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阮刻论语注疏解经》

所属丛书：四部要籍丛刊·经部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8月

　　【书籍简介】

　　《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据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论语》注疏合刊本的宋元旧椠主要分为四个系统，约而言之，即越刻八行本、蜀刻大字本、元元贞丙申（一二九六）平阳府梁宅刻本（附刻《论语纂图》《论语释文》各一卷），与元刻明修十行本。明清以来，闽、监、毛、殿各本递相翻刻，而出于此风气笼罩下，阮元能跳出窠臼，采用当时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元刻明正德修补本为底本重刻《论语注疏解经》，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这种追根溯源的意图无疑值得赞赏，而其底本文字内容上的错讹问题也受益于前期周密的汇校工作，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修订。编书刻书固然当以善本为先，但这决不意味着普本便不能成事，合理的体例和精深的校勘经常能够有效地扭转局面，使不善之本发挥近乎善本的作用。

　　中华书局1980年版《十三经注疏》是以民国时世界书局剪裁拼版缩印本为底本影印而成，其卷端附道光丙戌朱华临《重校宋本十三经注疏跋》，所以世界书局的底本很可能是阮刻注疏的道光重校本。而我们此番将阮刻《论语注疏解经》的嘉庆原刻本影印出版，希望能够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便利，也帮助读者能够更准确全面地认识阮刻注疏。

　　【校刊者简介】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籍贯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出版说明】

　　《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据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

　　《礼记正义》南宋越刻八行本卷末黄唐识语云：“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这段话是追溯正经注疏合刊源头的关键史料（李盛铎以为记录“注疏合刻之时与地，无如此明白者”），越刻八行本也被公认为正经注疏合刊的起点。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将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南宋高宗绍兴后期首先刊刻《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和《周礼疏》，绍熙三年（一一九二）刊刻《礼记正义》《毛诗注疏》，庆元六年（一二〇〇）刊刻《春秋左传正义》，嘉泰开禧年间刊刻《论语注疏解经》《孟子注疏解经》。这八种经书均可确定属于越刻八行本，其中大多数都是该种经书的注疏首次合刊，但《论语》却是例外，在其越刻八行本之前已经出现不止一种经注疏合刊的本子。

　　《论语》注疏合刊本的宋元旧椠主要分为四个系统：一是宋刻元明递修八行本《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存世皆残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和重庆图书馆均藏其卷十一至二十，上海图书馆藏其卷十一、十二），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二十二字，即所谓越刻八行本；二是南宋光宗朝蜀刻本《论语注疏》十卷，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约二十五字，即所谓蜀刻大字本；三是元元贞丙申（一二九六）平阳府梁宅刻本《论语注疏解经》十卷，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三十二字，附刻《论语纂图》《论语释文》各一卷，《注疏解经》全书已佚（《纂图》《释文》今藏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幸有清光绪丁未（一九〇七）刘世珩覆刻《玉海堂景宋丛书》本，可藉以考见其面目；四是元刻明修十行本《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二十三字，传布最广，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国图”等馆有藏。后两种虽为元刻，但都可确定是从宋本翻刻而来，这意味着在宋代已出现四种《论语》注疏合刊本，即八行本、蜀刻本、元贞祖本和十行本。

　　八行本和蜀刻本是仅存的两种《论语》注疏宋刻本，均无牌记、识语、序跋等线索用于确定其具体的刊行时间，只能通过讳字、刻工、体例等信息间接推测二者之先后。杨新勋以八行本原版刻工名多与越本《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原版刻工名重合，提出八行本成书略早于蜀刻本的观点。张丽娟因蜀刻本不避“廓”字讳，推测其刊刻于宋光宗时期，与越本《礼记》《毛诗》相当，而早于八行本。顾永新则认为八行本和蜀刻本之刊刻几乎同时，但蜀刻本厘为十卷，与邢昺《论语正义》单疏本卷数相符，而八行本、十行本及后来诸本都分为二十卷，“就版本衍生的规律而言，二十卷本必然晚于十卷本”，所以至少从文本上说，蜀刻本比八行本渊源更早。

