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必也，正名乎！”中华或曰中国、中夏、华夏，“中”字一般理解为五方的概念，东西南北为四方，其中间部分为“中”。所以，历史上“中国”常与周边“四夷”对言，如《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从“中”字的古文字字形看，像上下有旗旈、旄一类装饰物的旗杆，此字在《说文》“丨”部，此部共三字。“丨”为“上下通”的光杆，实为旗杆之杆。“中”字丨、囗（围）会意，囗为中间带方形木匣的旗杆，至今仍有这类旗杆保留着，也可能是平面型的木框类物体规范着旗帜或招贴用，淮阴师院的文化学者萧兵先生称为“中杆”。还有一字读“chan”或“chuang”，由“丨”与方、人组成的“yan”字会意，释义就是“旌旗杠皃（貌）”，段注曰：“杠谓旗之竿也。”

　　我们认为，“中杆”、“旗杆”就是古代简单的旗帜，在原始社会由首领或巫师把持着，有聚众宣教、带路或指挥各类活动的作用。正像古代战争中，钟鼓之声作用于人的听觉，指挥进退；旗幡作用于人的视觉，是所谓“旗语”。此类旗幡，至今在社会生活中仍有应用，如杂技演出中有“中幡”道具，是大力士用肩、背、手掌支撑硕大的旗杆，以保持平衡为能事；走江湖的医、卜、星、相等人员所持的幌子，古时店铺的招牌与当下导游所持的旗帜类似。巫师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又兼任史官的作用，而“史”字的字形就是手持“中杆”，《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王国维认为：史、吏、事三字本为一字的分化，但他解“中”为书籍，说明“史”产生于文明时代。

　　与四夷相比，由于华夏族较早进入文明时代，而且自古秉持中庸之道，所以“中国”可以理解为持守中道的文明礼仪之邦，常与周边“四夷”称“蛮貊”对言。这就是古时因文野之分而引起的“华夷”或“夷夏”之辨的话题，按照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认识，“中国”有对四夷实施文化“归绥”的责任。这也是替天行道，普及文明。《中庸》介绍“天下至圣”具备的“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品格特点后，指出其影响力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故曰配天。”这个中庸之德是阴阳和合、刚柔兼俱的，对于富于侵略性的蛮族，也必须有武力抗衡的优势。此即“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班固《东都赋》曰：“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leng）。” 抗稜即“扬威”，《文选》李奇注曰：“神灵之威曰稜。”因此，《说文》中字，解释为“和也”，段玉裁认为“俗本和也，非是，当作内也。”段玉裁的依据是其它版本，非通行本。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按《白虎通》‘五行中和也。’古训中为和者，乃中字之转注，其本训当为‘矢箸正也。’”我们认为，通行本释中为“和”是其本义，因为持旗杆需要保持平衡，“中和”、“和平”均由此而来。

　　可见，“中”本来与“和”为同义词，体现了“中国”的“中”字蕴含的“中庸和谐”的本义。从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看，就是一个“中”或“和”字。儒学“祖述尧舜”，尧舜之道可用“中”一言以蔽之。朱熹《中庸章句序》曰：“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於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这就是被汉儒董仲舒称颂的“三圣相受而守一道”的中庸之德，我们自称为热爱和平的民族，根据也在这里。后世理学称“尧之所以授舜”的内容为“十六字心法”，王阳明“心学”与之相关。

　　满清是最近归化汉文化的民族，其铁骑被吴三桂引进京后，首领们不仅感叹明宫殿的巍峨壮丽，不忍心除旧布新而采取拿来主义，鸠僭雀巢。同时慑服于汉文化，顺治年间即将明故宫的三大殿，易名为太和、中和、保和，认同中庸之道。“保和”本为“保合”，与“太和”出自《易经》乾卦，其彖辞曰：“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唐孔颖达疏曰：“以能保安合会大利之道，乃能利贞於万物。言万物得利而贞正也。”这就是古人“和实生物”的理念。“中和”出《中庸》，原文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三大殿的空间排列与事物发展的时序相一致，故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教《太平经•和三气兴帝王法》曰：“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当然，清初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使三位清帝的形象丑陋，但他们“希贤”“希圣”的心理值得肯定。

