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洛阳地域文化主要类型有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精英文化、隐士文化、休闲消遣文化与丧葬文化。洛阳文化对士人团体的形成及其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也影响到居洛士人与居籍洛阳诗人的诗歌取材、诗歌主题和诗歌风格。以儒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化，育成了重视儒学精神的士人，他们重视实现现世抱负，重视树立崇高德行，重视推究儒学义理。洛阳地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催生出洛阳籍士人和居洛士人重土思乡、重视抒发文采风流等高致情怀。洛阳地域文化中的消遣休闲文化，也影响到彼时居洛士人以及居籍洛阳士人的诗歌创作。从文学而言，中唐“白体”、晚唐“武功体”诗歌等，有助于洛阳诗歌特质的生成，并因之而对北宋前期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北宋 洛阳 地域文化 诗歌
洛阳文化无疑是北宋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类型之一。自周代开始，作为重要文化中心的洛阳，在很长历史时期里都是各个王朝文化建设的重要风向标。入宋后，作为陪都的城市政治地位、延续了唐五代以来向儒好学的文化传统、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丰厚的文化积淀，成就了洛阳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洛阳文化所孕育出的诗歌创作团体、重要代表性作家，以及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理学家等，在两宋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此进行考察，显然是有意义的。
一 、 洛阳地域文化类型及特征
洛阳是中国古都之一，周成王时周公营雒邑，开后代王朝经营洛阳之始。秦置县，汉后历为河南郡、司州、洛州、河南府、河南路治所。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孝文帝后）、隋（炀帝）、武周、五代唐先后定都在此，新莽、唐、五代梁、晋、汉、周皆以洛阳为陪都。北宋建国后，沿梁、晋之旧，以洛阳为西京，为京西北路府治所在。据《宋史·地理志》，崇宁年间洛阳有户一十二万七千七百六十七，人口二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一是《地理志》中所列洛阳的户数为有常产、承担国家赋税的“主户”，而不包括无常产、不承担国家赋税的“客户”，也不包括免于承担赋税的“官户”。依邓广铭、漆侠等先生研究而推算出，与崇宁时期相去不远的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全国客户占主户的比例为48.5%左右。①以此推算，同期洛阳应有客户6.2万户以上。二是即使按照《地理志》所列户数而言，也与人口数不符合。据邓广铭等先生推算，北宋大致一户有5口人。由上可以推知，北宋洛阳鼎盛时期的人口当在90万左右。这样的城市规模，使洛阳成为当时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之一。洛阳下辖县十六：河南，洛阳，永安，偃师，颍阳，巩，密，新安，福昌，伊阳，渑池，永宁，长水，寿安，河清，登封。监一，阜财。洛阳位当交通要道，东为汝、颍，西被陕服，南略鄢、郢，北抵河津。优越的城市政治地位、丰厚的文化积淀、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形成独具特色的洛阳地域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中唐之后多战乱，造成了唐、邓、汝、蔡地区无人耕种之地很多，因此，宋太宗迁晋、云、朔之民于京、洛、郑、汝之地。而后洛阳等垦田颇广，人民比较富庶。连带而及，文化亦迅速繁荣起来。
洛阳文化中令人瞩目的是自唐而后沿袭不断的精英文化。《宋史》卷三百二六二记洛阳刘温叟：“唐末五代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惟刘氏自十二代祖北齐中书侍郎环俊以下，仕者相继，而世牒具存焉。”说明洛阳“衣冠旧族”仍然能够继其传统。受此影响，自晚唐以来，洛阳士族中便有尊崇礼教，重视儒学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入宋后得以延续。《宋史》卷四三一记：“聂崇义，河南洛阳人。少举《三礼》，善《礼》学，通经旨。汉乾德中，累官至国子《礼记》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国学。”卷二六四又记：“沈伦，字顺仪，开封太康人。……少习《三礼》于嵩、洛间，以讲学自给。”《宋史》卷二六五记张齐贤晚年致仕后居洛，“训子侄率令务学……宗诲子子皋、子安、子庚、子定，宗礼子子奭、子膺皆擢进士第。”洛阳文化中的崇儒向学传统，在北宋初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要知道，自晚唐五代以来，以传统儒学为基本知识构成的精英文化，历经政治腐败以及战乱冲击而处于衰微的境地，加之彼时佛教、道教文化的兴盛，精英文化中的礼乐文化，特别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世系谱牒、经学，以及由此而发育出的忠孝、好学等传统，几乎丧失殆尽。因此，洛阳一地保留有如此之密集的精英文化，就成为北宋建国之后文化建设的重要范本。
