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往往以得君行道、推行仁政为自我期许。但儒者越是坚守其内在的价值尺度，就越是会遭遇坚硬现实的反动。当这种反动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儒者往往面临艰难的抉择：是选择俯仰与世但自甘堕落，还是选择矢志不渝但激流勇退？这种时刻，往往就成了真假儒者的试金石。因此，对于儒者而言，进退出处之间，是呈现儒者工夫的关节所在。儒者的所谓退出游戏，即是指儒者面临现实的反动之时，能够超越功利从世间拔身而出，能够趋向自由决绝而去，能够由死向生面向未来涅槃重生，从而实现“从道不从君”的初心。这样的退出游戏，需要儒者具备一些相应的主观与客观条件，才能完成。可以说，朱熹是践行退出游戏的典范。他一生的辞免经历，很好地说明了儒者选择退出游戏的艰难性与必要性，也说明了儒者一时的政治退出，并不妨碍其学说思想的广泛传播，艰难险阻，玉汝于成。
朱熹一生出任实职官员约九年，多次辞实就闲，因而辞免书劄多见。一般而言，似乎辞免书只是官样文章，既不能代表辞免人的真实诉求，也不能表达辞免的真实理由。然而，言为心声，无论辞免书如何委婉与程式化，其表达方式还是会透露出辞免人的“真实心灵”，对于朱熹这位真儒而言，尤其如此。
朱熹曾表明，“盖平生辞官，只是两事：一则分不当得，二则私计不便而已”，也即所谓“非其分所当得与其力所能堪者”。这里所谓的分是指儒者的为官职分，私计则是指朱熹个人的特殊情由，包括基于君臣礼仪而列举的程式化理由，以及对政治权势的恐惧心态。当然，此中朱熹所未言明，而辞免书中实已显明的则是，通过私计与职分考量退出现实政治游戏，正是为了进退得宜，优游学术，以坚守儒者之本分。朱熹的辞免经历亦表明，儒者退出游戏的完成，既需要合宜的辞免制度与退藏的自由空间，更需要儒者的个人勇气。
辞免的程式理由
传统社会中，臣子辞免皇命，有一套程式化的说辞，“辞免恩命，各有定制”，这种说辞为君臣双方所接受，可以说为儒者退出政治并保有学术自由，提供了一定的“近制度性”保证。这种托辞传统其来有自，孔孟即已运用此种文法。从礼的角度而言，礼以和为贵。程式化的说辞使臣子可以合法体面地退出政治领域。对此双方心照不宣，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辞职游戏双方的尊严。而朱子所拟之程式理由，以疾病、才乏、丧葬三种最为常见。
第一，疾病原因。与孔孟只须托疾而不必细言疾病状况不同，朱熹在辞免书中对其疾病的细节有详细的描述。朱熹所言之疾，约为三类，一是心气之疾，二是脚气之疾，三是耳目之疾。这些疾病对其履职能力有所影响，并且真实可考。
青年时期，朱熹在辞免书中多陈“心气之疾”。他认为此疾的危害在于影响人的思考能力，不能对政务作出恰当判断，难以承担官员职责，尽管这些症状当事者心知肚明，但别人可能难以觉察，因此需要明确说出：
（熹）素有心气之疾，近数发动，应对思虑，未复故常。
衰病之躯愈觉羸悴，虽无痛楚危急形证，而精神气力日见凋枯，行坐无力，语言少气，思虑应接，失后忘前。旁人虽未遽觉，而熹之自知甚审。
壮年时期，朱熹在辞免书中多陈“脚气之疾”。他认为此疾的危害在于影响人的行走能力，既不能长途跋涉，“所至濡滞”，也影响礼仪对答，“俯仰跪拜，极为费力”。此病的症状极为明显，朱子的描述亦较细致：
（熹）素有足疾，在道屡作，自入国门，右足先痛。中间小愈，仅能扶持入对，行立稍久，即觉左足复痛，不能支吾。既出宫门，复行参谒，即遂大痛。比及被受省劄，则已赤肿拘孪，不能履地矣。
旧苦脚气忽然发动，痛楚寒热，倍于常年。遍传两足，连及右臂。以至会庆圣节满散锡宴之日，病势方剧。臣以臣子之谊不敢自安，亟欲强自扶掖，少伸三呼百拜之恭，而筋骨拘挛，不容自力，忧悸反侧，无地自容。
晚年时期，朱熹在辞免书中多陈“耳目之疾”。他认为此疾的危害在于影响人的阅读能力，没有办法胜任披览公文案牍的职责，“省阅书判，皆有所妨”，不利于公正作出判决，恐影响民心所向。对于耳目之疾，朱子偏重于目疾的描述：
目左翳而右昏，耳右聋而左重。
