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存在之维。德国现代大哲海德格尔写作《存在与时间》时肯定有诸多考虑，但其中之首要，一定是他看到了时间作为存在之流变刻度的独特意义。时间是存在之所以存在的维度，故尔有所谓“现在”、“曾经”、“将来”之分；也是存在之所以不在或者缺席的维度，因之有所谓“哪里”或“何处”之问；存在中的“此在”更是存在之所谓存在——亦即存在之所以具有时间之“存”和空间之“在”——的关键。转眼间，许多当代中国大陆学人（也许，还不只是中国大陆学人）所“看”重的《读书》杂志就要迎来她的“不惑”之年了，这多少有些让读书人滋生某种感慨叙之的冲动。恰巧，这40年的时间刻度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几乎重合，多少使得《读书》的“不惑”之年隐含着某种时代性意味。一些报刊约我就此写点文字，以资记念。我从来就恐惧于时间记忆，因此几乎坚辞了所有稿约，可唯独《读书》的约稿，我非但不能辞避，反而有些正中下怀的快意。何故？因为《读书》“出生”那年正好与我重回校园的时间重合，用我老家的话说，《读书》与我重新上学读书“同庚”，都是在1979年。当然，这表象背后的真正原因，还是因为读书二字。还有什么能比《读书》之于读书人更为亲切更有意义么！感谢《读书》的原创者（们），是他们创造了这份读书人的杂志！
一、一份读书人的杂志
《读书》是读书人的杂志。《读书》创刊于1979年，那一年也是我人生的关键年。是年秋初，我在离开校园五年后重新走进校园，只不过花了五年多绕了一大圈，校园从老家的岳阳五中变换为南国的中山大学。这一年，对于作为一份杂志的《读书》来说是新生，而对于作为读书人的我却是重生。新生充满希望，重生源自绝望。然而，无论希望还是绝望，终归是某种愿望的相逢，喜爱或者怨恨也因此有了可能和机缘。记得从车窗被塞进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红豆的故乡时，除了简陋的行旅和同样简陋的入学通知单之外，我只带了父亲送我的两种书，一种是线装《康熙词典》，一匣四册；另一种是本厚厚的——至少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它是极厚的——长篇小说《南方的岸》。前者是供学习之工具用，后者在高考过后尚未读完，于是带在身边，准备接着看。仿佛天定，我竟然为了某种心底的梦想，放弃了本可进入的北方名校，直扑当时最南端的羊城中大（记忆中，那时还没有海南大学），好像那里就是我浴火重生后将要进抵甚至长居的理想之岸。有意味的是，因为时间的巧合，我与《读书》从此结缘，一种学术信仰之缘。
我相信缘份，因此便更看重巧合、偶然、意外，不大在意所谓必然、确定之类。走进康乐园，苍树翠竹未曾留意，倒是几处幽静开放的紫金花让我感到兴奋。我趁开学军训的间隙，常到校园湖边的一处紫金花开的林荫下接着读那本《南方的岸》，可是，原来寻找的情感南岸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从此隐逸为心中的天岸，我只好拿着新办的图书证到学校优雅的图书馆里打发有些烦恼的日子。按理说，久旷黉门，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而且还是一所名校，我该高兴才是。可我的高兴仅仅保留了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霎那，当我拆开信封打开录取通知书看到“哲学”二字时，高兴立刻被疑惑挤开，只剩下疑惑和忧虑了。那时的我，全然不知道何为哲学。我问过我的几位高中老师，他们说，多半是因为我的“政治”科考分较高，所以便被录取到哲学专业了。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足以消除我的疑惑：1979年的高考中，我侥幸考了高分且有两门分数为全省第二名，一门是政治，93.5分，另一门是历史，93分。可我选报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第二志愿是历史，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进哲学门。然而无论我如何不快，甚至还为转专业不懈努力过，终究还只能硬着头皮学哲学，读哲学，为了解闷，我时常也会呆在图书馆的杂志阅览室翻各种报刊杂志。
