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学者、各位朋友：

　　“东亚礼学与经学国际研讨会——暨上海儒学院第三届年会”今天开幕了。我代表上海儒学研究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来自海内外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

　　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主要特质。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罗伯特·恰德（Robert Chard）指出：“在18世纪启蒙时期的书籍中，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著名的孟德斯鸠基于耶稣会对中国的理解，认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建立在‘礼仪’上。而非建立在宗教或法律上的文明。”

　　朱子是一个讲理的人，他讲两个理，一个是“道理”的“理”，一个是“礼貌”的“礼”。今天，我们济济一堂来讨论东亚礼学，朱子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礼学复兴和重建的关键时期，而朱子关于礼学的研究、著述几乎伴随着他的整个学术生命。

　　但是我们在考察朱子的礼学研究的历程和贡献时，往往把主要的关切点放在他的理论研究的整合和创新上，而忽视了他的实践面向。

　　从现有的史料看，朱子对礼学发生兴趣，并下决心将礼学研究纳入自己的学术体系主要发生在任同安县主簿期间。

　　绍兴十八年（1148）朱子殿试中举，时年十九岁。二十一年（1151），授泉州同安主簿，两年后上任，时年二十四岁。朱子在同安任上一共四年，这是朱子一生中的第一个官职，也是对他的思想和学术产生重大影响的四年。这四年使一个书生获得了对中国国情的切身体验。对同安、泉州、漳州等社会和民情、民风、民俗的近距离观察，使他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无序”和人际关系中的“无礼”。他看到了礼学重建和礼教复兴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感。在泉州任上，他考订了《释奠仪》，作《讲礼记叙说》，上《申严婚礼状》，作《民臣礼议》，建议纂《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并在县内颁布了释奠仪、器用、衣服等图式，整顿婚礼等。这一切既开始了他对礼学的理论研究，又开启了他对礼教社会实践的尝试。

　　朱子的礼学研究，始终不忘化民成俗的现实关切，他的《家礼》就是一部把礼学理论付诸社会实践的佳作。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礼学和礼教的复兴得以在宋代成为可能，礼学和礼教再次回到中国人生命意识与社会意识的中心，并由此延续了八百余年，其影响至今犹存。

　　今天我们来讨论礼学，似乎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我以为，今天的中国依然面临着或迫切地需要礼学和礼教的重建。上个月，我访问日本，有幸见到吾妻先生。我对他说，我正在利用婺源县的紫阳书院做礼学落地的社会实验。我告诉他，我希望婺源县的中小学对所有学生布置一道“家庭作业”：早上起身后要向父母请安，上学时要向父母道别，放学回家要向父母禀报。吾妻兄听后大吃一惊说，这些事情在日本是不言而喻的，每天都在做的呀。我也很感慨，说：“可是我们把它丢了。所以我要在婺源做个实验，把它们重新拾起来。”这件事充分说明，当今中国恢复礼学和礼教具有现实意义和极大的迫切性。朱子在八百余年前的社会实践和我在婺源县的实验都证明，礼学与礼教在中国的复兴是可能的和需要的。

　　最后，我要说明：我所谓的礼教，不是宗教，而是关于礼的教育。

　　谢谢大家！

　　注：这是作者在复旦大学2019年6曰8日召开的东亚礼学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