　　因此，我们将“中国”说解为“持守中庸和谐之道的文明礼仪之邦”，有训诂依据。

　　“传统”一词也就是“传承道统”的意思。《汉书•董仲舒传》引武帝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 传之亡穷”是追求时间的长度，需要保持和发扬“休德”，故子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说文》传：“授也。”人类产生了语言之后先有了口头历史，是以传说为主的“神话时代”，有了文字后才进入所谓的“文明史”，故古人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2002年《文史哲》5期刊登靳青万《释“传说”》，他从“传”字声符“専”的甲骨文字形看，解释为“以手持绳结之状。”而且将绳结解读为“缠”的来源。对“传”字，文章得出结论说：“‘手持绳结给别人’谓之‘传’，包含了两种意义：其一是指专门负责记忆绳结内容的记忆者，将绳结中所记录的内容‘传说’（讲述）给别人听；其二是指这位专门的记忆者在其年迈之时，将自己所记忆的绳结中的内容‘传说’给他的接班人。”文章还引了两则经书古注：《周礼•夏官•训方氏》：“颂四方之传道”注曰：“传道，世世所传往古之事也。”《礼记•乐记》“有司失其传也”注曰：“传，犹说也。”

　　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就在于尊重历史，从巫史到“士”群体，社会地位极高，置身于“天地君亲师”而享供奉。然而“世世所传往古之事”需要鉴别，这就有孔子《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思想批判精神，这就是“统”。因此，“天地君亲师”之“师”古谓之圣贤，肩负着“治国平天下”的使命，为人类导师、精神领袖，相当于当下全球通称的“公知”。故而汉武帝“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并向社会精英请教。这个“统”也是古今中外的哲人不断思索的普世价值、终极关怀。董仲舒回答汉武帝之问说：“道者，所繇适於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这就是、也只能是“三圣相受而守一道”的中庸之德、中和之道。

　　《说文》统：“纪也。”纪就是“丝的头绪”，段玉裁注曰：“引伸为纲纪之称。”在管子所处的春秋早期，纲纪称“维”，并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训诫。“维”是系物的大绳，有统领、持续的意思，故有双音词“维系”。由管子的“四维”发展为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表述，就是社会长治久安之“统”。否则，只能是短期行为。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论语•里仁》）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从熟食天下、国、家到个人，必须有个道德良知，今人谓之平常心，才能不浮躁而有未来。孟子曰：“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孟子•尽心上》）

　　“传统”因“道”而能久远，也因此可以产生空间的扩散效应。“施之罔极”则是追求空间的宽广度，企求能“施及蛮貊”“惠泽远扬”，故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静，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静，虽周里行乎哉？” 《论语•卫灵公》

　　“文化”理念源于《易•贲》，其彖辞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前一部分是要求认识自然科学的真理，后一部分就是社会科学的真理。这就是古代的圣贤、当下的知识精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发现真理，并影响和教育天下人皈依。此卦为“山火贲”，山与火构成了“刚柔交错”的天文景观，火遇山而止成“文明以止”的人文思考。“文明”一词又见于《易•大有》，其彖辞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文，《说文》：“错画也，像交文。”就是图画或纹饰。而由山与火两个物象构成卦象就是今天所说的“森林大火”形成的“文明”景观，它给人造成巨大的视觉冲击力，震撼着人类的心灵。森林本是人类的家园，由“迅雷烈风”等自然灾害导致的“森林大火”，必然给人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这一原始“文明”首先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产生最早的原始自然神崇拜，或称为“原始神教”。所以，《礼记》曰：“迅雷烈风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古人注曰：“敬天之怒。”同时，也是做好应对自然灾害的准备，趋吉避凶。人类在漫长的跋涉、进化过程中，“森林大火”形成的“文明”景观促使人类逐渐地认识自然，不断改变人类自身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并产生科学知识，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因为自然的“文明”景观，首先得到的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穷二白，促使人类的反思功能。《易•贲》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知耻近乎勇！物极必反，“得志”就是获得新的思想成果。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曰：“贲象穷白，贵乎反本。”故孟子曰：“人恒过，然后能改；困於心，衡於虑，而后作；徵於色，发於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於忧患，而死於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因此，人类在山火余烬中学会了用火，由茹毛饮血的“生食”进化为“熟食”阶段，大脑的发育及成熟与此相关。故有“文明以止，人文也”的表述。华夏先民在部落时期就有“火正”，负责用火。在尧舜时期，面对“草木畅茂，……禽兽逼人”的场景，“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孟子•滕文公上》）这是主动用火的“文明”景观，属于人与自然的对立与融合过程，也形成了“道法自然”的理念。

　　除了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探寻科学外，人类自身必须反思自身的心理行为，形成社会科学。这就是《易•大有》象辞“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的道路选择。《孟子•滕文公上》接着讲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是“五常”的表述和应用。由此产生了儒学的“人禽之辨”，“五常”也就成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因此，出现了指称人类精神境界升华的华夏“文明”的新概念。

　　“文化”的“化”字，本指可见的视觉变换，引申为潜移默化的心理提升、智慧长进。《说文》化：“教行也。”根据古文字由“人”一正一倒构成的字形，朱芳圃曰：“象人一正一倒之形，即翻跟头。《国语》胜败若化，韦（昭）注：转化无常。”