洛阳作为宋初儒学重镇的崇高文化地位，其影响直到宋仁宗朝才开始衰减。宋仁宗即位后，由于“宋初三先生”的影响日益扩大，尤其是胡瑗之学得以推广，蜀中宇文止止、古灵学派陈襄等人的教育活动的普及，以及宋真宗“诫饬时文”诏书实施所带来的文化新貌，洛阳作为儒学中心的地位虽然没有消失，但其影响力已经不如宋初百年。不过，凭借北宋“西京”的优越政治地位，洛阳依然是北宋文化精英所向往的文化胜地。“据清代陆继辂、魏襄纂修的《河南洛阳县志》，北宋官员为西京留守或知河南府事的，亦为数不少。吕蒙正、钱惟演、张方平等当过西京留守，而以各种身份知河南府事的官员更多，王化墓、何承矩、向敏中、李至、冯拯、寇率、陈尧佐、张士逊、李迪、王随、章得象、夏竦、晏殊、宋庠、文彦博、蔡襄、王拱辰、韩绛、范纯仁、范百禄、李清臣等皆是。”②洛阳文化中尊崇儒学的悠久传统，为广大士人所珍视。这在北宋建国之初各地儒学传承久已荒芜的情形下，其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今人通过对北宋洛阳文化特征进行研究后，总结其文化特征有：“敦名重教”、“尊师重学”、“贵齿尚贤”、“闲适逸乐”等③，而这些文化特征，显然是受到儒家传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洛阳文化中还传承了唐代的隐士文化与消遣休闲文化。在唐代，洛阳因其同时存在分司、留守府、河南府县、使职官四大官僚体系，而影响到洛阳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亦因此之故，洛阳政治崇尚清净而不扰民。这一传统对宋代洛阳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大概与继承唐代以来的这种政治传统有关，北宋洛阳文化亦尚清净，故民乐其土。因此，北宋时期洛阳本地士人往往“慨然有山林意”，这就不可避免地导引出洛阳文化的重隐居、重休闲传统。亦因此之故，一些退休的高级官僚往往以洛阳为养老之优先选择。如《宋史·卷四百五十七》记种放：“放沉默好学，……父尝令举进士，放辞以业未成，不可妄动。每往来嵩、华间，慨然有山林意。”《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又记张齐贤：“归洛，得裴度午桥庄，有池榭松竹之盛，日与亲旧觞咏其间，意甚旷适。”又如《宋史·卷二百六十五》记吕蒙正：“蒙正至洛，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子孙环列，迭奉寿觞，怡然自得。”可见，北宋很多重臣晚年都以寻求洛阳园亭养老为人生最后的愿望。正所谓“大隐于市”，退休官僚的优游消闲，正可看作是他们寻求“隐逸”生活的人生旨趣所在。
洛阳隐士文化与消遣休闲文化，当然与洛阳自然山水与自唐以来园林及其遗迹众多也有密切联系。洛阳的化度寺、白傅坟、龙门、封禅坛、玉女峰等，都是洛阳人乐于游玩的景点。相应地，这些自然风光与山水景致，就成为士人乐于在诗篇中歌咏的重要内容。洛阳亦有不少的私家园林，是士大夫赏玩雅集的好去处。米芾《西园雅集图记》，记录了元祐时苏轼等在驸马都尉王诜宅园聚会的情景。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记有当时洛阳的众多名园：如赵普的赵韩王园、吕蒙正的吕文穆园、富弼的富郑公园、司马光的独乐园等。这种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为洛阳文化增添了特殊的文化景观，吸引了大批的士人徜徉其中并在其诗歌中反复歌咏。明道年间，欧阳修为洛阳钱惟演幕僚，便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纪游诗，有《游龙门分题十五首》、《雨后独行洛北》、《陪府中诸官游城南》、《嵩山十一首》、《双桂楼》、《律诗五十八首》（注云：天圣明道间未第时及西京作）等。而翻检邵雍居于洛阳时所作，可见其在徜徉山水间时时“以心观物”，而体贴天道、人道的独特理论建构及诗意把握，“天津”、“龙门”甚至已经化为了邵雍诗歌中的重要意象，而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
洛阳文化也对宋代理学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因洛阳北面山地的独有地况，唐代洛阳就是著名的墓葬之地。到了北宋，洛阳成为皇陵所在。自唐至宋，士大夫能够葬于洛阳，实在是身份的象征，实属荣幸。据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共27册，其中《洛阳卷》即占到了15册，可见洛阳名人墓葬之多。入宋之后，“据《河南洛阳县志》卷20军墓记，葬于洛阳一带的达官显贵有钱俶、石守信、曹彬、潘美、张咏、范雍、寇准、范仲淹、范纯仁、文彦博、富弼、张商英、杨偕、陈希亮、吕海、程颢、程颐、程琳等。需要补充的是，据太宗皇帝御制《赵中令公神道碑》，赵普葬于‘洛阳北邙之原’，高怀德、蔡齐、包拯均葬于巩县宋陵，曹玮也葬于西京附近。”④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死生即沟通了天人之际。退休官僚云集洛阳以终老，自然就会导引出洛阳文化中对于人生价值、意义与终极归宿的探索。而这正是宋代理学从心性角度切入儒学道德形而上探讨的重要理路。可以说，洛阳文化中关注死生、重视丧葬的传统，当对宋代理学生成与发育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在宋初很长一段时期，作为唐代重要文化遗存地的洛阳，从诗歌创作而言，也继承了晚唐诗风。欧阳修《六一诗话》载：“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该书又记晚唐人如周朴诗句：“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而这一传统入宋后，为当时的“九僧”所沿袭，并形成为宋初重要的诗歌流派“晚唐体”。作为承袭晚唐文化的洛阳，当然亦继承了晚唐这一诗风特征。寇准等为官洛阳，就与“九僧”中的惠崇等人在洛阳有一些诗歌唱酬。因此可以相见，晚唐诗风当为洛阳诗歌作者所继承。入宋后，作为承载传统言志功能的洛阳士人的诗歌，自然会传达出洛阳文化的地域特征，而在诗歌题材、主题及诗歌意象等方面体现出来。
