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响彻南北，此后又长盛不衰的「打倒帝国主义」或「打倒列强」的口号，除了个别时修有武力抵抗外敌入侵直至侵略者降服，或推翻外国政权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含义外，基本的要求是：1、收回被割据的领土和租界;2、取消不平等条约；3、收回关税自主义的要求。胡适等人的主张，是通过内部的制度改革，发展经济、文化，澄清吏治，实现法治，以文明形象和实力，和平谈判，收回利权。而在陈独秀等人，则一反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张，认为这些都缓不济急，应该用武力手急速实现这些目标。 与此相关的是如何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的统一。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各地的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用此他们支持孙文和国民党武力统一和北伐的主张。胡适等人则支持陈炯明、唐继 、超恒惕等地方实力派的主张，实行「联省自治」，逐步和平统一。（42） 胡适等人对内对外的主张不过是新文化运动揭橥的「修身治国」之道的延伸，但在当时就被视为支持「军阀割据」，后来更赢得一顶「买办文人」帽子。陈独秀等人的慷概悲歌迅速压倒了胡适等人和平变革的呼号。这个现象后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代代相传的大一统情结和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四、两拯化的思维方式与「党军」结合的恶果。 前面已经说过，新文化运动本来是各种流派兼容并包、自由辩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制度和氛围）中，所在皆有的极端思想将得到自然的化解。可是，在国民革命兴起的地方，这样的思想文化制度的精神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非黑即的两拯化思维方式，而且以政权和军队为后盾。文化的警察和法官，取消了文化自身的消解和淘汰功能。 办军校、编练「党军」，是国民革命的特点和赖於兴起的基石。蒋介石是这样训练军校学生的：「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冠分。盖天下事不是则非（不准则退）理固然也。」（43）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也斩订截地说：「……中国革命派反革命派已到了短兵相接时候……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从前灰以的中立的面具现在是不能再戴着了。」（44）毛与蒋，一文一武，认识完全一致。毛泽东远进一步说明，如果广州的革命军队占领了上海，「《时事新报》之类一定发封（也许《醒狮周报》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着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间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45）后来，国民革命军打到上海，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以革命和多数人名义剥夺言论自由的局面果真实现，但毛本人的言论也屡被剥夺之列了。 蒋和毛的上述主张，按其极端性来说，远远赶不上朱谦之。朱不过是介书生，他的「宇宙革命」革不掉北大的一片破瓦，而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几分热闹。蒋和毛的背后有枪杆子，「言出法随」，老面姓只能徒呼奈何。 不是要追究激进思潮泛滥的原因吗？历史事实给我们的启示是应该正视的。 头一条不应忘记的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的是宽容和多元并立的精神。宋明理学反覆宣扬「不为圣贤，便为离兽」的两极化思维方式，是中世纪意识形态奴役人们心零的工具。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冲破这一类思想牢笼。以革命的名义继承这样的民维方式，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变革是各种重大变革的先导，这种思维方式在革命的名义下复活，强有力地证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必须坚持和更广泛地进行。此后，它屡仆屡起，顽强地以各种形式再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不应该笼统地指摘「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因为思想文化的变革仍是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没有出现光要思想文化而不顾其他领域的变革的历史现象。上述种种思想文化传统压倒新文化运动的诉求，导致激进思潮泛滥的事实；近年「说不等廉价的狭隘民族主义居然蛊惑了那么多人；都应该引起中国人高度警惕。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不长期耐心反覆系统地清理和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不坚持不懈地传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多元、理性等现代观念，完成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事业，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经验还表明，化解激进，稳定社会秩序，最根本的保证是寻求建立适当的制度。 国民政府统治下作为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连中间派也没有言论自由，新文化连动赖於生存的制度消失了。 激进思想所以危验，在於它与党军结合在一起。从民国成立之日起，派系有军队；私人有军队；就是没有以捍卫自由、民主和宪政为职志，而在政治门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军队。这个制度缺陷，因「以俄为师」编练「党军」而登峰造极。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国会和共和政府已经被扭曲，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已被阴塞，硕果仅存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成了失支屏障的孤堡，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危验。国民政府成立，干脆「以党治国」，推行「党化教育」连北洋军阀不敢公然抛弃的国会，学术自由，出版自由也一概化乌有。 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在清政府鼓励下，商会等民间社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学生和其他知识阶会的各种自由结社如雨后春笋，工人也开始组织自己的围体，这些组织既是民主自由的基础，又是维护社会委定的减震器。国民党的党化政策，实际上取消了这些组织的独立性和集会结社自由。 专制统台导至激烈的反抗。加上军阀之间的矛盾，农民失去最低生活保障后的反抗，整个中国陷入了长期动荡不安、战乳频仍的状态。 不能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去寻求激进思想泛滥的原因。