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受这些钱财是错误的。但这没有妨碍他反对帝制，成为护国战争的旗手，从而证明他与出卖人格的政客有所不同。正如逃亡日本期间，他接受日本政府的保护和供养；对二十一条却坚决反对。梁启超在答复日本舆论的责难时义正辞严地说：“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而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42]看来梁启超所以心安理得接受袁世凯的金钱，同他认为这是正常的政治活动所必须有关。
不过，为实现开明专制而采取的这类措施，其后果就颇为严重了。这导致有些行动自损尊严：1914年，袁世凯组织御用参政会，梁启超居然受聘为参政员，受到包括一些进步党员在内的各界人士指责。更严重的是，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平常往往看不到梁启超所向披靡的巨笔揭露批判；进步党也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于是，本该让公民站出来阻遏邪恶的紧急时刻，清末请开国会运动那种一呼百应、波涛汹涌的群众政治运动却无法再现。到梁启超大声疾呼“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时候，护国运动只能诉诸武力了。
2、不恰当地回归传统。
梁启超批判锐气的消减，也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大转弯。1902年他气壮山河的宏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创了批判总结中国思想文化的新时代，启迪后昆，胡适就坦言自己深受教益。民国初建，蔡元培、唐绍仪、汪精卫等人为国人素质與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应而焦虑，告诫人们“数千年君权、神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呼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43]与《青年杂志》创刊号标榜的“科学与人权”前后呼应。此时的梁启超却抹煞新旧差别，说：“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时中，何旧非新。”“征引外铄之新说，以欲挽内陷之人心……徒煽怀疑之焰，益增歧路之亡”。把确立传统伦常或名教中的“报恩”、“明分”、“虑后”三个道德规范看作紧迫的任务。[44]实际是要引导中国人成为安分守己的顺民。当年执舆论牛耳的启蒙大师的气势消失殆尽。与此同时，他与康有为、陈焕章、严复等联名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45]而在他所草拟的宪法草案中，竟规定：“中华民国，以孔子教为风化大本。”[46]
共和国的公民当然应有道德素养，但更应有公民意识，且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否则就会走入迷途。不幸，这时的梁启超忘记了尚未完成的启蒙诉求；而蔡元培等人虽有警觉，却没有专注此事的开展，徒然留下思想史的记忆，而与实事无补。可以合理假设，如果梁启超等人保持世纪初的批判锐气，致力于监督统治者和启发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新文化运动的火炬提早点燃，也许历史会呈现别样风情。
不应忘记的经验教训
友：中国大陆有个流行很广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是革命派没有发动农民，更不敢解决土地和其他农村问题。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
袁：这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典型。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比近代中国任何政党都高明，这个论断就出来了。我想，有两个情况是无法回避的：
1．革命派不是没有发动农民。当时纷纷进城的“民军”，基本队伍都是农民，大部分是破产农民，他们的组织形式或是土匪和会党，或是民团。他们一进城可就热闹了。扰乱社会秩序，所在皆有；有的只好动用武力包围他们，强行解散。养这些人很费钱；要遣散他们，费用也非常高；这是民国初年财政不堪重负的主要原因之一。
2．怎样解决中国农村人口爆炸问题？分田分地，即使不考虑这个过程的可怕的破坏后果，没有新的经济发展，也无法真正吸收这些过剩人口。比较可靠的办法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构筑全国市场体系，让农民融入现代经济。此外，不要忘记，华北农村，土地问题并不严重，平分土地在那里于事无补。这是连袁世凯、梁士诒也知道，海内外学者早有定论的学术问题。
友：你认为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袁：我想，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不能说袁世凯脑子里没有新思想，晚清和民初的新政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实行的是开明政策；他是实行开明专制的典型。但从制度层面去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即使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要下一道“上谕（圣旨）”，也要先经军机处讨论，拟好稿子，再呈送皇帝圈定；最重大的问题还要开规模颇大的御前会议讨论。以袁世凯来说，废了国务院和国会后，大事仍然要经过政事堂和参政会讨论；但最后决定权在他手上，接纳意见与否，全凭他的决断。
友：这样的开明专制不是也有一些作用吗？
袁：作为一个强人，他确实稳定过局势，使贤任能，推动了经济发展。可是，有过英明决策的领袖，也可能作出匪夷所思的荒唐举措。不受民主制度约束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徐世昌说过一句话：“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不解者。”[47]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20世纪中国煽动个人崇拜的歪风从未止息;带来的灾祸确实罄竹难书。这样的愚民术居然还有市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友：历史的进程是合力；恐怕怪不了那一个人。
袁：这涉及另一个不应忘记的教训：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摆脱民族情绪羁绊，不要听信“文化侵略”、“文化殖民”、“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蛊惑，建立自由交流、自由讨论的文化更新机制。
重温民国史，我的感受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在劫难逃。那些历史人物，说到底是各式各样的历史符号，是环境和个性凝聚成的符号。环境无非是传统和现实的网络。东方各国社会转型的首要条件是摆脱传统的重负，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仔细想想，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那一个不是因袭传统太多而失败的？他们的失败不过是摆脱中国文化负面因素所付出的代价。这不是说个人的选择毫无意义。环境与个性因素孰轻孰重？不必在鳮生旦、旦生鳮的迷宫中打转。可以肯定的是：个人的行为方式，无法逃脱文化的羁绊。多从这个角度考虑，也许可以避免以痛骂某人为满足，而更多注意个人言行后面的历史教训。
