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展示20世纪学人在时代变迁中追求真理、潜心为学的学术人生，以激励后人，中国文化书院发起设立“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2023年4月9日下午，“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系列首场讲座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从贞元之际到旧邦新命——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宗旨与精神境界”。文研院学术委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中华主持，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与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致辞。北京大学王博副校长、孙庆伟副校长，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活动由中国文化书院与文研院共同主办。

　　陈来教授首先介绍冯友兰先生的生平概况。冯友兰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盛名的哲学家之一，其《中国哲学史》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中国哲学通史之作；同时指出，与陈来教授已出版的专著《冯友兰的伦理思想》所采取的学术视角不同，本次报告主要从思想与人生、时代结合的角度，对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宗旨与精神境界予以考察和揭示。

　　一、贞元之际：冯友兰的中期学术精神与国家、民族信念

　　1990年3月，冯友兰先生自拟了一副95岁的预寿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是哲学史著作，“六书”是哲学著作，“三史六书”既概括了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也代表了他一生的学术贡献。而冯友兰的其他著述、文章，则可以看作是三史六书在不同时期的准备、延展、扩大、反思。

讲座现场

　　“三史”是指他的三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分别代表了他30年代、40年代、80年代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三史”中的《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先生在30年代初参照西方哲学史的写法、以近代西方哲学中注重共相与殊相问题的新实在论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中国哲学的教科书。《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在40年代末用他自己的“新理学”体系解释和分析中国哲学的简本哲学史。而《中国哲学史新编》是经历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曲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建立的对中国哲学的说明和解释，其中融合了前两本哲学史的分析和观点。同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哲学史新编》以一人之力，把孔夫子到毛泽东的古今中国哲学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析，这在当代是绝无仅有的。

　　“三史释今古”之“释”，一方面指的是冯友兰治中国哲学史，采取的是“释古”的方法，与“信古”“疑古”不同；另一方面，也彰显出其哲学史写作是对古代文献和思想历史的分析与阐释，具有诠释的特性。用“释今古”而非单纯“释古”，其中可能包含了古今之变之义；表达出学术研究背后的文化取向和致力于现代化的追求。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小史》《中国哲学简史》

　　“六书”指的是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期间写的六部哲学著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也叫“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是专门分析共相和殊相（即一般和特殊）的纯哲学论著。《新事论》是以共相和殊相的哲学分析为基础，解决中西文化问题，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是要学习其共相，共相即现代化。《新世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人的生活行为的基本规律，谋求从古代的圣人道德向现代的以个人为基础的道德生活的转变。《新原人》是关于人的境界论的体系性著作，论述人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指出现代社会的人在不违反道德的生活方式之上，追求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意义。《新原道》论述了冯友兰所认识的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和主流，认为这个优良的传统和主流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即哲学的思考从不脱离具体的生活。《新知言》是论述中国哲学的方法及其现代意义。“六书纪贞元”是指构成了“新理学”体系的这六部书，是抗战时期哲学家精神活动的写照，是关于这个时代的哲学见证，也蕴含着“六书”与“贞元之际”的连接。1933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完成，其自序言：

　　“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

　　“铜驼荆棘”典出《晋书》，是古人见天下将大乱，叹息宫门的铜驼将流落于荆棘之间，体现了其忧国忧民的悲情。“巫阳下招”出典在《楚辞》，帝哀屈原，命巫阳下招其魂，呼曰魂兮归来。旧注解释招魂为“冀其复生也”。

　　冯友兰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充满危机感的北京，已预见到国难巨变即将来临，他以对民族的忧患心情，希望其著述能起到复活民族精神的作用。冯友兰后来说：“在哲学史序文里所说的那一段话，确是表示当时的一种情感，当时的主观愿望，是想把中国的传统哲学恢复起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可见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是学术的研究，其中也注入了他对国家民族的深沉忧患。

冯友兰“贞元六书”

　　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如此，“六书”的哲学研究也是如此。如1940年《新世训》印行，其自序说：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也；曰新事论，论文化社会问题；曰新世训，论生活方法，即此也。书虽三分，义则一贯，所谓‘天人之际’‘内圣外主之道’也，合名曰‘贞元三书’。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

