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语言哲学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诗歌是所有语言形式中最灵性最精妙的，也是最富于人性情意表现力和思想自由度的，所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把“诗意地栖居”视为人类存在最惬意的样式。譬如《黑森林里的小木屋》。

　　二、以日常语言学和大众文化的尺度来衡量，诗歌的生态常常成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文化生态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客观反映，反衬出后者的内在品质和风格。唐诗宋词所代表的不单单是唐、宋两个朝代的文化和精神面貌，还有（甚至更重要的是）唐、宋两个朝代非凡的文明气度以及这两个朝代中人们的生活状态、情感状态和思想状态。这样的状态在明、清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一个沉痛于史思反省的朝代，一个禁忌真史学和“异端”的朝代如何留下诗的天空？

　　三、以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状态而言，诗歌（无论新旧）的复兴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首先，有益于净化当下社会话语过度商业化、技术化、数字化的“逆文化”的语态，这是“后文革”时代我们的社会所面临所滋生的新问题，也是一个普遍的现代性的文化问题。

　　其次，有益于校正当今中国（也许是自“五四”以来的整个中国）文化话语日趋欧美化（西化）之偏颇。晚近以来，不仅是语汇，而且还有话语方式，甚至语法规则，汉语世界所受的西式挤压日益严重，西方语汇和话语习惯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人的话语系统。这并不是件绝对的坏事，问题是这一趋势所带来的汉语自身的健忘症和疏离感，如何克服？如何避免单极化和简陋性？

　　最后，诗歌的复兴极其有利于我们社会的道德重建，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教和德化传统的“道德文明古国”（黑格尔语）。教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对于我们这个缺乏统一国教（宗教）的泛世俗主义国度来说，教化的地位犹为关键和重要。言教是教化的基础和主要门径。有人说，中国文化是“说”与“听”的文化，一如德国文化是“思”的文化，法国文化是“看”（Regards）的文化，英国文化是“算”的文化，美国文化是“干”的文化。因之，如何说，说什么，怎样说得动听、能听，听而入心入情？实在是个大问题，“诗教”是“言教”之精华，更是教化最精妙高雅的方法。老实说，这个传统尤其是古典诗教的传统已经丢失多年了，作为一个伦理学家，在眼下道德说教已近乎山穷水尽的时刻，我尤其期待诗教的援助，或言之，攀援诗说诗教或许是道德说教重新成为可能的一个高雅而方便的法门罢了。

　　四、最后我想说的是诗歌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是否可能甚或已然成势？仍然值得我们探究一番。诗歌常被视之为一种优雅高端的文学形式，古典诗词歌赋因其技能规范的约束更被看作是少数诗家的垄断专利。如何使之大众化？或曰，如何使之进入社会的公共话语和大众言说？还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如今的读书人能吟诗作联比赛，然则，在当今社会日趋公共化的大势下，不入公共话语便不能言及复兴。此外，一些现代媒体书院在制作各类节目推广古典诗歌时，虽然媒体效应甚大，但实际问题多多，譬如，作为点评专家，连一首合格的五律都不会，这怎么行？有时候，我会因这样的情形而想想改革开放之初大中学校的英语教学情形，一些英语老师还只是英语的初学者便不得不为人师了。总之，诗歌的复兴，依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这大概是我这位搞哲学的人也敢来参加诗歌论坛的理由吧。不过，在古希腊或者我们的许多文化先辈那里，诗、史、思是不分的，而且产生过许多“诗人哲学家”或者“哲学诗人”。我梦想与他们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