众疾之中，目昏为甚，今但拜入境，便有吏民诉讼，遮拥道路，百十为群。若但草草一观，备礼拨遣，即于愚心有所未安。若欲子细披阅，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则熹之目力实所不堪。
第二，才乏原因。关于朱熹的政治与行政才能，不同的主政者有不同的评价，但对其因性刚而易引起政治冲突则认识一致；在某种程度上说，朱子对于自己行政才能的自我贬低，实际上也并非完全是自谦之辞，其刚强不屈的政治性格于刑赏失中下的实际政务或确有不便之处。朱子对此之自贬，一方面表现在屡用“至愚”、“微贱”、“腐儒”、“蝼蚁”等类似常用贬名以自称，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自己才学与事务才能的具体贬低，此类事由之描述有较浓厚的主观意味：
熹性资朽钝，学术迂疏，绝无所长可以自见。
盖语其劳最，则入仕以来二十七年，闲居之日十居七八；语其志节，则随群逐队，应举觅官，前后求闲，皆缘急禄；语其学行，则躬行不力，未能寡过，俯仰愧怍，内讼方深。
第三，丧葬原因。儒家推崇以孝治天下，守孝离职是一种制度化的礼仪安排。宋代有祠官制度以养贤，可在家食禄。对于朱子而言，辞实就虚，以请祠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兼善方案。他多次以亲人丧葬事为由辞免实职官名，包括其母亲、叔母、长子的丧葬事宜，因朱子重视丧葬风水，往往可借以拖延较久的辞免期。此类事由之描述，大多颇为沉痛，令人心恻，有较强说服力：
敕差充枢密院编修官，（熹）寻以丁忧，不及供职。续蒙收召，又以忧制未终，不获拜命。比及免丧，再蒙检举催促，则忧患之余，心志摧谢，血气耗伤，疾病交攻，不复堪从仕矣。
（熹）偶以近遭叔母之丧，别无得力子弟，丧葬之役，须当躬亲营奉，度至来春方得了办。欲望朝廷矜怜，特赐宽假，许熹候叔母葬事了日。
（熹）长男暂住婺州，遽尔夭殁。不惟老病之余不堪悲痛，而业理丧葬、收拾遗孤，相去隔远，私计实有未便。
朱子以程式理由辞职，其实质还是为了维护朝廷的“综核之政”，以免“赏不当功，名不孚实”，而造成“刑政失中”的局面。因而朱子屡次强调自己的辞职是所谓“恳辞”之言。对朱子而言，丧葬之类事由无须刻意自证其真，而疾病之由则须他人见证，才乏之由须政绩事实证实，以证明其确实不适合担当实职官员，虽然朱子对其政绩自贬之描述可能包含讽谏之心：
熹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处同共看守。呻吟少暇，即令呼唤严切照管。拟俟病愈，赴部供职。凡此本末，众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见闻。
（熹）顾以山野，不闲吏道。重以凋郡财匮民贫，去年上供纲运起发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给公上，庶逃罪责。不意属县今秋有旱伤处，不惟失于检放，加以程督过严，遂致人户流移，怨谤蜂起。
辞免的内在恐惧
虽然说，辞免是一种官场礼仪。但是如同朱熹一样，不断上书辞免，以致五、六的现象，亦不多见。甚至，宋孝宗都知道朱子好辞官之名，“记得其人屡辞官，此亦人所共知。”并且因此而给予朱子“难进易退之褒”。
或许君主的赞誉反而引来了嫉妒谤言，朱子时常招致“师言”、“舆论”、“公论”、“清议”、“物议”、“吏议”等等非议之言，而形成所谓的“昧利苟得之讥”，“垄断之诮”。这些非议不但质疑朱熹的儒者操守，也意图影响执政者的用人标准与政治决策，并因之而给朱子造成实际的政治危害。朱子谓之“人言可畏”，内心因之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此，当朱子辞免再三时，就会使用“恐惧”、“惶恐”、“战栗”、“俟罪”等等“危恳”之辞，以表达内心的强烈不安。然而，仔细分析朱子的辞免心态，不难发现，其恐惧心态虽包括对政治迫害的畏惧，但其真正担忧的是不能尽到儒者的本分，这种心态更多的是一种担忧“上负使令，下负所学”的“惭惧”之心。也正因为此惭惧之心的存在，反而激发出朱子之义理勇气，而不畏压迫，坚守儒者之操守。