也就是在这郁闷的时刻，我无意间在阅览室的杂志柜上发现了新创刊的《读书》：小小的、有些薄、封面简洁，但封面上用黑体字印的作者名字和文章标题很是显眼……，像一束初开在幽谷的白兰花，或又像一位不露声色的优雅骑士，骑着银白色的马，从不远处仗剑走来。随手翻开，卷首篇《读书无禁区》立刻引起我的关注，几乎是一口气站着读完。据说这篇文章是《读书》近四十年发文中最具影响的一篇。我相信这一说法，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说确实如此。文章谈的是关于读书的大道理，诸如，阅读自由；读书之用；以及，“文革”反读书的贻害；等等，带有那个时代特别鲜明的反思特点。但如实说，这篇文章对我的最大影响倒不在这些大道理，而是让我想到，读大学其实也可以“无禁区”，专业只限制考试考分，却并不限制我读什么书，如何读，更不限制我读后如何想，如何写。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偶尔写些新诗、曲艺，甚至还和朋友合作写过花鼓戏剧本，当然只能在当时的“地区”级花鼓剧团演出。这兴趣保持下来就像抽烟喝酒一样，慢慢地成瘾了，即令是专业功课再紧张，也时常心手痒痒，禁不住写些非专业的东西。记得在持续阅读《读书》不到一年，我就曾以那本《南方的岸》为题引，模仿着《读书》杂志上的文风写了篇“我迷失的南方的岸”，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寄给了《读书》。这是我第一次向《读书》投稿，结果虽然是泥牛入海，却也让我“明白”了一点：《读书》大概是份名人名文类杂志，是一位看似平凡实则有些高傲的大家闺秀，在自己出名并能写出名文之前，最好别惹她，免得自找尴尬。
私底下如此判定后，我对《读书》的阅读和喜爱与日俱增。这多少印证了一个心理学原理：愈是难得，愈是期望。老实说，大学四年虽然除了专业典籍阅读之外，我几乎很少——事实上也没有多余的时间——阅读报刊，但对文学艺术和思想自由无法根除的心恋，还是让我对《读书》、《诗刊》、《人民文学》、《散文》等少数几份文学文化类刊物爱不释手，其中，由于参与当时中大紫金诗社和一些学术小组的缘故，我对《读书》和《诗刊》几乎一期不拉，从头至尾读他个“干干净净”。不独如此，天性好侃、乐于共享的禀性使然，我还不断向周围的同学朋友推介过《读书》，因为与其它刊物相比，《读书》属于新生者，没有《诗刊》、《人民文学》等老文学刊物那般出名，尤其在那个“伤痕文学”与“朦胧诗”大化流行的年代。也许是因为自己也逐渐习染了一些哲学气质，我经常使用的《读书》推荐词是：文学诗歌疗养情感心理，《读书》疗养思想趣味。记得受我“推销”影响的不仅有同班同学，还有好些位七七、七八级的学兄学姐，甚至是紫金诗社和外系的朋友。如今想起这件事，多少还有几分自鸣得意，怎么说免费推销过《读书》也算得上我效忠《读书》的一份功劳吧？！
当然，尽管我不遗余力地推销过、鼓吹过《读书》，但却一直没有订阅过，不是不曾想过，而是时不我待。在中大没有，考入北大读研时也没有，那是因为没有余钱，毕竟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后来留北大工作，有了余钱，狭窄的居所大大抑制了订阅的欲望。再后来，有了足够的余钱和居住空间，又因为承蒙《读书》的厚爱，有了被赠刊的幸运，订阅成为多余。说这些俗了，我只是想表达一个看法：我的这种经历大概也属于不少《读书》的读者，而在我的心里，《读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份真正的读书人的杂志，因此为真正的读书人所珍惜。