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佛强儒弱，“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19]；在思想信仰上佛盛儒衰；在观念价值上佛教成为当时强势文化，儒已成弱势文化。面对这种形势，韩愈在汉末至唐近400年的动乱和在佛道俩教的激荡、冲击下，为争儒教的生存地位，他撰《原道》、《原性》、《原人》等篇；试图回归儒学的源头，重新发现被遮蔽、误解了的儒学。后人认为，这几篇可“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20]即重新呈现儒学的基本内涵，“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为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21]儒学所讲的道德仁义与佛老不同，但由于“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22]儒学被长期遮蔽了，以至成为杨墨老佛的附庸，所以佛老都说“孔子，吾师之弟子也”[23]。剥夺了孔子与佛老平等的地位。韩愈要重新恢复儒学被歪曲了的身份地位。基于此，韩愈提出了可与佛教“法统”相对应的“道统”说，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其后不得其传。这个儒学的“道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24]。从而凸显了儒学的主体身份和独立地位。
虽然韩愈在重新发现儒学中有其功绩，但由于他没有出入佛老，“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有所未睹”[25]，所以不能从理论上与佛教平等对话，以至援佛入儒，即变入于老佛为入于儒。由于接踵而来的是唐末和五代的大动乱，韩愈的“发现儒学”完全被现实的动乱摧毁了，礼乐制度、伦理道德亦被破坏。“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延、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与！”[26]道乖、失序，便违背了儒学的基本精神道德仁义。“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27]这就是说，韩愈等所重新发现儒学的努力被破坏殆尽，儒学又被蒙上厚重的尘埃。
如果说韩愈等开两宋重新发现儒学之先河，那么，两宋道学家才真实地焕然大明儒学，第二次重新发现儒学、发现孔子。《宋史·道学传》载：“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28]。否定汉武帝、董仲舒在秦“焚出坑儒”后第一次发现儒学的历史价值是失之偏颇的，改为两汉之后，较合事实！《道学传》接着说：“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暸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在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子者与。”[29]概括地描述了周、张、程、朱重新发现儒学，拂去厚重尘埃，使儒学焕然大明的进程。
道学家重新发现儒学的要旨，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0]，可谓真谛。第一，为天地立心，建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形而上之道。苏辙曾以智慧眼光指出韩愈发现儒学的缺失：“愈之学，朝夕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31]所以，道学家的历史使命是在外来印度佛教、本土道教与儒教的冲突中，从形而上之道层面做出回应。这就是把元典儒学中还滞留在伦理道德层次的心性之学，从形而上学本体论高度给以观照，使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之学和价值理想、终极关切建构在具有理性力度的形上学本体思维之上，诠释了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性命与修养的联结，以及人与生存、意义、可能三个世界的关系，使儒学道德学说获得形上性、整体性的论证。传统儒学内部逻辑结构、价值结构和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而获得新的智慧生命。改变了以仁义礼智为道德之实，而道德之位为虚的情境。
第二，为生民立道，建构新的道德仁义规范机制。道学家重新发现孔子的仁学，它既是人与人的关系之学，也是生生之学。人之心即人心。孔子自述他修业进德的历程：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从修业而言，心在体认外在各种制度规矩、道德规范中，道德心与外物一致，而不相违；从进德来说，心作为道德主体意识，由于体认的提升，而达道德自觉和完善，即“存天理，去人欲”，与道德规范完全一致，而达自由境界。道学家宣扬《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彰明高尚道德，革除旧染，而为新人，以趋至善道德境界。人最可贵之处便是“知止”，这是“至善”的所在。为人君、臣、子、父、国人，便止于仁、敬、孝、慈、信。三纲领化为八条目，便是由内圣到外王的心性修养过程，即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度越的内圣，而开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使内圣与外王不二，这便为生民立道立命。
第三，为去圣继绝学，弘扬儒学传统元典精神，拂拭一切曲解、误读和尘埃，重新发现“绝学”，使之焕然光大。所谓“绝学”就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承的儒学。韩愈排列了“道统”的谱系，并以自己为传道者，但道学家不认同，这可能与他对“道统”的内涵无明确界说有关。道学家接过“道统”论，并由朱熹发现了《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话，作为尧、舜、禹心心相授的“道统”真传[32]。他说：“《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33]。尽管王守仁心学与朱熹理学有异，但对“道统”本真的体认上有相似之处。他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原也。”[34]并认为“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35]”宋明理学家对“道统”真传的重新发现，[36]使“绝学”得以复兴，并发扬光大而影响东南亚。
第四，为万世开太平，建构长治久安的、大同理想的可能世界。太平之世就是太和、和合之世。张载所描述的太平世界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37]。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都要复三代王道之治，就是以存天理的太平世界。朱熹与陈亮所论争“王霸义利”，也是想设计一个万世太平的世界。这是对儒学价值理想的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