首先，基于惭惧之恐惧心表现为针对非议之言的积极辩护。朱熹以此期望执政者能够了解其忠诚之心，从而避免其失去完成臣子职分的机遇。朝士对朱熹的非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指责朱子之辞免不过是“姑应故事”，“饰词逊避”，其实质是为了要名沽誉；二是指责朱子屡辞不就是“慢上不恭”之罪，其实质是为了贪图个人安逸，不愿意为国家效力奔命；三是指责朱子辞实就虚是“辞远就近”，“过有邀求”，其实质是以退为进，以便要挟执政者，谋取更高的实际职位，是所谓的“乱人之首”。应当说，虚伪、傲慢、邀求的指责是十分严厉的，易于蛊惑人心，有着强大的政治杀伤力，这迫使朱熹不得不为之而进行自我辩护。
针对虚伪的指责，朱熹辩称自己所言辞免之由“皆出诚心”、“皆出实情”、“皆有实迹”，绝非是为了“观听之美”的虚饰之辞。这种诚心之言一方面是指朱子所言事由皆可以得到证实，非出编排；另一方面是指所有辞免皆是事出有因，不是有职皆辞，对于一些循例之命，朱子皆欣然接受，而未尝一言推辞。对此，朱子以具体事例予以说明：
（熹）虽人微趣下，词义鄙拙，不足以仰勤朝听。然披沥肝胆，事皆有据，不敢一言之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诛。
（熹）前后所以累辞恩命，实缘自度卑鄙，无以仰称所蒙。至如中间东浙救灾之役，稍可勉效驱驰，即便承命以行，未尝一辞丐免。其后节次该遇霈恩，合得恩例，熹亦随众陈乞。此亦足以见其非敢矫情饰诈，而罔上以要名矣。
针对傲慢的指责，朱熹辨称，为国家效力奔命，除了从政为官的直接报效形式外，保守儒者操守，以励士节，也是一种报效方式；著书立说，发扬儒道，也是一种报效方式。因而儒者报效国家，不必非“簿书期会”不可，朱子对此类缘由有细致剖析：
熹本以无能退处田里，圣朝过听，误加奖借，宠以廉退之名，励以坚高之操，训词在耳，天鉴弗违。熹虽至愚，不能及此，犹当刻心自誓，终始不渝，庶几可以仰报万分，下全素守。今不务此，而欲以奔走承命为恭，则亦非义之所安矣。
今若少宽原隰之劳，更窃升斗之禄，假以岁月，卒成此书，使于世务略有丝毫之补，则臣之所以仰报大恩者，固不必在于簿书期会之间也。
针对邀求的指责，朱熹则辩称自己忠于职守，“以爱人利物为功”，“未尝敢有毫发偃蹇邀求之意”，辞免并非另有所求，只是希望朝廷赏罚有格，用人得当。朱子认为有时候不用多言，事实胜于雄辩：
或谓熹之此请，迹涉违慢，恐实论者之言，反速大戾。熹窃自念前日奏对劄子，两论刑狱利害：一论经总制钱不当立额，一论江西诸州科罚之弊。熹之区区，岂是妄有邀求，厌薄外使？
其次，基于惭惧之恐惧心表现为对权臣迫害行为的公开揭露。朱熹为官，清廉正直，嫉恶如仇，屡次“触忤权贵”。不仅遭到非议，甚且遭到权臣的报复陷害。针对这些打击报复，朱熹认为自己“退藏之外，无可为者。”表面上，朱熹面对报复行为“诚不自安”，是为了避免“重遭按治”而辞职。但实际上，朱子之辞免是为了向最高决策者揭露非议者的不肖操行，以表达坚守臣子忠君爱民职分的决心，同时也寄望于皇权能够对权臣的迫害行为有一定制约作用。在辞免书中，朱子不惮于详细描述这种迫害行为的细节：
臣所劾赃吏党与众多，棋布星罗，并当要路。自其事觉以来，大者宰制斡旋于上，小者驰骛经营于下。其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损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论。若其加害于臣，不遗余力，则远而至于师友渊源之所自，亦复无故横肆觝排。向非陛下圣明，洞见底蕴，力赐主张，则不惟不肖之身久为鱼肉，而其变乱白黑、诖误圣朝，又有不可胜言者。然陛下怜臣愈厚，则此辈之疾臣愈深，是以为臣今日之计，惟有乞身就闲，或可少纾患害。