　　这里所说“纪时”的“纪”就是“六书纪贞元”的“纪”，即希望他的书既能在民族生命转折关键之时发挥积极作用，又能成为国家民族复兴大业的一砖一瓦。

　　又如1942年《新原人》书成，其自序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篇序文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经典，而其中的一些用语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哲学史》自序的提法，这里也可以看出“三史”和“六书”之间的关联。这些序文说明，冯友兰始终自觉地从参与民族复兴的大业的角度从事其哲学的著述，他对民族、国家的关怀溢于言表。

　　冯友兰先生把这六部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又称“贞元六书”。在中国古代《周易》一书中，乾卦卦辞曰“元亨利贞”。古代哲学家把这四个字解释为一种周期发展的循环——“元”代表发生，“亨”代表成长，“利”代表成熟，“贞”代表消亡，认为一切事物皆从元发展到贞，接下去再从元重新开始，正如从春到冬，再从春开始一样。“贞下起元”就是冬尽春来，表示最大的困难正在度过，新的发展即将到来。“贞元之际”的提法充分显示出冯友兰以哲学创作的方式自觉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和对中华民族抗战胜利民族复兴的信心，表明爱国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他的哲学创作的根本动力。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西南联大人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

　　实际上，早在20年代，冯友兰就写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论文，参加东西文化的论争，主张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中国人更注重内心的生活。他后来说，他对东西文化问题的这种主张，“部分原因，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在和西方国家接触以后，中国处处受人欺负，中国被视为劣等民族。我总想对于这种情况作一种辩解”。可见，这种爱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支配着他参与学术活动的动机。

　　对此，冯友兰后来也曾说过：“抗日战争激发了我底民族主义的情感”。这种情感，使他的哲学思想以总结传统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对于以前的哲学思想作一个同情的总了解”。他说：

　　“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泱泱大国，居于领先的地位；也必能够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

　　也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冯友兰在解放前夕毅然从美国归国，并在解放后追求社会主义、吸取马克思主义，虽历经坎坷，仍然无悔。他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

　　二、旧邦新命：抗战胜利后冯友兰的学术动力和生命精神

　　抗战胜利以后，冯友兰先生“贞元之际”精神发展为他的“旧邦新命”理念。“旧邦新命”出于《诗经·大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早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冯友兰在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即提出：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老，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以后，“旧邦新命”一直成为他不变的内心信念。1980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自序中说：

　　“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1921年北大赴美留学生及教师合影 

蔡元培（前排左五）， 冯友兰（二排左一）

　　8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致讲词，也说：

　　“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努力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

　　从“贞下起元”到“旧邦新命”，冯友兰的思想既是一贯的，也是发展的。“贞下起元”着重于民族生命一阳来复的转折点，强调了对民族生命的信心，有现实感但没有表现出历史感；“旧邦新命”脱胎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充满了大思想家通观古往今来的历史感。“旧邦新命”也成为冯友兰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更体现出他是把民族生命、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他要把中国哲学中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作为民族文化新发展的营养，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命贡献自己的力量。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在八十余高龄，重写《中国哲学史》，并在其逝世前四个月完成了《新编》这部巨著。

　　“三史”是“史”，“六书”是“论”，三史六书凝结了冯友兰一生的思想学术。那么，“三史”与“六书”之间，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之道、一个始终不变的思想线索呢？

　　回答是肯定的。“三史”与“六书”虽然各为史论，“三史”之间的跨度也达五十年之久，但其间始终贯穿着他一贯的强烈的文化信念，这就是“旧邦新命”的观念，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贞元之际”的观念可以说已经预设了“旧邦新命”的信念，而“旧邦新命”是贞元之际观念的自然归属，“贞下起元”的实际化坚定了“旧邦新命”的信念，而这个主题是和中华民族在整个20世纪中从挫折中奋起的历史，是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从失落走向振兴的历史，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化的奋斗历程紧紧相联系。“旧邦新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的特性，是哲学家观念中的提炼。从这里可知冯友兰曾经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他始终是把自己和民族生命、民族文化的兴亡连为一体的哲学家。

