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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朝晖著《唐文治与学堂经学的改革》出版暨序言、后记

来源:儒家网作者: 2022-07-27 11:34

 

出版信息 

[新加坡]毛朝晖著:《唐文治与学堂经学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3月1日出版。 

  作者简介 

  毛朝晖,1981年生,湖南衡阳人,新加坡籍,新加坡国立大学汉学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研究员、《华文学刊》编辑、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研究员,现任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早期为教育实证研究,后转向儒家哲学、比较哲学、经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尤其关注儒家哲学话语的现代建构和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型。至今已在《哲学与文化》、《道德与文明》、《孔子研究》、《周易研究》、《原道》、《台湾华语文教学》、《经学研究集刊》、Asian Philosophy等中外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晚清“学堂经学”的改革以及在此视域下唐文治经学的生成及其典范意义。本书以京师大学堂作为主要个案,分析在西学冲击下晚清学堂的课程与相关改革,指出这种改革旨在对西方现代的“七科之学”和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进行调融。这反映在晚清学堂的课程改革和教科书编纂中,由此衍生了一种介于传统经学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学堂经学”形态。这一经学新形态一方面继承了晚清经学“中体西用”的正统理念,另一方面尝试在制度上进行中西学术的兼容。这一形态始于洋务运动以后,及至民国建立后才在体制上被现代大学全面取代。唐文治是这一形态之下的一个堪称典范的经学家和教育家,他的经学理念与经学实践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

  目录 

  序

  第一章导论

  一唐文治经学的典范意义

  二重新定位唐文治

  三经学思想与经学实践

  第二章唐文治经学的学术与政治背景

  第一节经世与体用——论唐文治的经学渊源

  一汉宋调和的思想基础

  二曾国藩的“四科判学”

  三“中体西用”论的生成

  四唐文治的经学渊源

  五结论

  第二节唐文治的“读经救国论”与近代中国变革

  一唐文治早年对“器物救国论”和“制度救国论”的接受

  二唐文治对“器物救国论”和“制度救国论”的反省

  三“新文化运动”与“读经救国论”的提出

  四结论

  第三章晚清的“学堂经学”改革

  第一节京师大学堂的课程改革与“学堂经学”形态

  一晚清学堂的教育理念与经学课程

  二京师大学堂的课程改革及其理念分歧

  三“学堂经学”形态

  四结论

  第二节清末政治与经学教科书的诞生——以王舟瑶《京师大学堂经学科讲义》为中心

  一梁启超与经学教科书的滥觞

  二京师大学堂与早期经学教科书的编纂

  三王舟瑶《京师大学堂经学科讲义》的编纂旨趣

  四结论

  第四章唐文治的经学思想

  第一节唐文治经学思想的发展——以“正人心,救民命”宗旨的演变为主线

  一“正人心”的三个表述

  二从“维国运”到“救民命”——唐文治的两条经世路线

  三结论

  第二节唐文治的治经方法论

  一唐文治对汉宋治经方法的理解与会通

  二经学与文章学的会通

  三经学与科学的会通

  四结论

  第三节唐文治论读经次第及其原则——经学系统性的一个初步分析

  一唐文治论读经次第

  二决定读经次第的原则

  三结论

  第五章唐文治的经学实践

  第一节经学在现代学术中的艰难定位——唐文治与无锡国专的课程改革

  一无锡国学专修馆时期的国学课程

  二国学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国专转制

  三国专转制后的课程设置

  四经学在转制前后课程中的定位

  五结论

  第二节“大义”“新读本”“分类读本”——唐文治编纂经学教科书的理念与实践

  一标举“大义”的教科书实践

  二“新读本” 的编纂旨趣

  三“分类读本”的编纂旨趣

  四结论

  第六章结论

  参考书目

  后记

   

  经弊则兴子,子裂则反经。何谓“经弊则兴子”?《庄子·天下篇》综论百家之学,而推本于六经,其言曰:“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在《天下篇》的作者看来,正是因为王朝制度的解纽、经典权威的旁落,才造成诸子百家的兴盛。何谓“子裂则反经”?《汉书·艺文志》分别九家要旨,而归本于六经,其言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由二篇之言观之,则经与子实构成中国古典哲学的两个动力与源头。说它们是源头,是因为自周秦以降,无论各家各派,但凡能够以哲学自鸣者,莫不含英咀华,寝馈于六经与百家之言。即便是从印度传入之佛教,也未尝不借老庄与儒经之说,以与中土文化相会通,这就是所谓“佛教中国化”得以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说它们是动力,是因为自周秦以来,经学与子学常互为消长,同时也互为调节。子学的兴起,原本就是起于对经学权威的批判,流弊所及,则造成一种价值的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使得民族文化完全丧失重心,于是必然要求经学的兴起加以整顿;经学的兴起,原本是起于对子学乱局的整顿,流弊所及,则造成一种价值的同质化乃至思想专制,使得民族文化丧失活力,于是又必然要求子学的复兴予以补救。

