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方面，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明确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范围；大致弄清了该时期科学与儒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初步论证了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二者应当协调发展；尝试提出了科技儒学的新概念等。深入开展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研究，亟待做到以下几点：合理布局研究框架；适当聚焦重点问题；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等。

　　关键词：西学东渐；科学与儒学关系；回顾；省察

　　在科技哲学界，我带头做起的“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是联系中国实际，在科技与文化方面所做的一种新探索。十多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受到学界的热情鼓励，也遇到一些误解。本文拟就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这一崭新研究方向进行回顾和省察，以期在隆重庆祝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40周年之际，向科技哲学界、中国哲学界和科技史界的同行们做一个简短的汇报。

　　一、缘 起

　　我从事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有一段特殊的心路历程。

　　1.研究兴趣的逻辑演进

　　我在学术研究上起步，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吉林大学舒炜光先生领衔、全国十几所综合性大学自然辩证法教师联合进行的科学认识论研究。这项研究对科学认识这一特殊的人类认识形式，从发生、形成、发展到它的价值等，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有评论认为该项研究“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的一页”[1]29，我承担了该项目共计四章的撰稿任务。在这个高规格的科学共同体中，对每一章初稿都要反复讨论修改的工作方式，使我受到了良好的科研训练。《科学认识论》第五卷为《科学认识价值论》，旨在论述科学认识的社会性，实际上是一项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以，科学认识论研究项目结束后，我的研究兴趣一度集中在科技与社会方面，出版了《科技与社会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人民出版社，2016）。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热”兴起。由于科技与文化是科技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的注意力随之集中到了科技与文化特别是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上。围绕此一方向，我发表了一批论文，并作为执行副主编，联合全国一批知名学者，出版了“中国科技潮丛书（共7册）”（山东科技出版社，1995）。该丛书分别从科技思想、科技体制、基础研究、发明创造、高技术、科技人才、科技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等七个侧面回顾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获得了山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在一定意义上，该丛书是一套多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思想史。其中，我独立撰写了《中国科技思想的创新》一书。

　　后来，出于为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扩大理论资源的考量，我专门进行了数年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在这方面发表了一批论文，出版了《理解科学——多维视野下的自然科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和《科学的社会性与自主性——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两部著作。前者被列入山东大学原校长展涛教授主编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从书”。后者不仅以默顿学派为中心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西方科学社会学，而且，从科技哲学的角度与西方科学社会学家展开对话，对他们的思想作出评价，并就有关理论问题阐发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该书入选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评审专家认为该书“有望改变我国多年以来对有学科开创之功的默顿学派研究的薄弱状况”。出版后，学界好评不断，相继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在科学社会学研究告一段落后，大约在2007年左右，我重返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领域，并选定西学东渐为场点，启动了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2007年7月12—14日，我参加中国科协第11期新观点新学术沙龙，作了题为“儒学必定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的发言。这篇短文在沙龙正式出版的文集《我国科技发展的文化基础》（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刊出后，被学界频频引用，产生了一定影响；2008年我应邀到山东军区某部队和原山东经济学院做了两次关于“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的回顾与思考”的讲座；2009年，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发表了四篇关于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论文。其中，《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是一篇2.7万字的长文，《从西学东渐看儒学与科学的协调问题》是2009年10月21日我赴韩国岭南大学参加“韩中儒家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学术研讨会”所报告的论文。

　　上述可见，我的研究兴趣由科学认识论到“科技与社会”，再到“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到“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转变。不变的是始终在科技哲学的科技与社会范畴内，变化的是研究范围逐渐聚焦。

　　2.思想认识的无形推动

　　我的研究兴趣之所以最终落脚到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与下列认识密切相关：

　　（1）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理想切入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对儒学的全盘否定和猛烈批判影响了几代人，视儒学为阻碍科学发展之“保守势力”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相斥论”长期未得到认真处置，迄今已进入相当多人的潜意识，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以致严重危及文化自信。基于为儒学正名，为弘扬传统文化扫清障碍，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张本，亟待澄清科学与儒学的关系。

　　在中国，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实问题。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事实方面主要包括：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的科学与儒学的关系。鉴于古代中国有无科学存在争论，而现代，儒学已被排除在意识形态之外，隐匿在马克思主义和传入的西方文化等文化形态背后。所以，近代西学东渐中这一段历史就显得格外重要。近代，在科技史的意义上，自明末清初至民国初年，不仅儒学仍然是意识形态，而且这一时期现代西方科学开始传入，是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初次相遇、平等交流的时期。初次相遇，则各自形态纯粹、彼此泾渭分明；平等交流，则双方取长补短、各取所需。所以易于凸显各自的本色和各自的优势与劣势。总之，正如著名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所说：“我相信中国文化在面对某种外来文化冲击时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其特质。这如同人与人之间起争执的情形，当你与邻居吵架时，你的语言和行为都可以显示出你在平时不会表露出来的性格。”[2]135尤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明末至民初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它是三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从没落走向终结而实现近代转型的时期。其中既包括中国古代科学命运的转折，也包括儒学的近代转型。这一点，使得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说，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不仅是现代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开端，也深藏着现代科学与儒学关系面临的所有问题的萌芽和源头。在当代，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乃至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必须虚心向这段历史请教。总之，以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为切入点，研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2）科技哲学等众多学科或研究领域新的理论生长点

　　本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性质。它以科技哲学为核心，同时与中国哲学、中国科技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学科相交叉。因此本研究所开辟的崭新研究领域，必定会在相关学科引发一种“连锁效应”，成为众多学科或研究领域新的理论生长点。例如：其一，由于涉及儒学，古代文献浩如烟海，所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一向难以进入科技哲学工作者的视野，以致在科技哲学领域几近盲区。但儒学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它与科学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考察将大大扩展人们关于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科学发展的文化条件等方面的认识，彰显科学的地方性，有利于增进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和提升科学观。其二，由于涉及自然科学，所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研究一向为中国哲学学者所回避的，以致在中国哲学界长期乏人问津，但它却直接关乎儒学“理性”特质的理解、如何认识和估价儒学的认识传统，以及儒学如何与科学相衔接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因此本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儒学的研究，而且有助于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三，既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贯穿于西学东渐的始终，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学东渐的本质，那么，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主线，重写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就是可行的，将有助于创建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主线的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使得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别开生面。其四，多年来，中国文化史界关于西学东渐研究的重心是中西文化交流。而中西两种文化均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于是，科学与儒学关系在复杂万端的中西文化交流中长期被掩没。鉴于科学与儒学分别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二者的互动关系应是中西两种文化交流的核心内容。它们被掩没在整体之中，显然是不正常的。本项研究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窘况。