　　三、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晚年学术工作的目标和宗旨

张岱年拜访冯友兰（左）时合影

　　冯友兰晚年还用“阐旧邦以辅新命”来概括他的学术工作的意义。1987年8月，92岁的冯友兰写了一篇《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在文章的最后他说：

　　“《诗经》有一首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把这两句诗概括为‘旧邦新命’，这几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足以当之。‘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

　　稍后，他在《冯友兰学术精华录》自序中重申了这个意思：

　　“特别是（《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最后一句‘阐旧邦以辅新命’，尤为概括。我又把这一句作了一副对联的上联，下联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的方向，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我还打算把这副对联亲自写出来，悬于壁上，以为我的座右铭。”

　　果然，在1988年2月他亲自将此联书写出来，挂在书房的东墙。直到冯友兰逝世，这副对联一直挂在书房，它的上联出典于《诗经》，下联则取自《中庸》的成句。“阐旧邦”就是释古，指他对中国哲学史的阐释；“辅新命”就是点出他的学术工作背后的目的，是促进中华民族新命的实现。关于这副对联，冯友兰自己说过：

　　“上联说的是我的哲学史工作的意义，下联说的是我的自我修养的目标，这两句话，是我的自勉之辞。”

　　1980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自序里说：

　　“在解放之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这段话可以被看作是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一个注脚。“旧邦新命”是中国的特点，是中国、是中华民族生命的自然。“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发扬这个生命的自觉。“阐旧邦”不再是30年代《中国哲学史》的“释古”，这个“阐”是写出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体会，以便使新时代中的中国能够保持文化上的同一性。同时，这个“阐”又是为了促进新命的实现。冯友兰明确指出，所谓“新命”就是现代化。冯友兰1983年写的旧对联中的“心怀四化”指的也就是这个现代化的“新命”。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冯友兰前后思想的一些变化。冯友兰的哲学工作与时代、民族命运息息相关，但不同时代冯友兰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和宗旨有所不同，《新理学》的自序说“以期对于当前之大时代，即有涓埃之贡献”。《新世训》自序也说：

　　“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铄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一砖一石欤？”

　　然而，哲学家之贡献的性质必定与奋斗的将士、劳作的工农不同，冯友兰当时自己所理解的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新原人》的自序中对此有明确表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自应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

　　这表明冯友兰40年代时对于他的工作的意义有明确的自觉，这就是，他作为哲学家对民族大业的“涓埃贡献”是从哲学的高度探讨国家治平的方向和为国民提供安心立命的资源。到了“贞元六书”的后期，冯友兰越来越意识到，就哲学工作自身的特殊性质来说，他的工作总体上有一个特点，即“继开”。“继”是继承中国哲学的传统和精神，“开”是把中国哲学发展为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继往开来。冯友兰把他的“新理学”体系说成“新统”，表示他认为自己构建了一个适应时代的新哲学。因而“阐旧邦以辅新命”是不适于40年代的冯友兰的：他并不是努力诠释中国古典哲学，而是着意“安身心以致太平”“继往圣而开新统”，完成一个新的体系、新的哲学。

青年冯友兰

　　70年代后，冯友兰给自己再次提出的任务是“准备”，而不是“建构”。他说：

　　“通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完成统一、建立了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时候，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当时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

　　但是，冯友兰并不认为自己应构造这个中国今天所需的哲学体系，他只希望“为这个广泛的哲学体系准备材料、铺设道路”。冯友兰认为他为“新命”所能做的，不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定基调，也不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预制部件，而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营养品。所以《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意义，不仅是哲学史的，也是哲学的，冯友兰说：

　　“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

　　“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这些话可以说是冯友兰“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具体解释。”

　　事实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以说是冯友兰学术生命的根本动力，是一个对于他具有终极性的文化信念。在这个意义上，这副对联正是体现了冯友兰终极关怀的状态。“终极关怀”本是以基督宗教为基础提出来的，但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对终极者的强烈的超越信仰。从古典儒学到宋明儒学以及“新理学”都显示出，对民族和文化的眷注是对中国知识阶层具有终极意义的关切。在这一意义上，冯友兰的文化活动及其对联，为研究人文主义文化中终极关怀的性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例证。

