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生涯，和安先生的教导是分不开的，从1985年4月第一次拜谒安先生，至2018年4月，33年间，或诣府请教，或电话请示，向安先生请教受学，我的进步和安先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对安先生的向慕，始于本科期间。这要从我的读书经历说起。
1978年，我考入徐州师范学院（现在江苏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的我，对历史谈不上了解，更谈不上什么爱好。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文革”中的农村中学完成，谈不上文化课学习。 1974年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是“右派”子女，没有资格上高中（当时高中按照家庭成份推荐入学，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黑五类子女没有推荐资格），只能回到生产队作一个“半劳力”社员，务农半年后，在先父学生的帮助下以走后门的方式到离家40华里的农河中学读高中。当时实行“开门办学”，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干农活，农业机械（当时主要是三机一泵：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水泵）倒是学了一些，其他文化课实在是不堪一提。对于历史只是在“评法批儒”过程中，接触过片段，知道一些所谓“儒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根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简称）上的评法批儒文章，似懂非懂地读一些“儒家”、“法家”的资料片段，出于好奇，读过一些法家人物传。1976年高中毕业不久，“文革”结束，先父意识到恢复高考在即，即督促我和兄长复习应考。但是，十年动乱，家中藏书（在我童年记忆里，加中藏书甚多，只记得有横排的有竖排的，还有外文，但不知道是什么书）包括文革前的中学教材都在“破四旧”时被付之一炬，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好在我的长兄臧铁华是66届高中毕业生，从初中到高中，都稳坐淮阴地区中学生数学、物理竞赛第三把交椅；而先父是江苏省宿迁高级中学语文教师，博闻强记，知识渊博，虽然是学中文出身，但熟悉数学、历史、地理，通英、俄、日几种语言，经常是一个人教几门课，一直是我心中英雄。我就是在先父和长兄的辅导下参加高考的。1977年冬，我和长兄通过省里组织的预考后进入统考，结果双双落榜。我本来不知道大学为何物，参加高考，就是为了离开农村，落榜以后，不想再考，认为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满脑子想的是另谋生路。而长兄和先父认为，落榜不是成绩原因，而是政审，于是坚持再考，遂于次年再次应考。我取在徐州师院，兄长取在淮阴师范专科学校（现淮阴师范学院）。不过，这并非我的成绩好，长兄考了413分，远在我之上，是淮阴地区第三名（后查明，77年长兄考了403分，也是淮阴地区第三名），我只考了379分。按照后来知道的当时江苏省标准，这两个分数都超过了多家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在当时，影响录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未能进入重点大学和读本科，是因为年龄和其他因素。
78级学生是“十代同堂”——从“老三届”、“新三届”到应届高中生同在一个班级，年龄平均相差十岁之多，越是地方院校，这种差别越大 。同学之间的人生经历，思想观念，千差万别。有的是人民公社社员，有的是退伍军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曾经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是革命干部，有的早已儿女成双，有的还是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那些参加过“文攻武卫”、又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饱经风霜，历练干达；刚刚毕业的高中生还懵懵懂懂。彼此之间，理解能力，知识结构，相去甚远。但是，同学们的共同点是关心国家命运，追求事业和理想，积极进取，勤奋好学，当时的大学校园里春意盎然，一片风华。就我来说，无论是知识基础，还是理解能力、处事能力，都无法和那些“老三届”、“新三届”的同学相比，至于讨论当时的思想热点，如“实践是检验整理唯一标准”、“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等等，只能当个观众或者听众，无从置喙，只有听课、记笔记、读书，希望尽快缩小差距。至于读书内容，则是饥不择食，谈不上选择。尽管老师在讲课时曾开出书目，但当时图书馆藏书有限，同学们抢着借书，时常是有目无书，只能是逮着什么就看什么，没有什么专业方向，也没想过以后做什么研究。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既然离开农门，考进大学，读书能改变命运，就不能虚度光阴。