　　上述认识，是推动我投身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思想根源。

　　二、进 展

　　十多年来，围绕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专题研究，我们相继组织了多次学术交流活动。其中，最主要有以下几次：

　　其一，2010年10月底，我们组织了由山东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出版了《中西文化会通的先驱：“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11）。这次会议的突出贡献有三：一是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薛凤祚这位中西文化会通先驱的重视；为齐鲁文化增添了一位中国近代科学名人；中西科学会通模式和占验思想研究填补了薛凤祚研究的空白。

　　其二，2014年11月，受山东省科协委托，我们主办了“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的命运”的全国性学术沙龙。刘钝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等全国近20位知名学者与会，是科技哲学、科学技术史、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多学科、多领域学者们对科学与儒学关系问题的一次联合攻关。会议亮点是科学与儒学关系“相容论”和“相斥论”双方面对面交锋，和而不同。对于引导人们加深对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很有意义。沙龙反响热烈。《中华读书报》在报道中称其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之初儒学与科学论争的第三波”[3]。

　　其三，2015年12月，受山东省科协委托，我们再次主办了题为“儒学促进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全国学术沙龙。刘钝、韩琦和台湾东吴大学前校长刘源俊教授等近20位知名学者与会。会议的贡献是：开展了利用儒学人文资源的系列专题讨论，如天人合一与科学、阴阳五行与科学、格物致知与科学、康熙朝理学与科学等。两次沙龙分别正式出版了论文集《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的命运：以“传统文化对科技的作用”为中心》（济南出版社，2015），《儒学促进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以“儒学的人文资源与科学”为中心》（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我的研究专著《科学与儒学——科技儒学初探》已经完成，有望在2021年年底出版。

　　此外，还出版了《探寻儒学与科学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一书。该书汇集了我在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方面所发表的30余篇论文，展示了我关于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心路历程。

　　总的来看，围绕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所取得的理论进展主要是：

　　1.阐发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方法论

　　（1）提出了研究明末清初科学与儒学关系应把握的主要原则

　　以科学、儒学、基督教三者两两互动的网状关系为背景；区分东传科学影响儒学的两种表现形式（影响儒学、影响主要包容于儒学之中的中国传统科学）；把握中国传统科学与西学冲撞与融合的主线（从积极引进、中西会通到西学中源）；以科学译著的文本研究为基础。

　　（2）明确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范围

　　一是科学对儒学的作用。科学引发了儒学知识观点（如心之官则思、天圆地方）、理论内容（如夷夏之辨）和理论结构（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康有为《人类公理》等运用公理化方法）的变化，以及基本观念（如宇宙观）的变化等，也引发了主要从属于儒学的中国传统科学的相应变化。

　　图1

　　二是儒学对科学的作用，主要是一种“选择”的作用，而选择的结果又进一步表现为欢迎、拒斥、建构和同化等具体形式。

　　图2

　　（3）界定了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

　　指出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是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是中、西两种文化互动的重心，以及各种医学思潮论争的焦点。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呈现以下特点：形式多样，儒学形式双重性的长期存在，彰显了儒学的现代科技价值等。

　　2.论证科学与儒学的相容性和协调发展

　　（1）针对流行甚广的科学与儒学“相斥论”，从多角度、多侧面论证了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第一，从宏观历史事实的角度看，在古代，中国传统科学在相当程度上包容于儒学、以其实用性服务于儒家政治和道德目标，因此，二者具有相容性；在近代，尽管也有部分儒士排斥西方科学，但整体上，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自始至终在格物穷理的名义下进行，而且，儒学的每一流派都积极欢迎和运用西方科技，进而对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反过来，儒学的每一次转型，也都有其西方科学的动因，并且深刻影响了西方科学的传播和发展；在现代，科学是儒学现代化的坐标，儒学则是消弭科技负面后果、帮助科学家端正价值观、树立良好学风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二，从微观历史事实的角度看，历史上格物致知的含义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一次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的形成，另一次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想家格物致知观的形成；两次转向均对科学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两次重大转向，格物致知经历了一个认知含义不断扩大、最终由一个道德概念转变为兼具道德和认知双重性质的概念并用来表征科学的过程。该过程表明：格物致知是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基因。这一点既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也为阐发儒学认识传统、使儒学与现代科学相接榫提供了内在依据。第三，从理论上看，儒学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高度发达的价值系统，科学则是人类真理性认识的结晶或者人类社会性的求真活动。在一定意义上，二者是价值与真理的关系。儒学价值簇与科学真理终极目的的一致、精神气质的相通、思维方式的互补和社会功能的共济等，共同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

　　（2）论证了科学与儒学的协调发展

　　西学东渐的历史表明：最大限度地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是儒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儒学也必定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二者的协调发展是大势所趋。推进儒学与科学的协调发展需多管齐下：重新认识仁、智关系，挺立儒学的认识传统，彰显和利用儒学的人文资源，科学主动适应中国文化传统等。

　　3.探讨儒学人文资源的现代价值

　　研究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目的之一，是在承认儒学对科学具有一定消极作用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充分展示和挖掘儒学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人文资源。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儒学的一系列概念、命题与科学的关系。这方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气”论与科学的关系、“经世致用”与科学的关系、西学东渐中中西科学会通的方针等。例如，从“经世致用”与科学的关系看，原始儒学重视经世致用，如《尚书》强调“正德，利用，厚生”[4]355，即便宋明理学，也提倡经世致用。如，二程曾明确讲：“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5]1187自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始，经世致用已上升为儒学的核心命题。经世致用并不必然导致实用主义，其合理内核是反对死读书、空谈义理，以及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社会服务。正因为此，“实学传统中实理型经世致用对西方科学的接引则是儒学与科学能够产生良性互动的内在依据。”[6]262就薛凤祚的“折衷众论，求归一是”中西科学会通的方针而言，它本质上是中体西用，但对“体”“用”态度灵活，或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善于从各种异质文化中汲取养分，重在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而“体”不等同于“传统”，也不囿于“传统”，关键是保持民族特色，而且以“用”促“体”、以“用”养“体”，在“用”的促进下，让“体”永远处于一种永恒发展状态。薛氏思想对于当代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颇有借鉴意义。

　　4.开展“东传科学与儒学的嬗变”系列研究

　　明末以降，儒学经历了多次转型，出现了一系列思潮或流派：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到乾嘉考据学、晚清今文经学，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现代新儒学等。其间的每一步，在众多的内因和外因的纵横交错中，都与东传的西方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说，自明末1582年利玛窦等传教士携西方科学入华，直至20世纪初标志着近代科学在中国实现体制化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陆续成立，三百多年间传入的西方科学对儒学既有冲击和挑战，也有融合和促进；反过来，儒学作为最重要、最深层的文化背景，对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扎根和发展，也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围绕本专题，我指导了十多篇博士论文。1这些论文主要是分别考察上述各儒学流派与东传西方科学的互动关系。最终以有力的事实表明，其间儒学各流派与科学均呈现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5.开辟科技儒学研究方向

