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文化运动扫除的是过时的思想桎梏，从而点燃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火炬。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的罕见的繁荣期。一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文化史，严格点说是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

2．20世纪中国接连不断的劫难，归根到柢是拒绝学习西方主流文化的恶果。开放和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带来繁荣，以国情特殊为藉口自我封闭必然招致困厄。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亦只能从扩大开放和勇于分享世界文明成果中求得解决。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中国人没有正视历史经验和严峻的现实。他们仍然热衷于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圈子里打转，热衷于从西方非主流文化中寻找狭隘文化民族主义的支撑物。

听到西方有人为中国文化喝彩，立即有人血脉贲张，深信东方文化救世，舍我其谁!

西方有人鼓噪：“后殖民”!反“文化帝国主义”!马上有人高呼文化多元主义，坚决反对“话语霸权”，“文化侵略”!

有的人研究近代中国文化，两眼紧紧盯着“国粹”，高张民族性的就是好的。

有的人研究东西文化，什么都注意到了，惟独忘记了一点：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主流文化学习那些优秀的东西。

胡：你恐怕低估了文化侵略的危险。

袁：在19、20世纪中国，“文化侵略”有没有成为真正的威胁?这是一个应该严肃、认真地审视的问题。

从1993年开始，由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学者领头，大反“后殖民”。他说：“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的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15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反对文化新殖民主义。

我想，这一高论有三个漏洞：

第一，概念模糊。他没有明确界定在西方的话语中，那些是“启蒙话话”，那些是“殖民话语”。在笼统和混乱中，有意无意把前者都说成是殖民话语了。

第二，逻辑混乱。他说：“人道主义旗帜在西方最为高扬的文艺复兴时期，正是西方列强向外殖民扩张最残酷、最血腥的时期，而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对于‘人’的理解和对普世同一性的‘人性’的信念，也正是殖民主义在道义上的主要支撑点之一。”

“不管是学理的层面还是实践的层面，欧洲的人道主义都表现了强烈的攻击性和排地性。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施下的恶行，乃是启蒙话语逻辑发展的必然，那不过是将隐藏在人道主义信念中的反人道主义从殖民地搬回了欧洲实践。”16

的确，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西方的向外扩张，在时间上是重叠的。但如果要把向外扩张归咎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兴起却必须回答几个严肃的问题：1．如何界定人道主义。2．人道主义的内涵在理论上如何成为对外征服的依据。3．西方征服殖民地的实际依据是什么 。人道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是把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西方近代对外扩张的动机，除了发财致富的冲动，思想动因则与基督教的特点密不可分。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是最强烈的动机。”“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族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17近代的海外扩张是体现在十字军东征上的这个传统的继续。

至于把纳粹屠杀犹太人归咎于欧洲人道主义更加不伦不类。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是海内外学者作过充分研究的问题。通常认为“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植根于种族理论的，鼓吹侵略扩张和种族灭绝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宣扬民族至上，领袖绝对权力，对国家 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实行全面严格控制的极权主义。”18其思想渊源一是从19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和影响日益扩大的以种族理论为基础的极端民族主义。所谓“雅利安人优越”论、“生存空间”论，等等，都是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二是信奉集体主义和领袖至上原则。他们宣扬民众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意志的自由，要比个人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有价值得多。”在政治体制上，则实行所谓的“日耳曼民主”，这种所谓“民主”，“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制度”，抛弃三权分立和议会，实行“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的领袖独裁。19三是片面地追求工具理性，没有相应地确立价值理性应有的地位 。说到底，这是因为德意志在民族国家形成和现代化过程中，没有把启蒙运动进行到底，没有完成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

简单地说，纳粹屠杀犹太人，是反人道的滔天罪行。德国人集体犯罪是人道主义没有深深扎根，是启蒙没有战胜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积垢--盲目尊崇集体和领袖。把这归罪于人道，启蒙，表面看来是讲辩证法，实际是不分析具体情况，把不相干的两件事扯在一起以耸人听闻的变戏法。作者拿这些来比附五四，真有点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历史错位。作者是研究文学，宣扬“后现代”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系统研究过中国近代史，有没有系统读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料，有个问题是谈论近代中国的人不能不回答的：19、20世纪中国一再遭受挫折和屈辱，从自己本身说，是拒绝或没有认真学习西方现代主流文化造成的恶果，还是学习过度丧失了民族特性--被洋鬼子“后殖民”产下的孽子? 说得更透彻一点是：中国人要不要接受来自西方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人权(以自由为核心)、民主(“反对特权人治”的法治、宪政)、科学(理性)?