  于是,经子代兴,既相互批判,又相互成就,这就构成中国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冯友兰、武内义雄将中国古典哲学区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可以说是提纲挈领,抓住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动力与源头。但是,他们都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做机械的切分,似乎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机械地理解为两个前后进化的阶段。这并不符合中国哲学经子代兴的实际。在他们所谓的“子学时代”,实际上早就经历了西周初年儒家经典的经典化过程,尽管那与汉代以后正式成立的经学有所不同,但显然并非子学形态;同理,在他们所谓的“经学时代”,实际上也包含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去儒家经典化”的子学形态,更何况明末清初的理学家也有不少是批判经学的。

  可以说,“反经”构成了儒家哲学复兴的一种重要方式。汉唐时代的儒学复兴,固然是以经学复兴作为表征。汉代的“五经博士”,唐代的《五经正义》,都明确表征了儒学的复兴。宋代的儒学复兴也是如此,程颐说程颢“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史称张载“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像王船山依然声称“六经责我开生面”,顾炎武主张“经学即理学”。直到晚清民国之际,像张之洞、康有为、唐文治、马一浮、熊十力等人,也都是以“反经”作为复兴儒学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进路。

  本书对于唐文治经学的研究,便是置于上述晚清以来的“反经”思潮中予以观照。

  首先,本书从经学史的脉络指出唐文治的经学思想是对晚清经学主潮的继承与发展。本书指出,晚清经学在经世思潮与汉宋调和的内在发展要求下,孕育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唐文治的经学思想是对晚清经世思潮和“中体西用”论的继承。在此基础上,唐文治最终提出“读经救国论”,并确定以“正人心,救民命”作为其经学宗旨。“读经救国论”的提出,一方面是对晚清经学主潮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对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经学回应。如果说“正人心,救民命”的经学宗旨体现了唐文治对经学本体的理解,那么,“读经救国论”则代表了他对于现代中国“立国之道”(借用张君劢、干春松的说法)的政治思考。此外,唐文治在治经方法论、读经次第、儒家经学的系统性等著多经学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这对于我们重新反思经学的现代价值与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借鉴。

  其次,本书探讨了传统经学与现代教育体制的兼容问题及其一种可能的结合模式——“学堂经学”形态。与民国以来将经学拆分为“七科之学”、创设独立的“国学院”两种模式不同(近二十年来,“国学院”模式在中断数十年后又得以恢复),本书指出自从洋务运动以来,晚清的学堂就曾探索一种兼容“四部之学”和“七科之学”、“中体”和“西用”的经学教育模式。为了与传统书院教育和现代大学教育的经学教育相区分,本书将这种经学教育模式称为“学堂经学”模式。本书以京师大学堂作为主要个案,具体说明“学堂经学”形态下的经学课程设置与经学教科书的编纂实践。然后,本文继续阐述唐文治在无锡国专的经学实践。经过对比,本文指出唐文治的经学实践是对晚清以来“学堂经学”模式的现代延续。

  必须承认,本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京师大学堂的个案,这使得晚清“学堂经学”形态的普遍性仍然成为疑问。诚然,尽管本书也简略提及北洋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甘肃省大学堂的经学课程,但由于书阙有间、文献不足,本书未能对这些学堂的经学课程进行详细的考察。此外,本书也提到皮锡瑞在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编纂的《经学历史》、刘师培在两江师范学堂编纂的《经学教科书》、叶德辉在湖北存古学堂编纂的《经学通诰》。类似的教科书,在曾军编著的《经学档案》中还收录了不少。这说明,尽管我们尚不能证成“学堂经学”形态的普遍性,但它在晚清确曾广泛存在,至少决不只是孤立的个案。至于究竟具有多大的普遍性以及更深入的研究,这只能有待于后续的史料挖掘和更多的个案研究了。

  两三年来,本书的部分章节已经以论文形式陆续发表。这些论文包括:《救国何以必须读经?——唐文治“读经救国”论的理据》(《鹅湖月刊》,2018年第9期)、《“大义”、“新读本”、“分类读本”——唐文治编纂经学教科书的理念与实践》(《经学研究集刊》第26期)、《经学在现代学术中的艰难定位——唐文治与无锡国专的课程改革》(《孔子学刊》第10辑)、《汉宋调和与“中体西用”论的生成——兼论曾国藩、张之洞的经学史定位》(《原道》第39辑)。这些机缘促使我重新检视自己的研究,也让自己从中发现存在的不足,对于本书最后的修订提供了有益的助缘。

  愿本书的出版能够引发学术界的关注。重要的不是关注本书,而是通过本书重新关注唐文治,关注一位晚清以来“反经”思潮的继承者与革新者,一位经学思想者与实践者,一位谋求在近现代的学术巨变中重新确立经学的现代定位和实践模式的典范人物。