　　关于四种宋刻合刊本的关系，顾永新曾做出一系列的假说和考证，约而言之：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的《论语注疏解经》十卷是目前所知较早的《论语》注疏合刊本，该本（可简称为直斋本）或该本的祖本是后来八行本、十行本系统的源头，当刊行于南宋早期甚至北宋。金世宗大定十六年（一一七六），国子监取该本（或其传本）付梓。宋光宗、宁宗朝，蜀中以单疏本、经注本和《论语释文》合成附释音的《论语注疏》十卷（也可能是据单疏本和经注附释文本重构而成），这是一个独立的版本系统，并未受到前述南宋早期合刻本的影响。几乎与蜀刻本刊行同时，两浙东路茶盐司依据南宋早期合刻本刊成《论语注疏解经》，但析为二十卷，是为八行本。南宋后期，闽中又据八行本刊刻十行本。

　　元元贞本当据金刻本摹刻而成，杨守敬、刘世珩、缪荃孙等人都称其“俨然北宋体格”，虽然付梓时间较晚，却与宋八行本、十行本同源，所以书名、正文、体例都相同或相近，而与蜀刻本迥然有别（蜀刻本题《论语注疏》，他本皆题《论语注疏解经》；蜀刻本将《释文》散入正文中，他本则《释文》独立成篇或阙载），于是我们可以将看似纷繁的《论语注疏》合刻诸版本梳理出一条相对简明的脉络：最初，与其他经书一样，《论语》注疏合刻本也是取经注本和单疏本汇编而成，该方法造就了直斋本和蜀刻本，这两个本子都是十卷本，保留了邢昺单疏的原貌。直斋本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又分为两脉，一脉是到金刻本再到元元贞本，仍分十卷，附刻《释文》，面目近古；一脉是到宋八行本再到宋十行本再到元十行本（因翻刻于元泰定年间，又称元泰定本），改分二十卷，不附《释文》。元泰定本板片至明尚存，且经历多次修补，明清两代的《论语注疏》都是在此元刻明修十行本的基础上辗转翻刻而成（其中只有清殿本因为进行了较大程度的重编，所以文本、体例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应该从此十行本系统中独立出来）。需要注意的是：乔秀岩、张丽娟、刁小龙都曾指出正经注疏的大多数宋刻十行本虽然成书时间晚于八行本，但二者都是各自取经注本和单疏本合编，只是合编体例有别，无直接承续关系。这一论断不适用于《论语注疏》，因为其宋刻十行本是在八行本基础上翻刻的，且八行本所依据的底本也是注疏合刻本，而非经注本和单疏本。

　　元十行本的板片在明代至少经历过五次修补，分别是正德六年（一五一一）补板、正德十二年补板、正德十六年补板、嘉靖三年（一五二四）补板和嘉靖重校修补（具体时间不详）。前四次补板的文字、行款与元刻板片相比，无明显差异，嘉靖重校修补的板片则针对版式、体例做了统一的调整和改良，误字阙文也进行了大量校补，可以视为明人修补元十行本板片的定本。明嘉靖年间李元阳本《论语注疏解经》就是以元刻十行本嘉靖重校修补本为底本。此后明万历北监本以李元阳本为底本，明崇祯毛晋汲古阁本和清乾隆武英殿本以北监本为底本，一脉相承，直到清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阮元在江西南昌府学主持校刻《论语注疏解经》时才改用元刻明修十行本为底本。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的“引据各本目录”中，其注疏类首列“十行本二十卷”一条，下云：“每叶二十行，每行二十三字，上边书字数，下边书刻工姓名，中有一叶下边书泰定四年年号，知其书虽为宋刻，元明递有修补。又元、征、宏、桓、慎、殷、树、匡、敦、让、贞、惩、崩、完、恒等字，字外并加一墨圈。书中误字虽多，然其胜于各本之处亦复不少。”阮元照例将元刻明修十行本误判为宋刻十行本，不足为奇，值得探讨的是他所依据的十行本究竟是明正德补板本还是明嘉靖重校修补本。

