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峋:金章宗与元仁宗的更化——以曲阜碑刻为辅翼的讨论

来源:孔子研究院作者:王汉峋 2021-06-22 15:58

  入主之金、元二朝治理中土时俱须考虑语言文字、精神托付、平日雅好等文明上的歧异,金章、元仁二宗能革故鼎新、造成平稳的治理果效,其显见而扼要的措施是“汉化”,二人对汉文明的熟悉度、态度俱有不同,所生倾向、所颁政令复有差别,将两者之更化纠集于一处来对照、查勘,许能帮助对文化与政治、改革同兴衰等问题的省思。

  一、汉文明陶养下的章宗与其对汉文化的收纳

  外山军治的考察金代历史,颇能重视世宗、章宗祖孙对女真和汉文化的态度。他说世宗为防止女真一族迷恋“汉文化”,由大定四年始便“提倡女真人阅读译成女真的大、小字的汉文书籍,恢复和扩大教授女真字的学校,努力普及女真字、女真语”,亦提起世宗设“女真进士科”、建立“女真国子学”“女真府学”的作为,可是未能损抑汉文化对女真族引力的丝毫。外山氏复云:“章宗遵照祖父世宗的遗志继承女真中心主义,但章宗本人却擅长汉诗文和书画,成为有金一代首屈一指的文人。”《章宗本纪》:“(明昌二年四月)癸巳,谕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译为汉字,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外山留意此等直译汉字之条令,复勾连到同年十二月乙酉章宗“诏罢契丹字”,判断二事属“章宗的女真中心主义的体现”。

  云世宗、章宗二人奉执“女真中心主义”,怕是大半出乎臆度,兹就“女真进士”与“女真国子学”“女真府学”及女真、契丹、汉三方之文字诸角度各作检讨。

  先分析“女真进士”,核《金史·选举志》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策”的形制,《选举志》中亦有线索:“乃就悯忠寺试徒单镒等,其策曰:‘贤生于世,世资于贤,……若伊尹之佐成汤,傅说之辅高宗,……本朝以神武定天下,圣上以文德绥海内,文武并用,言小善而必从,事小便而不弃,盖取人之道尽矣……’”徒单氏范文中,措辞、例证乃或贤臣辅君、取人有道等政治思想,与儒家大存勾扯。世宗在大定廿八年时顾虑“策”能预先筹备,而想加入“经义”,臣子云已译完《五经》中三经,待《诗》和《礼》补齐后便可考试,章宗却说脱开长期的讨究、沾染,对经义不能明通,“今宜于经内姑试以论题,后当徐试经义也”。所谓“论”之题目,显见出于“经”内,如是则“策”和“论”俱通连到汉文明中儒家。《选举志》亦云:“至(大定)二十年,以徒单镒等教授中外,其学大振。遂定制,今后以策、诗试三场……” “诗”如论质性便要挥洒,挥洒令其能和中原关系不深,斯处既然属应举时“试帖”,汉文明中此等实践已较久,在表情方式、思想抒写上怕也会受汉诗的染化。

  至若“女真国子学”“女真府学”,《选举志》云:“始大定四年……。寻欲兴女直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选异等者得百人,荐于京师,廪给之。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策,后复试……”亦云:“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学校之设系为选“异等”才士作准备,亦有“策论”“赋”“诗”等维度的训练,其教育中的“价值导向”会受汉文明尤其是儒家的无声规制亦微可推测。

  再来查考文字,《选举志》:“上曰:‘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丞相守道曰:‘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由是遂明世宗尔时未见得定会用女真字,比女真字成熟但差汉字一大截的契丹字也曾作选项。许是出于政治考虑,想从明面上把女真人、女真文化和汉人、汉文化作区隔,契丹字亦能起这等作用,然而系女真人的世宗,对女真文字最富好感乃属当然。