洛阳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精英文化及隐士文化、休闲消遣文化与丧葬文化，成为洛阳文化景观中引入瞩目的重要文化特征。这一文化特性培养、孕育出相应的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士人集团以及大量的士人创作群体。之中，士人因各种原因聚集交往，因其政治地位、文化水平等各种原因而对洛阳文化精英以及洛阳文化起到引领作用。而洛阳文化中的固有因子，也时时投射到这些士大夫创作中，凝聚为士人作品的文化精神和艺术风貌。不仅如此，洛阳作为首都或陪都的政治地位，自然沉淀了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经验，也凝聚了历史上著名人物在洛的功业伟绩、出处穷达及人生际遇事件。历代经营洛阳，其建筑、园林、文化遗迹以及自然风景等，都成为洛阳的文化景观。洛阳的政治地位、悠久历史传统、丰富多样的人文自然景观，经常成为洛阳士人因此而为写作诗歌的“兴”之所依托的对象。如洛阳市南郊伊河两岸的龙门山，又如洛阳的厚载门、永济桥、天津、洛川、伊河等，成为洛阳诗歌的重要文学意象。
上述洛阳文化的独特品格及其文化属性，成为宋初百年洛阳诗人的重要文化生产环境和文化思潮所在，对彼时居洛诗人诗歌以及洛阳本土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从洛阳士人群体的诗歌创作以及居洛士人的诗歌作品中体现出来。
二、洛阳文化、洛阳士人团体及其诗歌创作
洛阳独特的政治地理特征、精英文化堆积以及致仕休闲文化等特性，深刻地影响到洛阳文学的面貌及其发展历程。北宋洛阳文化对彼时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影响，首先便是洛阳文化对士人团体的形成及其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入宋后，早期的洛阳文化精英对经学、史学认真研习的同时，并没有表现出对诗歌创作的充分注意。即使因致仕退养洛阳的官僚，也并不重视以诗歌创作打发闲暇生活。相应地，士人也没有因唱酬应和诗文结成较为固定的文人团体。这一情形到了仁宗朝才开始出现变化。其中，钱惟演文学团体及其诗歌创作，成为北宋仁宗朝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学风景。其原因在于，作为“西昆体”代表人物的钱惟演，是吴越归顺宋庭的吴越王钱俶后人，其文化地位非常重要。钱惟演被认为是“白体”的代表性诗人。钱惟演以其地方主要官员而兼文学前辈的身份，本人尤喜筵宴优游，其身边聚集了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人。此时，洛阳地域文化，对欧阳修、梅尧臣产生了重要影响。
洛阳沿袭了晚唐文化的因子，晚唐诗歌重视雕琢、格调不高等特征，对钱惟演文人团体产生了影响。作为钱惟演文人团体中的重要成员之一的欧阳修，在其为洛阳推官期间，创作了很多诗篇。欧阳修天圣九年（1031）进士及第，五月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是时，钱惟演为西京留守，史称“幕府多名士”。欧阳修与尹洙、梅尧臣等“日为歌诗”，写有《古诗四十七首》，其中多为山水风景及游玩之作。明道元年（1032），欧阳修自春及秋，与谢绛等人两游嵩山。有诗《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吊黄学士三首》、《雨后独行洛北》、《陪府中诸官游城南》、《被牒行县因书所见呈僚友》、《嵩山十一首》、《与谢三学士绛唱和八首》等。明道二年（1033），欧阳修又写有《律诗五十八首》等。欧诗在嘉祐元年（1034年）返回汴京之前的作品，多是模仿晚唐体诸人而作。这一段时间，他多方探索学习诗歌的途径，与梅尧臣等人交流诗艺，并写有《拟玉台体七首》，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就此期欧诗题材来看，他的诗歌大多是写景之作，虽然诗篇非常讲究对偶、用字，风格精巧，但格调不高，诗中的景与情往往结合不够紧密，整体而言，与晚唐贾岛、姚合等人的诗风比较相近。如作于明道二年的《早春南征寄洛中诸友》：“楚色穷千里，行人何苦赊。芳林逢旅雁，候馆噪山鸦。春入河边草，花开水上槎。东风一尊酒，新岁独思家。”诗歌第二联对偶精切，全诗没有豪迈的气概和新奇的物象，所表露出的情感也很琐屑普通，这正是晚唐诗歌的特征。其时，作为唐陪都的地位，洛阳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晚唐诗风的一些特征。可以说，这对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向晚唐诗风学习，事实上贯穿了其创作的整个过程，如在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已经51岁，写有《刑部看竹效孟郊体》，标志着欧阳修即使在其诗名满天下之时，仍然推崇孟郊诗歌。但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诗歌主体风格形成的历程，正好是他从洛阳为官期满，回到汴京开始的。这说明，欧阳修在洛阳期间，不仅与谢绛、梅尧臣等人交游酬唱来写作闲适诗、游玩山水诗，洛阳精英文化中的儒学文化，也对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⑤。