他们好像很替中国人担忧，说自由、民主、理性和市场经济这一套，在西方已经一再受到质疑，应该迷途知返。西方现代文化是多元的，任何时候都有多种声音。此外，世界上没有止于至善的东西。西方知识分子的反思，总的说来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权，拓展人的自由空间 ，是为了完善法治和宪政民主。对理性的反思，也没有根本否定理性，仅是要设置必要的限制，不要走向极端。他们的思考，当然值得我们注意，但以此为根据要中国人拒绝学习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成果，冀图用中国式的东西取而代之，我想，这有点丧失历史感之嫌。

深入一步考虑，“文化侵略”这个概念，是不是也应该认真反思一番?

非洲、美洲等外国的事太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我们不讨论。这里只说近代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文化领域怎么样? 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强迫进行什么“共存共荣”等顺民教育，这是占领军的思想控制，不是正常的文化活动。除了这种反常状态，有没有“文化侵略”?

人们说得最多的是传教。但信不信教，信什么教，就私人说这属公民信仰自由，无所谓侵略不侵略。就传教事业而言，有些传教士犯法，但很多传教士和宗教组织也做过不少有益的事 。20如果把传教看作是“文化侵略”，那么佛教进入中国，儒学(有的人称之为儒教)广被东亚又怎么看?须知基督教早就传入中国，不是鸦片战争后才有洋人在中国传教。

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办医院、办报、办出版社，能不能称为“文化侵略”?认真研究一下近代中国教育史、报刊史、出版史、思想史和医学史，我想结论恐怕是他们功不可没。再看看各国现状和展望21世纪中国，谴责这是“文化侵略”，似乎更应三思。

学术、思想、文化没有国界。广纳博采、自由交流、自由竞争、自由选择，这是对待它们的唯一正确态度。与之背道而驰。必然祸国殃民。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系统。任何现代国家的公民，其价值观都是多元的。统一不可能，强制无济于事。在这里“反侵略”，强制推行某种价值观，可能适得其反。

文化又是生活方式。文化的这个侧面完全属于公民的私人空间；只要不违法，任何干预都是多余和危险的。在这里“反侵略”，不过是文革和文革前的反对封、资、修和文革后的反精神污染的重演。

不要忘记一个严峻的现实：中国至今仍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学习现代西方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渲染"文化侵略"的罪恶和恐怖，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能加固思想文化封闭的堡垒，为改革、开放制造新障碍，让中国和中国人再一次受到历史惩罚。

这些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后殖民”、“反文化侵略”的高论，是与19世纪的“严华夷之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搞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脉相承的。大清帝国“不准以夷变华”延误历史进步，已不必多费唇舌。听听30年代国民党中宣部操纵下提倡“本位文化”的十位教授说了些什么吧!“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21谢天谢地，60多年过去了，不但中国本土人满为患，连海外唐人街也人山人海。可是 ，他们煽情的语言却往往令人过目不忘。

这10位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与文化和特定文化系统的关系。人是主体，还是特定文化系统是主体?是文化应该为人服务，还是人应该为某一文化系统尽忠?我想就个人而言，答案应该是多元的。王国维愿意为中国传统文化尽忠，固然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尖锐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输入外国先进文化竭思弹精，也是史有定评的中国文化巨人。不承认文化多元就要退回到中世纪文化专制制度中去。

可是，就国家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教育等领域而言，蓄意追求中国固有的“内容和形式”，追求所谓“中华性”，拒绝外来的东西，那就非常危险了。这不过是反对“以夷变华”的旧调重弹。其实，什么“后殖民”、“反文化侵略”……都是新瓶旧酒，19、20世纪的中国史已经一再证明：困厄总是来自拒绝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手法则是煽动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陷阱。

胡：我也不那么欣赏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可是，你怎么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西方颇为流行的一种理论是：割断了传统，现代性不可能植根，有的华人学者正是根据这一点，把中国现代化屡受挫折，归罪于“全盘反传统”。

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提出这类主张的，动机和思路各各不同。例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林毓生教授，师从哈耶克，坚守自由主义立场。1988年起，当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在中国出版不久，我便一再质疑他的结论和论证过程。22尽管彼此的观点有重大分歧，但我理解他的主张是自由主义者渐进发展观的延伸，与狭隘的民放主义毫不相干 。与此同时，无可否认的确有一些人凭藉这个论题在鼓吹可疑的“传统”或民族性。

近年来，人们热衷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冀图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是它的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有的则大声宣称：它蕴含着医治困扰洋人的现代病的灵丹妙药，各种社会弊端和环境破坏，只要服膺中国传统文化，准能药到病除。有的说得更玄：开当代后现代理论先河的，就是中国古代某家学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当然有足以傲世的瑰宝，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史籍、思想、理论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留下了笔又一笔光辉的记录。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也确实可以找到现代性因素。可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是：明末以降甚至更早一些，中国落后了。支配当今世界的现代性理论和制度，是西方人创立的。

是抹煞这些事实，求得民族自大心理虚幻的满足；还是承认落后，虚心体察，切实学习?这不是无足轻重的学理探讨，而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选择。冷静、理性地回顾19、20世纪中国，没有那个年代因认真学习西方主流文化而走入困境。而每次重大的挫折和屈辱，都与抗拒西方主流文化息息相关。鸦片战争后整整花了60年才有清末新政，冀图以西方为榜样，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法治和宪政制度。又有谁会料到，在20世纪下半叶，又经过足足42年，市场经济才重新取得合法身份；过了半个世纪，才把建立法治国写入宪法?

