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朱熹完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实现了儒学创新。朱熹是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祖籍徽州歙县篁墩，朱熹理学通过徽州地区门生弟子的代代相传，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学派。朱熹就是新安理学的创始人。朱熹理学学派通过教育传播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重大影响，为思想学说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最后，朱熹出生、活动于民族危难的南宋时代，朱熹一生反对和议，坚持抗战，贬斥秦桧，表彰岳飞，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传统的塑造作出重要贡献，在今天业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朱熹； 新安理学； 现代价值

　　朱熹理学通过徽州地区门生弟子的代代相传，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学派。朱熹的生——仁学说后来经过新安理学家戴震的创造性转化，建立了系统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生存论哲学。朱熹理学学派通过教育传播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重大影响。最后，朱熹出生、活动于民族危难的南宋时代，朱熹一生反对和议，坚持抗战，贬斥秦桧，表彰岳飞，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传统的塑造作出重要贡献，在今天业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一、朱熹理学的合理价值

　　朱熹的理学体系不仅综合北宋五子，而且是孔孟以来的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朱熹思想体系的形成还包括与他同时代的思想流派的交锋与融摄，如与湖湘学派关于“中和”与“仁”说的论争，与陆象山心学学派的论争，与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的辩论等等。朱熹综合批判吸收了同时代学者的思维成果，融合儒释道及诸子各家之学，而归宗于儒，建立一个兼容统摄释道、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形上世界、现实世界、意义世界与可能世界融为一体的庞大新儒学体系，是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特别是系统整合儒释道，成功地回应了佛学的冲击与挑战，证明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充分的消化吸收的能力，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伟大胜利。

　　朱熹理学体系的特点是由互相联系、基本上是两两相对的范畴组成的理论系统，即理气、道器、太极与阴阳、理事、天理与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性情、善恶、公私、义利、王道与霸道、未发已发、中和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此外，还有体用、本体与工夫、仁义礼智、心统性情、格物致知、孔颜乐处、鬼神、诚、“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心即理、动静、理一分殊、主静等问题。

　　朱熹理学从整体上说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学说，就其核心部分而言，则是富有人文精神的人的学问，是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学说，探讨如何建设理想大同社会的学说，而贯穿于整个体系、起主导支配作用的则是理的学说。朱熹认为，儒家之理与佛教作为最高本体之理有根本区别，儒家之理为实理，而释家之理为空理，“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朱子语类》卷一） 儒家之理作为实理，有具体的内涵，即“仁”，即以仁释理，仁包含义礼智信，即“仁包四德”，也可以说仁贯穿于这整个理学体系之中。朱熹认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卷六） 这与《易传》中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命题结合起来，使儒学成为立己立人之学，正心修身而不忘家国天下之学，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学。

　　朱熹认为，仁在天地为生物之心，在人则表现为仁爱之心，通过爱人利物实现社会和谐。朱熹说：仁“在天地则鞅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仁说》) “体仁足以长人，以仁为体，而温厚慈爱之理由此发出也。”（《朱子语类》卷六）这就是朱熹学说中以“爱之理”说仁的原则，人“具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将此理推广到人伦社会有利于家庭、宗族社会的和谐有序原则的建构，有利于淳朴的民风民俗的培养形成，“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爱便是仁之发，才发出这爱来时，便事事都有，第一是爱亲，其次爱兄弟，其次爱亲戚，爱故旧，推而至仁民，皆是从这物事发出来，”以至于“覆冒四海，惠利百事”。朱熹认为，人心之灵，与天地同量，“故于亲则亲之，于民则仁之，于物则爱之，合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 朱熹对于仁爱之理与人际社会和谐关系的论述，具有较高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新安理学的传承

