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涵盖了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等众多学科，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几乎所有领域。这就要求精神家园的建设，必须重视整体体系的构建，强调多学科的参与和全方位的渗透。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一个有效的建设体系必须主旨清晰、承接面坚实、能够形成真正的着力点和驱动力。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研究及历史教育，其所面对的“历史”固然属于“昨天”，但“历史”所承载的人文传统、民族精神则一定关乎“今天”、“明天”，离开了对承载民族共同记忆的民族文化资源的知识梳理、价值提炼和社会普及，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 

　　如果说，传统的西方社会的个体主要凭借宗教信仰以舒解个体在宇宙和社会中的孤独，从而获得认同与归宿感的话，那么，从很大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是借助于历史学，特别是国史、方志、宗谱和家谱的撰修，来强化个体对家族、对国家、对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因而，在中国文化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历史学的高度重视，甚至将其上升到关乎个人价值永恒、民族国家存亡的高度：“国可灭，史不可灭”、“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国无史则人离本”，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说，“史学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盛衰之学”。 

　　即使是宗教信仰维系下的西方社会，也同样重视史学在认知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的作用。其中，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莫泽尔发表的《论德意志民族精神》曾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更是把历史学“作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由此带来了史学的辉煌。此后，西方几大史学流派，包括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的鲁宾逊学派及“公共史学派”等等，无一不强调历史学家应当具备“民族良心”，强调“历史为公众和社会服务”，强调“让历史意识渗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 

　　中国的史学教育在民族精神的认知与培育方面，亦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县处以上的领导干部，一般都反复通读过两本著作，一本是《联共(布)党史》，一本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而今日的领导干部，尽管学历普遍提升，但通读过《中国通史简编》或类似著作者的比例却远不及前。再以国内目前的大学教育为例，2008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开始列为大学公共必修课。这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与作为国家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认知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五千年史”，显然并不是同一层次的教育，其对于民族精神的涵养，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其功效也不能等量齐观。历史学作为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全程载体”，不但能为我们提供考述文化与精神嬗变历程的有效工具，更重要的是，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时间意义上的认知坐标，进而使人们能在社会巨变中把握永恒的价值。所以，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路径”或“制度安排”的角度考虑，大学公共历史必修课程的设置，至少应是完整的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教育。

　　原载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