是“理论”应该受到历史的检验和审判；还是历史和现实应该屈从先知的“理论”?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学习西方主流文化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只有具备“世界公民”(马克思语)的胸怀，像新文化运动那样，深信“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23把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放到世界全局中去考虑，才能恰当地认识自己的祖国。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危害最大的是廉价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煽情。

反对“后殖民”，提倡“中华性”的人有一些颇为奇特的主张。他们把早已证明破坏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一套：群众运动、政治挂帅、两参一改三结合、紧闭国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当作稀世珍宝去炫耀。这是热衷于民族性造成的思想混乱。我想，这又一次证明继承五四的迫切性。思想、学术只有是非之分，不应有国籍的追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坚守世界主义的立场，这是他们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为救国而坚守的信念。“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吾人尚论学术，必守三戒：一曰勿尊圣……二曰勿尊古……三曰勿尊国”。如果陷入国粹论的泥淖，“以之励进民德而不足，杜塞民智而有余。”24陈独秀的这些箴言，是值得记取的。

胡：有些反对“后殖民”的主张，已经超出了你说的这些。他们说，现在是“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已处在“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已是世界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负面因素。

袁：说法有所不同，实质似乎未变。

一个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已经很难准确地概括当今世界。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这个世纪西方各国普遍推行的福利制度是不是社会主义因素?福利国家的危机又意味着什么?法治、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是不是都姓资?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西方人批判现代性，是为了提高人的自由度，而不是回到专制主义的铁笼中去。头脑清醒的人不应把现代社会的组织制度和管理方法戴上一个资产阶级帽子然后骂倒、骂臭。19、20世纪中国的挫折和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 是老让姓中姓西、姓资姓社这一类无聊问题折磨自己，没有让世界一切优秀文化为我所知、为我所用的宽广胸怀。这种祸国殃民的两分法早就应该摒弃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还要为之费尽唇舌，只能说是命运多舛!

说到底，这类无聊问题所以会一再纠缠不清，关键在弄错了国情。在晚清，无非是一批士大夫既对世界和中国的现实愚昧无知，又勇于充当卫道士，因而利用朝野上下根深柢固的民族自大心理和文化封闭状态播弄是非。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当然不同于晚清，但知识阶层有些人的思维方法，似乎和百年前的先辈仍不乏相通之处。他们以盲目的信念代替理性的思考， 因而错误地排斥不应排斥的东西。有的甚至把普世性的现代性视若寇雠。其中有些人似乎很超前，口口声声从世界全局考虑问题，只是弄错了一点：对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影响至巨的自由度问题十分冷漠甚至不置一词。

时代变了，语境变了，只要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没有完成，思维观念和思想方式变革的主题不会变：让人从中世纪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完成严复提出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历史任务。对后发展国家说来，这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用普世性的现代性置换本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意识形态的过程。抗拒这个过程，不管有没有打出“中华性”族号，都是必定祸国殃民的狭隘民族主义。

“过激”思想的化解器

胡：你的说法不无道理，19、20世纪中国一再遭受挫折，的确与没有认真学习西方息息相关 。一个古老的民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给世界文明史增添了光彩，一旦固步自封，死抱着传统不思进取，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是，经过19世纪的反复较量，在20世纪上半叶，要不要学西方，似乎已不是主要问题，学习方法不当的恶果反而十分突出。人们一再指摘“激进”，针对的就是这方面的毛病。要是说19世纪的大清帝国所以一误再误是由于不肯学习的话 ，20世纪中国动荡不安的内因不是过于激进吗?

袁：所谓“激进”，通常指的是鼓吹急剧改变现存事物的言论或行动。这本来是中性的慨念 。先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不是“激进”。二是其后果怎样。

暂时撇开五四爱国运动，仅就思想文化运动而言，它与“激进”有什么关连?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古今中西文化的讨论，其基本内容之一，是集中和尖锐地批评以儒学为主的中世纪意识形态，已不适应现代生活。

时至九十年代，仍有人为此愤愤不平，说此举是“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或是“造成中国意识的危机”。

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人早已指出，这些指摘不符合历史实际。理由是：

1．新文化运动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学艺术大部分都受到推崇，特别是小说 、白话文学等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很高的评价。诸子和佛学的研究在深化，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地位。就以儒学来说，指出其价值观念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没有全盘否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陈独秀等人严厉批判三纲，但对儒家一些道德观念仍有所肯定。早在1916、1917年，陈独秀就曾一再申明：“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25说他们“全盘性反传统”有过于武断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