更不能把战乱归罪於知识阶会和新文化运动。应该追问的是：为甚么化解激进的机制在中国被推毁？从制度着眼才能找到激进思潮在中国泛滥的根本原因，从而总结历史经验，找到相应的封策。 继承五四，首要的是继承和回归当时已初具规模的现代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完成告别中世纪的思想变革。如果说要「超越五四」，也庆该从当时的制度缺陷中寻求可供今日改革借 的智慧，完成新文化运动清理中世纪意识形态，确立现代观念，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的历史重任。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冀图从有待清理的传统文化中寻求救世良方，很可能是南辕北辙。 1999年3月於广州中山大学 注释： （1）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2）唐绍仪等：《社会改良会宣言》，《宋教仁集》第377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 （3）蔡元培：《封於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 （4）朱谦之：《革命哲学》第217页，泰东书局1921年上海。 （5）朱谦之：《通讯代序（致李石岑》，《周易哲学》学术研究会业书部出版，1923年上海。 （6）凌霜：《本志宣言》，《进化》第一期，1919年1月1日北京。 （7）《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国风日报》副刊。 （8）《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国风日报》副刊。 （9）蒋梦麟：《西潮》第114、115－11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10）孙文：《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09－210页，中华书局北京。 （11）《社告》，《青年》第一卷第一号。 （12）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第一卷第四号。 （1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同上刊。 （14）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同上刊。 （15）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同上刊。 （16）双眼（陈独秀）：《我的国内和平意见》，《每周评论》第七号。 （17）蔡培、王宠惠、胡适、丁文江、李大钊等十六人：《我们的政治主张》，《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62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18）孙中山：《来校最后训许》，《黄埔军样史料》第22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19）《政治部周主任恩来讲演词》，同上第224页。 （20）蒋介石：《对军校第三期入伍生训话》，《蒋介石年谱初》第336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北京。 （21）蒋介石：《对烟校第三期入学生讲话》，同上第526页。 （22）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20日第二版。 （23）戴季陶：《中大的改进》，黄仕忠编：《老中大的故事》第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2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18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北京。 （25）《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7、98页。 （26）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第60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 （27）《本志宣言》，《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28）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一期。 （29）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离志》第一卷第一号。 （30）高一涵：《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同上刊。 （31）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32）陈独秀：《随感录，立害政治与政党》，《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 （33）《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25页，三联书店1984年北京。 （34）《本志宣言》，《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35）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是甚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518页。 （36）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0页。 （37）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同上第67页。 （38）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39）陈独秀：《告北京劳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49页。 （40）《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四号（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 （41）陈独秀：《复东荪先生》，《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3、56页。 （42）「联省自治」与孙文之争，海内外已有不少论著作了详细分析，笔者另有专文评述。 （43）蒋介石：《军校第一期同学录序》，《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48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北京版，兼与香港龙门书局《民国十五年前的蒋先生》校改。 （44）子任（毛泽东）：《上海同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政治周报》第三期第五页。 （45）润（毛泽东）：《向左还是向右？》，《政治周报》第二期第十三页。 （46）参阅李天纲：《1927；市民自治运动的终结》，《文化上海》第51－6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原载《东方文化》1999年第3期。 来源：http://www.confucius20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