1978年是拨乱反正的一年，百废待兴，诸事草创，学校教学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急就章，离开教学研究岗位十年之久的老师刚刚从农村、厂矿、中学返回高校，没有系统的教材，也没有相应的参考资料，教师之教和学生之学，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着较大的自由度，至于学科发展更不明确。幸运的是，当时的徐州师院，有一批因各种历史问题被下放到苏北的学者站在教学第一线，首先给我们上中国古代史课的是臧云浦先生和王云度先生。臧云浦先生曾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短暂地任教于武汉大学，后调回苏州与师母团聚，任教于南菁中学，1957年，江苏师专成立于无锡，臧先生调入该校，身份是教员，次年学校北迁徐州，更名徐州师范学院，臧先生随迁徐州，和师母两地分居，直至退休。臧先生在江苏社科界德高望重，是徐州师院历史系的实际创办人，具体工作由王云度先生负责。我们入学时领取的唯一完整的教学参考书就是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和《中国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 。这是两本不带有价值预判的教学参考书，《纪年》是1949年以后大陆第一部简明编年体加纪事本末体通史，《表释》纯粹是简明制度通史加上资料汇编，一册在手，对古代王朝演变、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职官制度、选举制度、军事制度，既可以有系统了解，也可以知道资料门径。王云度先生讲通史课的上半段。其时，臧先生年逾花甲，亲执教鞭，先后给我们讲授通史课的隋唐、明清部分，和王先生合开秦汉史研究专题课，是最受欢迎和尊敬的老师。
学习历史有个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刚入学时基础最差，而教学内容却最为艰深难懂。先秦秦汉史都是一年级学的，那时一点基础也没有，学起来十分吃力，资料解释、理论分析、社会性质，对于我来说都是似懂非懂。好在王先生讲课精细，臧先生时常给我们做读书指导，在介绍学界名家的同时，指示读书方法，才初步掌握一些读书门径，在听专题课过程中，才有所体会。我就是在听课过程中，知道安先生的。
臧先生长安先生13岁（臧先生1914年生人），和安先生是旧识。安先生任教于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距离徐州甚近。徐州是刘邦龙兴之地，又是项羽的都城，徐师自然以秦汉史为古代史建设的重点。1979年春夏之交，王先生曾专门去山东师范学院拜访安先生，并经安先生引荐拜访山东大学韩连琪先生，请教办系及学科建设事宜，得到安先生和韩先生诸多帮助。授课过程中，安先生自然是臧先生和王先生重点介绍的学者，我们对安先生满怀崇慕，以阅读安先生著作为快。只是当时不仅图书馆藏书不多，学术杂志也很有限，虽然知道安先生早有《汉史初探》一书行世，但是最早读到安先生的著作则是论文。根据现存读书笔记，我读的第一篇是《两汉时期山东的社会经济和农民问题》 ，第二篇是《睡虎地秦墓竹简所反映的秦代农业经济》 ，第三篇是《从西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看西汉社会性质》。 不过当时的笔记，就是内容摘抄，抄的主要是史料，加个简单的说明，并没有理解其学术内涵。
1982年，我考取臧先生研究生，由王先生具体指导，方向是秦汉史。当时研究生课程没有现在的统一要求，课程设置、培养方案，都由导师确定，具有很强的个性特征。第一学年，除了系统讲读资料之外，臧先生给我们讲授先秦诸子和职官制度研究，王先生讲授秦史研究；另外，和汉语专业的研究生一起听廖序东先生的古文字学、王进珊先生的《论语》研究等。经过一年的授课，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83年8月底，为了扩大学术视野、交流学术信息，臧先生和王先生带领我和师兄汤其领、王健，开始了第一次游学，沿陇海线西上，主要拜谒了河南大学朱绍侯先生、洛阳文化局蒋若士先生、西北大学林剑鸣先生、张岂之先生，兰州大学刘光华先生等。原计划是返回徐州，稍作休整，再沿京沪线北上，首先到济南谒见安先生、韩先生，后因故未能成行。
研究生二年级，我们论文选题基本明确，我的选题是秦汉兵制。1984年夏天，在王先生带领下赴北京查阅资料、拜访专家。本拟途径济南，拜谒安先生和韩先生，因故改变计划，直到85年4月底才第一次拜谒安先生。
