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今天，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季羡林去世，享年98岁。季羡林去世后，很多人自发悼念他，在这十年间，关于他的文章源源不断，他的影响力早已不局限在学术界，成为大众眼中的学者楷模之一。但与此同时，纪念季羡林也常常伴随着“国学大师”这样的称号。撰稿人周郎顾曲认为：滥用国学大师，是媒体的一个现象。陈寅恪、季羡林、饶宗颐、叶嘉莹、南怀瑾、曾仕强、于丹等学者，都被媒体频繁戴上“国学大师”的称号，他们有的名副其实，有的则仅仅是因为写过几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就被牵强附会。国学成了一个篮子，可大可小，小到局限于中国古文经典，大到印度都装得下，以至于骗子做起坑钱买卖，也要打着国学的旗号，比如谈论女德的安德义、推销听读机的青年，美其名曰“智慧天才国学经典听读机”。

　　所以，无论从严谨的角度还是尊重季羡林的角度，“学者”二字，都好过“国学大师”这顶高帽。滥用这个称谓，不但掩盖了季羡林真正的学术成果，也会为他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学者季羡林

　　《洞见》第429期 

　　对季羡林最大的误解，就是奉他为国学大师 

　　我第一次读季羡林是在小学，他的文章出现在课本和考试里，记不清是哪篇了，就感觉家常气，有哲理，可读性很强。听老师说他是“国学大师”，我也就信了，高中后才感到不对劲，季羡林研究印度，怎么成了“国学大师”呢？原来，季羡林自己也反感这个称号，所以在2007年年初，他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的称号，自嘲“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学者季羡林

　　“我一个研究印度的怎么成了国学大师” 

　　季羡林是否算作“国学大师”，学术界、传媒界有过讨论。2005年，学者葛剑雄在新京报发布文章《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指出季羡林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印度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他“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文化也发表了不少意见，还写了很多文笔优美、寓意深刻的散文，涉及面很广。但这些毕竟不是季羡林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如果一定要强调他的‘国学’，实际上是忽略或贬低了他作为学者的主要身份”。以至于北大曾有一个笑话：“你知道，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要不，专门研究印度学的季老怎么成了‘国学’大师呀？” 

　　滥用国学大师，是媒体的一个现象。陈寅恪、季羡林、饶宗颐、叶嘉莹、南怀瑾、曾仕强、于丹等学者，都被媒体频繁戴上“国学大师”的称号，他们有的名副其实，有的则仅仅是因为写过几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就被牵强附会。国学成了一个篮子，可大可小，小到局限于中国古文经典，大到印度都装得下，以至于骗子做起坑钱买卖，也要打着国学的旗号，比如谈论女德的安德义、推销听读机的青年，美其名曰“智慧天才国学经典听读机”。

　　所以，无论从严谨的角度还是尊重季羡林的角度，“学者”二字，都好过“国学大师”这顶高帽。滥用这个称谓，不但掩盖了季羡林真正的学术成果，也会为他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糖史·季羡林学术著作选集》，季羡林著/ 葛维钧编，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6-11

　　季羡林真正的学术成就 

　　纵观季羡林的治学生涯，可说之处很多，不必迁就到国学上。他是一位语言学专家，学术贡献集中在语言学上，例如（以下例子参考《学海泛槎·总结》一书及北大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

　　（1）对古印度语的研究。季羡林的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就与此有关； 

　　（2）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1996年，季羡林完成文化交流史著作《糖史》，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收录了《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再谈cīnī》等论文； 

　　（3）吐火罗语研究。比如他的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还有对《弥勒会见记》的翻译和研究等，都是开创性的学术成就； 

　　（4）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创作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论文，甚至提出《西游记》部分素材源于印度的说法，成为一家之言； 

　　（5）对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 

　　除此之外，季羡林在东方文化研究、保护古籍和散文创作上也有可说之处。他以学术为志业，但并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学者，在学术之外，季羡林还对文革有过深刻反思。

　　九十年代末，季羡林出版《牛棚杂记》一书，对文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列举了很多文革时期的荒诞景象，知识分子人格和身体受到的创伤，直指文革对知识生产和社会建设的破坏，呼吁学人反思文革的同时，警惕悲剧重演。这本书和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一并成为学界反思文革的三大力作。

　　季羡林反思文革，不仅仅是由于他目睹了文革对学术生产的巨大影响，也因为在文革期间，他的家庭也被卷入批斗当中。在《我尝过“喷气式”批斗的滋味》一文中，他写道：“我就这样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讲台。此处是我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候我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不测，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分子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

　　1970年，季羡林在北大东语系办公室担任一个小门房，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翻译出了印度经典《罗摩衍那》。

　　文革结束后，季羡林于1978年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1979年1月重回东语系主任的位置。他回到了平常的学术生活，但仍对“大字报”心有余悸。作家张曼菱在北大读书时，她的同班同学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她的“恋爱和宿舍夜话甚至上课早退等‘劣迹’公之于众”，季羡林看到后，担心张曼菱承受不住压力出意外，就叫人暗中跟着她夜行，有一次还鼓励她，与她大谈人生和学问。这件事被张曼菱铭记在心，后来写在了书籍《北大回忆》里。

　　《清华园日记》，季羡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喜吹捧，热爱自由 

　　在北大，季羡林深得学生的喜爱。他不摆架子，也不操持着权威学阀的腔调，在学子、友人的回忆中，他是极平和的一个人，就如他的文字一样，春风化雨，不疾不徐。

　　在一篇叫《学生记忆里的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中，作者回忆道：“我还记得1969年秋冬，季先生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情景......在零下十几度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谁都无法幸免。”

　　季羡林经常帮助学生。六十年代那会，很多农村来的学生“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钱一个的瓦盆洗脸”，季羡林知道后，“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有一次，当他知道一位叫章宗阳的学生还在坚持学术时，他主动寄过去一些印度语讲义，后来又陆续寄了《罗摩衍那》等古籍。

　　季羡林做了很多事，但他不喜欢被学生吹捧。2005年，胡光利等人想出版一套文集，定名《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这部书的“编者前言”本来极尽赞颂之词，“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等头衔都用上了，但季羡林看到后不高兴，他说：“我正在写文章，‘辞国宝’、‘辞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学术上有一些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知道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季羡林是个享受生活的人，他的随笔和日记，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生命的热爱、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你以为他闷闷的，翻开《清华园日记》，才发现他可爱得很。他是第一个把Humor译为幽默的人，他在生活中也践行着幽默。有一次，一位访客关心他的健康，他说：“我的身体还可以，唯一的变化就是头发没有了，真是无法无天。”还有一回，大明星林青霞来看望季羡林，有朋友打趣问他，知道林青霞是谁不，季羡林使了个眼色，而后狡黠地回了一句：“全世界都知道。”

　　眨眼间，季羡林已去世十年，十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但季羡林其人其事依然是公众热衷讨论的话题。他不是国学大师，可是回顾他这一生，他拥有着比许多国学大师更宝贵的东西，关于处世，关于教育，还有身为一位学者的尊严和担当，而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