　　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有待研究的问题相当多，有些问题甚至比较尖锐。例如：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特别是17、18世纪西方发生近代科学革命之际，传教士正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中国没能抓住“机遇”而把西方科学革命引入中国，当时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是否应负责任？另有一些问题较为微观，但也十分尖锐，例如，儒学讲修身，且主张“反求诸己”“反身而诚”，是否可据此认为儒学根本不需要科学？儒学信奉“天人合一”，致使主客不分，是否可据此认为儒学阻碍科学？创新是科学的生命线，而儒学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7]199；科学家重“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而儒学重师道尊严，是否可据此认为儒学与科学不相容？基于这类问题量大面广，严重威胁中国的文化自信，那么，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称之为科技儒学呢？于是，我首次提出科技儒学概念，主张：基于儒学的人文主义性质，科技儒学无意建构一种以科学为基础或具有科技性质的新的儒学理论体系，而是以儒学的科技内涵（儒学所包含的与近代科学息息相通的因素）、科技与儒学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

　　此外，我们还进行了西学东渐中关键人物的个案研究。我本人主要做了严复、薛凤祚和利玛窦等个案研究。其中，利玛窦研究的机缘是2010年5月底我应邀前往意大利米兰圣心大学参加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活动，做了题为《利玛窦：中国科学近代化奠基的第一人》的主旨报告，随后发表了相关论文。我先后指导的本专题研究的20余篇硕士论文，大都以西学东渐中的关键人物为中心探讨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如，《徐光启：科学、宗教与儒学的奇异融合》《张锡纯中西医汇通思想研究》《把科学精神融入儒学传统中——以阮元为中心》等等。

　　三、 省 察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相关研究的跟踪考察和我们自己多年的研究，深感深入开展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亟待做到以下三点：

　　1.合理布局研究框架

　　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既是一项哲学性质的研究，也一项历史性质的研究，具有某种交叉性。因此，研究需要从历史和哲学两个维度开展：历史维度的研究将包含某种哲学分析，而哲学维度的研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基础。

　　（1）历史维度的研究

　　历史维度的研究可区分为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侧面。历时性研究是指把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划分为以下历史阶段进行研究：

　　第一，融合中的冲撞：

　　1582 （利玛窦进入中国）—1669 （历狱案平反）。本阶段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撞和融合，由于在当时国人心目中西方科学与基督教均属西学，甚至存在某种混淆，所以，其间不同程度地穿插着科学与儒学的冲撞与融合。冲撞的代表事件主要有南京教案、闽浙士人辟邪论、明末改历、清初历狱案等。在这些事件中均有以反教士人为主的一批士人反科学的言论和行为发生。融合的代表事件主要有《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出版、《崇祯历书》的编撰、《天学初函》的结集出版等。

　　第二，会通以求超胜：

　　1669—1722（康熙逝世）。中西科学会通由徐光启发轫，贯穿于明末和有清一代。鉴于此时期西学传播获得康熙帝的支持与提倡、学习西学成为时尚，而科学家的学术水平大为提高，中西科学会通的深度和广度臻至高峰。会通的实质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或者说是两种文化相融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所以，“会通以求超胜”成为本阶段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突出特征。

　　第三，溯源旨在同化：

　　1722—1840。“西学中源”说源于明末，经王锡阐和梅文鼎等科学家的精心论证，最终康熙帝钦定而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乾嘉汉学是一次为“西学中源”说大规模搜集证据的运动。“西学中源”说具有深厚的儒学背景，对明末和清一代的科技传播和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而“西学中源”的实质亦是中西两种文化的融合，是文化融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此，“溯源旨在同化”是本时期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突出特征。

　　第四，中西体用之间：

　　1840—1911（中华民国成立）。此时期，迫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压力，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中国由被动接受迅速转变为主动引进；同时，经历了由注重技术引进到注重科学引进和制度变革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安放西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为主旨的体用关系之争成为时代课题。于是，中西体用关系被凸显出来。本阶段“中体西用”经历了由重在“中体”到重在“西用”等一系列变化，但无论如何，中体西用的本质是中西两种文化的融合，因此中西体用关系自然也就成为此时期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突出特点。

　　第五，裂变与互补：

　　1911—1928（中央研究院成立）。辛亥革命以后，儒学走下意识形态神坛。在建设新文化的呼声中，重估儒学价值成为当务之急。主要由于留学生的中介作用，社会各界对于科学的认识空前提高，甚或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科学崇拜的思想有所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界关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出现巨大分歧。不计中间派别，仅就两极观点而言：激进派认为，要引进和发展科学，必须清理文化地基，彻底摈弃儒学；保守派认为，科学代表物质文明，儒学代表精神文明，二者并行不悖，可以互补。于是，裂变与互补成为本阶段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基本特征。不过，保守派被称之为儒家知识分子固然毫无疑问，而激进派尽管口头上高呼批判儒学，但躯体内依然活跃着儒学的文化基因，也并非与儒家知识分子毫无瓜葛。所以，从双方一致要求引进科学和发展科学来看，此时期仍然是科学与儒学的融合占主导地位。

　　此外，出于把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置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整体中予以审视的考虑，还有必要适当关照中国古代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和中国现代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

　　共时性研究是把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划分为科学与儒学各构成部分关系的研究。例如，科学与儒学范畴的关系、科学与儒学理论的关系、科学与儒学研究方法的关系、科学与儒学流派的关系、科学与儒学主要人物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上述研究，在涉及科学的时候，可以指科学整体，也可以指诸如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建制等一个或几个侧面。

　　（2）哲学维度的研究

　　哲学维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和上述共时性研究关联密切，抑或说上述许多共时性研究都带有浓郁的哲学研究色彩，特别是科学与儒学范畴关系的研究、科学与儒学理论关系的研究、科学与儒学研究方法关系的研究等；宏观研究主要是指围绕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本质所进行的研究。长期以来，关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本质，学界众说纷纭。例如，“真理与价值”说、“知识与价值”说、“理性与价值”说、“真理与道德”说等，目前，亟待从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阐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力争建立一个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理论模型，用它既能解释以往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历史、预见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同时，也能起到清算“科学与儒学相斥论”的作用。