1985年三月，我的毕业论文完成，题目是《秦汉兵役制度研究》。之所以选择兵役制度，与拜读安先生著作有着不可或分的关系。读研不久，我即以秦汉兵制作为研究方向。因为臧先生研究职官制度，对兵制尤其深入，参与中国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古代武官条目的撰写和修订，我自然地选择了兵制研究。兵制研究，内容广泛，兵役、兵政、建制、后勤……等等，大到军权授受、出征指挥，小到士卒日常训练，都是研究对象。这一切和赋役制度、国家行政、社会结构都密不可分。因而，虽然定的方向是兵制，阅读的资料却广泛得多。1981年，安先生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面世，我在徐师北门口书店第一时间购买，埋头阅读之后，不仅对社会矛盾、秦汉农民问题有个梗概的了解，同时对农民的兵役徭役负担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更主要的是对如何在纪传体史书中提取研究讯息有所体悟，特别是其“编者按”，寥寥数语，画龙点睛，避免了许多可能的历史误解。我在本科时代读书甚杂，对史书阅读是随着课程需要而变，对经典史书阅读甚少，《左传》、《史记》虽然完整过手，实际阅读的都是选篇；《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根本没有系统翻过，读的都是选本，而且偏重于文学性的选本。进入研究生阶段，虽然夜以继日第集中阅读前四史以及出土简牍资料，但是对散见于《纪》《传》《表》《志》之中资料的把控能力远远不足。读了安先生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感到对资料把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不久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借到了安先生的《汉史初探》一书，对汉代赋役、边防有了初步的系统理解。1984年初，安先生的《秦汉官制史稿》（上）由齐鲁书社出版，对秦汉中央官职包括军制在内做了详细的考述，拜读之后，感到军政内容已题无剩义，于是把毕业论文集中为兵役制度研究。
在我们的毕业论文定稿之前，臧先生、王先生已经函请安先生做我们硕士论文答辩委员，安先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论文完成后，即由我送呈，隸我见安先生的则是张进（晋文）兄。张进兄是徐师79级本科，和我同学四年（我本科毕业读研究生，和张进兄依然在一起，直到张进兄毕离校），关系不分彼此，当时正随安先生读研究生，陪我拜见安先生，自然是义不容辞，早已把去山师的交通路线详细地告诉我。我记得是在4月末的一个早上，还有些许寒意，我直接到张进兄宿舍，二人立即去安先生家里。张进兄的研究生宿舍在学校园内靠南的位置，安先生家在学校大门对过，穿过校园，步行十几分钟即到。当时安先生住的是两层小楼，相当于后来的联排别墅，有单独的小院，以木板条相隔，院内有不知名的花草，颇为幽静。我们刚进小院，还未敲门，安先生已经把门打开，说：“知非来啦，进来吧”。声音洪亮，语气亲切！这是我听到安先生说的第一句话，至今言犹在耳！进入书房，我立即呈上论文。安先生让我们随便坐，首先询问臧先生身体状况，嘱我转达对臧先生的问候，而后听我简单地汇报论文，询问读书情况，并对选题予以肯定。在我们心目中，安先生是大家，是名教授，是学术权威，是高不可攀的，一定是威严老者！一句“知非来啦”，以及对论文选题的肯定，使我如沐春风，对答辩的惴惴不安，随之消失。至5月底，在张进兄的陪同下，安先生到徐州参加答辩，充分肯定我的论文，希望继续努力，我的答辩自然是顺利通过。
1988年，我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随田昌五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三年读博期间，频繁地出入安先生家里，有时是我自己登门请教，有时是陪同田先生到安先生家里赴宴，不时陪同田先生和安先生参加各种座谈会和讨论会。当时田先生一个人在济南，谈不上生活规律性，安先生除了叮嘱我照顾好田先生饮食以外，经常让安师母下厨，以陈年佳酿，宴请田先生，只要我在济南，都由我陪同。印象中，安师母厨艺极高，做的菜色香味俱佳；田先生酒酣之际，畅谈学术理念。安先生不擅酒，也不如田先生健谈，一边听，一边劝我们吃菜，对田先生想法偶尔补充，但是，一旦打开话题，则绵绵不绝。我是默默地听，偶尔做些服务，多数时间是埋头大吃。
读博期间，向安先生教问题甚多，许多内容已经模糊，但有几件事是我终身难忘的。首先是我博士论文选题。一般说来，以硕士论文为基础是博士论文的大多数选择，但我入学之后，发现原来的想法太过简单。田先生是先秦史大家，长于史学理论，对秦汉史亦有研究，得知我的想法之后，田先生要求我厘清先秦而后再论秦汉。先秦史是史学界精耕细作的学术领域，要想有所突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功底外，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史学理论都要有相应基础。对我来说，除了文献基础尚可以外，古文字只是皮毛，考古知识、史学理论几乎是完全的外行。面对自己的基础和田先生的的要求，究竟如何确定研究方向，如何突破，踟蹰彷徨，焦虑不安。大约是第二学期刚开学，和师兄周苏平一起去给安先生拜晚年，闲谈中说起论文选题和自己的不安，请示安先生看法。虽然时过数年，安先生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的硕士论文，就我的想法，指出原来论文除了资料发掘不全、分析粗疏之外，最大问题是对秦汉社会结构把握不足，根源在于对先秦史缺少研究，无法把握秦汉社会结构的由来，只能就事论事，要想突破，就要从源头做起，上下贯通，才能豁然；同时指出秦汉赋役制度、阶级关系等等是春秋战国的发展，许多内容都是战国延续下来的，新的学术历程应该毫不犹豫地从先秦开始，同时以吕思勉学术著作为例，说明贯通的重要性。正是安先生的这一番训诫，打消了我的畏难情绪，最终确定论文选题《春秋战国社会结构研究》。