不仅洛阳传承的晚唐风尚对欧阳修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其时洛阳文化也对当时钱惟演幕府其它成员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梅尧臣，在天圣九年作有很多风景诗：《春日游龙门山寺》、《锦竹》、《废井》、《茶灶》、《水荭》、《黄河》、《梅花》、《依韵和希深立春后……过午桥庄》、关于写作这些诗歌的背景，可以明道元年梅尧臣调河阳主簿时，欧阳修写诗送行所作的“诗序”来说明：“……吾尝与之徜徉于嵩洛之下，每得绝崖倒壑深林古宇，则必相与吟哦。”记叙了其作诗的情景与场合。而梅圣俞自为诗序云：“余将北归河阳，友人欧阳修与二三君具觴豆选胜绝欲极一时之欢，以为别。……分得搞树早凉归为韵，赋诗五绝。” 可见，洛阳丰富的自然地理风景、社会游玩风尚与流行的晚唐诗风，对欧阳修、梅尧臣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彼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歌创作来看，洛阳丰富的人文遗存与多彩的自然风光，是钱惟演幕府中人乐于表现的。
洛阳文化亦对以邵雍、二程等理学生成有一定影响。在邵雍、二程之前，洛阳地区就有种放、张无梦等在终南山一带聚徒讲学。而种放所授，儒学是重要内容。洛阳文化重视儒学的这一传统，终于在北宋中叶催生了以邵雍、二程为代表的新儒学。邵雍、二程的理学思想也提升了洛阳文化的品位，洛阳文化得以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推广开来，成为两宋重要的文化现象。尤其是，以邵雍、二程为核心的儒学团体，对提升洛阳文化的儒学品格，起到了重要作用。
邵雍少时读书百源山，又得李之才传授，青年时代已经学有所成。他在十多年的漫游求学，据《宋史》所记，“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之后，终于认识到“吾道自足，何须外求”，于39岁定居洛阳。原因是“道在是矣”。这里，邵雍明确提出“道在兹”，其“道”所指，显然是洛阳文化中的深厚儒学积淀和具有悠久儒学传统的文学品格。邵雍在《小车吟》认为洛阳“仁义园圃”，《首尾吟》又讲洛阳为“道德园林”，可见其对洛阳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的尊崇。洛阳流传日久的伏羲文化、河图洛书文化，都对邵雍的先天之学体系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迪生发作用。邵雍诗歌里经常咏及洛阳的儒学文化底蕴，隐士情怀等，都是洛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宋元学案》所记，与邵雍交游而互相促进的士人有富弼、程珦、张载、程颢、程颐等。列于邵雍门人的即有：邵伯温、王豫、张瑉、吕希哲、吕希纯、周明纯、田述古、尹材、张云卿、张峋、周长孺、杨贤宝、姜愚、张仲宾、侯绍曾、郑夬、秦玠等。
程颢四十岁退居洛阳后，专事讲学著述。其强调“存养”、“体贴”工夫，《宋史·道学传》记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而程颐强调“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谓之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宗旨在于“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二程的这些主张，立足传统儒学而又启开了理学新思想的方向。程颢、程颐在洛阳期间以讲学方式传播、研究儒学，为后来理学的发育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南宋闽学、湖湘之学等都得其沃灌而成长起来。依《宋元学案》所列，程颢门人有：刘绚、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田述古、邵伯温、苏昞、邢恕等。程颐门人有：刘绚、程端中、吕希哲、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尹焞、郭忠孝、王苹、周行己、许景衡、田述古、李朴、范冲、杨国宝、萧楚、陈渊、罗从彦、杨迪、吕义山、张绎、马伸、吴给、周孚先、周恭先、晏敦复、袁溉、焦瑗、周纯明等。上述诸人，如田述古等皆能够转益多师，可见当时求学风气。
洛阳文化，也催生了退休官僚或者政治失意团体的消闲隐逸诗歌创作风尚。洛阳自唐代白居易晚年参与组织文人集会后，致仕或者政治失意官僚相与集会便成为雅事。据《齐东野语》卷一载，北宋早期的诗人张维便写有《太守马大卿会六老于南园》诗，表达出对洛阳士人雅集风尚的推崇：“他日定知传好事，丹青宁羡洛阳图。”张维卒于1046年，这算是北宋较早推崇洛阳文人雅集的记载，可见宋初士人仍然保有雅集传统。又据《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五载，庆历末杜衍与王涣等在雎阳组织过五老会。但要论及北宋官僚相与雅集，又以北宋熙宁、元丰年间，从朝廷权力中心引退的文彦博、范镇、富弼、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以及以道学自重的邵雍、程颐、程颢等人为成员的士人集团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这一时期出现的“洛阳耆英会”先后由文彦博、富弼、司马光等人主持。包括：
五老会：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九月成立。成员有文彦博、范镇、张宗益、张问、史炤5人。
耆英会：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成立。成员有富弼、文彦博、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几、冯行已、楚建中、王慎言、张问、张焘、王拱辰、司马光共13人。
同甲会：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成立。成员有文彦博、司马旦、程珦、席汝言共4人
真率会：由司马光主持，继承前述诸会，活动时间在元丰后期。成员先后有司马光、范纯仁、司马旦、席汝言、王尚恭、楚建中、王慎言、宋道、鲜于侁、祖无择共10人。