　　此外，这副对联写于冯友兰双目失明前不久，因此它不只是为了自励铭省，事实上也是冯友兰对自己晚年的一个总结。“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的这副对联才是他最后十年生活活动的写照。上联讲学术，下联讲境界，合而观之，正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学者的生命形象，也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学者的生命评价。

　　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贺冯友兰寿有诗云“旧邦新命传真火，蚕赋云歌盼好春”，真火即人类几千年累积的智慧。冯友兰曾说：

　　“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

　　“李商隐有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蚕是用它的生命来吐丝的，蜡是用它的生命来发光的。”

　　在这“阐旧辅新”的十年中，冯友兰正是用全副生命来思想和写作的。他在病重时仍未停止思考，他吃力地说：“我躺在医院里，又有许多新的想法，但现在还没气力说出来。”他的哲学思考，直至他用尽了全部生命的能量才停止，真可谓精思志道，死而后已。

　　四、高明而中庸：冯友兰晚年追求的精神境界

冯友兰先生（右）影像

书房东墙挂有“三松”对联

　　1983年，冯友兰先生与金岳霖先生都到了88岁的年纪。冯友兰题联一副贺金先生寿，上联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字可分解为八十八，故88岁有称为“米寿”的。“茶”字可分解为廿和八十八，故108岁称为“茶寿”。上联表示祝贺，并以茶寿相期。下联是“论高白马道超青牛”，是指金先生的学问。公孙龙著有《白马论》，“论高白马”是说金先生逻辑分析的水平高于公孙龙；“青牛”指老子，金先生有《论道》一书，这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一部著名形上学著作。“道超青牛”是推称金先生此书可与《老子》相媲美。

　　冯友兰又以“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为上联，更作下联“心怀四化意寄三松”以为自寿，并把这副对联挂在书房的东墙上。在下联中，“心怀四化”表示冯友兰对祖国现代化事业的关注。“意寄三松”，冯友兰在北大燕南园的居所名为“三松堂”，这点至少读过《三松堂自序》的人多已耳熟能详；至于冯友兰所寄何“意”，在这副对联里没有说，照外人理解，容易想到这可能是冯友兰晚年优游涵泳的写照。

　　其实，“意寄三松”的意义应该不只于此，其中也表达了他在从事中国哲学史，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仍在追求个人的精神境界。所以冯友兰说新对联下联“‘极高明而道中庸’是我自我修养的目标”，也即，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成为一个参与民族复兴的爱国哲学家，还需要追求自己向往的精神境界 。

　　高明是指最高的精神境界，中庸是指这种精神境界的实现并不离乎人伦日用。冯友兰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他所追求的高明境界与耶、佛、老不同，这个境界用《新原人》的话，就是“天地境界”。宋儒程明道说：“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就表示了这种境界。“廓然大公”就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物来顺应”就是“无心以顺有”。这个境界是冯友兰所了解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境界的具体涵义。晚年冯友兰自己的精神境界与日俱进，屡经磨难而更臻于圆达。“精神境界”是冯友兰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中国古人有“三不朽”之说，以“立言”为其中之一。冯友兰对“旧邦新命”而“立言”，他的著述和哲学精神是永远不朽的，而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也同样将与世长存。

　　交流讨论环节，李中华教授强调了冯友兰先生在近现代以来中国古典哲学向近现代转型的贡献，并推动了传统文化的阐释和现代化的哲学助力。王博教授指出，冯友兰的学术宗旨与精神境界，体现出中国哲学一方面是思辨的学问，另一方面是生命的学问。孙庆伟教授论述了“阐旧邦以辅新命”与“推陈出新”的内在共通性。杨立华教授重点关注“阐旧邦以辅新命”的“辅”字，认为其体现出对未来的期许，即“贞下起元”中由“元”向“亨”的过渡。袁明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命”包含了对悟道、修身的要求。邓小南教授指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探求，实质为希望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和光辉的再现；冯先生精神境界的追求和通达，也为后人提供了生命的感知和深切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