之后，写下《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名文：“我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我在学术上一点一滴的进步，都凝聚着季老对我的奖掖和鼓励。季老遽归道山，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把那些不成器的文字焚毁在季老的灵前，告慰先生生前的厚爱和指教。

　　季老对北外同仁的鼓励

　　2005年6月，我受教育部安排离开北大，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校长。季老听说之后，专门为我题写了韩愈《进学解》中的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我到北外工作这四年多时间，一直努力按照季老的教诲去做事做人。我经常和杨学义书记等北外的领导班子一起，每隔两三个月，都要去301医院拜访和看望季老。我们每次都要带上外研社食堂精心制作的、季老最喜欢的俄罗斯红菜汤。季老与我们谈话总是非常愉快，我们每次作别，他都用依依不舍的目光，目送我们远去。回想起这四年来季老在病榻前与我们讨论学术与人生，每次谈话都是极为珍贵的精神盛宴。

　　外语学习问题，是季老每次都要和我们谈起的核心话题。季老经常说起，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方面，北大的学术研究做得出色，北外对学生外语应用能力的培养做得扎实。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经常从北大骑自行车来北外取经。季老希望对外语人才的培养，能够综合北大和北外的长处，既能打下“听说读写译演”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又有着较好的学术研究功底。

　　对如何提高外语应用能力，季老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提倡学习外语要坚持“不要脸主义”：母语不练习都要生疏，更何况一门外语？说外语就要脸皮厚，不要怕丢脸，要勤学苦练，打下坚实的外语基本功。

　　季老非常关心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他特别强调要弘扬学生的爱国意识，他多次和我们深情地谈起：一个人一辈子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给予他生命的母亲，另一位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季老对外语专业的学生寄托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在掌握扎实的外语基本功的同时，更要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经典著作。按照季老的话说，就是要“像蜜蜂采蜜一样”，去努力学习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成为对象国研究和区域研究的专家。

　　2007年5月，我和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长的李朋义同志，著名外语教育专家陈琳教授一起去301医院拜望季老。季老与外研社有着长期、密切的交往，非常赞赏李朋义社长全身心投入出版事业的“拼命三郎”精神。我们向季老汇报外研社近年来的发展成绩和成为“最中国的国际出版社和最国际的中国出版社”的远大志向，并向季老表达了外研社出版《季羡林全集》的诚挚愿望。季老对外研社的出版理念和实干精神给予高度评价，欣然同意授权外研社独家出版《季羡林全集》，还就全集的卷次、体例、收录内容等提出了指导意见。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编辑和筹备，《季羡林全集》前6卷已经在今年6月开印，计划8月出版。外研社的同志们前不久在看望季老时，他还牵挂着全集的出版和外研社的发展。可惜就在全集问世之前，季老溘然长逝，给海内外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遗憾。外研社的同志们表示一定要做好《季羡林全集》的出版工作，作为献在先生灵前的一瓣馨香。

　　北外的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张西平教授的领导下，利用北外的外语语言优势，以明清入华传教士研究为核心开展相关研究，开拓了世界汉语教育史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建设和国家的汉语国际推广贡献了力量。我们向季老汇报这方面成绩的时候，季老非常高兴，欣然同意担任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并为中心题词：“文化交流、中学西传、张扬和谐、全球共暖”，指出了我们的文化使命。我们在季老教诲的鼓舞下，又凝炼出北外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既要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又要努力承担“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历史使命。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酷暑的京城云雾弥漫，下着瓢泼大雨。也许上苍也在为先生的逝去哭泣？我想起了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的一句话：“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谨以此文缅怀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祝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季羡林先生生平

北京大学校办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季羡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季羡林，字希逋。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917年在济南入私塾读书。1918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正谊中学，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开始学习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转入省立济南高中。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师从吴宓、叶公超等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大学期间，因为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193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应邀回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赴德研究生，同年9月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刻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确立了毕生的学术方向。1941年，以优异成绩在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奠定了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地位。1945年10月，离开德国经瑞士回到祖国。1946年，经陈寅恪推荐，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直至1983年（“文革”期间除外），开创了我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1980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84年起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名誉副主任，1993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曾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多种学术职务。他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诸多领域都建树卓著，堪称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从1982年开始，他受新疆博物馆的委托，花费了近20年时间，对新疆焉耆出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进行释读，并用中文和英文在国内外出版专著和发表论文，对吐火罗语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从1944年到1990年的近50年时间里，他潜心于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他将印度中世语言变化规律的研究与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研究印度佛教史的新途径。20世纪80年代，他主持编撰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他历时十年潜心研究，于1996年完成的长达80多万字的《糖史》，生动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他得到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敬重。2008年，他获得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这是印度首次将此荣誉授予中国学者。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了大量梵语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尤其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和印度古代文学经典《沙恭达罗》等，并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著作，这些译著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也因此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从20世纪8O年代后期开始，他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他十分关心祖国古代典籍的保存和抢救工作，在20世纪9O年代亲自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纂，为弘扬国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季羡林先生为世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深厚的学识魅力，还因为他崇高的人格魅力。他曾这样说过：“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 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都不忘祖国，不忘良知，不忘学术。在他留学德国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生活十分艰苦，学习极为困难，但他心里始终牵挂祖国，时刻想着尽快回到祖国怀抱，用所学为祖国做贡献。二战结束后，他立即满怀赤子报国之心辗转回到祖国。回国后的数十年间，他一方面积极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荣誉感开展学术研究，产生了一批世界瞩目的学术成果，实现了早年许下的“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的愿望。新中国建立后，季羡林先生先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共产党。他团结广大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以强烈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全部精力和智慧，用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入党誓言。“文革”期间，他受冲击被关进“牛棚”，遭到迫害。但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没有丢掉对真理的追求，没有丧失对党和国家的信心。他甚至利用在东方语言文学系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巨著《罗摩衍那》，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举。粉碎“四人帮”后，他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地忘我工作，在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完成了平生最重要的两部学术专著《糖史》和《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又一次焕发出了蓬勃的学术青春。多年来，季羡林先生一直关心国家的改革、发展和建设，积极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他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5次前往医院看望，他每次都直言不讳地向总理就国家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重大问题坦陈己见。他爱护青年，关心人民。2008年，他将积攒多年的百万元稿费捐赠给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希望用这笔基金的收益奖励优秀的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2008年5月，当他得知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后，喟然而泣的同时立即向灾区捐赠20万元。季羡林先生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坦诚待人。虽然是当代学人钦佩的大师，但晚年的他公开表示，坚决要求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创新，毕生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懈努力，展现了一位中国学者对东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切关怀和远见卓识。他出身贫寒，生活俭朴，一生刻苦，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学术和高等教育事业，留给后人的是他的精神、品格和学识。

　　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的去世，是北京大学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季羡林先生，深切怀念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