　　2.适当聚焦重点问题

　　由于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所以研究目标不宜太散，需要适当聚焦重点问题：

　　（1）辩驳科学与儒学“相斥论”。

　　迄今，科学与儒学“相斥论”仍有一定市场。这一点在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领域，也留下了痕迹。有些著述有明显夸大和渲染“相斥论”的倾向；有些则由于认识方法上的不全面，产生了“相斥论”的弊端，其中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是孤立看待儒学的某个观念和命题，而没有将其置于儒学思想体系的整体中去分析。例如，儒学既主张“夷夏之辨”，也主张“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而西学东渐中儒士们在强调学习西方科学时，引用最多的情况是后者。就是说，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后者。因此，那种仅仅以前者为根据指责批判儒学封闭、保守是站不住脚的。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以下儒学命题均具有相辅相成的性质：“君子不器”和“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天不变，道亦不变”和“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和“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等等。

　　（2）解决有争议的学术问题。

　　在西学东渐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方面，有争议的问题不少。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推进和提高本项研究的质量很有意义。例如，在科学与儒学流派的关系上，以下问题一直引人关注：其一，关于西方科学对明末实学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二者形成良性互动，西方科学极大促进了实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但也有观点认为，西方科学对实学的影响或是局部的、间接的、不自觉的和短暂的。该问题关乎科学与实学关系的全局，必须予以辨明。其二，乾嘉汉学的形成是否受到了西方科学的影响？有意见认为，尽管乾嘉汉学讳言西学，但很多乾嘉学者注重学习和运用西方科学，西方科学对乾嘉汉学的形成有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史学界和中国哲学史界通常避而不谈西方科学对乾嘉汉学形成的影响。这个问题同样关乎科学与乾嘉汉学关系的全局，必须予以辨明。其三，康有为今文经学是否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论比较激烈，同样必须予以辨明。 其他如西学中源说的功过是非是什么、康熙朝是否错失科学革命良机、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民国期间中医存废之争、如何正确评价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与保守派之争，等等。

　　（3）深入儒学内部探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影响科学和儒学关系的因素很多，但起根本作用的乃是儒学的概念、命题、理论、思维方式、基本观念等内部因素和科学的关系。所以，研究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一定要深入到儒学内部。为此，要全面搜索和清理西学东渐过程中，儒士们经常引用的、在行动中实际起作用的儒学概念、命题、理论、思维方式、基本观念等，然后，逐一分析其对科学作用的表现和性质。这样做，不仅把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落到实处，而且也是对儒学利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一种展示。目前这一点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需要加强。

　　（4）从整体上鸟瞰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专题研究，少量的宏观研究也仅仅是设想，并未付诸实践。而科学史界和中国哲学史界所进行的关于西学东渐的整体研究，往往缺乏对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关注。总之，目前专题研究的积累已相当雄厚，亟待将这些成果整合提升，找到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作为统率全局的纲领，形成一部系统的综合性著作，还原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在局部冲撞中协调发展的进程，梳理发展线索，总结经验教训，并展望发展趋势。

　　3.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在全面总结已有直接研究和相关研究的经验教训，以及批判地借鉴已有关于西学东渐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需要坚持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1）对话型文化研究范式。

　　西学东渐历来有不同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框架。如日本川原秀城划分的福音范式、对峙型哲学范式、对话型哲学范式；比利时钟鸣旦划分的传播类框架、接受类框架、创新类框架和互动交流类框架等。我们倾向于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在西学东渐研究中采取对话型文化研究范式。就是说，告别既往西学东渐研究的简单做法，一定要充分看到，在西学东渐尤其第一次西学东渐中，不是西方科学的单向传入，而是西方科学和中国儒学分别作为西方文化的精华和中国文化的主干所进行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同时，也不是儒学对西方科学单纯地被动接受或者拒绝，而是包含着儒学对西方科学主动的选择、吸收、同化和建构。双方都在努力地适应对方、理解对方、影响对方。其间有冲撞和斗争，更有妥协和融合。其结果，两者都在这种平等对话中获益，从对方吮吸了丰富的养分，壮大、发展了自己。坚持这一研究范式，将会扩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的真实。

　　（2）科学与儒学关系内史与外史的统一。

　　即注重分析科学与儒学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如何共同建构科学与儒学的历史关系。西学东渐的350年中，中国不仅明清易代，还发生了结束封建制度的共和革命，这种天崩地解的社会背景构成了科学与儒学关系外在因素的大背景，而科学与儒学各自思想内容的相互作用则是影响二者关系的内在因素。一方面，内在因素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效果深受外在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内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外在因素。如果说聚焦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内在因素是“入乎其内”的话，那么，旁及外在因素则是“出乎其外”了。二者里应外合，相辅相成。

　　（3）把握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主线。

　　两次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主线不尽相同，但一脉相承。第一次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主线是对西方科学要不要引进、引进什么？其间，虽然反对科学的言行时有发生，但大都出于一部分反教士人对宗教和科学的界限混淆不清。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主调是相容的和亲和的。第二次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主线是如何处置引进的西方科学与主干为儒学的中国文化的关系？尽管在一部分人看来，科学与儒学不相容，恭迎赛先生必须排拒儒学，但实际情况是，科学要引进、要发展，而儒学打不倒，也不可能被打倒。所以，事实上，此时期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也是相容的和亲和的。只有牢牢把握这一主线，才能高屋建瓴地观察和分析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为350年间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历史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说明。

　　参考文献

　　[1] 汪信砚.登高极目的宏篇巨著——评舒炜光主编的《科学认识论》[J].哲学动态，1991(6):29-31.

　　[2] 王家凤，李光真.当西方遇见东方：国际汉学与汉学家[M].台北：光风出版社，1991.

　　[3] 吴昂.学者再议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的合运[N].中华读书报，2014-11-14(1).

　　[4] 王世舜，等译注.尚书·大禹谟[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 [宋]程颐，程颢.二程集[C].王孝渔，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 王静.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D].济南：山东大学，2018.

　　[7] 杨伯峻，译注.论语·季氏[M].北京：中华书局，2014.