其次是参与《秦汉史》的撰写。人民出版社约请田先生和安先生主编一部《秦汉史》，开始写作前，田先生就理论问题谈了看法，要求写出特色，具体章节内容、体例主要是安先生负责，分给我的任务是第二章《西汉前期政治和经济》。当时我只发表过几篇论文，是第一次把握一个时代政治经济的演变，又是两位大家主持的项目，对怎样写、详略到什么程度、如何给以下各章的衔接留下适宜的衔接空间，两位先生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样子，心里面没底。安先生给我的指示是放开写，然后再按照总体要求压缩字数、具体修改。初稿完成，先交给安先生。大约两周后，安先生让人送回书稿。安先生没有对原文直接修改，而是用铅笔在书稿的天眉地脚以及左右空白处，说明修改理由，从标点符号到资料解释以及事实描述，一一提出意见，有些评论性文字，安先生用的则是商量语气，十分委婉地提出不妥之处。拿到修改稿，我感到十分震惊：作为一个初学者，总想写出新意，自以为采纳新的研究成果，表达新认识，看了安先生的意见，才知道作为断代史著作，要经得起时间检验 ，观点要公允，叙述要平和，语言要简练。这是我第一次通过修改书稿从安先生身上学到的治学精神。后来，《秦汉史》增订稿出版，因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面世，西汉前期政治经济部分需要增补内容较多，我就是在原来框架内按照安先生要求予以增补的。
第三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撰写。读博期间，田先生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战国秦汉编有安先生主持，命我负责战国土地制度、工商业以及战国秦汉人口部分。战国土地制度、工商业发展，和我毕业论联系紧密，心里有底，秦汉人口问题则是第一次接触。我向田先生谈了自己的顾虑，请求是否安排给更合适的人撰写，田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向安先生请教”。人口资料有限，当时学界研究成果也有限，许多数据是推定，如何使用很费踌躇，我没见过安先生发表过人口问题的论著，我就带着如何分析有限的传世数据、如何采纳已有研究成果等问题请教安先生。安先生对文献资料了然于胸，一一指出要注意的具体问题，特别是《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人口数据的适用性，对简牍资料反应的家庭规模也要有区域意识，不能作为一般家庭结构和规模推而广之，只能作为区域性资料使用。对于争议问题，不要陷入繁琐考证。正是安先生的这一指示，使我少走许多弯路，保证了书稿质量。
1989年5月26号，师弟徐俊祥、师妹朱龙英硕士论文答辩，安先生是答辩委员。25号，我陪安先生到徐州，学校设晚宴接待，臧云浦先生、王云度先生主陪，我则是双重身份，既是安先生的陪同人员，又是徐师的学生，既受到客人的礼遇，又承担义不容辞的服务，也因此多了亲近老师的机会。学者、老师之间询询如也、温温如也的儒雅场景，至今历历在目！而面对当时动乱的局面和我浮动的思想，三位先生都谆谆教导我为家庭计、为学术计，保持镇静，至今言犹在耳！
2018年4月初，我去济南参加济南出版社组织的组稿会，会间，我和河南大学李振宏、东北师范大学王彦辉、华中师范大学赵国华一起去拜望安先生。我从1991年博士毕业任教于苏州大学以后，除了会议和其他事情，是每两年回济南向田先生和安先生汇报工作，请教问题。2001年，田先生去世，我去济南就不定时了，大都是在开会时顺道拜望安先生，总计不过四、五次，春节时电话给安先生拜年。因而，对这次拜访，心里既充满着期待也有些惭愧，总觉得这么长时间不看望安先生，有失学生本份。5号下午约4点左右，我们到了安先生家，迎接我们的是安先生公子安国兄。当时安先生正在楼上，听见说话声，立即下楼，对我们嘘寒问暖，询问我们工作生活，表扬我们成绩出众，同时提醒我们合理安排时间，要劳逸结合。当时安先生声音洪亮，思路清晰，充满对晚辈的关心和期望。安先生毕竟92岁高龄，我们担心安先生疲劳，到5点半，我们先后和安先生合影之后，即起身告辞，并相约明年再来。安先生送我们到大门口，目送我们远离之后才返回。其情其景，历历在目！没想到的是，此别竟成永诀！抚今追昔，不禁潸然。
我之为学，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全然没有前辈学者的知识基础和学术训练。上大学之前，既没有受过任何的蒙学教育，也没有系统学习现代文化知识。进入大学，读书虽然是如饥似渴，但是饥不择食，大都是生吞活剥，一肚子夹生饭，对于学术，一头雾水。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教导，他们从不同侧面教我以知识，授我以方法。安先生是我受业老师，知识、方法、做人，方方面面，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身！如果说我还算是一个学人，取得过一点成绩的话，和安先生的教导是不开的。
按照时下说法，我还算不上是安先生的入室弟子，因为我不是安先生的研究生，在安先生门下没有我的学籍，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安先生是我永远的老师！我相信，安先生也早已把我收入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