据说，《读书》发行的鼎盛期是上世纪80年代，在海内外发行多达几十万份。这大概与那个年代中国学术界和文化思想界的风云激荡之势相契合：上世纪——天啦，如今写回忆类文字都要以世纪为单位来追溯推演了！时间啊，你究竟有多么神奇！——70年代末80年代末的十多年，正是中国学界和文化艺术界“思想凸显”的年代，《读书》所以能欣逢其时，不正好证明了她所内涵的思想活力或思想力量么？我想是这样的！那个年代的读书人亲身经历过、目睹过或者亲闻过“读书无用”、“读书禁忌”、甚至“读书反动”的艰难岁月，因之也或多或少带着那个时代不仅是“紧急抢读”、“补救苦读”的救赎式读书，而且还有“即读即思”、“亦读亦诉”的反思性读书风尚，或可说，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大都具有特别突出的“醒客”（亦即“Thinker”——思想者）风格，颇有点儿魏晋或者文艺复兴，甚或启蒙时代的巴黎沙龙。
如今想来，《读书》的诞生正应了那个从“禁读”转向“抢读”、“苦读”和“醒读”的特殊时代，因而她最初的成长期与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期是相互重合的。而这一时期的我，仅仅是作为《读书》的一个忠实读者而与之关联的，虽然初期有过一次不知天高地厚的失败投稿。就我对周围同学朋友的了解，这个时期像我这样的“青年读者”还很多，甚至可以说占居《读书》人群的主流。
二、自由漫谈的咖啡馆
可仅仅是十余年后，读书界和学术界一样，几乎同时都有些突然地发生了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场”变，《读书》和作为读书人的我或者我们自然也变在其中。《读书》的阅读感让我慢慢觉察到，文章的学科意识渐渐强了，学科间的分辨率高了；直抒胸臆的文章少了，探赜索隐或曲径通幽的文章多了；学术的问题意识浓了，思想的问题意识淡了；……总之，某种令我疑惑的变化出现了。
依稀记得，1990年代初在某次《读书》组织的茶话会上，我刚好与《读书》老主编沈昌文先生邻座。顺便多说两句，我以为沈先生是位极幽默仁厚的长者，相互自介后，他竟反复问我：“你就是万俊人？我还以为你是一位北大的老教授呢？”先生复问两次，让我有些紧张和尴尬，只好连忙解释：“小子自幼浓眉大须，肤色苍黄，长相显老而已，岂敢擅入老教授之列？！”不过，如此开始我们的结识和对话，倒让我有了坦率提问的勇气。我问沈先生，《读书》的编辑宗旨是否有所调整。沈先生自然明白我的问意，淡淡一笑后说了句“初心未改，一切随缘。”接着又在我耳边小声补了一句，大意是他累了，《读书》要换掌门人了。我有所未解，又有些幡然。
不久，好友汪晖、黄平接手《读书》，我因此有了直接提问和建言的机会。汪、黄二位接手《读书》后，似乎是有针对性地新开设了一个庶几可以叫做“专栏”的园地，不定期地组织某一个学科的三五位学人，借书说事，就本学科相关的学术议题及其现实关涉发表学术意见和思想分析。我对此深有认同，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再次为《读书》撰文。第一次便是同何怀宏、赵汀阳两位老友一起做的伦理学漫谈。正式撰文前，汪晖兄邀我们到王炜学兄创办的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据说，这是当代中国第一家民办书店，我们几个在“风入松书店”的咖啡馆里聊了大半天，海阔天空，漫无际涯，然后大家不拘一格，各抒己见，有了一番沟通后，大家回家备文。