　　杨新勋比勘《论语注疏解经》的阮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国图”分别收藏的两部元刻明正德修补本后发现：（一）《序解》首叶疏文“门人相与辑而论纂”，阮刻本所附《校勘记》云“此本‘与’字‘论’字并阙”，元十行本原板无墨钉，国图本和台北本此叶为正德六年补板，“与”“论”二字处作墨钉，嘉靖重校修板时补入“与”字。（二）卷五第五叶“宰予昼寝”章经文“朽木不可雕也”，阮刻本《校勘记》云“此本唯经文作‘雕’，余仍作‘雕’。”国图本和台北本此叶为正德十六年补板，与阮校所言合。（三）同章，阮刻本《校勘记》云：“今乃昼寝。‘昼寝’二字阙，今补正。下‘故孔子责之’‘责’字、‘听其所言’‘听’字、‘虽听其言更观其行’‘听’‘观’二字、‘杇镘也’‘镘’字、‘释宫’‘释’字、‘镘谓之杇’‘镘’字、‘泥涂也李巡曰涂因谓泥涂’三‘涂’字并同。”国图本和台北本此叶有十五处墨钉，与阮校所言合，而嘉靖重校修版本均已补足。（四）卷十九第七叶“叔孙武叔毁仲尼”章，阮刻本《校勘记》言疏文有十二处阙文，国图本和台北本此叶为正德十六年补板，阮校所言处均作墨钉。（五）同叶“陈子禽谓子贡”章孔注“故能生则荣显”，阮刻本《校勘记》云“按此‘能’字实阙”，国图本和台北本之“能”字均作墨钉。由此可见阮元依据的是明正德补板本，而非更晚的明嘉靖重校修补本。

　　国图和台北收藏的两个明正德补板本内部又存在先后印之别，国图本较早，故文字漫漶问题不像台北本那么严重。如（一）卷二第四叶疏文“是燖为温也”，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云“十行本、闽本‘寻’误‘归’”，台北本此字漫漶，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之《论语注疏解经》此字作“归”，国图本作“燖”；（二）卷二第九叶疏文“泰誓言武王伐纣”，《论语注疏校勘记》云“十行本、闽本‘泰’误‘秦’”，台北本“泰”字漫漶，闽本作“秦”，国图本和北京市文物局本均作“泰”；（三）卷四第六叶疏文“以礼渐进也”，《论语注疏校勘记》云“十行本作‘斩进也’”，台北本作“斩”，国图本作“渐”；（四）卷六第九叶疏文“案郊特牲用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论语注疏校勘记》云“十行本‘用’误‘刑’，两‘二’字并误‘三’，‘一散’误‘三散’”，所言悉与台北本合，而国图本不误。此类例子尚多，详参杨新勋《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明修丛考》一文。总而言之，阮元当时所据之十行本是与台北“国图”所藏元刻明正德补板本刷印时间相近的后印本，故所言文字多与正德补板早期印本有异，也与后来的嘉靖重校修补本不合。

　　杨新勋曾比勘众本，得出的结论是“元刻明正德修补本是不及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补本和闽本、监本的，这也可以从阮刻本《校勘记》看得出来，阮刻本底本选得并不好。”但在闽、监、毛、殿各本递相翻刻的风气笼罩下，阮元能跳出窠臼，采用当时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元刻明正德修补本为底本重刻《论语注疏解经》，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这种追根溯源的意图无疑值得赞赏，而其底本文字内容上的错讹问题也受益于前期周密的汇校工作，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修订，如《卫灵公》之《直哉史鱼章》疏文“不与时政，亦常柔顺不忤逆于人”，元刻明正德修补本“时政”二字漫漶，嘉靖重校修补本、闽本、监本、毛本作“政故”，宋刻八行本、蜀刻本、覆元贞本同作“时政”，阮刻本亦作“时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编书刻书固然当以善本为先，但这决不意味着普本便不能成事，合理的体例和精深的校勘经常能够有效地扭转局面，使不善之本发挥近乎善本的作用，类似的故事在清代校勘学史上还有许多。

　　关于今天影印嘉庆阮刻《论语注疏解经》的意义，还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杨新勋《宋八行本〈论语注疏解经〉析论》校云：“《子张》之《叔孙武叔毁仲尼章》疏文‘至于仲尼之贤则如日月，贞明丽天，不可得而逾也。’元刻明正德修本、嘉靖本、闽本‘贞明丽天’作墨钉，监本、毛本作空格，阮本作‘之至高人’，今宋八行本不脱，蜀大字本、玉海堂本同，证明阮本臆补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此处确实是作“之至高人”，这个版本是以民国时世界书局剪裁拼版缩印本为底本影印而成，其卷端附道光丙戌朱华临《重校宋本十三经注疏跋》，所以世界书局的底本很可能是阮刻注疏的道光重校本，然而阮刻嘉庆本此处却是空缺四字，与世界书局缩印本不同，那么这里还是否还应该指摘阮本“臆补”，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读经校经的目的，不外乎追求真实，希望这部嘉庆原刻影印本的问世能够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便利，也使读者能够更准确全面地认识阮刻注疏。

　　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

　　蒋鹏翔撰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