上述文人团体人物，时间相近，活动多有交叉，总体可视为同一个社团。其成员去除前后重复者，共有文彦博、范镇、张宗益、张问、史炤、富弼、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几、冯行已、楚建中、王慎言、张焘、王拱辰、司马光、司马旦、程珦、范纯仁、宋道、鲜于侁、祖无择等22人⑥。这些退休或者因政治原因暂时引退的官僚集于洛阳，他们相与酬唱交游，而创作了大量的闲适优游诗歌。其诗歌题材无非是优游岁月，抒发闲适之情。如杜衍《睢阳五老图》“五人四百有馀岁，俱称分曹与挂冠。天地至仁难补报，林泉幽致许盘桓。花朝月夕随时乐，雪鬓霜髯满座寒。若也睢阳为故事，何妨列向画图看。”方回《瀛奎律髓》注：“杜衍八十岁，王焕九十岁，毕世长九十四，冯平八十七，朱贯八十八。”这些诗歌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欧阳修就有《借观五老图次韵》：“脱遗轩冕就安闲，笑傲丘园纵倒冠。白发忧民虽种种，丹心许国尚桓桓。鸿冥得路高难慕，松老无风韵自寒。闻说优游多倡和，新篇何惜尽传看。”诗篇中表达出自己对唱和诸公的艳羡之情。这些诗作，虽有唐代白居易居于洛阳与诸退休官僚优游唱和之先例，但在北宋形成规模并具有重要文化影响的，还是要算洛阳文人团体为最。洛阳以文彦博、司马光等人倡导而形成文人团体后，各地慕其风而响应，一时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形成了致仕官僚相与唱酬集会并写作诗歌的热潮。《齐东野语》记载的雎阳至和五老会，《中吴纪闻》记载的吴中九老会等，都是时人对洛阳官僚群与雅集集会的响应。
上述可见，因为洛阳自唐而延续下来的为精英文化阶层所看重的儒学文化，以及因政治失意或致仕官僚而热衷的休闲隐逸文化，对宋代士人阶层形成文人团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士人团体以其大量的诗歌创作，又为洛阳文化增添了亮丽的文学风景。洛阳文化是这些文学团体赖以形成的文化土壤。这些文人团体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又成为洛阳文化的时代表现与文化积累。这些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代表了北宋文学的重要成就，洛阳文化及其影响，也成为北宋文学发展历程的重要因素和组成部分。
三、北宋为官居洛士人、居籍洛阳士人及其诗歌主题
上述考察可见，洛阳地域文化影响到洛阳的文人团体的诗歌题材、风尚。那么，洛阳地域文化对个体洛阳诗人的诗歌取材、诗歌主题和诗歌风格有没有影响？如果有的话，其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与形式实现的？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自然就要求我们对宋初百年居洛诗人的在洛阳的诗歌创作情况作一整体考察。考虑到洛阳地域文化在宋初百年北宋文化中的地位显著，之后因北宋文化大一统局面的正式形成而影响力逐渐减弱的实际，以基本涵盖这一时期诗人的《全宋诗》1——13册进行统计，进而大致可以考察洛阳地域文化对居洛士人诗歌创作的影响。
依《全宋诗》所录作者考察可见，洛阳诗人可以分为三个大的类型：
第一类：是居籍洛阳士人。居籍洛阳的士人，又包括二部分，一部分是老死洛阳，并不迁徙的士人。据理想来，这类士人在北宋数量是比较多的，但就现存诗歌来看，只有李渎等数人，不足以说明洛阳士人诗歌与洛阳文化的关联。李渎史称其“好古不乐仕进”，与魏野为中表兄弟。《宋史》本传记其“家世多聚书画，颇有奇妙。……往来中条山中，不亲产业，所居木石幽胜。谈唐室已来衣冠人物，历历可听。……王旦、李宗谔与之世旧，每劝其仕，渎皆不答。”《全宋诗》录其诗：“行到水穷处，未知天尽时”⑦，据《渑水燕谈录》载乃其辞世前梦中所得。诗歌可能亦是抒发其乐于隐逸的主旨。第二部分人是籍贯洛阳，但外出做官的士人。据《全宋诗》统计可见，这一类士人数量较多，有聂崇义、郭忠恕、黄子棱、李九龄、安德裕、何承矩、吕蒙正、种放、赵安仁、王承衎、王曙、安鸿渐、富言、王随、滕京谅、尹洙、富弼、程珦、王尚恭、王复、刘几、冯行己、董传、楚建中、王谨言、李寔、王易柔、种古、种诊、赵君锡、王说、程颢、程颐等33人。这一类士人的诗歌创作，从诗歌主题而言，具有下列特征：
居籍洛阳的士人，其诗歌重视抒写建功立业、修德等传统儒家士人的抱负、情怀。这一诗歌主题是洛阳士人乐于抒写的重要题材，在其诗歌中占据了重要分量。如据《玉壶诗话》记载，聂崇义建隆三年为学官。郭忠恕使酒咏其姓玩之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是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应声反以“忠恕”二字解嘲曰：“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显然是以儒家重视的“忠”作刺。又吕蒙正（946—1011），洛阳人，曾任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于至道元年（995）出知河南府。后于景德二年（1005）春致仕归洛。他写有《尹洛日作》：“昔作儒生谒贡闱，今提相印出黄扉。……邻叟尽垂新鹤发，故人犹著旧麻衣。洛阳谩道多才子，自叹遭逢似我稀。”《青箱杂记》记：“（吕蒙正）初有友二人，一人则温尚书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状元不仕。”后吕蒙正、温仲舒均及第出仕，后吕蒙正举荐而此人归隐不起。因此吕蒙正作诗“斥其友归隐者”。吕诗反映出作者主张逢时而建立功业的思想。又种放有诗《论蒙》：“王者在谦小，夙惟尧舜心。拜言尊贤仁，慎德弃珠金。”其中含有儒家重视慎独修身、推行王道的仁政理想。而在其《寄怀》诗中，又有因“目睹荣辱心潜惊”而生发出的“清风满壑石田在，终谢吾君甘退耕”的思想，这与其“自信已道轻浮名”的重视道德修养初衷是相违背的。又滕京谅有与范仲淹、欧阳修唱酬《剑联句》、《鹤联句》，如《鹤联句》有“愿下八佾庭，鼓舞薰风琴”等，表露出重视自重其才、济世建功思想。总的来看，洛阳士人在其诗歌中是非常重视抒写其展其才智以济天下的儒者入世情怀，另外一些诗歌亦有重视自我修养德行，高尚其志的思想。