  世宗之目的除开在浅表层保存女真特征,许还有激荡女真创制活力、延续种族在金朝的位置,究其措施之实则系用女真字来推行汉文明特别是此文明中的儒学。陶晋生征引上段《选举志》中对话的大半后乃云:“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创作自己的文学,祇能翻译中国书籍。而女真文字的中国经典(如颁布女真字孝经三千部给护卫之类)祇能传给女真人中国的思想和伦理观念。”“思想和伦理观念”的纳取,正属一类较深层的汉化。便是后来金朝不灭亡,女真字能如完颜守道所云经历流光后和汉字同样优异成熟,此等过程亦当会令汉文化中的精要成分融入女真族、女真字之血脉。若要维持特性,则应于教授时减少汉文明的材料和精神,尤其需抵拒“思想和伦理观念”。世宗未见得不会推想到此等难以维持之后果,许是认为汉字旧典是佳好文明的晶体,乃或女真族的“思想”还不能同汉人的“思想”作抗衡,也未见得定要抗衡不要协作,而“伦理观念”及“思想”中的一部分能帮助王权,正乐意耍玩、活用,如是便难说他内里有多大程度的“女真中心主义”。

  在此氛围下成长的章宗,如若就文化而不是政治维度论,则不仅未怀抱“女真中心主义”,甚至是一“汉中心主义”者。依《大金国志·章宗纪年》,承安四年五月,章宗作牡丹诗云:“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工造物本无私。”洛阳似代称汉人、汉文明,岭外则指金人、金文明,纵使章宗宣陈两者歧异而各存价值,然而他是拿岭外比洛阳,系以汉文明作标杆,连展露的意思都属汉文明中多见的,这层意思下女真能沾染天恩,却亦为更革涤荡出宏阔之路,照实说汉文明比金文明高尚几许,汉人创制的文化是天工所造的一部分,没有彻底排拒的因由。外山云:“女真人既然不具备可与汉文化媲美的文化,这些与汉人杂处的女真人被汉文化所同化,也是极其自然的。”章宗诗中的思想,正能助这等“自然”敷演成真。

  此外章宗对宋的评判也能见证他微有汉中心主义的朝向,大定廿九年二月,章宗“诏有司稽考典故,许引用宋事。”朴炳奭考察金中期的推审德运后乃云:“章宗不愿继承辽朝,而要继承汉、唐和宋,放弃女真民族本位(Jurchen nativism),将金朝纳入中原政权的体系,……足见当时的女真人已濡染了中原汉族德运思想。”《癸辛杂识续集·章宗效徽宗》:“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朴氏云:“这段记载虽不能证明章宗有宋人的血统,但多少能看出他本人对汉文化确有倾慕,这也许是他主张承宋的原因之一。”金以前的汉族书、画名家数不胜数,除开“字画”,连“嗜好”也是模仿徽宗而生起,正映现其对宋的深度喜爱,以至不忌惮激起北人对尚掌治南中国的宋的惦念。而将金跻于汉王朝统系,便是径直去承唐亦未见得不行,不弃掉风味凌迈李唐的赵宋,正能知章宗对佳美生活的渴求。

  另在“意识形态”上,章宗亦将自我收纳于汉文明,未以女真为中心,前述“德运”也属意识形态的构造成分之一,然而通贯中国帝王社会的治理说辞,高度重要的是和儒家更有勾连的那些。

  章宗于“(明昌元年三月)辛巳,诏修曲阜孔子庙学。”至“(明昌三年十月)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圣庙毕,勅‘党怀英撰碑文;朕将亲行释奠之礼,其检讨典故以闻’。”而“(明昌六年)夏四月癸亥,敕有司,以增修曲阜宣圣庙工毕,赐衍圣公以下三献法服及登歌乐一部,仍遣太常旧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备祭礼。”依党氏撰《金重修孔庙碑》,明昌三年“土木基构成”,四年“䰍漆彩缋成”,五年“众功皆”,疑三年“土木基构成”后未久,即到当年十月,工程已筑大半,所余“䰍漆彩缋”外的任务不多,则“有司奏增修曲阜宣圣庙毕”亦微能条畅,否则许是《章宗本纪》此记载有误。明昌五年《重修颜庙碑》云:“明昌建元之初,以肆眚之恩,颁行于天下,一应故庙隳废者,仰所在官司捡料修完。明昌二年春,本县捡计斯庙、方行规措,以文宣王庙县官监修、功尚未毕,力不暇给。明昌四年冬十月,方始经营。”四年已“䰍漆彩缋成”,则适生余力开始整葺颜庙。

