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深悉北洋内幕的记者说过这样的话：“癸丑（1913）以后，袁氏厉行军民分治……袁殁段继，威望大减，故已经袁氏灌入之‘军人不得干政’的思想完全打破，各督皆认以兼省长为应享权利，湖北王占元首开其端，各省相率效尤，军民两政，操自武人，吏治遂有江河日下之感。”[20]这段话值得深思。不能认为袁世凯推行军民分治，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否则就无法理解国民党被打下去以后，他还要继续推行。
如果按林彪说的“历史为路线斗争服务”办事，只能说国民党对，袁世凯错，会不会歪曲历史呢？
友：“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日益专制，一心想做皇帝，总不能说还有什么建树吧！
袁：复辟帝制是践踏宪法、背叛民国的罪行，但与他在这一时期有没有做其他值得肯定的事，是不能混淆的两件事。恰恰在这个时候，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简单说来是：
1．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21]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税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22]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健康发展。袁世凯政府主管经济的官员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张謇一上台，便痛陈法律对企业兴败的作用，宣布“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23]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
3．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4．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24]。
5．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总的看来，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欧战确实为中国人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决定性的是本国的制度建设。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清末新政和袁世凯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建树，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友：自由经济加专制政治，许多东方政治家都有此爱好。
袁：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我们将这个常识问题撇开，还是讨论什么原因使袁世凯变坏吧。
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晚清固然如此，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以前的民国也不例外。以袁世凯来说，本是落第秀才，无论军事还是现代政治、经济，都是零敲碎打，似懂非懂。在做重大决策之际，作为他知识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制约其行为方式。他的政事堂不过是大清帝国军机处的翻版，他要的总理或国务卿无非是皇上身边的宰相。他心目中的总统不过是开明专制的皇帝。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的认识水平也高不了多少。
简单点说，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国民党的错误选择
友：传统文化当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但光有这一条说明不了帝制会成为现实。
袁：这就涉及牵制力量的状况了。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督和制度建构上的互相制约，政治家的独裁专制乃至贪污腐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后，商会以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继续增长。其他社团和政党有如雨后春笋。可是，这些团体没有正确发挥自己的牵制力，给统治者轻而易举分化瓦解了。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层在思想上有两根杀手锏：
用民族性对抗现代性，宣称那些外来东西不合中国国情。
把社会稳定与自由、民主对立起来，藉口需要稳定剥夺公民的自由权。
要冲破这些思想牢笼，需要政治智慧。但当时的国民党在不该出错的关键时刻作出无法补救的错误决策：宋教仁被刺后，在司法程序获得重大进展之际，不顾人民要求稳定的强烈情绪（南北各地商会无一不反对动武），也不考虑力量对比悬殊，盲目发动“二次革命”。[25]结果社会舆论目之为“暴民专制”，并给袁世凯找到藉口，解散国民党，剥夺其国会议员的议席，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停止运作。袁世凯失去制度性的约束，另行炮制御用的参政院，为黄袍加身铺平了道路。如果国会还能正常运作，一而再、再而三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丑剧，恐怕就难以上演了。
友：国民党又为什么会作出这么不明智的选择？
袁：冲破正统和革命史观的桎梏，冷静观察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成熟的革命组织转型中的艰辛。
友：辛亥前历经十次武装起义，还不成熟？
袁：得天下与治天下是两回事，何况它所组织的武装起义全都以失败而告终，武昌起义却不是它计划内的产品。
孙中山是个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只要看看民国一建立，满清退位，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他就急急忙忙宣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已成功，只剩下民生主义尚待努力；他自己要致力于修铁路，十年内修二十万里；就知道他的政治水平实在不高。他头上的光环是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为一党专政的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刻意制作出来的。
他有民主革命家的虚名，却非常缺乏民主素养。早在1906年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文就提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三阶段论，从夺取政权到实行宪政最少要9年。问题不在时间长短 ，而是没有给其他政党留下活动空间，尽管那时的中国早已有与国民党政见不同而又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党派。孙中山自己就说过，政治是众人之事；岂有独霸之理？
再看看“二次革命”后完全按照他的意愿组织起来的中华革命党有关党员作用的规定，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就十分清楚了。
“凡中国同胞皆有进本党之权利义务”。[26]把参加某个党说成是全民的义务，已有点不伦不类，更奇特的是在他所设计的政治结构中，“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 ；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而这三类党员居然享有不同的公民权利 ：“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27]
一个政治团体的章程，居然规定要剥夺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资格，在世界政治史上可能绝无仅有。如此安排实际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建立一党专政体系。这是20世纪的创举，比俄德意诸国都早。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或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民的自由、平等，孙文设计的政治生活蓝图中却要在一个时期内剥夺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国民中的一小部分——革命党员则成为享有平民不能享有的权利的特殊阶层，而这个特权阶层还要进一步依照与一个政党关系的深浅划分为三等！
这样的创举与民主主义背道而驰，并且直接违反了《临时约法》关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的规定。