居籍洛阳的士人，其诗歌重视抒写历史事件、历史兴亡主题。洛阳士人往往重视经史。如李九龄于开宝六年（973）与卢多逊、扈蒙等人修《五代史》。李九龄有诗《读三国志》：“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诗篇具有卓越的历史见识。又洛阳人何承矩（946-1006），据《方舆胜览》卷二三记，太平兴国年间，何承矩知潭州游文昭园，因守园吏云该园“昔属马家，今归赵氏”，而以提壶鸟鸣声起兴，作诗云“马家公子好楼台，凿破青山碧沼开。啼鸟不知人事变，数声犹傍水边来。”之间透出作者深沉的历史兴亡感慨。可见，洛阳地域文化对洛阳士人产生了影响，并成为洛阳士人思想深层的文化积淀。洛阳士人不仅在咏史诗中，也在游览、纪事等诗歌题材中，表露出其深沉的历史兴亡感慨。如王说（1028—1101），写有《广胜寺》，中有“自古兴亡安足问，世间人事转头非。”之间透露出对历史的沉思。又如程珦（1006—1090）写有《咏濯缨亭》，中有“西园胜迹名天下，唐相经营用意工。……濯缨泉洁存遗迹，促轸亭空想旧风”，之间有深沉的历史兴亡感慨而不说出，含蓄蕴藉。
居籍洛阳的诗人，其诗歌亦重视抒写向往归隐故土、乡思恋家等情怀。由五代入宋的洛阳人黄子棱，五代时随父入闽，居福建建阳东观山。写有《题所居》，中有“世上几多名将相，门前谁有此溪山”句，虽然描绘的是福建建阳所居情景，但洛阳人的向往归隐情怀由此可见。又如王曙（963—1034），写有《答子》：“疏家子叹挥金后，御寇妻悲遗粟回。争似吾儿知止足，陶庐容膝早归来。”诗句虽以赞子知足家园生活为主旨，但其中诗人乐归田园生活之意跃然纸上。再如洛阳士人富言（969—1031），在远离家乡的南国为官，写有《游灵岩》，中有“登临眺望关河远，惹起乡思恋国愁”，亦可见洛阳士人的家国情怀。
总的看来，居洛士人的上述诗歌主题，反映出洛阳文化的影响。洛阳文化中的儒学传统、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王朝兴亡更替，已经成为洛阳士人的文化心理。而自视文化优越的文化心理，以及洛阳富有名园和山水风光的特征，又是洛阳士人思家念归的重要精神寄托。
在居洛士人的诗歌创作中，值得重视的是程颢、程颐的性理诗。二程之诗诗风很相近，其中程颢诗歌存世较多。程颢存诗67首，从诗歌题材来看，可以分为写景诗、应酬唱和诗、纪游诗、送别诗、咏物诗与悼诗。其中，纪游诗与咏物诗最多，写景诗次之，悼诗只有一首。程颢多用记游诗、写景诗来表达自己的理学思想以及人生感悟。在诗中他所抒发的性理主题有：一是抒写天地万物为一体主题。如其《和诸公梅台》、《后一日再和》、《戏题》、《和咏草》、《秋日偶成》（之二）、《是游也得小松黄杨各四本植于公署之西窗戏作五绝呈邑令张寺丞》等。二是“乐意”主题。程颢诗歌中，对理学重要命题“乐意”十分关注，他的诗歌在反映诸多理学主题中，要算对“乐意”主题最重视。总结而言，程颢诗篇中对“乐意”主题的抒写主要可以分为三种：安贫乐道之“乐”、因定性而和乐、天地生趣之乐。《秋日偶成》、《和邵尧夫打乖吟二首》（其一）、《和王安之五首》（其一、其二）、《酬韩持国资政湖上独酌见赠》、《晚春》等，都体现出这一特色。如程颢反复强调“槛前流水心同乐，林外青山眼重开”（《和尧夫西街之什二首》），“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和尧夫首尾吟》），“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题淮南寺》）等，都是抒写心因“定性”而和乐的主题⑧。
第二类：因各种原因而居洛的士人。据《全宋诗》统计，这一时期居于洛阳而有诗作存世的诗人有47人。又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是大部分因贬谪而居官洛阳的诗人。考察可见，这一部分士人一般具有重要的政治身份，大部分是具有“同平章事”身份，往往以参知政事或者枢密使、宰相而外遣任命为知河南府。真宗朝后，也有以某部侍郎身份居洛的，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这些暂居洛阳的政治人物，往往因政治事件或者被弹劾而外任，虽获任知洛本身就表明了最高统治者并没有深究其过失的意图，但毕竟居洛也说明了这些官僚居于暂时的政治失势的生存状态。如张齐贤于淳化二年（991）以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数月后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年后因事罢相，为尚书左丞知河南府。又如宋庠为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其子与匪人交结而出知河南府。类似的情况还有晏殊、夏竦、韩绛、钱惟演、吕公著、司马光、张士逊、李至等人。
二是非贬谪而居官洛阳。这一类士人，往往是荣升或者才华卓异而为官洛阳。如谢涛、杨亿、晁迥、欧阳修等人皆是。
三是籍贯外地而移居洛阳，后不再迁居的士人，如邵雍等。宋初百年，由外地而移居洛阳的士人，其作品在《全宋诗》中留存不多。
仔细分析上述三部分士人的诗歌创作，可以进行再处理。如果把邵雍诗作主题单列说明的话，则以贬谪而居官洛阳的士人诗歌创作主题，可以包括因荣升或者才华卓异为为官洛阳的士人诗歌主题。总的看来，居洛士人的诗歌主题主要有：
诗歌重视抒写洛中风景。除了属于升迁或者因为才行卓异而被安置居洛诗人之外，因被贬而居洛的士人诗歌，大多又与士人贬谪遭遇结合在一起。很多诗即以风景起兴，而抒发自己遭受贬谪之后居洛之落寞失意之情。宋庠（996—1066），开封雍丘人，后迁徙安州之安陆。初仕襄州通判，后为参知政事，枢密使，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庆历三年（1043）因其子与匪人交结而出知河南府。他在洛阳写有多首抒写洛阳风景的诗，如《洛城秋雨》有句：“霜月兼寒雨，高斋伴寂寥。已能阴漠漠，更自韵萧萧。宫逈天低阙，津长雾失桥。芦灰迷桂晕，梁屋掩霞朝。烟重兰摧叶，风凄柳劲条。远沉缑鹤唳，轻送洛鸿飘。”以秋雨洛阳之风景，极写贬官居洛之失意心境。宋庠又有《西都官属咸备尹政得以仰成暇日池圃便同尘外因书所见以志一时之幸仍以东园吏隠命篇云》，诗篇抒写贬官居洛之后的日常生活，有山沼池田、河平荷盖之属，诗以洛中风景起兴，抒发出自己造贬之落寞心境。当然，居洛士人有的诗歌内容也比较单纯，只写洛阳风景，如宋庠《五鼓度洛水谒九龙祠祷雨马上作》：“跨陌津桥十里亭，前驺横绝犯严更。银河荡漾斜垂地，瑶斗阑干倒倚城。苑阔树头迷阙影，川长烟外认滩声。农畴闵雨心祈切，上尽丛祠日未明。”诗记深夜出城祷雨事，但大部写洛中风景。