最后，基于惭惧之恐惧心表现为在面对独断皇权时能够以对儒者本分的顽强坚守与之抗衡折冲。面对皇权的无能，是朱熹“震惧”心态的根本来源。不过，朱子有得君行道之愿，他也明白，因君主的权力过于集中，儒者政治理想之实现与否往往系于君之一身，为了实现儒者之政治理想，只能苛求于君主的个人道德。因此尽管无力约束皇权，朱熹也必须屡次上呈限君之谏议，反对皇帝以手批等形式干预行政事务，甚至不惜触犯君主威严。当宁宗因其屡次干政，以“恐难立讲”将其辞退讲闱之时，朱熹虽知无计可施，但其关心的核心仍是儒者的“进退之义”，朝政的“刑赏之中”，表现出儒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朱子在辞免书中明确讲出了这种矛盾心态：
（熹）供职四旬，屡得进讲，凡所关啓，多蒙开纳。而臣憨愚迫切，便欲致君尧舜之上，遂触忌讳，以烦谴诃。皇慈过恩，犹不加罪。亲御翰墨，俾就退闲。
（熹）若遂隐匿不言，更冒荣宠，窃虑祗受之后，公论不容，未及终朝，便烦褫夺。顾微臣进退之义虽不足言，而圣朝刑赏之中则为可惜。
非议、权臣、皇权的力量强大，与之抗衡则迫害因之而无可避免。一般人难免心生恐惧之心，朱熹亦不例外。但朱熹有着坚定的理学信念，其恐惧以“惭惧”为底蕴，往往能够经过义理衡量后，而不惧任何权势的压迫，反而能激发其莫大的守道勇气，以至义无反顾地选择退出政治游戏，决然归田著书讲学。朱子在辞免书中即多次明言其辞不容已之勇气：
虽被谴诃，恐惧徒深，义当固辞，不容默已。
今乃欲因圣主前日所以假借惠养之资，而遂夤缘以冒进擢无涯之宠，则是古人所谓登龙断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议有所不贷，而熹之不肖，亦窃羞之。是以恐惧回皇，不敢祗受。
辞免的本分追求
朱熹辞免之时，常常“内自省循”，“千虑百思”，“再三筹度”。其省循思虑的内容，就是所谓“愚分”、“私义”、“事理”、“分义”的安心与否，“夙心”、“素守”、“职守”、“志愿”的保全与否。而思虑反省的结果就是兴起廉耻之心，以“粗识廉耻”，从而惭惧不已，激发起内心强大的义理勇气，而能克治恐惧心态。
在朱子看来，儒者之本分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出仕为臣之职分，二是为士修行之本分。职分是指儒者负有为天下苍生幸福负责的天然使命，这个使命的实现，需要儒者负起忠君爱民的政治责任，身体力行地推行仁政，反之则为失职。本分是指在客观条件不允许儒者完成兼济天下的使命时，克治其内心的愤懑之情，继续承担起儒者本分的另一面，即求道修学以育士人的教育职责。
所谓出仕为臣之职分，在朱熹看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儒者出仕为臣，非为个人私利，亦非为个人权势欲的满足，而在于得君行道，辅弼君主使其成为贤君圣主。虽然朱子认为事君需要忠心，犹“子之事父”，是“天下不易之理”。但朱子同样认为，忠君的实质并非唯唯诺诺，忠诚于君主个人，而应当格君心之非，引导君主建立仁政之本。因此，朱子屡屡直言君主诚心正意的根本性，将之视为儒臣进言的责任，而言曰：
至于经帷，则又仰关帝学，在今初政，尤所当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职，然后有以发挥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谨始之规，以为出治之本。
（上）万机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孜，专意讲学。盖将求所以深得亲欢者，为建极导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纲者，为防微虑远之图。