再以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例，那些反民主的举措令人吃惊。代表半数是指定的；筹备过程中对方针政策上有不同意见，动辄开除；党章上明明白白写上“总理（指孙中山）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28]并把“忠诚服从领袖”写入《纪律问题决议案》。这些践踏民主的传统不但为害全国，国民党自身也被害惨了。丢掉大陆，在台湾选战中败北，不是都与这个党缺乏民主、自由的状况息息相关吗？
从政党制度的角度看，这是没有从革命政党向民主政党转变的恶果。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建立后，全社会（包括各政党和各种社会团体）都需要把法治摆到首位，坚决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运作机制，才能不断自我更新，保持旺盛的生机；否则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
与其苛责某个历史人物，毋宁更多考虑制度和文化缺陷。在思想文化层面，可以把孙中山的品格看作衡量中国文化变迁的一个指标。他学习和吸收了一些西学，但吸收现代文化很不充分、很不全面，而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则已融入骨髓。[29]更值得重视的是这已经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一些以革命者自命的人士，承袭了专制文化中以势压人的方式去解决他们与政敌之间的歧见，而不是通过辩论或诉诸法律。早在1907年10月17日，同盟会的张继、陶成章等人就留下率领四百多人捣毁立宪派的政闻社成立大会的不光彩记录。[30]民国元年7月7日，同盟会在北京的机关报主持人田桐等又率领二十多人捣毁《国民公报》社，只因后者报端发表了对同盟会的不敬之辞！[31]在近代中国革命家和革命党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导致他们无法适应民主共和制度框架建立后的新局面。中国文化中缺乏法治和自由、民主传统，使中国人在19、20世纪吃尽苦头。时至21世纪，恐怕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弥补这个缺陷。
梁启超与立宪派的迷惘
友：不能光怪国民党吧？其他社会力量难道就没有责任？
袁：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弄乱了刚刚开局的民主政制，这个错误影响全局。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夹杂不少污秽；反复操练，就会逐步走向正轨；粗暴地打断，后果难于预料。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出入国会，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32]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这样说不等于其他社会力量就没有责任了。史家们有一个广泛的共识：辛亥革命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合力的产物。大部分地方几乎兵不血刃就实现了政权交替，立宪派和各地商会功不可没。应该追问的是：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和各地商会关注的焦点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无力完成巩固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任务？
民国初年，商会和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影响都在继长增高。他们的基本要求是有一个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环境，让他们能大展身手。离开自由和法治，这样的环境无法建立。但没有成熟的政党和政治家足以代表他们的意志，清醒地为这些要求不懈地奋斗。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立宪派处于迷惘状态，这突出表现在代表他们的政党——进步党及其思想领袖梁启超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上。
1、没有处理好与政治强人的关系，丧失了批判锐气。
辛亥革命爆发后，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是所有政治力量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梁启超坚决反对二十一条；反对袁世凯称帝，是护国运动的旗手。这些说明他在紧急历史关头是清醒的。但这不能掩盖他在民国初年政治运作全局的抉择上有重大失误。
梁启超一开始就采取与袁世凯合作的方针。问题不在能不能与这个政治强人合作，而在如何合作。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吾自信，项城（袁世凯）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趋于中立，由中立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33]梁氏的这一决策的弱点是没有把监督政治强人的言行放在突出位置。这一差错到袁氏当选临时大总统，梁启超借箸代筹，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表露得更为明显：“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34]国师、策士心态跃然纸上，却与现代政治家的认识和运作相距甚远。
错误的由来当然与政治经验不足有关。袁世凯的密友和重臣徐世昌十分了解其中内幕：“项城（袁世凯）之与进步党，本思引以为友，进步党人亦曾为项城帮忙，无奈任公一派学者气味太重，彼一度加入熊希龄内阁，汤济武参加政事堂，均少表现。项城则以为此辈书生，不过纸上谈兵而已。”[35]梁启超及其追随者却缺少自知和知人之明；因而长期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间。
更深层的原因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识处于若明若暗状态。他对政党政治和议会制深深向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阶层很多人是通过读他的文章了解诸如此类现代政治常识的。但他片面地强调现代政治的菁英性：“吾以为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夫一国政治筦其枢者，恒不过一二人。而政治之为物，其本质原无绝对之美；其美恶之效，又非可决于旦夕。国民既有所倚任之人，则宜尽其长以观其后。”[36]于是，现代政治的公开性和当下监督的重要性被抹煞；从而政治等同于少数人的纵横捭阖，吸引民众参与，包括在公开辩论中扩大参与面和提高公民的政治认识都被忽视了。此文是1915年1月发表的，帝制的鼓噪已甚嚣尘上，吸引广大公民明辨是非，阻击破坏民国的逆流迫在眉睫；此时呼吁人们毋谈国事，可谓十分不合时宜。证诸前面提到的“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的策略，他的政治认识缺陷表露无遗。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众所周知，1903年赴美国和加拿大游历，是梁启超思想的重要转折点。美国的贫富差距巨大和华侨社会素质很低、秩序混乱给他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竟使他得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37]的结论；宣布“我中国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38]这各个状况说明他认识中的两个重大缺陷：
1．没有分清两种秩序。当时的大清帝国经济自由仍不彻底，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不存在。若要维持原有的专制统治秩序，当然不必追求自由。如果讲求长治久安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秩序，则只能以法治为基础。而以法治为基础的秩序与自由是一体两面无法分开的。
2．不懂得自由是推动社会自我更新，革除弊端的最好机制。没有止于至善的社会。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最佳克服方案的探求与实现，都离不开自由的环境。否则，或迟或早必然付出极其严重的代价。
这认识失误，导致他走向提倡开明专制的错误道路。所谓开明专制实质是专制。梁启超却冀图将它同立宪政治混杂并存。历史的答案是只见专制，何来开明和宪政？
与开明专制的选择相表里，无论组党、办报，他首先想到的是向袁世凯要钱。1912年春，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通知梁启超：袁氏“现拟为兄在沪组大报馆”。[39]此事虽然没有办成，但已足证明两者关系非同一般。1913年7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进步党乘机拓展，梁启超又给袁世凯写信：“又本党丁此时机，进行最宜奋迅，而党费竭蹶不可言喻，亦惟大总统速图之。”[40]大量证据表明，进步党拿袁世凯的钱无可怀疑,梁启超也毫不讳言。1912年11月，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写道：“项城月馈三千元，已受之……党成后项城许助我二十万，然吾计非五十万不办，他日再与交涉也。”[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