当然，无论如何，终究还是三人行一道，百变不离书，只不过笔端笔心有“我”，书里书外无妨而已。我喜欢《读书》的这种新式的咖啡会读样式。古人有所谓坐而论道，今人何妨来个咖啡馆或者茶室的品读漫谈？几杯饮品，无限情怀，自由自在，不亦乐乎？当初北大传授时，因为家居过于简陋局促，只好借勺园咖啡馆与门人弟子相约饮谈，也多以读书作文为是，所以渐渐养成咖啡漫谈的习惯，而且无论师友子弟或是自己，都感觉良好，收获颇丰。如今《读书》也用此方式，召集读书人边饮边谈，亦论亦文，“自然是极好的”。后来，《读书》的东家三联书店多次修缮，咖啡馆始终保存，咖啡的品质也日益精进。我每次进城造访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一半是由于《读书》文稿事，另一半则是由于三联书店、以及，尤其是她人气兴旺的咖啡馆。
买书读书也罢，咖啡茶歇也罢，都只是因为一个书字。些微不同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与《读书》的缘分除了忠实读者之于友刊以外，多了一层作者与友刊的关系。自此至今，我几乎每年都会给《读书》写稿，偶尔还一年两篇。于我而言，这种始终如一的忠实投稿实在是绝无仅有的。我了解，国内与我年龄相仿的文人墨客大都曾经有过“卖文求生”的经历，早年的薪水低，条件差，生活多有不堪，靠文墨以补柴米烟酒，敷衍日常，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尴尬。但我可以坦诚地说，我给《读书》写稿没有一篇是出此“下策”的。相反，从一开始我便知，《读书》所钟意的必是灵性文章，虽属文人之人文言，却决不见纳高谈阔论虚无委度之论。言由书起，意在书外，学识之真挚与怀抱之善美不可或缺。所以每每为《读书》作文，我都是格外上心的。纵然是才华有所不济，辞藻有所无能，史太公之“不辱”品节却是万万不可丢的。是故，我便敢在为《读书》四十年华诞致庆的七律感吟中有句：“真言不辱千秋史”，“文心敢奉少卿前”。
三、守望人文的瞭望塔
40年不可谓漫长，也不可谓短暂，是个值得好好思量的时段，故而，子有“四十不惑”之论。“不惑”仰赖成熟的心智，一个人的人生如是，一份人文思想类的文人杂志尤其如此。《读书》不大，在众多的同代杂志中属于微小一类，可翻于手掌，藏之口袋，甚至比多数的“口袋丛书”还要薄。可她体小心大，从其出生和内涵言，《读书》又有其大。如果说她的出生见证了中国社会终于挣脱“不读”、“厌读”、“误读”乃至“禁读”的文化虚无主义甚至是反文化的苦难深渊，迎来中国文化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时刻，那么，这一有些悲壮的出生同时也注定了她为读书而生、为文人而生、为人文而生的命运。我多次说过，人文的问题根本是文人的问题，《读书》的风雨40年可为显证。
偶尔听到一些读者议论，说《读书》发文多是名人文章或才气文章。以我的了解，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还应该加上一句，《读书》上的文章也是大众文章或道德文章。所以，为《读书》之文事既容易又不易。作为读者，我以为《读书》发文其实不拘一格，不囿一群，不限一域，这是《读书》的开放性所在，大概也是《读书》广受读者关注的缘由所在。作为作者，我的体会是，《读书》上的文章无论风格论域，也无论行文长短，都是有所新知，有所寄意，有所怀抱，有所担负的。与纯粹的学术型刊物不同，《读书》的用文不求详证，无须通解，但求见识，求读书心得；不问古今中西，但问言之有物，论之可证，读之有味。只要切合这些特点，无论名家小子，也无论斲轮新手，唯文是崇，概莫能外。这不单是我一己之经验体会，也是许多作者读者的共识。试举一例：作为新作者的我，未曾受到过《读书》的退稿遭遇，反倒是作为老作者的我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必须申明，这与我的写作态度无关，甚至也与我文章的运思行文无关，只是因为缺乏新知新见，或是心得未至，便不得不遭此“厄运”。一笑！