当然，居洛诗人有的诗歌直接抒发因被贬而心有怵惕、愤懑之情。夏竦（985—1051），庆历七年为宰相，旋改枢密使，封英国公，随后罢知河南府。作有《再徙西都咏青雀寄张昇谏院》：“弱羽伤弓尚未完，孤飞谁敢拟鸳鸾。明珠自有千金价，莫为游人作弹丸。”诗篇前二句说出了自己政治斗争失意而被贬居洛的不平，后两句劝张昇警惕审慎使用讽谏之权，免受他人利用。除此之外，居洛士人也写有纯粹抒写洛阳风物的诗篇。除了前文提到的欧阳修、梅尧臣多有写作洛阳风物的诗作之外，如钱惟演（962—1034），晚年判河南府，就写有“日上故陵烟漠漠，春归空苑水潺潺”之句。
诗歌因洛阳名物而起兴，抒发历史兴亡更替主题。以这种方式抒发对历史兴亡更替主题的诗歌，在居洛士人诗歌中并不太多。宋庠有《过汉洛阳故城》：“漢家遺堵滿山川，六里東西遂渺然。寒日似愁圭影地，秋風真作黍離天。五株杏發陵無邑，一項茅荒井失田。更歎道邉多棄骨，可能猶為直如弦。”诗篇写洛阳故城遗迹，以之起兴来抒发历史感慨主题。
诗歌抒发士人退隐情怀。宋庠有《岁晏思归五首》，其一有句“含毫虽踯躅，自欲赋归田”，其二有句“归与堪击壤，况复值唐勋”，其三有句“欲将知止意，归谢汉恩侯”，其五有句“白云无诮我，归意本区区”，均是吐露倦于仕宦而思归之情。宋庠又有《初至洛阳府有东楼曲沼之胜时春色已过园林寂寞晚坐楼上作》：“登临何处恨春残，楼上池边夕照间。非意野云遮倦目，无情空水鉴衰颜。青溪久负幽人约，白发初辞宰相班。才与不才何足辨，此心都拟付庄环。”传达出诗人因贬官而落寞寂寥因而欲学庄子归隐的念头。张齐贤（943—1014）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以司空致仕退居洛阳后，写有《致仕后戏赠故人》：“午桥今得晋公庐，花竹烟云兴有余。师亮白头心已足，四登两府九尚书。”因子孙辈颇有人担任朝廷要职，自己又能够退隐居洛而自得。
重视抒发文采风流等高致情怀。宋庠有《留台吴侍郎时泛小舟临玩清洛辄成拙诗奉寄》：“闻有沧洲尚，时时清洛滨。烟波能弄檝，沙鸟不惊人。佛髻寒排岫，星桥晚跨津。湍鸣知乱石，漪碎觉跳鳞。玉匕停余剂，华缨濯故尘。今无李元礼，仙袂许谁亲。”前二句点明清洛之滨曾有的士人高洁交谊，之间写洛水之滨的风景，最后四句提及思慕与同道作遗世交游之愿望。宋庠有诗《次韵和次道学士献赠留台吴侍郎洛水泛舟之作》、《适闻留台侍郎独游龙门属府事牵鞅辄成短诗奉寄》等表达出推崇他人文采风流之情。又如文彦博有《近闻有真率会呈提举端明》：“近知雅会名真率，率意从心各任真。颜子箪瓢犹自乐，庾郎鲑韭不为贫。加笾只恐劳烦主，缉御徒能困倦宾。务简去华方尽适，古来彭泽是其人。”表达出自己对司马光等真率会诸人文采风流、脱俗高致等品格的推崇之情。
诗歌推崇儒学。宋庠有《杨寺丞掌务西荦访别》，诗句有：“行矣姑自爱，汉家方向儒”，点明朝廷重视儒士。谢涛（961—1034），据《渑水燕谈录》载，其晚年“分务洛中”，作有《梦中作》：“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窑尘。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浸生民。”表达出对儒学的推崇之情。韩绛（1012—1088）元丰六年出知河南府，写有《答尧夫先生》，中有“君子志于道，出处非一端。伊尹负鼎俎，颜渊乐瓢箪”，表达出对儒学的推扬。与韩绛诗歌主题相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都有诗与邵雍唱酬，同样表现出时人对邵雍信奉儒家精神的推扬。而邵雍、二程诗歌中，多有对儒家穷通出处、安贫乐道的体贴，亦有关心民生、关注国运的思考。
在居洛士人诗歌中，邵雍的诗歌值得重视。邵雍诗歌因为实现“观物”目的的需要，自然就会专著于“见性”、“见道”而非依靠“造境”、“写境”来主要通过“景”与创作主体的心志结合来抒情，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诗歌创作主体要通过议论来直抒心性，而不是依靠艺术技巧表现、抒发其情感，并且，诗中的主旨一定是摒弃了个体的偏见、私欲的情感，亦即是邵雍特别强调的“性”。南宋大儒魏了翁在《邵氏击壤集序》中有评价：“邵子平生之书，其心术之精微在《皇极经世》，其宣寄情意在《击壤集》。凡立乎皇王帝覇之兴替，春秋冬夏之代谢，阴阳五行之运化，风云月露之霁曀，山川草木之荣悴，惟意所驱，周流贯彻，融液摆落，盖左右逢原，略无毫发凝滞倚着之意。”（《鹤山集》）邵雍诗歌内容其实远比魏了翁所称为多。举凡咏史、交游、纪事、写景、季节主题等主题都有诗歌表现。不过，邵雍之作确以表达性理主题为最多。如他经常吟咏的名利、言默、闲适、仁者、先几等，直接把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内容作为诗歌表现的对象。如此大量的性理主题诗篇，这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他的诗成为阐释其理学体系和理学内容的工具。如其《击壤集》卷二十有《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第一首：“尧夫非是爱吟诗，为见圣贤兴有时。日月星辰尧则了，江河淮济禹平之。皇王帝伯经褒贬，雪月风花未品题。岂谓古人无阙典，尧夫非是爱吟诗。”以下每首皆首尾相同，诗作第二句介绍写诗原由，可见有“得意时”、“半醉时”、“不寐时”、“渐老时”、“默识时”、“可爱时”、“忘言时”、“忠恕时”、“自励时”、“得意时”等，从这些内容来看，都与邵雍的理学体系中的认识论与实践论命题紧密相关，亦即以静默行止中通过体验存养工夫来认识他的“心为太极”、“道为太极”、“神与性并出于心”，以达到去“情蔽”而识“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能处性者，非道而何”、“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等目的。
