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文化被边缘化的原因
儒家文化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迅速，而儒家文化创新发展滞后。儒家文化与宗法社会、君主专制社会相适应。在社会转型正在进行之际，儒家文化必须与时俱进，做出正确的、适应性的反应与改造，吸纳现代性要素，融中、西、新、旧于一炉，创新发展，即使不能引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方向，至少也要作为本土文化资源，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近代中国是后进于现代化的国家。儒家文化缺乏现代性资源，因此，不能企望儒家文化直接提供现代化的思想指导。但是，必须看到，儒家文化并不缺乏现代性的种子。“苟得其养，无物不长”，适逢现代化的“时雨”，儒家文化中现代性的种子理应发芽、扎根、生长。可惜，这一过程来得过于缓慢，而现代化浪潮又过于迅猛。这一快一慢的时间差，导致了儒家文化自我更新的滞后。不能怨天，现代化的“时雨”之降虽然晚了些，却毕竟来了，而且不算太晚，后发亦有后发的优势；只能尤人，百年来国人面对现代化的“时雨”左顾右盼，或者“向西方学习”，或者“以俄为师”，惟独不知借现代化的“时雨”以浇灌儒家文化中现代性的种子，“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国人应该反求诸己而自省：吾谁怨，怨天乎？
儒家文化被边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两千年间的“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被中止，被批判。在传统社会，儒学是官学；到了现代社会，儒学下移，重新回到其被“独尊”以前的地位，成为现代社会的百家学术之一。儒学是儒家文化的学理基础。学理基础动摇，儒家文化随之动摇。
儒家文化被边缘化的第三个原因，是儒家文化所依附的经学传统和旧的教育制度的崩溃。在传统社会，儒家文化是制度文化。经学和教育是支撑儒家文化的两大柱石。然而，经学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几乎惨遭淘汰；以“学而优则仁”为首选目标的教育制度，则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分崩离析。儒家文化失去了经学与教育的支撑，再加上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不能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至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固然可以看作是导致儒家文化衰落的外部原因，但这也只有联系现代化的进程才能看得清楚、明白。离开现代化的进程，仅仅套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来看待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儒家文化的应战，把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锋单纯看作是文化现象，似乎不能揭示问题的实质。现代化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大方向，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并实现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使命。因此，一切人物与思想、一切变革与事件、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必须放在现代化的大背景、大视野里予以审视，看其是否有助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西文化之争，关键不在于新旧、长短，而在于是否拥有以及拥有多少现代性资源。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输于西方文化，这才是儒家文化不幸而衰落的主要原因。
三、儒家文化被边缘化后的生存状态及其影响
儒家文化被边缘化以后，成为现代中国多元文化中的一种，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并列为三大文化形态。儒家文化具有本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是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根源和主流。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感情上说，儒家文化即使不再拥有主流文化的地位，也应该受到尊重、珍惜，被看作是重要的文化资源。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五四”运动以后，儒家文化急剧衰落，“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不得不处于弱势、守势地位。儒家文化被看作是旧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常常受到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两面夹击。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前期对儒家文化的打、砸、烧、抢，以及后期的批林批孔和评法反儒，更使得儒家文化扫地以尽。儒家文化被边缘化后的生存状态，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依目前所见，至少有以下五种描述：
1、花果飘零（唐君毅）
2、游魂（余英时）
3、博物馆化（列文森）
4、文化遗产（改革开放以前大陆学者的主流看法）
5、文化资源（改革开放时期大陆学者的主流看法）
以上五种看法，各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各有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论证。视角的不同，导致了认知上的差异。这五种看法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三种：花果飘零说与游魂说接近，可以合为一种；博物馆化说与文化遗产说大同小异，可以归为一类；剩下的文化资源说，自成一种最合乎儒家文化实际的描述。文化资源说之所以合乎实际，在于儒家文化虽然历尽劫波，备受摧残，却仍然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继续维持着国人的日常生活样式，——在梁漱溟看来，文化不是别的，乃是人们的生活样式。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基础而形成的国人的生活样式，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儒家化民成俗的“百姓日用”之道。道不变，人亦不变。这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内在的规定性。
在儒家文化受到质疑、批判，乃至于抛弃的时候，不少有识之士起而为之辩护，指出儒家文化是先民道德与智慧的结晶，其中尽管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但更有普遍适宜于中国人的精神与理念，比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性格；中道、平和的生活方式；“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度，等等。现代新儒家还进一步论证了“老树发新芽”的可能性，即从儒家的内圣之学中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以证明儒家文化能够与时偕进，仍有活力适应现时代。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甚为复杂。儒家文化被边缘化以后，从1919年到1949年是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似乎没有那一种文化取代了儒家文化而上升为主流文化。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革命文化。革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是国共两党的图腾。所以，“五四”运动以后，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价值的新文化并没有风行多长时间，很快就被革命文化所取代。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可是，由于革命的巨大惯性的驱使，革命仍在继续。以革命的思维与手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决裂，以“封资修”为敌，企图洗净中国文化的画布，在其上描绘最美的社会主义文化乃至于共产主义文化的图画。岂知迂阔于国情实际太远太远，新的没有建立起来，旧的却已破坏殆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们反思建国以来的文化建设，重新评价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进入九十年代，提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民族文化。回顾六十年的文化建设历程，我们曾经坚定的“一边倒”，义无反顾的破旧立新；拨乱反正之后，才逐步认识到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从此，我们认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坚定信念，不再摇摆，不再折腾，以沉潜的功夫做创新的事业，持之以恒，必有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