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论”第三讲:“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的真理追求与史论贯通”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作者:宋泽川 日期:2024-04-02

  2024年3月21日,由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研究生共同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论”第三讲在中国人民大学公教一楼1102教室顺利举行。课程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腾讯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B站直播。本场讲座由北京大学魏常海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林美茂教授主持,主题是“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的真理追求与史论贯通”。

  讲座伊始,林美茂教授介绍了魏常海教授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魏常海教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东方哲学、佛教,是研究东亚哲学绕不过去的“大先生”。出版著作有《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东方哲学概论》等多种,译著《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等,主编《百家之言》《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韩国哲学思想资料选辑》等。

  讲座开始前,魏常海教授播放了一则“追忆北大哲学系张岱年先生”的短片,简略介绍了张岱年先生的生平事迹。魏常海教授深情地回忆道:“(张岱年)是我在北大哲学系最尊敬、最感到亲切、最亲近的老先生。”

  魏常海教授将张岱年先生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的开展分为四个阶段:二十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和“文革”后四个时期,并逐次梳理、介绍。

  第一阶段即二十世纪30年代,魏常海教授指出张岱年先生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尝试建立“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其二是《中国哲学大纲》的理论体系创建。就前者言,张先生认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新哲学应当满足四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条件即“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因此,这样一种新哲学,就是中国本位的哲学。此后,张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今后哲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这种综合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张先生所说的综合,其重点在于理想。在张先生看来,综合唯物与理想,才合于中国哲学的根本倾向。就后者言,《中国哲学大纲》的撰写正是张先生哲学新思维的实践。《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哲学大纲》首次提出,自宋至清的哲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潮流,即理学、心学和气学,其中气学的思潮为张先生首提。三个主要潮流的说法是张先生的创见,后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共识,影响深远。

  第二阶段即二十世纪40年代,魏常海教授重点介绍了张岱年先生的“天人五论”并作评述。张先生的“天人五论”包括《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与《天人简论》,其中《天人简论》是张先生此前哲学思想的概论,最为重要。在《天人简论》中,张先生指出哲学是天人之学,是根本原理与最高准则之学,包括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物原心流、永恒两一、大化三极、知通内外、真知三表、群己一体、人群三事、拟议新德十项等内容。《天人简论》是张先生使用分析、综合的方法写出的重要哲学成果。据张先生自述,书中的哲学观点或“前有所承”,但也不乏“独抒己见”,主要有六点:一、分别本至;二、提出“物统事理”;三、肯定和谐;四、提出“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的人生理想,强调充实生命力与提高道德觉悟的统一;五、以“与群为一”作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六、主张以“兼和”易“中庸”。

  第三阶段即二十世纪50年代,魏常海教授认为这是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研究开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张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与冯友兰先生共同编写的《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以及《王船山的世界观》《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张横渠的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等论文,并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等专著。遗憾的是,1957年张先生被错误打成右派,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由此中断,这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第四阶段即“文革”结束后,魏常海教授分析认为这一时期张岱年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哲学、伦理学研究视域的拓展与理论观点的深化;二是“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提出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族精神的高扬。

  最后,魏常海教授对张岱年先生的学术人生作了精辟总结。魏常海教授认为,张先生的学术思想有着整体性与一贯性。首先,张先生的学术历程是不断追求真理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他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研究有着鲜明的整体意识,其文化问题的研究又与他的哲学研究紧密关联。其次,张先生的治学经历是“由论入史,由史转论”,史论结合是其学术思想的显著特点。最后,张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虽经困厄而不改,这是难能可贵的。海教授进一步将张先生“文革”后论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关于中国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的研究。张先生广泛而深入地研讨了孔子、墨子、老子、庄子、《管子》、《易传》、宋明理学和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的体系问题、中国古代人学思想等,研究的范围大为扩展,其中又着重研究了孔子及儒家思想。第二,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和价值观的研究。一方面,张先生接着《中国哲学大纲》的人生理论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提出了新的观点,如“道德的普遍性形式与特殊性内容”的关系问题和“人性是具体的共相”的命题等;另一方面,张先生还首提中国哲学中价值观的研究,这开拓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视野,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扩展。第三,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1987年张先生出版《文化与哲学》,集中提出并探讨了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关于文化系统的分析、民族精神以及文化的综合创新等课题。其后,张先生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文化的性质、前途、追求和基本精神做了深入的思考,取得了重要成果。

  讲座结束后,老师和同学们向魏常海教授踊跃提问。魏常海教授对如何理解张先生的“史论结合”、“综合创新”何以可能、如何看待“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跨学科研究以及中西哲学对话如何实现、如何定位张岱年先生的哲学等问题做了细致回答。本次讲座持续两个半小时,魏常海教授为大家详细介绍了张岱年先生精彩的学术人生,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编辑:张晓芮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