如果这个说法有点道理的话，那些把中国现代化受阻归罪没有认同传统的说法就纯属过慮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注释：
1、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1962年），《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4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2、 参阅拙作：<刑法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266—28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熊希龄：<在参政院发表政见的演说词>，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531页，湖南出版社1996年。
4、 参阅拙作：<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北京。
5、 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第8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乱世奸雄”四字是翻译者加上去的。
6、 袁世凯：<大总统莅参议院之宣言>，《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中国大事记第29页。
7、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第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第一版，上海。
8、 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9叶。
9、<唐绍仪总理在参议院宣布之政见>，《东方杂志》第9卷内外时报第37页，上海1912年5月。
10、<黎副总统为军民分治致袁总统暨各省电>，《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内外时报第24-26页。
11、 李烈钧：<致袁世凯、黎元洪及各都督等电>，《李烈钧集》第18页，中华书局1996年北京。
12、<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传记汇编》第36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
13、 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539－541页。
14、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977－78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长沙。
15、 《东方杂志》第10卷6号中国大事记第2－4页。
16、 孙中山：<对全体国会议员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42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
17、<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09—11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8、 《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中国大事记第10页。
19、 《李烈钧集》第829、866页。
20、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册第10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原书海天出版社1937年出版）。
21、 《张謇全集》第二卷第200-20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2、 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4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3、 《张謇全集》第二卷第162页。
24、<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传记汇编》第40页。
25、 参阅拙作：<政治策略和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北京。
26、<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97页。
27、 同上第98页。
28、< 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2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北京。
29、 参阅拙作：<孙文民初迷误的认识和思想根源>，其中小部分摘登在《明报月刊》2001年第10期。
30、 章太炎：<记政闻社社员大会破坏状>，《章太炎全集》（四）第375－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1、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46－47页，汉生出版社1992年台北。
32、 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33、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4、 同上，第617页。
35、<徐世昌谈洪宪小史>，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36、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89页，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
37、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第124页，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
38、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3第69页。
39、《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9页。
40、 同上，第675页。
41、 同上，第658页。
42、 梁启超：<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2第95页。
43、 蔡元培等：<社会改良会宣言>，《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44、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庸言》第一卷第2号第13页。
45、<孔教会请愿书>，《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6号。
46、 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62页。
47、<徐世昌谈洪宪小史>，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5页。
2001年9月24日初稿
11月9日修改定稿
12月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
200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