  《金石萃编》云: “玩文内所载至六年止,则文为明昌六年所撰、书,迟之两年而后刻石。”三年十月得勅后许即有构思,撰、书自在六年四月癸亥日之后,斯年是否完结未知。即位未久章宗不仅下旨扩修孔庙,并且有立碑构想,见证他对孔子、孔庙格外费心。

  党撰《碑》云:“洪惟圣上以天纵之能,典学稽古,游心于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经》为正,而取信于夫子之言。”党氏对章宗的评断,大概能令章宗欣悦,除开实际政治方面的获利,心绪、情感一层许也有了依托,在汉文明中染化既已稍久,生起此类期望乃属寻常。和上述理念相搭配的,则还有优礼衍圣公等孔子胄裔的行为。

  “(明昌二年四月),诏袭封衍圣公孔元措视四品秩”,《孔子世家谱》:“端甫:字肃之,……金章宗明昌四年三月,翰林侍讲党怀英举公‘闲居乡里,年德俱高,虽不习科举,其读书养道,该通古今,堪任国子小学教授。’召赴阙,赐进士及第,除将仕郎、翰林学士。”核《章宗本纪》,明昌三年十一月一日,尚书省奏称党怀英荐孔端甫、魏汝翼、刘震亨、王枢,章宗“勅魏汝翼特赐进士及第,刘震亨等同进士出身,并附王泽榜。孔端甫俟春暖召之。”四年三月九日,“特赐有司孔端甫及第,授小学教授,寻以年老,命食主簿半俸致仕。”《金史·孔端甫传》亦未提到“翰林学士”,令第二年春去,又将原拟定的“同进士出身”改成“及第”。另《孔端修墓碑》云:“金明昌初,上访耆德,赐进义校尉,以年老不仕。”赐端甫“及第”、端修“校尉”,俱属爱顾。

  除开礼遇胄裔,于政治上亦导扬伦常秩序,明昌四年正月十五日,章宗谕告尚书省不能依奏任命苏德秀,云应让官员安固在某个职位,并云人的才能颇难表现到多等侧面,但长久处于一职位也能生巧而有绩效,复又欣赏“轶才”,断说“清廉”是“本分”,否决“先才而后德”,高看“孝悌”“教化”。

  祭奠孔子、封赏衍圣公、爱顾胄裔、导扬伦常,在金源一朝不自章宗开始,然而章宗已经如一位被儒门称许的汉族皇帝那样,做得乃算圆备。除开继续世宗顾念女真特权、推广服饰、隐隐尚武、优待女真字的谋略,内里的精神基质是儒家的,搬用了几许汉文化中的政治思想,自我确认与官僚治理也颇近汉法。

  二、仁宗的改革与汉化举措

  萧启庆考证蒙古窝阔台做汗时即设立“国子学”,汉、蒙学生在“转译”目的之下要学对方“语言”,此外亦俱习蒙古人倾心的“匠艺”,萧氏说蒙人“着重实用,不受意识形态的牵羁”,亦发现“国子学”原归全真派道人掌控,到蒙哥主政时方属儒家。唐长孺云:“自耶律楚材以天文、卜筮、医药、钱谷之才进身,为汉人开仕宦之途径,而世祖朝之汉文臣亦循是术以至于大官。然西域之人继之而起,遂得恃其钱谷之才广行聚敛以媚统治中原之君主,于是中统文臣亦循楚材之覆辙而为西域人所败。”二学人的考论,勾扯到元立国暨统治中原之精要意旨,亦牵连到后来仁宗改革的问题。

  《元史·仁宗本纪》:“(大德十一年)六月癸巳〔朔〕,诏立帝为皇太子,受金宝。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此条记载能见证仁宗对儒家的策略:高看《大学衍义》说明仁宗择取过往政治与道德人物的经验、说辞来治理天下,推广《图象孝经》《列女传》,则说明他攫住了汉文明中重要的伦常和贞洁观念。