　　朱熹是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祖籍徽州歙县篁墩。朱熹主要以继承程颢、程颐的学说为职志，但认同二程远祖出于徽州，朱熹先后师从武夷三先生（刘勉之、刘子翚、胡宪）和李侗，但朱熹父亲朱松对少年朱熹的教育应受到重视（朱熹14岁时父亲去世）。朱熹虽长期居闽，但春露秋霜之感念，始终没有忘记父母之邦。朱熹平生曾两次（一说三次）回故乡省亲扫墓、并讲学访友授徒传播学问，“乡人子弟，日执经请问，随其资禀，诲诱不倦”。第一次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春回婺源省墓，并到歙县拜望了外祖父祝确处士，游览了紫阳山、南园寺等风景名胜。在游南园寺时，手书《新安大好山水》于南园石壁。第二次回故里是在淳熙三年（1176），时年47岁，此时朱熹已是饱学硕儒，在知己与门人蔡元定的陪同下回到故乡，受到地方官员、族人、亲朋好友、门生故旧的热忱礼遇接待。朱熹愉快地向县学赠书，讲学于朋友汪清卿之家，答疑问难，诲人不倦。在此期间，朱熹还到歙县西郊篁墩扫墓，祭祀徽州朱氏世祖朱师古等列祖列宗。朱熹居闽期间，许多徽州人士曾不远千里，前往受教求学，与新安人士书信往还，互通音问，络绎于途。这不仅使朱熹理学在徽州地区广泛传播，而且通过徽州地区的门生弟子的代代传播发展，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学派。朱熹一生对故乡眷恋至深，写信著文常署名“新安朱熹”。与朱熹同时代的学者如陈亮、吕祖谦等往往称朱熹之学为“新安之学”。“新安之学”一转便为“新安理学”。朱熹就是新安理学的真正创始人。明代的程曈所著《新安学系录》，对新安理学的传衍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新安理学的主要代表有：

　　程洵：字允夫，号克庵，婺源人，朱熹内弟。朱熹第一次自闽回故里，就由程洵全程陪同。朱熹对程洵一见如故，多方诱导启迪，并将程氏“道问学”斋更名为“尊德性”。程洵自见了朱熹后，“欲近弃举业，一意学问，以求进于圣贤之域”。（《新安学系录》卷七）史载程洵讲学时，“士友云集，登其门者，如出文公之门”。著作有《尊德性斋集》。朱熹称道其著“意格超迈，程度精当，虽诸老先生犹抚手降叹”。庆元党禁时，程洵任庐陵录参，与新使君合不来，使君奏程洵“亦是伪学之流”。程洵不以为惧，且以能与朱熹同道为荣，他写信告诉朱熹说：“滥得美名，恐为师门之辱。”朱熹答书曰：“今日方见吾弟行止分明，”称赞他学以致用，坚贞不屈。闻知程洵病逝，朱熹哭之恸，为文祭之曰：“中外兄弟，盖无几人，有如允夫，尤号同志。学与时背，仕皆不逢，犹计暮年，更相勉励，卒其旧业，以毕余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对他的去世深表痛惜。

　　程端蒙：字正思，号蒙斋，江西鄱阳人，祖籍徽州，最初以江介为师，后受业于朱熹。

　　程珙:字仲壁,程蒙斋之曾孙,亦登文公之门,著有《易说》。

　　滕璘：字德粹，婺源人。与其弟滕珙俱从朱子游，造诣深邃，荐举于乡，入太学。韩侂胄当国,有朋友劝他拜访韩侂胄,或许能得任用。滕璘说：“彼以伪学诬一世儒宗，以邪党锢天下善士，顾可干进乎！”终因不肯听命于韩，以病辞归。遗文有《<论语>说》、《溪斋类稿》三十卷。

　　滕珙：字德章，婺源人，德粹之弟。入太学，登淳熙进士。终合肥令。与德粹齐名。《江南通志》载先生令合肥，有仁政。有《蒙斋集》若干卷。

　　滕铅：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德章之子。为安仁令。所的所受，学有源委。著《书传注》行于世。

　　黄智孙：字常甫，休宁人，称草窗先生。学于万菊滕氏，而定宇之师也。一般认为他是朱熹三传弟子。著有《草窗集》八卷，《<易经>要旨》十卷，《四书讲义》二百篇。

　　陈栎：字寿翁，一字定宇，晚称东阜老人，徽之休宁人。“学以朱子为宗”。一般认为他是朱熹四传弟子。陈栎性孝友刚介，日用之间，动中礼法，善诱学者，江东人士就学草庐者，尽遣而归。所著有《百一易略》、《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

　　倪士毅：字仲宏，隐居徽州祁门山，学者称道川先生。生平事亲至孝，接物以诚，平素讲论非仁义道德之说与朱子之定论，不以教人，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行。与赵东山、汪环谷朝夕讲学，时称“新安三有道”。尝叹朱子《四书集注》既行，儒者各为诠解，由宋迄元，不下数十家，而义理未为明备，著《四书辑释》三十六卷，环谷为之序。

　　朱升：字允升，号枫林，休宁人。后隐居歙县石门山。一般认为他是朱熹五传弟子。其学以“求真知”为依归，对朱学多所发明创新。《五经》皆有旁注，尤究心于《周易》，别有《易前图说》二卷。朱元璋起兵反元，朱升加入其队伍，成为重要谋士。