　　注释

　　1 较有代表性的是：（1）宋芝业：《明末清初中西数学会通与中国传统数学嬗变的研究》，该论文获评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2016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王刚：《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3）张庆伟：《东传科学与乾嘉考据学——以戴震为中心》；（4）杨爱东：《东传科学与明末清初实学思潮——以方以智为中心》；（5）吕晓钰：《为科学奠基——科技哲学视野下的成中英思想研究》，该论文以成中英为例，研究当代新儒家与科学，受到了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本人的充分肯定；（6）刘星：《东传科学与清末民初今文经学——以康有为为中心》，2018年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7）刘溪：《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8）王静：《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该论文获评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9）苗建荣：《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儒学的建构——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2021年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等。

　　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省察

　　作者： 马来平

　　来源：《自然辩证法》2021年第11期

　　摘 要：在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方面，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明确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范围；大致弄清了该时期科学与儒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初步论证了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二者应当协调发展；尝试提出了科技儒学的新概念等。深入开展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研究，亟待做到以下几点：合理布局研究框架；适当聚焦重点问题；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等。

　　关键词：西学东渐；科学与儒学关系；回顾；省察

　　作者简介：马来平（1950—），山东巨野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学、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

　　在科技哲学界，我带头做起的“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是联系中国实际，在科技与文化方面所做的一种新探索。十多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受到学界的热情鼓励，也遇到一些误解。本文拟就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这一崭新研究方向进行回顾和省察，以期在隆重庆祝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40周年之际，向科技哲学界、中国哲学界和科技史界的同行们做一个简短的汇报。

　　一、缘 起

　　我从事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有一段特殊的心路历程。

　　1.研究兴趣的逻辑演进

　　我在学术研究上起步，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吉林大学舒炜光先生领衔、全国十几所综合性大学自然辩证法教师联合进行的科学认识论研究。这项研究对科学认识这一特殊的人类认识形式，从发生、形成、发展到它的价值等，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有评论认为该项研究“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的一页”[1]29，我承担了该项目共计四章的撰稿任务。在这个高规格的科学共同体中，对每一章初稿都要反复讨论修改的工作方式，使我受到了良好的科研训练。《科学认识论》第五卷为《科学认识价值论》，旨在论述科学认识的社会性，实际上是一项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以，科学认识论研究项目结束后，我的研究兴趣一度集中在科技与社会方面，出版了《科技与社会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人民出版社，2016）。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热”兴起。由于科技与文化是科技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的注意力随之集中到了科技与文化特别是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上。围绕此一方向，我发表了一批论文，并作为执行副主编，联合全国一批知名学者，出版了“中国科技潮丛书（共7册）”（山东科技出版社，1995）。该丛书分别从科技思想、科技体制、基础研究、发明创造、高技术、科技人才、科技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等七个侧面回顾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获得了山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在一定意义上，该丛书是一套多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思想史。其中，我独立撰写了《中国科技思想的创新》一书。

　　后来，出于为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扩大理论资源的考量，我专门进行了数年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在这方面发表了一批论文，出版了《理解科学——多维视野下的自然科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和《科学的社会性与自主性——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两部著作。前者被列入山东大学原校长展涛教授主编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从书”。后者不仅以默顿学派为中心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西方科学社会学，而且，从科技哲学的角度与西方科学社会学家展开对话，对他们的思想作出评价，并就有关理论问题阐发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该书入选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评审专家认为该书“有望改变我国多年以来对有学科开创之功的默顿学派研究的薄弱状况”。出版后，学界好评不断，相继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在科学社会学研究告一段落后，大约在2007年左右，我重返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领域，并选定西学东渐为场点，启动了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2007年7月12—14日，我参加中国科协第11期新观点新学术沙龙，作了题为“儒学必定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的发言。这篇短文在沙龙正式出版的文集《我国科技发展的文化基础》（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刊出后，被学界频频引用，产生了一定影响；2008年我应邀到山东军区某部队和原山东经济学院做了两次关于“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的回顾与思考”的讲座；2009年，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发表了四篇关于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论文。其中，《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是一篇2.7万字的长文，《从西学东渐看儒学与科学的协调问题》是2009年10月21日我赴韩国岭南大学参加“韩中儒家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学术研讨会”所报告的论文。

　　上述可见，我的研究兴趣由科学认识论到“科技与社会”，再到“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到“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转变。不变的是始终在科技哲学的科技与社会范畴内，变化的是研究范围逐渐聚焦。

　　2.思想认识的无形推动

　　我的研究兴趣之所以最终落脚到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与下列认识密切相关：

　　（1）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理想切入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对儒学的全盘否定和猛烈批判影响了几代人，视儒学为阻碍科学发展之“保守势力”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相斥论”长期未得到认真处置，迄今已进入相当多人的潜意识，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以致严重危及文化自信。基于为儒学正名，为弘扬传统文化扫清障碍，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张本，亟待澄清科学与儒学的关系。

　　在中国，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实问题。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事实方面主要包括：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的科学与儒学的关系。鉴于古代中国有无科学存在争论，而现代，儒学已被排除在意识形态之外，隐匿在马克思主义和传入的西方文化等文化形态背后。所以，近代西学东渐中这一段历史就显得格外重要。近代，在科技史的意义上，自明末清初至民国初年，不仅儒学仍然是意识形态，而且这一时期现代西方科学开始传入，是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初次相遇、平等交流的时期。初次相遇，则各自形态纯粹、彼此泾渭分明；平等交流，则双方取长补短、各取所需。所以易于凸显各自的本色和各自的优势与劣势。总之，正如著名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所说：“我相信中国文化在面对某种外来文化冲击时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其特质。这如同人与人之间起争执的情形，当你与邻居吵架时，你的语言和行为都可以显示出你在平时不会表露出来的性格。”[2]135尤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明末至民初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它是三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从没落走向终结而实现近代转型的时期。其中既包括中国古代科学命运的转折，也包括儒学的近代转型。这一点，使得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说，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不仅是现代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开端，也深藏着现代科学与儒学关系面临的所有问题的萌芽和源头。在当代，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乃至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必须虚心向这段历史请教。总之，以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为切入点，研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2）科技哲学等众多学科或研究领域新的理论生长点

　　本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性质。它以科技哲学为核心，同时与中国哲学、中国科技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学科相交叉。因此本研究所开辟的崭新研究领域，必定会在相关学科引发一种“连锁效应”，成为众多学科或研究领域新的理论生长点。例如：其一，由于涉及儒学，古代文献浩如烟海，所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一向难以进入科技哲学工作者的视野，以致在科技哲学领域几近盲区。但儒学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它与科学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考察将大大扩展人们关于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科学发展的文化条件等方面的认识，彰显科学的地方性，有利于增进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和提升科学观。其二，由于涉及自然科学，所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研究一向为中国哲学学者所回避的，以致在中国哲学界长期乏人问津，但它却直接关乎儒学“理性”特质的理解、如何认识和估价儒学的认识传统，以及儒学如何与科学相衔接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因此本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儒学的研究，而且有助于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三，既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贯穿于西学东渐的始终，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学东渐的本质，那么，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主线，重写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就是可行的，将有助于创建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主线的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使得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别开生面。其四，多年来，中国文化史界关于西学东渐研究的重心是中西文化交流。而中西两种文化均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于是，科学与儒学关系在复杂万端的中西文化交流中长期被掩没。鉴于科学与儒学分别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二者的互动关系应是中西两种文化交流的核心内容。它们被掩没在整体之中，显然是不正常的。本项研究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窘况。