  然而不能就此推测仁宗已经受到“意识形态的牵羁”,立国一久便对汉文化有几许体知、估量,懂了掌玩“治术”。《仁宗本纪》录仁宗语:“‘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本纪》亦载“(延佑元年)二月庚申,立印经提举司。”仁宗似倾注多半情感于佛教,饶使如此,在皇庆元年十月,“国师”为罪人求情,仁宗训诫:“僧人宜颂佛书,官事岂当与耶!”便是对佛教,也不会让它影响权力,对儒家的情感原较少,本为佐助权力,拿来范导天下庶民,自己许是不会折服。

  至大四年三月,仁宗即位后“又谕太府监臣曰:‘财用足,则可以养万民,给军旅。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看“财用”如斯,和以前的蒙人皇帝相同。对汉臣的安排与元早期包括蒙古时期有异,纵然仍旧不脱实用性,却已经留心到能用来维护合理的统治,不单单当他们是税赋家来使用。至大二年八月,“金州献瑟瑟洞”,仁宗并不嘉纳,而希望“广进贤才”, “(皇庆二年二月)帝谕左右曰:‘回回以宝玉鬻于官,朕思此物何足为宝,唯善人乃可为宝。善人用则百姓安,兹国家所宜宝也。’”选“才”和“善人”的显要方式系科举。

  “〔皇庆二年十一月〕甲辰,行科举。”陶晋生说:“直到元朝末年,总计廷试举行十六次,取士总数一千一百余人而已,在这样有限的人数中,蒙古色目人还受到优待。”萧启庆却云:“元仁宗恢复科举,以汉文、汉学为考试内容,更导致‘诸部子弟’‘以读书稽古为事’,研习汉学在蒙古、色目族群中遂形成一股洪流。”两人谈论俱有理致,要而言之则科举没有起到多大的选才作用,没有全部或大半达成仁宗的初衷,更未能做到公平,然而却催生了学习汉文化的风气,因此机缘而使元贵族察觉到几许汉文化的优长。此外,亦为孔氏后裔在内的汉族文人争得较高社会地位和较多参政机会,给治术加添了辅弼。

  除开帮助治理,仁宗对科举、儒学的育“才”功效也有留意。“(至正四年四月)辛酉,敕:‘国子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虽布衣亦选用。’”如是而知仁宗费心于“国子监”生员的教育问题,“有才德”的“师儒”能让国子监生员成“才”之时,亦使他们具备较称理想的儒学水平。“(至大四年)闰七月辛丑,命国子祭酒刘赓诣曲阜,以太牢祠孔子。”“(皇庆二年六月)甲申,建崇文阁于国子监。”同月,令宋周敦颐、吕祖谦等九人及元许衡总计十人从祀孔庙。仁宗对儒学及儒门创始宗师是高看并和“才”勾连在一处的。

  仁宗崇扬孔子似属受人提示,至大四年《遣刘赓祭孔碑》云斯年七月廿六日,“中书宰辅、集贤学士等”奏报仁宗,云即登大位,“唯阙里之祀为重,宜选儒臣以往”。《仁宗本纪》:“(至大四年正月)丁酉,以云南行中书省左丞相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太子詹事完泽、集贤大学士李孟并平章政事。”铁木迭儿属答己太后之人,时掣肘仁宗,则祭孔之意,大半的可能是出自“集贤学士”李孟。

  《仁宗本纪》:“(延佑元年十二月)己亥,敕中书省定议孔子五十三代孙当袭封衍圣公者以名闻。”《孔子世家谱》卷二:“思晦:字明道,……仁宗延佑年间诏议孔裔当嗣封者,元明善等奏公,遂授中议大夫,封衍圣公。”洪武十四年《孔沂墓碑》:“公讳沂,祖讳元孝,前进士/,考讳之厚,以孙思晦贵,赠/亚中大夫、轻车都尉、济宁/路捴管,追封鲁郡矦,妣张/氏,追封鲁郡夫人,生三子/,长曰浣,公其次也,举进士/弟,……”追赠孔沂考妣,应是在思晦袭封衍圣公之后,许即仁宗所为亦未可知。《孔潾墓碑》云沂(潾仲兄)“早卒”,《元史·孔思晦传》:“大德中,游京师,祭酒耶律有尚欲荐之,以母老,辞而归。”往前推算则孔沂“举进士弟”应在金末,窝阔台戊戌考试甄别儒生时似谈不到“进士弟”,更明仁宗时科举于元代诸帝中之特异,撷取汉法虽未周备,亦堪算改革。