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读书》的编辑群体——从主编到编辑——都是极厉害的，包括学识、学术、文字、文献诸般功夫。因为《读书》的宽宥和自己的随性，我有时候行文命题喜欢来点文邹邹的修饰借喻之类，而且时常放笔纵容，当然不是想文过饰非，更不是故意拉长赚取更多稿费，只是因为“愉悦写作”，投笔过于“从容”所致。但《读书》的编辑们是断不会骄惯这些毛病的，他们或大刀阔斧，或挤压重组，一定让拙文面貌焕然，返朴归真，方肯罢手。最新刊发的拙文《气候变化的道德共识》原本要长一些，且标题花哨许多。因为与主持“巴黎会议”的前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先生有过一面之交，对他高举定音锤并最终落下的电视画面印象便格外深刻，加之文章的主题本是生态环保，所以我便从“巴黎协议”等一系列全球性环保协议切入主题，将文章的标题设问为“为何一锤难以定音？”成篇自读，颇有点自鸣得意，以为生动，结果却大谬不然，责任编辑（或是主编？）将文章的标题改如是。让我更为意外的是，编辑来函向我做了仔细地解释，客气友好而不失诸原则立场，让我哑口之余，只剩感佩。
我理解，《读书》的选择与修饰关系不大，与人文精神关系甚大。这便关乎文人作者的情怀寄托和心灵愿景。所以，读《读书》上的文字，即令是关于考古田园，你也可以读出生动活泼的大千世界，甚至是远古钟磬在不远将来的真切回声。我曾有幸得到过几分这样的自觉。记得是1999年的秋末，我写过一篇可以称之为“飞行急就章”的文章：“全球化的另一面”，很快就被作为首篇刊发在《读书》2000年第一期上。那是我前往哈佛大学参加一次有关全球化论题的学术会议，在往返波士顿-北京的飞机上读书成文的。临行前，时任中央编译局出版社总编、我的北大同窗王吉胜学兄赠送我一本刚刚印好的《全球化的陷阱》译著，原作者是全球知名的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资深记者。近18个小时的飞行（其时，尚无北京至波士顿的直飞航班，需在芝加哥或其他美国中西部城市中转）需要打发漫长疲惫的旅行煎熬，我便携此书随身，没想到还没有抵达波士顿，我就读完了它，而且读后心潮骤起，有话想说。恰好是书所论与会议主题高度契合，只是观点立场与会上多数学者迥然不同，而我又恰恰是会上的少数派，论文发表也是由文化多元论立论，对经济全球化提出了多种质疑和忧虑。几经运思琢磨，等到登上返京的飞机，已有腹稿成竹，由是一路急书，待到北京，已有万余言在案矣。几天后又恰好遇到汪晖、黄平二兄，问我文事，便将此篇呈上，没想到正好讨了个新千禧的头期头篇之头彩。真可谓：多少偶然成史话，几时不幸谶当真！
我对经济全球化的忧虑和质疑仅仅是从一介文人的文化考量上获得的直觉式产物，没想到，还不到二十年，当初的直觉便被证实，心里的感受何止五味？！据说，如今的世界已然转向所谓“逆全球化”了，可这“逆向”转变偏偏又发生在我们这个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网络信息时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在迷惑和迷雾中无法洞开。我因此还想到，在这个网络电子阅读已经大化流行的时代，像《读书》这样一份小小的纸质型人文刊物，是否也难免被“逆向”流转甚或流失呢？想到此，我不禁对《读书》的命运也担忧起来：破除“无读”、“禁读”曾经是她应运在身的天命，难道被“逆转”为电子版甚至是手机阅读版将是她未来难逃的宿命？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能相望于茫茫江湖，相期于不定的未来，纵然那结果对于《读书》人的我和所有习惯纸质阅读的读书人来说，有些残忍，甚至令人绝望。
呜呼记之，阿弥陀佛！
急就于戊戌初秋中元夜，京郊悠斋。
［附诗一首］
七律
——诚贺《读书》四十华诞
万俊人
创刊复学幸同年，
四十春秋闹市边。
笔底轻风云上鹤，
亭间老窖酒中仙。
真言不辱千秋史，
淡墨无痕满眼天。
胜读从来言外意，
文心敢奉少卿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