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晚清东西文化和传统大规模接触之后，中国的思想家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探寻两者中的差异性与普遍性，其中也有外国朋友加入到这一行列，如罗素。他虽然称不上是中国学问和问题的专家，但作为旁观者，他在《中国问题》中对中国文化中普遍价值的认识，也让人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诱人之处和魅力。

　　儒家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用孟子的话说是“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儒家从来就不否认文化中的普遍性。这可以从两大方面说，一是儒家认识到了文化的普遍性和差异性、文化的多元性和共识的关系。《周易·系辞传下》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宋明道学家说的“理一分殊”。这种思维肯定了有“我们”，肯定了我们有“共同的世界”，同时也肯定了“他者”，肯定了有他者的“不同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按《礼记·中庸》的说法，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儒家传统和资源如何对当代的中国人和世界作出贡献，依赖于我们对它的深度观察和视点。在儒家思想和学说中，它有一些内在的普遍性。其中之一，是它的仁爱精神。若尊重他人的愿望是一个普遍性的价值，那么儒家的“仁爱”精神就具有这样的内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好就体现了这一方面。仁爱本质上是普遍同情，它主张包容一切、关照一切。儒家始终把“反求诸己”和“不尤人”作为修身的中心，同样是尊重他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万物一体”思想，有机主义和整体主义世界观，教导人类还要学会同万物相处，善待作为自然的他者。儒家“仁爱”中的孝亲层面，主要是指明了一个人实践仁爱的出发点和入手处，并不是把它狭隘为只是孝亲。

　　总而言之，儒家的学说和思想，总体上倾向于普遍性和可公度性思维，而主要不是特殊性和差异性思维。《吕氏春秋·有始》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儒家的这种思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众异）则万物备也。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

　　不同的文化和传统既是自身的、自我的，但同时又是开放的、包容的和彼此可以分享的。在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文化并存的前提下，我们更需要以理性和真诚展开交往和深层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