　　《宋元学案》中有一卷为《介轩学案》，黄宗羲最初称为《新安学案》，全祖望将其改为《介轩学案》，盖属于传承朱熹理学的旁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有：曹泾：字清甫，休宁人。八岁能通诵五经。马端临尝师事之。入元，为紫阳书院山长。

　　新安理学家都能自觉秉承朱熹仁民爱物之宗旨，言传身教，对徽州地区的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起到积极作用。程若庸总结儒学教人为学大略为：“处君臣则尽君臣之义，处父子则尽父子之仁，处兄弟则尽兄弟之礼，处夫妇则全夫妇之别，处朋友则全朋友之信，以至处天下之事亦莫不各有以当其当然之则；”（《新安学系录》卷九）江事天以《文公家礼》从事，事继母龙氏尽礼，于姻族不肯随俗炎凉，好奖后进，谋人必忠。胡斗元以“积善”二字书之坐右，他说：“善只是一个是字。念念皆是，而或一念之不是，非积善也。”宋末程文海，穷究理学，待宗族亲戚朋友曲尽礼意，救人急难，捐帑发廪无吝色，一旦临大事，决大义，凛然不可夺。他说：“士生天地间，当以济人利物为心。”曹弘斋认为：“天经地义，孝为德本，百行随之……睦族亲亲，事贵尊贤，敬老慈幼，恤贫逮贱，在礼而度，在人而同，于善而劝，于不能而矜，”（《新安学系录》卷十三）对培植民德、成教于国大有裨益。许多徽州学者都能身体力行儒家积善之学，急公好义，居乡多行善事，如元末明初的孙天佑与朱升讲明义理之学，每逢歉岁，“慨然减价出粟，以赈饥民，”（《新安学系录》卷三）而且经常建桥辟道，为孤寒无依者营造房屋，“凡可以利益于人者，于膏腴金谷，一弗之靳，是又其天性仁厚如此。”（《新安学系录》卷三）

　　根据《新安学系录》，新安理学自朱熹发端，到明代初年，已有六代传人，到清中叶戴震时止，朱熹理学在徽州地区代代相传，经历六百多年，足见朱子对徽州理学文化影响之大。

　　三、戴震对新安理学的创新发展

　　戴震是中国十八世纪的奇才，是清代中叶徽州地区的著名学问家、思想家，戴震对新安理学进行创造性转化，把新安理学的发展推到时代的最高峰，已经具备近代意义的启蒙精神，戴震的学说已经展现近代的曙光。学术界一般注重戴震对朱熹理学的批评，但对于戴震如何创造性地继承朱熹理学的合理价值，理顺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却研究甚少，而这正是理解中国哲学价值的近代转换的关键，有必要深入探讨。

　　戴震继承朱熹理学之处，就在于救出理学生命本体论的合理内容，炸开理学保守的封闭体系，创造性地把气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结合起来，提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本体论，把人类看成是气化生生的产物，把生生确立为人的本质，以生命为本体实现人性的重建、天人合一的重建，系统提出中国生存论哲学的基本原理，完成了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向。

　　朱熹曾从形而下的角度提出气本体论，并且完全根据气化运行来推测宇宙的起源与发展：“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朱子语类》卷一）这是朱熹哲学中极有价值的思想。与朱熹哲学的理本论构成严重的矛盾。戴震把气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结合起来，提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孟子字义疏证》中）的伟大命题，把物质一元论、宇宙发生论、过程演化论融为一体，是真正的“即存有、即活动”的本体论，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综合创新。“气化流行”，指物质运动变化运行不已，“生生不息”，指生人生物滋长、绵延、发展，扩张。戴震突出“生生不息”这一中国哲学的伟大原理：“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 “一阴一阳，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绪言》上）戴震尤其重视生命动力性的“生生”的意义：“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生生之谓仁，“生生，仁也！”“生生之呈其条理，显诸仁也。”（《原善》上）对于人类来说，“饮食男女，养生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生生也。”人类也是气化流行的产物，“气化曰阴阳，曰五行，”阴阳五行杂糅万变而生人生物，“凡分形气于父母，即为分于阴阳五行，人物以类滋生，皆气化之自然。”人的本性天性就是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人之生也，血气心知而已，”“是故血气者，天地之化，心知者，天地之神；”血气心知要通过“欲”、即物质需求的满足才得以生生发展，“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人的物质欲求的满足既是人道也是天道，“人道之有生则有养也，耳目百体之欲，求其故，本天道以成性者也。”由此，戴震以无懈可击的逻辑论证了天、人、性、欲的统一，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天人合一：“耳目百体之欲，血气资之以养，所谓性之欲也，原于天地之化者也。是故在天为天道；在人，咸根于性而见于日用事为，为人道；仁义之心，原于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为性之德。” “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孟子字义疏证》下）人追求生活需求的满足，既合人道，也合天道，人致力于生存与发展，也就是尽天命。