  《孔思友墓碑》:“公讳思友,字益道,祖讳之厚,以孙思晦贵/,追赠亚中大夫、轻车都尉、济寕路緫管、鲁/郡矦,祖妣张氏,鲁郡夫人。三子,曰浣,曰沂/,曰潾,字丗泽,赠文林郎、洧州县尹,即公之/考也,妣张氏。公为长,次思古、思本,公资禀/魁岸,好学诚笃,慷慨有志操,当有元延佑/间,中书平章李道复秋谷以儒业相仁宗/,惟柬贤黜奸为务,尝荐公为太师府掾,扶/导婉画之功为多。……”“李道复秋谷”即李孟,考《武宗本纪》《仁宗本纪》,李氏于至大三年正月任“平章政事”,于皇庆元年十二月“致仕”,而至延佑元年十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李孟复为中书平章政事”,四年七月,“李孟罢”,核《李孟传》,渠在至大三年三月即任“中书平章政事”,“仁宗嗣立,真拜中书平章政事”,于皇庆元年初返乡葬考妣,当年十二月归朝后“以平章政事议中书省事,承旨翰林”,后因老迈“帝不得已从所请,复为翰林学士承旨”。李氏举荐思友许是在延佑元年十二月至四年七月为“中书平章”之间。

  至大四年闰七月仁宗即位未久,完泽同李孟等人进言:“方今进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谢,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便有类似扶持儒生入仕途的言论并得到仁宗首肯,有这等想法许或更早,据斯碑仅提李氏,又据道复平日言行,则当属李孟主导而得到同僚支持,汉人之仕元廷、孔氏后裔之得优待或从政,得着儒门官僚之策划和帮衬乃属显见。

  《李孟传》:“(仁宗)有暇,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尝与羣臣语,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其讲学之功如此者,实孟启之也。”仁宗费心治术和伦常,许亦是受李氏影响,李氏对汉文化之体知当亦多勾连治术、伦常,仁宗汉化赖儒门官僚推动,他对汉文化之了解与对汉法之截取,受限于官僚之水平乃属自然。

  《孔思晦传》录仁宗语:“以嫡应袭封者,思晦也,复奚疑!”在衍圣公上择思晦,与他立己子为储君而撕毁与武宗之契约合拍,相比于受宗法、伦常观念影响,许是借用宗法、伦常观念以捞私利、保持先后一贯占了大半可能,其汉化中杂有汉文化以外即其自身爱厌上的因素亦微能窥知。

  《孔浣墓碑》云:“大元赠嘉议大夫、上轻车都尉、礼部尚书、鲁郡侯/,讳浣,字日新,娶李氏,追封鲁郡夫人,一子,思晦/。父讳之厚,祖讳元孝,曾祖讳拂/。天历三年三月吉日,五十四丗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子思晦/立石。”《世家谱》卷二:“浣:字日新,赠中议大夫,太常礼仪司佥、上骑都尉、东平郡伯,再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鲁郡侯。”疑追赠之厚时浣尚在世,后浣亡赠“中议大夫,太常礼仪司佥、上骑都尉、东平郡伯”,天历间李氏亦卒,遂“再赠”浣“嘉议大夫”“鲁郡侯”等而封赠李氏“鲁郡夫人”,《世家谱》“通议”疑是“嘉议”之误,而至正十五年《孔思晦墓碑》碑阴孔浣小传亦误成“通议”,云是“误”,系因元末改赠“通议”仅有能略掉之可能。

  《孔潾墓碑》:“年踰五十,不求闻达,以茂材举,授沧州儒学教授……,享年六十九,时泰㝎改元六月十一日也,后赠文林郎,巨野县尹。”浣之头衔属“再赠”,则潾五十至五十九岁时大约是大德十年至延佑二年,至大四年元仁宗即位时潾五十五岁,照《仁宗本纪》,仁宗于大德十一年六月已是“太子”,尔后处理部分政务,《孔思晦传》云思晦“至大中,举茂才”,《世家谱》卷二:“元武宗至大中,以茂才为……”即便藉此未见得可凭信的材料推断思晦是在仁宗即位前举茂才,此举茂才之事,疑亦多半出仁宗、李孟等手,而孔潾之举“茂材”,大概在至大、皇庆间,应亦与仁宗、李孟等有勾连。