所谓为臣之职分的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即切实地担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以民为本，推行仁政，将民众利益放在个人私利之前。对于朱子而言，他不惜为了民众的利益而屡上奏章，要求朝廷兑现针对民众的承诺，以取信于民，甚而不惧得罪权臣皇权而带来权势的报复。朱子认为，若失信于民，则不啻于犯下“罔民之罪”。对于他个人而言，失信之举，“每一思之，如负芒刺。”倘若无法实现儒者勤政爱民的夙愿，不如提前辞免职务，以免日后进退惟艰。因此，朱子在就任实职官员时，往往以仁政救民为己任，以民之代言人自居：
（熹）又被圣训，令臣相度本州先行经界利害。臣窃自幸，以为若得凭恃威灵，更且强健，誓当竭力奉行仁政，使一方千里之内，贫富之民各得其所，而州县之间亦得以隐覈奸欺，实出失陷财赋，而免于白撰岁计、违法害民之弊。
熹见蒙改除提举浙东常平公事，当此凶岁，专以救荒为职。若此所乞依格推赏不蒙施行，不惟失信于南康旧治，亦无面目可见浙东之民。将来必致误事，上贻仁圣宵旰之忧。
朱熹在履行职分时，虽处在赏罚失中的政治局面中，但他却不因此而丧失坚守儒者职分的坚定信念，以期砥励士行。他以慎独之心自我要求，无论出仕还是退处，始终一贯地反省自己是否临事失几，有违忠君爱民之初心。他要求自己在任职取舍上依分而行，信守内心的自我承诺，所以他屡言自誓之诚：
（熹）祗命感恩，心口相誓，惟当躬佩训词，益坚持守，以求无负天地父母至隆极厚之恩。
此熹所以恳辞踰年而卒拜明命，且复具以此意附奏陈谢，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诚，盖有皦然而不可欺者。
（熹）口与心誓，所有职名只是暂受权带，以为入从之阶，异时若罢讲官，此职决不当回纳，庶以少赎今日不能力辞之罪。其后果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讲，曲蒙矜悯，重赐亲笔，除臣宫观。既已拜命，又被恩旨，进职与郡，则臣不敢当。而亟如向来私誓之言，具奏辞免。
朱熹所说的“自誓之诚”，除了励行儒者操守之外，还包括所谓“引例陈情”的部分。朱子认为，君主推行仁政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法可依、赏罚得当的官员考绩制度。考绩制度的关键在于公平，不能依政治需要将其变成权术平衡的工具，而“屡蒙恩私，横加除用”。朱子甚至认为，考绩制度的目的在于取得刑赏之中的结果，以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退一步言，不公正而具有统一的刑赏标准的制度，也比没有一贯的刑赏标准只有无法预期的权术平衡要好。因此，朱子在刑赏失中的情况下，以激烈的态度要求朝廷责罚自己，虽然这种说法负气使性的成份居多。朱子的引例陈情，追求的是公平，无论对己有利还是不利，他均指出其刑赏失中的本质：
（熹）独观近事，盖有曾任执政臣僚，见带职名，起镇藩服，丐祠得请，进职一阶，有命未行，已复报罢者。况熹微贱，非彼之伦，而误宠横加，乃超三级，则又非特如彼之序进而已。法义昭著，比类明白，不待有识而后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三之渎，而敢复有辞者也。
（熹）今者伏睹已降指挥，仲友已罢新任，更不差官体究，其绍兴府见勘已招伪造官会人蒋晖等，亦闻已得朝旨尽行释放讫。详此事理，窃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实，别有合得罪名，未蒙朝廷行遣，难以却因职事微劳，遽与其他无罪之人例霑恩赏。
虽然依此情形，儒者三立中“立功”之愿难以实现。但在朱熹看来，比“立功”更为重要的“立德”、“立言”，才是其初心所在。“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若能在进退出处之间做到问心无愧，不失儒者操守，亦可谓之为“立德”。此外，在退隐田里之后，寄心于著述讲学，传述圣经，而成就一家之言，以完成守先启后的儒者职责，也可谓之为立言。如此，也可算是在刑赏失中的世道中，做到了“以安愚分”，故朱子明确表达了自己“成一家之言”的宏愿：