　　戴震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新观念：即认为欲是推动人类生存发展的原动力。人的物质欲望满足的追求是人类生生不息，积极有为的根本基础，是自然界生生不息伟大原理的体现，“所谓性之欲也，原于天地之化者也。”故欲是人类活动的原动力，必有欲而后方能有为。他说：“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存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下） 只有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才能使人类有为，为生存与发展而奋斗，所谓理，就是人的感性物质欲望的充分满足，主张“灭欲”之说否定了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就是使人类失去了历史创造活动的动力，而归于无为，殊不知无为者所咬的菜根也要通过有为的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只有那些空手吃白饭的人，才会反对勤奋劳作，反对有为，提倡什么“无欲”“无为”！

　　戴震对理欲关系作出符合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解释，最后提出启蒙者的社会理想：“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孟子字义疏证》下） 戴震的理欲观，以根于血气的欲为出发点，也以欲的实现为归宿。“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表现出戴震思想所具有的光辉的人民性，已经达到了“存理顺生”的逻辑结论。所谓“存理”，就是继承中国哲学传统的生命本体论，理即是仁，即是生；所谓“顺生”，就是顺从、支持、鼓励人民对生命的珍视与关爱，对生存与发展、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而努力奋斗。

　　四、新安理学的现代价值

　　朱熹及其新安理学在当代依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提倡教育、重视人民的生存生活，坚持爱国主义精神，积极探索家庭和谐、人际和谐、族群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徽州教育以普及朱熹理学为主要内容，许多社学、私塾以朱熹所著《童蒙须知》、《小学》为初级教材，有利于从小就培养徽州人的人文素养。在《童蒙须知》中，朱熹对儿童的言行举止提出要求，如“凡諠閧争斗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可为”、“凡道路遇长者，必正立拱手”等，在《小学》中，朱熹辑《礼记》等书中明伦养正、嘉言善行之训，教导青少年做人基本道理，使之渐入圣贤之域。教育是提高人文素养、普及礼乐教化的根本举措，是构建和谐社会之本。现在建设强盛国家，构建和谐社会，依然要把教育放在首位，这是新安理学在徽州社会的成功所引出的结论。

　　朱熹哲学以生为性、重视生理、生存的本体特征赋予徽州人积极求生存的精神。徽州地区山多地少，人口略有自然增长，就必须外出经商谋生，故徽人有外出经商的传统，他们受到理学的熏陶，衣食足而知礼节，贾而好儒，正如戴震所说：“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全书》《戴节妇家传》）]他们不仅自己好读儒书，培育儒商精神，而且在富起来之后，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建书院，办社学，鼓励家乡子弟努力读书。这与其他地区的商人不好读书形成鲜明对照。徽商所到之处，都要建朱子祠，办义学，赞助地方教育，有利于朱子学的传播。

　　朱熹一生，生于忧患，死于禁遏。在国难当头、民族精神涣散之际，朱熹发愤著书，实现儒学创新，建立起中华文化的万里长城。同时，朱熹时时关心国家大事，多次向朝廷上书，力主抗金和收复中原失地，认为“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与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上孝宗皇帝的《封事》中要求早定“修攘之计”，不能把恢复之计留给后代子孙去做。他强烈反对和议，曾经怀疑一味主和的秦桧是特务。 与人谈及靖康之祸时，朱熹说：“始终为讲和所误。”“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他的朋友刘恭父建房屋，规模宏丽，朱熹劝止之，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朱熹对他生前难以见到中原恢复表露出无尽的哀惋悲痛。