　　上述认识，是推动我投身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思想根源。

　　二、进 展

　　十多年来，围绕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专题研究，我们相继组织了多次学术交流活动。其中，最主要有以下几次：

　　其一，2010年10月底，我们组织了由山东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出版了《中西文化会通的先驱：“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11）。这次会议的突出贡献有三：一是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薛凤祚这位中西文化会通先驱的重视；为齐鲁文化增添了一位中国近代科学名人；中西科学会通模式和占验思想研究填补了薛凤祚研究的空白。

　　其二，2014年11月，受山东省科协委托，我们主办了“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的命运”的全国性学术沙龙。刘钝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等全国近20位知名学者与会，是科技哲学、科学技术史、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多学科、多领域学者们对科学与儒学关系问题的一次联合攻关。会议亮点是科学与儒学关系“相容论”和“相斥论”双方面对面交锋，和而不同。对于引导人们加深对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很有意义。沙龙反响热烈。《中华读书报》在报道中称其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之初儒学与科学论争的第三波”[3]。

　　其三，2015年12月，受山东省科协委托，我们再次主办了题为“儒学促进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全国学术沙龙。刘钝、韩琦和台湾东吴大学前校长刘源俊教授等近20位知名学者与会。会议的贡献是：开展了利用儒学人文资源的系列专题讨论，如天人合一与科学、阴阳五行与科学、格物致知与科学、康熙朝理学与科学等。两次沙龙分别正式出版了论文集《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的命运：以“传统文化对科技的作用”为中心》（济南出版社，2015），《儒学促进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以“儒学的人文资源与科学”为中心》（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我的研究专著《科学与儒学——科技儒学初探》已经完成，有望在2021年年底出版。

　　此外，还出版了《探寻儒学与科学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一书。该书汇集了我在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方面所发表的30余篇论文，展示了我关于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心路历程。

　　总的来看，围绕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所取得的理论进展主要是：

　　1.阐发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方法论

　　（1）提出了研究明末清初科学与儒学关系应把握的主要原则

　　以科学、儒学、基督教三者两两互动的网状关系为背景；区分东传科学影响儒学的两种表现形式（影响儒学、影响主要包容于儒学之中的中国传统科学）；把握中国传统科学与西学冲撞与融合的主线（从积极引进、中西会通到西学中源）；以科学译著的文本研究为基础。

　　（2）明确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范围

　　一是科学对儒学的作用。科学引发了儒学知识观点（如心之官则思、天圆地方）、理论内容（如夷夏之辨）和理论结构（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康有为《人类公理》等运用公理化方法）的变化，以及基本观念（如宇宙观）的变化等，也引发了主要从属于儒学的中国传统科学的相应变化。

　　图1

　　二是儒学对科学的作用，主要是一种“选择”的作用，而选择的结果又进一步表现为欢迎、拒斥、建构和同化等具体形式。

　　图2

　　（3）界定了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

　　指出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是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是中、西两种文化互动的重心，以及各种医学思潮论争的焦点。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呈现以下特点：形式多样，儒学形式双重性的长期存在，彰显了儒学的现代科技价值等。

　　2.论证科学与儒学的相容性和协调发展

　　（1）针对流行甚广的科学与儒学“相斥论”，从多角度、多侧面论证了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第一，从宏观历史事实的角度看，在古代，中国传统科学在相当程度上包容于儒学、以其实用性服务于儒家政治和道德目标，因此，二者具有相容性；在近代，尽管也有部分儒士排斥西方科学，但整体上，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自始至终在格物穷理的名义下进行，而且，儒学的每一流派都积极欢迎和运用西方科技，进而对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反过来，儒学的每一次转型，也都有其西方科学的动因，并且深刻影响了西方科学的传播和发展；在现代，科学是儒学现代化的坐标，儒学则是消弭科技负面后果、帮助科学家端正价值观、树立良好学风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二，从微观历史事实的角度看，历史上格物致知的含义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一次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的形成，另一次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想家格物致知观的形成；两次转向均对科学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两次重大转向，格物致知经历了一个认知含义不断扩大、最终由一个道德概念转变为兼具道德和认知双重性质的概念并用来表征科学的过程。该过程表明：格物致知是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基因。这一点既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也为阐发儒学认识传统、使儒学与现代科学相接榫提供了内在依据。第三，从理论上看，儒学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高度发达的价值系统，科学则是人类真理性认识的结晶或者人类社会性的求真活动。在一定意义上，二者是价值与真理的关系。儒学价值簇与科学真理终极目的的一致、精神气质的相通、思维方式的互补和社会功能的共济等，共同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

　　（2）论证了科学与儒学的协调发展

　　西学东渐的历史表明：最大限度地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是儒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儒学也必定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二者的协调发展是大势所趋。推进儒学与科学的协调发展需多管齐下：重新认识仁、智关系，挺立儒学的认识传统，彰显和利用儒学的人文资源，科学主动适应中国文化传统等。

　　3.探讨儒学人文资源的现代价值

　　研究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目的之一，是在承认儒学对科学具有一定消极作用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充分展示和挖掘儒学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人文资源。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儒学的一系列概念、命题与科学的关系。这方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气”论与科学的关系、“经世致用”与科学的关系、西学东渐中中西科学会通的方针等。例如，从“经世致用”与科学的关系看，原始儒学重视经世致用，如《尚书》强调“正德，利用，厚生”[4]355，即便宋明理学，也提倡经世致用。如，二程曾明确讲：“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5]1187自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始，经世致用已上升为儒学的核心命题。经世致用并不必然导致实用主义，其合理内核是反对死读书、空谈义理，以及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社会服务。正因为此，“实学传统中实理型经世致用对西方科学的接引则是儒学与科学能够产生良性互动的内在依据。”[6]262就薛凤祚的“折衷众论，求归一是”中西科学会通的方针而言，它本质上是中体西用，但对“体”“用”态度灵活，或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善于从各种异质文化中汲取养分，重在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而“体”不等同于“传统”，也不囿于“传统”，关键是保持民族特色，而且以“用”促“体”、以“用”养“体”，在“用”的促进下，让“体”永远处于一种永恒发展状态。薛氏思想对于当代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颇有借鉴意义。

　　4.开展“东传科学与儒学的嬗变”系列研究

　　明末以降，儒学经历了多次转型，出现了一系列思潮或流派：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到乾嘉考据学、晚清今文经学，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现代新儒学等。其间的每一步，在众多的内因和外因的纵横交错中，都与东传的西方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说，自明末1582年利玛窦等传教士携西方科学入华，直至20世纪初标志着近代科学在中国实现体制化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陆续成立，三百多年间传入的西方科学对儒学既有冲击和挑战，也有融合和促进；反过来，儒学作为最重要、最深层的文化背景，对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扎根和发展，也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围绕本专题，我指导了十多篇博士论文。1这些论文主要是分别考察上述各儒学流派与东传西方科学的互动关系。最终以有力的事实表明，其间儒学各流派与科学均呈现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5.开辟科技儒学研究方向