第三类：籍贯本非洛阳而退养洛阳的士人。这部分士人亦有不少，如张齐贤、文彦博、张师锡、吕公着、范雍等人。一般而言，因致仕而退养洛阳的士人，其诗歌创作几乎全是吟咏优游闲适之情。其中又以参与司马光等人组织的耆英会、真率会诸人写作的诗歌最有代表性。《河南通志》卷六十九记：“文彦博，字寛夫，介休人。天圣五年举进士，逮事四朝，任将相五十余年，封潞国公。元丰二年，以太师致仕，居洛阳。与富弼、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几、冯行已、楚建中、王慎言、张问、张焘、司马光、王拱辰仿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乐，尚齿不尚官。已而图形妙觉僧舍，谓之洛阳耆英会。光为文序其事。”司马光有诗《和子骏洛中书事》：“西都自古繁华地，冠盖优逰萃五方。比户清风人种竹，满川浓緑土宜桑。凿龙山断开天阙，导洛波回载羽觞。况有耆英诗酒乐，问君何处不如唐。”诗作对洛阳描摹风物之外，也对优游生活充满了自得之意。范纯仁有《子骏作真率会招安之不至二首》，其一曰：“乡闾贵老宁牵强，德齿俱尊合便安。况是耆英会中客，须同八十主人看。”诗中提及年老、贵德、尊齿等内容，恰是耆英会诗歌反复吟咏的主题。
总的看来，居洛士人诗作多重描摹洛中风物，有的是以这些风景物情为起兴方式，来抒发作者遭遇贬谪的失意落寞，有的则纯是在诗歌中展现洛中风物，并无更多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居洛士人也好，居籍洛阳而外出做官的士人也好，其诗歌多有对历史兴亡盛衰的反思，尤其是居洛士人的诗歌中这一主题丰富出现。另外，居洛士人诗作中对儒学的推扬和重视，乃至对儒学命题的反复吟咏，成为这一时期北宋诗歌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特别是邵雍、二程的性理诗，成为两宋后来作者写作理学诗的重要范型。上述诗歌主题，连同重视抒发文采风流、归隐等情怀的诗篇，共同组成了居洛士人、洛阳籍士人诗歌的主要诗歌主题。
可见，洛阳地域文化对籍贯为洛阳的士人，以及居洛士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洛阳以传统儒学为核心的精英文化，育成了重视儒学精神的士人，他们重视实现现世抱负，重视树立崇高德行，特别是重视体贴、推究儒学义理，这些思想反映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就形成了诗歌所表现出的上述主题。本文提及的若干士人诗作，反映出洛阳地域文化对士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另外，因为洛阳文化上承中晚唐文化而来，故中唐白居易的白体，晚唐文化尤其是诗歌的琐屑、气象衰瑟、重视锤炼字句等风尚，也对北宋前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诗歌创作风尚，又通过居于洛阳的一些士人持续地对北宋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如此，洛阳地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也直接催生出洛阳籍士人和居洛士人重土思乡、重视抒发文采风流等高致情怀。而这一思想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使其诗人诗作具有了不同于它地士人诗作的特有风尚。此外，洛阳地域文化中的消遣休闲文化，也影响到彼时居洛士人以及居籍洛阳士人的诗歌创作，比如说耆英会等诗歌创作主题，便是直接受到了这种文化风尚的影响。当然，居籍洛阳的士人以及居洛士人的诗歌创作，同时也成为洛阳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成为了洛阳地域文化的重要特征，又会对随后的诗歌创作发生着影响。但从其发展源头而言，洛阳地域文化对彼时居籍洛阳士人和居洛士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显然是更为重要的。
【本文刊发于《文化与诗学》2014年第2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9月版。此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原刊。】
注释：
① 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② 洪本健：《两京地区人文自然环境与北宋大臣的致仕卒葬》，《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③ 参见张祥云：《西京河南府研究》第八章第二节，博士论文，河南大学，2010年版。
④ 洪本健：《两京地区人文自然环境与北宋大臣的致仕卒葬》，《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⑤ 韩经太编：《中国诗歌通史》（宋代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⑥ 参阅周扬波：《洛阳耆英会与北宋中期政局》，《洛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⑦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二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后文均据此书，不再另注。
⑧ 参见王培友：《论两宋“理学诗派”的文学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春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