　　徽州历代人士深受朱熹爱国精神的影响和熏陶，在兴亡鼎革之际，多能做到临大节而不可夺，一身正气，坚贞不屈。许月卿山屋先生，南宋末做过几任地方官，元兵攻占钱塘后，“先生深居一室，但书‘范粲寝所乘车’数字，五年不言而卒”。谢叠山尝书其门云：“要看今日谢枋得，便是当年许月卿。”黄宗羲高度评价说：“新安之学，自山屋一变而为风节，盖朱子平日刚毅之气凛不可犯，则知斯之为嫡传也。彼以为风节者，意气之未融，而以屈曲随俗为得，真邪说之诬民者也！先师尝言，东汉之风节，一变至道，其有见于此乎！”（［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介轩学案》）。许山屋讲友、县令齐鲁瞻，徽州人，元兵南下，佩印以归。山屋门人程时登，宋亡不仕。汪华，字荣夫，号东山，祁门人。至元初，同门友燕公楠签江浙行省事，道祁门，访先生，与论故旧，将荐诸朝，“先生固辞而止”。 金若洙，字子方，休宁人，黔江县令。宋亡不仕，归筑东园，隐读其间。汪时中，字天麟，祁门人。博学善吟，不乐仕进。元季，隐查山，筑书堂，与兄环谷、克宽讲学，学者称查山先生。明清之际，新安士人大多高标民族大义，与清王朝展开各种形式得英勇斗争，有的慷慨就义，这都与朱熹理学的积极影响有密切关系。朱熹一生反对和议，坚持抗战，贬斥秦桧，表彰岳飞，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传统的塑造作出重要贡献，在今天业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朱熹理学的核心价值表现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体现在许多族规民约中，对徽州和谐社会建构与敦睦风俗教化有积极影响。父子有亲，夫妇有情，兄弟有义，敬老爱幼，形成和谐有序的人伦关系。徽州宗族内部提倡扶孤恤寡，相周相救，是“民吾同胞”的具体体现。如《许氏家规》就规定：“其在乡党邻里，有相周之义焉，有相助相扶持之义焉，况于族人，本同一气者乎？”《休宁宣仁王氏族谱·宗规》规定：“衣食窘急，生计无聊，虽或自招，数亦蹇产，则周之。量己量彼，可为则为，不必责其报，不必求人知也。”许多徽州宗族有祭田、义田、学田，祭田收入用于宗族祭祀，以凝聚族群意识；义田之举嘉惠同族之鳏寡孤独废疾者；学田收入用于赡给师生束修膏火和周济族人贫乏者。故传统徽州社会很少有因贫乞讨流浪者，也少有因贫失学者。

　　徽州士人特别重视宗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宗族与宗族之间遇到矛盾纠纷，大多通过协商谈判、签订协议约定来解决纠纷，很少有械斗、群殴等暴力冲突事件发生。黟县《余氏家规》规定：“邻里乡党，贵尚和睦，不可恃挟尚气，以启衅端。如或事尚辩疑，务宜揆之以理，……其不得已，听判于官，毋得辄逞血气，怒詈斗殴，以伤和气。”休宁王氏《族规》记载：“里者族之邻，远则情义相关，近则出户相见。宇宙茫茫，幸而聚集，亦是良缘，况童蒙时，或同里塾，或共嬉游，比之路人迥别。凡事皆当从厚，通有无，恤患难，一切皆以诚心和气遇之，即人负我，我必不可负人，久之人且感而化矣。”

　　仁民而爱物，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表现为徽州社会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徽州民居与村落的营造大多因自然山水之势而展开，很少有破坏自然山水的现象发生。宋贶于郡城之北建造房屋，“因茂林之可花、修竹之可径、华实纤妍之可玩、高下夷险之异趣”之处，为台、为榭，布置设施，观奇峰远岫吞吐风月，使自然美与人工美巧妙结合。朱伯时负山而居，起平川楼，“望江南空濛，一视飞鸟去来，曾何计地上之丘陵险阻也。”董直卿于溪园之上建碧环亭，“极目四周，笼以天宇，千品万汇，混为一碧。”程宸卿所居之处“樵歌起于烟际，农人语于竹外，朝阳东升，檐影在水，夕月西照，花阴入廉……；四时景物之变，皆输奇纳秀于几席之上。”（《新安文献志》，389页）歙县金山洪氏宗族聚居环境是：“山磅礴而深秀，水澄澈而潆洄，土田沃衍，风俗敦朴”，绩溪盘川王氏宗族聚居之地是：“狮山拱峙，澄水潆洄，古木参天，良田盈野。”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王氏宗族“族众繁衍，合村而居，敬业乐群，雍雍睦睦。”美丽的雄村如诗如画，石家村布局如棋盘，宏村如一水牛卧于平川，呈坎村则按阴阳态势布局，依山傍水，形成二圳五街九十九巷，宛如一幅八卦图，人文地理，自然天成。徽州许多民居村落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堪称典范。

　　总之，朱熹继承孔子“仁者爱人”与孟子“仁政”“民本”的学说，坚持以民为本，追求人类大同，重视人文修养、礼乐教化、重视教育的精神对徽州社会的家庭和谐、人际和谐、族群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说明思想学说以及教育的兴盛对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为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在国际社会反对霸权、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提供重要理论资源，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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