　　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有待研究的问题相当多，有些问题甚至比较尖锐。例如：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特别是17、18世纪西方发生近代科学革命之际，传教士正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中国没能抓住“机遇”而把西方科学革命引入中国，当时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是否应负责任？另有一些问题较为微观，但也十分尖锐，例如，儒学讲修身，且主张“反求诸己”“反身而诚”，是否可据此认为儒学根本不需要科学？儒学信奉“天人合一”，致使主客不分，是否可据此认为儒学阻碍科学？创新是科学的生命线，而儒学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7]199；科学家重“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而儒学重师道尊严，是否可据此认为儒学与科学不相容？基于这类问题量大面广，严重威胁中国的文化自信，那么，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称之为科技儒学呢？于是，我首次提出科技儒学概念，主张：基于儒学的人文主义性质，科技儒学无意建构一种以科学为基础或具有科技性质的新的儒学理论体系，而是以儒学的科技内涵（儒学所包含的与近代科学息息相通的因素）、科技与儒学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

　　此外，我们还进行了西学东渐中关键人物的个案研究。我本人主要做了严复、薛凤祚和利玛窦等个案研究。其中，利玛窦研究的机缘是2010年5月底我应邀前往意大利米兰圣心大学参加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活动，做了题为《利玛窦：中国科学近代化奠基的第一人》的主旨报告，随后发表了相关论文。我先后指导的本专题研究的20余篇硕士论文，大都以西学东渐中的关键人物为中心探讨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如，《徐光启：科学、宗教与儒学的奇异融合》《张锡纯中西医汇通思想研究》《把科学精神融入儒学传统中——以阮元为中心》等等。

　　三、 省 察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相关研究的跟踪考察和我们自己多年的研究，深感深入开展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亟待做到以下三点：

　　1.合理布局研究框架

　　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既是一项哲学性质的研究，也一项历史性质的研究，具有某种交叉性。因此，研究需要从历史和哲学两个维度开展：历史维度的研究将包含某种哲学分析，而哲学维度的研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基础。

　　（1）历史维度的研究

　　历史维度的研究可区分为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侧面。历时性研究是指把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划分为以下历史阶段进行研究：

　　第一，融合中的冲撞：

　　1582 （利玛窦进入中国）—1669 （历狱案平反）。本阶段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撞和融合，由于在当时国人心目中西方科学与基督教均属西学，甚至存在某种混淆，所以，其间不同程度地穿插着科学与儒学的冲撞与融合。冲撞的代表事件主要有南京教案、闽浙士人辟邪论、明末改历、清初历狱案等。在这些事件中均有以反教士人为主的一批士人反科学的言论和行为发生。融合的代表事件主要有《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出版、《崇祯历书》的编撰、《天学初函》的结集出版等。

　　第二，会通以求超胜：

　　1669—1722（康熙逝世）。中西科学会通由徐光启发轫，贯穿于明末和有清一代。鉴于此时期西学传播获得康熙帝的支持与提倡、学习西学成为时尚，而科学家的学术水平大为提高，中西科学会通的深度和广度臻至高峰。会通的实质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或者说是两种文化相融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所以，“会通以求超胜”成为本阶段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突出特征。

　　第三，溯源旨在同化：

　　1722—1840。“西学中源”说源于明末，经王锡阐和梅文鼎等科学家的精心论证，最终康熙帝钦定而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乾嘉汉学是一次为“西学中源”说大规模搜集证据的运动。“西学中源”说具有深厚的儒学背景，对明末和清一代的科技传播和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而“西学中源”的实质亦是中西两种文化的融合，是文化融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此，“溯源旨在同化”是本时期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突出特征。

　　第四，中西体用之间：

　　1840—1911（中华民国成立）。此时期，迫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压力，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中国由被动接受迅速转变为主动引进；同时，经历了由注重技术引进到注重科学引进和制度变革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安放西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为主旨的体用关系之争成为时代课题。于是，中西体用关系被凸显出来。本阶段“中体西用”经历了由重在“中体”到重在“西用”等一系列变化，但无论如何，中体西用的本质是中西两种文化的融合，因此中西体用关系自然也就成为此时期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突出特点。

　　第五，裂变与互补：

　　1911—1928（中央研究院成立）。辛亥革命以后，儒学走下意识形态神坛。在建设新文化的呼声中，重估儒学价值成为当务之急。主要由于留学生的中介作用，社会各界对于科学的认识空前提高，甚或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科学崇拜的思想有所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界关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出现巨大分歧。不计中间派别，仅就两极观点而言：激进派认为，要引进和发展科学，必须清理文化地基，彻底摈弃儒学；保守派认为，科学代表物质文明，儒学代表精神文明，二者并行不悖，可以互补。于是，裂变与互补成为本阶段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基本特征。不过，保守派被称之为儒家知识分子固然毫无疑问，而激进派尽管口头上高呼批判儒学，但躯体内依然活跃着儒学的文化基因，也并非与儒家知识分子毫无瓜葛。所以，从双方一致要求引进科学和发展科学来看，此时期仍然是科学与儒学的融合占主导地位。

　　此外，出于把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置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整体中予以审视的考虑，还有必要适当关照中国古代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和中国现代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

　　共时性研究是把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划分为科学与儒学各构成部分关系的研究。例如，科学与儒学范畴的关系、科学与儒学理论的关系、科学与儒学研究方法的关系、科学与儒学流派的关系、科学与儒学主要人物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上述研究，在涉及科学的时候，可以指科学整体，也可以指诸如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建制等一个或几个侧面。

　　（2）哲学维度的研究

　　哲学维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和上述共时性研究关联密切，抑或说上述许多共时性研究都带有浓郁的哲学研究色彩，特别是科学与儒学范畴关系的研究、科学与儒学理论关系的研究、科学与儒学研究方法关系的研究等；宏观研究主要是指围绕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本质所进行的研究。长期以来，关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本质，学界众说纷纭。例如，“真理与价值”说、“知识与价值”说、“理性与价值”说、“真理与道德”说等，目前，亟待从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阐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力争建立一个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理论模型，用它既能解释以往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历史、预见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同时，也能起到清算“科学与儒学相斥论”的作用。