  《世祖本纪》云:“(中统二年四月)命宣抚司官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复云:“(至元八年三月)制封皇子燕王乳母赵氏豳国夫人,夫巩德禄追封德育公。”则仁宗前数十年的蒙古时期,亦有举茂才和赠封,仅凭现有曲阜碑刻而论,仁宗时始孔氏后裔受到的封赠变多,除开拙文所引,孔林中亦有一些元末碑刻与少量明初碑刻为证,茂才则除数量少,择取亦会考虑备选人才分,无法见证仁宗或之后的整体状况。

  要以言之,仁宗承续了之前君主重视实用的格调,承续了封赏衍圣公的技法并对其余孔氏后裔有愈多照拂,伦常、法度并重,亦采科举而求治理之才,以上多半系受儒门官僚影响,爱慕汉文化的成分大抵是少。

  三、概要的对照及结论

  吕思勉云女真出自“高丽”之“金氏”,而“朝鲜半岛的金氏”是出自“中国”,陶晋生认为女真倾心汉化的原因之一便是“地理环境”和“生活的基本形态”上接近“汉地和汉人”,行“渔猎、畜牧和农耕”等,亦就用“炕”“养猪”方面推测女真系“定居”民族。吕氏说法怕不真确,陶氏的考证却颇近史实,即女真在血缘上未见得与汉人有勾扯,但便于接受汉文明,章宗、仁宗背景的不同造就了更化性质上的歧别。金到了章宗时期,对汉文明有深透了解,章宗的更化是受文明的吸引,有许多主动的费心参与;元朝到了仁宗时,对汉文明的了解不如章宗一朝,出于利益考虑纔有汉化。

  章宗的汉化有文艺意味与温软色彩,比如前此引《癸辛杂识续集》说他步趋徽宗,以及纳藏艺术品等,仁宗则更爱搜罗“经籍”,并倾心技术;章宗祭奠古代帝王,似属全盘接过儒门政见,有理治天下的意图,仁宗便是重《大学衍义》,也仅取其维持功效,没有把治理当成大责任,祖业、私产观念更显白。

  东洋学人说猛安、谋克的衰落对金的衰亡负有责任,或汉化促进了入主政权的灭裂,怕是俱不准确。用猛安、谋克的组织来维持,有野蛮、粗鲁的成分,将两者转化、更替去维持政权纔算适宜,这种转化和更替,未见得要依着汉文明,但在尔时,汉文明是他们可见能学的,汉化乃属正确切当之选项,对金、元来说是进益,汉化的不精粹是灭亡的主因。

  进益是单线的,汉文明未因之有展扩,云淆乱能促成“新生”也不确,就金、元二朝尤其章宗、仁宗以后论,仅仅是程度有差地纳取汉文明,俱未激荡起新的格局和朝向,亦未改变文明的质性,不能让南宋、明人研习,没有促成汉文明的更革,金、元入主之初在文化上与原汉地有很大歧异,本可作汉文明自我纠偏与改革的外缘,是一种打破自我视角的参照,而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坐实,论不着“新生”。

  我等可就金、元之汉化有省思和鉴戒:审度不同文明而自我更化时,触动我方逆背人之心意的成分,谨小慎微视其转变,亦使对方优长之处有质上的益减,新模型是高于被化、施化两者的,至若哪些逆背心意、哪些属乎优长,需要费神探研推勘,不能仰仗宣示和感觉。比如章宗学到“德运”和“历史感”,但续承历史未见得要把德运作要件,除开德运还有无“力运”“文运”之类,俱要审究,如是而更化之视野未被对方缠缚,短期便衰微的可能减掉大半。汉文明的家资已丰厚多样,鲜有被染化后灭失之虞,提升格调和视野的优先级,则当前乃或未来的畅想和大小叙事,许会深透而有凭依。

原载:《孔子学刊》第九辑

作者:王汉峋,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高华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