臣天赋朴愚，与世寡合，爰自早岁，即甘退藏。虽蒙圣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职。杜门屏处，玩思遗经，赖天之灵，偶窥管穴，因窃妄意讨论删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后之学者。
辞免的自由向往
无法推行仁政理想的现实政治，对于一个儒者来说，是避之不及的。因此朱熹屡言“退藏”、“闲退”、“归田”、“杜门”、“还家”等意，其目的即在于“养病”、“省身”、“著书”、“退避”等，从而“以遂夙心”，以“成一家之言”。在朱子看来，退藏的好处在于可以“窃食祠馆”，“任便居住”，有着极大的人身与学术自由。质而言之，朱熹所言之退藏即从“为臣之职分”退至“为士之本分”，从“得君行道”退至“传述圣言”。
朱熹屡次辞免官职，与他对自由讲学的向往以及对现实政治的失望有关，但也不能排除与朱子鲠直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子是性情中人，若选择出仕为官，在涉及公平正义的问题之际，自然不会选择沉默不言，明哲保身，势必为了坚守忠君爱民之职分而率直发声，也就难免得罪权贵，因言获罪。朱子对此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他也担忧自己在朝廷刑赏失格的情形下，因一时仓惶恐惧，而导致自己陷入“进退无据”的境地，失其“进退之节”。因此他在辞免中明言自己难以改正刚强之性，不免触忤交游：
而熹无状，行不掩言，无以取信交游，以至自贻诟辱。既勤圣虑，复紊朝纲，罪则已多，功于何有？
熹自罹灾患，日觉摧颓，唯有疏顽，略无悛改。所以前此再辞误恩，皆荷天慈俯从人欲。
朱子屡有退藏之愿，决非是政治失意的被动选择，而是出于向往著述自由的深思熟虑的抉择。儒者之退隐有所谓避人与避世的差别。就朱子之初衷而言，他主要欲行避人之法，回归田里只是更换了一种忠君爱民的方式，并不是要做一个不问人间是非的方外之人，“策名委质之义，学道爱人之心”，时时萦绕在心，不能忘怀。
朱子多次表明，为天下苍生奔走效劳并非只有“簿书期会”一种方式。对公共事务的服务，还可勤心于政治得失的历史经验，以为朝廷提供治世参考，通过这种明其心智的方式以格君心之非，也是儒者尽其职分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兼顾了学术自由与政治责任，使两者之间达到了相对平衡，对朱子而言可能更为理想。朱子在辞免时特意提到《资治通鉴纲目》编撰的急迫性，详细说明了此书新的编撰体例有益于明了政治事务的“是非得失”：
臣前奏所谓著书者，则臣自集诸经训说之外，于《资治通鉴》亦尝妄有论次。数年之前，草稿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永为千古之恨。
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检寻。因窃妄意就其事实别为一书，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小注以备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际，则又辄用古史书法，略示训戒，名曰《资治通鉴纲目》。
避人法之可行在于皇权的宽容，一旦触忤君主，则避无可避，只能行偏于避世之避人法，或可稍遂儒者独善其身之愿。朱子因侍讲干政过急，引起宁宗的反感，而被宁宗以内批黜退。朱子自知宁宗全力支持韩侘胄理政，针对道学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儒者须当迅速退出朝政。因此朱子于内批之日，即刻提出辞去所有新进职名，并自我检讨干政之误，领认辞免职名而未辞相应恩赏的疏漏之罪，同时请求朝廷“悉行改正”，翼欲获得宁宗的折衷处理。朱子于此之时，对于朝臣之非议，罕见地即刻接受，表示他们所说“极为有理”：
