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仁义本为道德根
中华传统美德，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诸多德目，如周代的礼乐文明，春秋时期对忠信的重视，《管子》则提出了“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孔子对仁、礼的重视，曾子则非常强调孝，孔子及其孙子子思强调“三达德”即智仁勇，孟子强调“四德”即仁义礼智，而荀子则是“隆礼贵义”，到了汉代最终形成了“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仁、义、礼、智、信。汉代以后，在实践中老百姓比较重视忠孝节义，在宋代比较重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但纵观中国传统美德的演变发展，其精神的源头和最重要的德目，是仁与义。
《易传·说卦》有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里把仁义作为立人之道，与天地之德并称，可见其重要性。韩愈在其《原道》中认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这是说道德只是一个范畴，其实质与根本就是仁义。正因为此，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仁义道德”连用的情况，我们也经常说“仁至义尽”，为了坚守仁义的价值我们要遵奉孔孟的教导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连生命都可以舍弃。兴“仁义之师”，而“仁者无敌”。行仁义之教，以化成天下。
“仁”就是一种爱人的感情，爱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一切善良道德的情感渊薮。“义”是一种理性精神，是对合理、道理、应该、当行的信奉与坚守。人类社会生活，不仅需要“让世界充满爱”，而且要讲人伦、守规矩，行仁道、尽义务。如果合仁义，有情有义，情理兼顾，我们不仅能成为一名好人，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和谐，生活会更美好。
不仅社会生活需要以仁义为道德基础，我们每个人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践行传统美德，也要自仁义始。《孟子·离娄上》有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这就是说，人要加强自己的修养，先要宅心仁厚，培养自己的爱心与善意，如果不是这样，就像有大房子而不住让它空放着，这是加强自我修养的关键，另外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要遵循道义、规矩，要走正路，尽义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很悲哀、自暴自弃了。可见，要加强自身修养、立身行道必自仁义始。
2 修身养性存仁心
情感、心性是人的行为的基础，也是修养的起点，要心存爱心，“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守住自己的善良仁爱之心而不要丢失，这是修身养性的关键。那么，“仁”德究竟包含哪些内涵呢？
其一，“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者爱人”。爱人而非爱己，是中国伦理思想的核心，这奠定了中国伦理的利他主义价值导向。爱不仅是一种感情，也是一种意志、行动和义务，因为，心中有了爱，就必然为爱所驱使，为所爱的人奉献、尽义务，关心他、爱护他。亲亲、仁民、爱物，以至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从而达致“民胞物与”。
其二，爱亲同情的人性根源。爱人的情感源自哪儿？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孝为仁之本”，孝即爱亲，也就是说爱亲是爱人的精神根源，仁是对爱亲感情的一种扩充。不爱其亲，何以爱人？孟子说，“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普遍人性角度看，仁爱的道德情感产生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即人对他人的一种同情与关切。
其三，“忠恕之道”的行仁方法。如何去爱他人？这就是“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不愿意，也不要加给别人，自己有所树立，也应要别人有所树立；自己有通达，也应要别人有所通达。前者是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不损伤他人，理解人，包容人；后者则要求人们将心比心，积极地去尊重人、帮助人。
其四，“克己复礼”的修养实践。“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就是说，克服、战胜自己的私心、私欲，使自己的思想言行符合于礼，便实现了仁。或者说，仁者爱人，就是要求人们以礼待人。
仁爱要以克己为前提，即克制自己的私欲，因为，仁的基本精神要求人爱人、利人、助人，这与人的自私、利己之心是矛盾、冲突的。所以，“无私是仁之前事”，离开无私这一前提就没有仁。“克己”以遵守社会道德，维护社会秩序，这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社会道德义务。
其五，博施济众的奉献精神。人不仅有遵守社会道德的基本义务，而且，对社会有更积极和更高的义务即奉献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孔子要求君子、贤达、君王要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高尚道德品质。《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孟曾一再希望统治者应养民、利民、富民、惠民、教民，博施于民，不仅要在思想上具备这样的德性，而且要在政治上实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另外，作为一种广泛的道德要求，博施济众还要求所有人“以天下为己任”，为天下苍生谋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儒家仁爱精神引导下，古代的许多仁人志士坚持天下为公，奉献社会，造福民众。
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弘扬仁爱之德呢？
首先，以同情爱人之情唤醒我们的道德良知。2011年，一起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全社会普遍的道德忧虑，大家都感到人性的冷漠和仁爱之心的丧失。同时我们也可喜地看到，诸多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最美人物”和道德模范，给社会带来了温暖和正能量。“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其次，以忠恕之道培养“他人意识”。心有他人是道德在人际关系上最直接的体现。明代思想家吕坤在其著作《呻吟语·应务》中说：“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他人打交道，能否心有他人，是一个人有无道德素质的表现。要以忠恕之道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不要给他人造成不便与伤害，这是恕道的根本精神之一。恕道还有一种根本精神就是要严己宽人，宽以待人。另外要有忠道，即尽己利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周穷济困；财以济人，力以助人，智以勉人，德以化人。
再次，以博施济众提升我们的奉献意识。“仁爱”精神倡导博施济众、天下为公，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为人民服务有内在的一致性。一个人如果立志做一个仁人志士，那么，就一定要抛弃一己之私，要有宽阔的胸怀和为天下苍生和人民谋福利的理想。马克思胸怀“为人类工作”的理想，才可能有影响世界历史的思想创造；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核心。树立奉献意识固然要从人生实践中不断努力，但也要从传统仁德中汲取博施济众的思想资源，以提升我们的奉献意识。
3 做人做事须循义
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墨子·天志下》曰：“义者正也。”义，不仅是合于一定目的的适宜，而且，要求行为本身要符合正确的道德原则。正义，既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又是人们对一定社会合理秩序的追求。
在儒家思想与传统道德生活中，正义的含义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伦理秩序与天下公义。这种伦理秩序包含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由于当时的政治是一种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因此，这种伦理秩序在政治层面上通过“义”所要表达的就是对等级秩序的维护。《大戴礼记·盛德》：“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矣。”
如果说等级秩序表达的是一种主流的、统治阶级的、正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天下公义则表达着一种更具普遍性、更为社会化的超越于等级秩序的天下公义和公理。这些观念主要包括：天下为公，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以达到世界均平的理想。对所有人公平对待，不偏不倚，“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举贤不避亲、不避仇。法律面前也要努力实现人人平等。
墨家义德观特别强调周穷济困，利济苍生。前者具有补偿正义的含义，后者与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有一致性。墨子所说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还要求人们乐于助人，为他人谋利，这种天下公义和义济天下的义举思想，具有更强的社会性、民间性、普世性，长期影响着后世。
第二，道义为先的价值原则。儒家思想在义利观上强调和坚持的是义以为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因此要“义以为上”“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于个人生活与修养来说，要“义以为质”“义以为上”，先义后利，将义作为物质利益得失取舍的准则。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孟子在论述到义利观之于治国的关系时，孟子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另外，孟子还从人生选择与人格修养的角度讲到义利观。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坚持道义的大丈夫精神对中国士人长期以来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民族崇德向善的重要精神资源，弥足珍贵。
第三，义务为本的人伦责任。传统中国是一个人伦本位、关系本位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这种人伦秩序中充当了某种社会角色，很好地履行这种角色的责任，不仅是客观人伦秩序的需要，也是为人之义即处在关系中的人的社会道德责任。义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角色责任，更是一种人的伦理自觉，义德之所以成为德就在于这种主体性、自觉性和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