　　2.适当聚焦重点问题

　　由于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所以研究目标不宜太散，需要适当聚焦重点问题：

　　（1）辩驳科学与儒学“相斥论”。

　　迄今，科学与儒学“相斥论”仍有一定市场。这一点在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领域，也留下了痕迹。有些著述有明显夸大和渲染“相斥论”的倾向；有些则由于认识方法上的不全面，产生了“相斥论”的弊端，其中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是孤立看待儒学的某个观念和命题，而没有将其置于儒学思想体系的整体中去分析。例如，儒学既主张“夷夏之辨”，也主张“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而西学东渐中儒士们在强调学习西方科学时，引用最多的情况是后者。就是说，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后者。因此，那种仅仅以前者为根据指责批判儒学封闭、保守是站不住脚的。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以下儒学命题均具有相辅相成的性质：“君子不器”和“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天不变，道亦不变”和“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和“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等等。

　　（2）解决有争议的学术问题。

　　在西学东渐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方面，有争议的问题不少。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推进和提高本项研究的质量很有意义。例如，在科学与儒学流派的关系上，以下问题一直引人关注：其一，关于西方科学对明末实学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二者形成良性互动，西方科学极大促进了实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但也有观点认为，西方科学对实学的影响或是局部的、间接的、不自觉的和短暂的。该问题关乎科学与实学关系的全局，必须予以辨明。其二，乾嘉汉学的形成是否受到了西方科学的影响？有意见认为，尽管乾嘉汉学讳言西学，但很多乾嘉学者注重学习和运用西方科学，西方科学对乾嘉汉学的形成有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史学界和中国哲学史界通常避而不谈西方科学对乾嘉汉学形成的影响。这个问题同样关乎科学与乾嘉汉学关系的全局，必须予以辨明。其三，康有为今文经学是否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论比较激烈，同样必须予以辨明。 其他如西学中源说的功过是非是什么、康熙朝是否错失科学革命良机、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民国期间中医存废之争、如何正确评价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与保守派之争，等等。

　　（3）深入儒学内部探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影响科学和儒学关系的因素很多，但起根本作用的乃是儒学的概念、命题、理论、思维方式、基本观念等内部因素和科学的关系。所以，研究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一定要深入到儒学内部。为此，要全面搜索和清理西学东渐过程中，儒士们经常引用的、在行动中实际起作用的儒学概念、命题、理论、思维方式、基本观念等，然后，逐一分析其对科学作用的表现和性质。这样做，不仅把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落到实处，而且也是对儒学利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一种展示。目前这一点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需要加强。

　　（4）从整体上鸟瞰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专题研究，少量的宏观研究也仅仅是设想，并未付诸实践。而科学史界和中国哲学史界所进行的关于西学东渐的整体研究，往往缺乏对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关注。总之，目前专题研究的积累已相当雄厚，亟待将这些成果整合提升，找到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作为统率全局的纲领，形成一部系统的综合性著作，还原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在局部冲撞中协调发展的进程，梳理发展线索，总结经验教训，并展望发展趋势。

　　3.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在全面总结已有直接研究和相关研究的经验教训，以及批判地借鉴已有关于西学东渐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需要坚持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1）对话型文化研究范式。

　　西学东渐历来有不同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框架。如日本川原秀城划分的福音范式、对峙型哲学范式、对话型哲学范式；比利时钟鸣旦划分的传播类框架、接受类框架、创新类框架和互动交流类框架等。我们倾向于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在西学东渐研究中采取对话型文化研究范式。就是说，告别既往西学东渐研究的简单做法，一定要充分看到，在西学东渐尤其第一次西学东渐中，不是西方科学的单向传入，而是西方科学和中国儒学分别作为西方文化的精华和中国文化的主干所进行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同时，也不是儒学对西方科学单纯地被动接受或者拒绝，而是包含着儒学对西方科学主动的选择、吸收、同化和建构。双方都在努力地适应对方、理解对方、影响对方。其间有冲撞和斗争，更有妥协和融合。其结果，两者都在这种平等对话中获益，从对方吮吸了丰富的养分，壮大、发展了自己。坚持这一研究范式，将会扩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的真实。

　　（2）科学与儒学关系内史与外史的统一。

　　即注重分析科学与儒学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如何共同建构科学与儒学的历史关系。西学东渐的350年中，中国不仅明清易代，还发生了结束封建制度的共和革命，这种天崩地解的社会背景构成了科学与儒学关系外在因素的大背景，而科学与儒学各自思想内容的相互作用则是影响二者关系的内在因素。一方面，内在因素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效果深受外在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内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外在因素。如果说聚焦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内在因素是“入乎其内”的话，那么，旁及外在因素则是“出乎其外”了。二者里应外合，相辅相成。

　　（3）把握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主线。

　　两次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主线不尽相同，但一脉相承。第一次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主线是对西方科学要不要引进、引进什么？其间，虽然反对科学的言行时有发生，但大都出于一部分反教士人对宗教和科学的界限混淆不清。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主调是相容的和亲和的。第二次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主线是如何处置引进的西方科学与主干为儒学的中国文化的关系？尽管在一部分人看来，科学与儒学不相容，恭迎赛先生必须排拒儒学，但实际情况是，科学要引进、要发展，而儒学打不倒，也不可能被打倒。所以，事实上，此时期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也是相容的和亲和的。只有牢牢把握这一主线，才能高屋建瓴地观察和分析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为350年间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历史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说明。

　　参考文献

　　[1] 汪信砚.登高极目的宏篇巨著——评舒炜光主编的《科学认识论》[J].哲学动态，1991(6):29-31.

　　[2] 王家凤，李光真.当西方遇见东方：国际汉学与汉学家[M].台北：光风出版社，1991.

　　[3] 吴昂.学者再议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的合运[N].中华读书报，2014-11-14(1).

　　[4] 王世舜，等译注.尚书·大禹谟[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 [宋]程颐，程颢.二程集[C].王孝渔，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 王静.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D].济南：山东大学，2018.

　　[7] 杨伯峻，译注.论语·季氏[M].北京：中华书局，2014.

　　注释

　　1 较有代表性的是：（1）宋芝业：《明末清初中西数学会通与中国传统数学嬗变的研究》，该论文获评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2016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王刚：《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3）张庆伟：《东传科学与乾嘉考据学——以戴震为中心》；（4）杨爱东：《东传科学与明末清初实学思潮——以方以智为中心》；（5）吕晓钰：《为科学奠基——科技哲学视野下的成中英思想研究》，该论文以成中英为例，研究当代新儒家与科学，受到了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本人的充分肯定；（6）刘星：《东传科学与清末民初今文经学——以康有为为中心》，2018年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7）刘溪：《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8）王静：《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该论文获评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9）苗建荣：《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儒学的建构——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2021年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等。

作者简介：马来平（1950—），山东巨野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学、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