（熹）去岁叨冒，获厕周行。曾因集议永阜攒宫，妄意辄陈管见。欲乞少宽远日，改卜神皋，庶妥威灵，以延运祚。后虽罢议，无所施行，然在私心岂容自昧？今者伏睹进奏院报，前日小大之臣曾议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又尝面奏，其迹尤不可掩，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网，未抵谴诃。
臣闻或者谓：臣去岁初除之日，已受疏封锡服之宠，该遇享恩；又叨封赠荫补之泽，其后又承吏部取会磨勘得转一官，皆为已受侍从恩数之实；今于职名仍欲回避，不无作伪之嫌。臣味其言，极为有理。实于彼时思虑不及，致此冒昧。追悔无由，今又不敢辄乞回纳。伏望圣慈并赐处分，讨论改正。
朱熹的退让之举，宁宗并未接受，并且屡授朱子地方官职，其原因在于道学未完全失势。等到道学势力被剪除殆尽之后，朱熹预料到的政治打击就来临了。朱子被诬为伪学之魁，晚年遭遇庆元党禁，其理学书籍被禁，著述讲学活动受到限制，甚而处于生命危险之中。处此非道之世，朱子虽行退让之策，但也不愿做无原则的退让。他以致仕为抗争手段，表示“义当纳禄”，但致仕书中屡申地方官员的刁难之举，期望与皇权之间达成某种政治默契，以换取朝廷对党人威迫的放松，使其至少保有著述讲学的自由，而能致力于书院的教育改革，培养儒学复兴的人才。朱熹自言其所为，非为“一人设也”，其意即在于说明他坚持著述讲学，乃是为天下苍生、国家前途设想，非为一人之私计。朱子明言致仕受到阻挠，但终究能够“除废锢之籍”：
（熹）适满七十足岁，考之礼经，合乞致仕。顾念名在谪籍，深虑不合自陈。因窃询考条贯，乃知元无妨碍。遂于去冬预恳州郡投纳公状，乞作今年正月开假之日，备录申奏。而闾里横议，官吏过疑，咸谓负罪之人无事可致，不当冒昧自求优逸。迁延稽故，不为依条保奏。
“熹罪戾孤踨，名在谪籍。化钧无外，得以偷安。区区鄙怀，岂不知感？兹缘年及，礼合告休。又蒙某官特为开陈，即赐俞允。所以上昭圣明优老念旧、洗垢匿瑕之美意，下使衰朽捐弃之人得托退休之号、除废锢之籍，而少慰其出身事主、一世勤苦之夙心。则其为赐也大矣，其为劝也广矣，然犹非为熹一人设也。”
朱子的辞免经历表明，成功的退出游戏之完成，既需要儒者人格的养成，也需要儒者拥有现实性力量。朱子在辞免书中表现出的儒者人格，实为其一生人格操守的写照，是其坚守儒者进退之义，践行儒者正名理论的实证。朱子主张人心听命于道心，其辞免书中的言行表明，朱子对道心的追求，已呈现为四心合一（礼仪心、惭惧心、慎独心、自由心）的儒者人格，这是朱子强大精神力量的根源所在。朱子的表现也说明，儒者的退出游戏，并不单单只是一个人的道德游戏，而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游戏，没有必要的社会力量的参与，是不会形成儒者退藏的自由空间的。
从朱熹辞免的过程来看，这种系统游戏的完成，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即是所谓的慎独工夫，朱子在辞免书中屡次提到自身辞免的真诚态度，并且屡次申明这种态度没有外在强制力量的胁迫，只是依靠所谓“心口相誓”的内在信念，在义利抉择之时，自觉审视临事之几，从而能够始终如一的以遵守儒家义理要求自己，超越所谓程式行为与义理行为之间的区隔；第二是所谓的义理勇气，朱子在辞免的过程中，遭遇巨大的政治与舆论压力，面临失去政治生命与学术生命的危险，但朱子通过“深自省循”，反而以惧失儒者本分的惭惧之心，提起巨大的义理勇气，在权臣皇权面前，能够立定此心，常惺惺而无退缩，从容舍弃现实的政治权力；第三是所谓的语言自由，之所以能够通过慎独而形成强大的义理勇气，还在于朱子意识到，儒者的力量之源在于拥有私人讲学著述的自由与快乐，能够通过这种著述讲学以培养新生力量，从而在可见的未来实现儒者的政治理想。当然，朱子也意识到，所谓语言自由并非只是一个学术理念，需要落实到制度层面，幸运的是，宋代的政治制度安排多多少少提供了这种可能，从而使朱子得以拥有完成退出游戏的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