  后记 

  我是一个在海外漂泊得太久的人,直到在海外结婚生子、求职定居,十多年后,竟又辗转归来,到中大任教。回首往事,常感此身如寄,恍然自失,早已不知“何处是吾乡”。这种人生经历,使我丧失凭借,也让我抽离羁绊。于是,我时常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抽离的人,和一个游离于空间的文化人。我的学术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一种“抽离的人的焦虑”和“文化的焦虑”。现在完成的这本书属于后者。

  解决“文化的焦虑”主要有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比较哲学,即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回应文化类型与文化认同问题。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很多现代学者都采取了这条路径。第二条路径是思想史,即通过思想史的追溯,回应文化演变与文化认同问题。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来,采取这条路径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两条路径各有优长,但确立文化认同的旨趣是相同的,解决文化焦虑的功能也是类似的。相比而言,思想史的路径由于直接回到历史文本,也许会更亲切一些、更具体一些,更容易找到“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沿着思想史的途径一路上溯,我由宋明理学上溯到先秦诸子,再由诸子学上溯到经学。其间的历程,就好比一个从外地辗转回家的人,中途虽然要转好几次车,但终点一定是家。

  不过,选择唐文治作为切入点却有点偶然。2012年,我从《中国经学》上读到邓国光、严寿瀓两位先生讨论唐文治经学的两篇论文。通过这两篇论文,我接触到唐文治。我隐约地意识到,这是我解决自己“文化的焦虑”的一个理想的入口。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唐文治代表了晚清以来一脉醇正的经学传承,这无疑是深入经学研究的一条极佳通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唐文治是一位坐而能言起而能行的实践者。用传统的说法,他与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一样,仍然算得上是真正的儒家“士大夫”,这与马一浮、熊十力以后的儒家学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前面已经说过,由于我的“文化的焦虑”并不只是一种学术的兴趣,而是一种切己的焦虑。在当时的情形下,唐文治能够瞬间成为我在学术上关注的焦点乃是偶然中的必然。

  于是,终于诞生了这本书。

  如前所述,这本书从本质上讲是我解决自己“文化的焦虑”的一种努力,同时,它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在此期间,我的博士导师劳悦强教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曾经无数次和我一起在餐桌上讨论学问、交流思想,无数次批阅我的读书笔记和手稿。是他,将我带进中国文化的殿堂。他无数次给我指点那殿堂里光彩夺目的精品,无数次为我指引前进的方向,也无数次批评我的过失。你如果问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批评我最多的人,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此人定非劳先生莫属。我感激他的批评。

  我也要感谢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梁秉赋院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林立教授。作为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他们都阅读了我的初稿,并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梁老师在思想史上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我每次向他请益,总能获得新的启发。他擅长在一个点上给人一种有力的思想冲击,那是一种真正富有历史感的人才能给人的冲击。在生活上,他对我也十分关心。记得硕士毕业那年,有一次我在车上与他邂逅,他见到我就关切地问“找到工作没?”这种生活细节上的关怀令我没齿难忘,也是我终生学习的典范。林老师个性温和,深受儒家诗教的熏陶,身上散发着一种在这个时代几乎已经濒临灭绝的古典诗人气质。是他启发了我对于诗词的兴趣。我在论述唐文治的治经方法时,特别讨论了文学与治经的方法论关联,这有他的启沃。

  感谢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虞万里教授。他们是我的博士论文的校外考委。他们审阅了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并提供了专业的评审与反馈。南洋理工大学严寿瀓教授也通读了论文初稿,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帮我订正了两处知识错误。三位先生都是唐文治研究的有力推动者,他们的造诣与贡献是我效法的楷模。此外,吕振端老前辈抱病为本书题签,这满了我的一桩心愿。吕先生并不是在学院里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但他身上散发出真正的儒家教养,体现了醇正的君子人格。请他为本书题写书名,不止是由于我个人喜爱他的书法,更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与策勉。

  此外,我也要对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的陈建洪主任、秦际明副主任表达诚挚的感谢。一介寒士,四海飘零,说实话,我没想到这本书能够在两三年内就顺利出版。本书能够列入哲学系(珠海)的出版计划并获得出版资金的支持,这是拜两位主任所赐。

  最后,我还要感谢家人和朋友。家人是永远的靠山,朋友是此生的知音。岁月无情,一些深爱我的家人,已经过世。我什么也没能回馈,除了怀念。一些挚爱的朋友,已经星散。曾经的关心,仍有余温。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在这里,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友刘华庆,他曾与我一起创办萃英读书会,我们在那里获得了共同的锻炼和成长。本书中引述的一些经典文本,我们曾经共同激赏并研读。我也要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谭惠芳、张莱英和袁野。最让人感动的是,惠芳大姐特地为我搜集了相关的日文文献。而这一切,我起初并不知情,后来才得知她早已将我的事默记于心。当然,我最要感谢的人还是我的妻子陈雪芳,是他理解着我的理想,支持着我的事业,承受着我的压力。在我的小家里,她无疑是牺牲最多的那一个。如果说我最终并没有变成“抽离的人”,我知道,那主要是因为有她。

编辑: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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