　　三圣相承的“允执厥中”中德，在进入阶级社会后不断遭到野蛮的冲击，故孔子感叹中庸至德“民鲜能久矣！”孟子曰：“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 《孟子•滕文公下》）这就形成了华夏历史上所谓的“兴亡”周期律，转化无常。由此产生了文化史上的“王、霸”之辨、得道与失道的评判。其中的规律是什么呢？那就是“道统”的不变与暴政转化的“革命”事件。故董仲舒对武帝问时告诫曰：“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这个“变”就是拨乱反正，象人一正一倒之形，虽翻来倒去，终需复原，而世道人心还得皈依中庸。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说解成：持守中庸之道的礼仪之邦长期传承的以道统文明为中心的东方文化。

　　徐州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城市精神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各有其源。

　　徐州为大禹所封的九州之一，故其文化根脉可以上溯三代之初。《史记•夏本纪》曰：“海岱及淮维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艺。……浮于淮、泗，通于河。”[集解]引孔安国注首句曰：“东至海，北至岱，南及淮。”这一片区域大致相当于当今的淮海经济区，“淮海”一词也由此而来。大禹是三圣的最后一位，亲受舜的“十六字心法”，秉持中庸之德，故司马迁述曰：“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斖（weiwei）穆穆，为纲为纪。”大禹的品德既是整个华夏民族的基本精神，也是徐州的地域文化基因。但三代历史极为简略，孔子作《春秋》，借助三传，民族历史开始清晰起来，谈徐州地域文化也只能从春秋战国时期说起。徐州地区春秋属于宋国，并长期为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宋国的三大都会就是商丘、彭城及后并入的陶丘。就文明遗址看，宋国的开国之君宋微子葬在原都城商丘，后迁都彭城，微山湖的微山也建有其陵园，微山、微山湖由此得名。孔子周游列国时过宋，遭到宋国大司马桓魋的非难，有“伐树于宋”的屈辱，并对司马桓魋“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的行为口诛笔伐，有“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判断。司马桓魋的石室遗址在徐州城北洞山村，上有“桓魋石室”刻石，也有部分古人诗文。

　　（一） 宋文化的特质（前1114-前286）：

　　1、“臣主以义属”的政治平等与“革命”理念：

　　宋微子为商汤后裔，为末代天子殷纣王的兄长，《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纣既立，不明，淫乱於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这样，宋微子就离开了政治中心，隐于民间。武王伐纣后，宋微子臣服于武王：“微子乃持其祭旗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持矛，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可见，宋微子是代表殷贵族接受了周王朝的统治，而武王也恢复了他的政治地位。周封的宋国，本为安置殷贵族遗民，这是“不绝人之祀”仁义之举、善后措施，君主本为纣王儿子武庚。后来武庚作乱被周公诛杀，周公“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微子开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

　　“臣主以义属”的政治平等是中庸之道的政治核心，中庸、中和、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结果，汉文化的阴阳哲学含义极深，如天地、昼夜、日月、男女、夫妇、君臣都分属阴阳二元的对立统一。“臣主”二者的政治平等是政治文明的条件，不如此不能实现政治生态的平衡，这一点西方学者谓之“制衡”。而“微子数谏”就是贯彻实行“制衡”的举措，“谏”就是批评、制止、反对的意思，当代人谓之“持不同政见者”。这一点成就了后世儒学的政治信仰，故“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荀子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成就了儒学的“用舍行藏”及历史上的隐逸文化，“用舍行藏”涵养了士节和民族魂，隐逸文化保护了知识精英并促成了后世道教。微子与箕子、比干后世谓之“三仁”，微子与箕子皆属隐逸，不同的是“箕子佯狂”，选择“疯狂”的方式醒世并变相劝谏。

　　“革命”是殷代夏的手段，宋微子作为商汤后裔，“革命”理念也是其家族文化基因。“革命”不仅对外，更难能可贵的是对内，故孟子曰“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这属于内部调整与制衡。内部不能解决，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故《.易》有“革”卦，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一理念是微子欣然接受周政权的基础。

　　2、宋襄公的所谓“妇人之仁”与儒学“忠恕”之德：

　　宋襄公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也是宋国最为出名的国君，甚至几乎使宋国跻身于“春秋五霸”的行列。然而，《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楚泓之战，在楚人“未济”“未阵”的有利情况下，他禁止进攻，结果大败。“国人皆怨公”时，他以礼义为己辩护曰：“君子不困人於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批评说：“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然而，司马迁在与中原各国比较后，却倾向赞扬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宋襄公的战争观反映了“先礼后兵”的原始观念，具有体育竞赛、公平竞争的含义，在礼崩乐坏、春秋无义战的大环境下属于“另类”。《孙子》“兵不厌诈”才是主流观念，故曰：“兵者，诡道也。”宋襄公的举措是要竭力保护和修复原始战争观的美学成分，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正因为这一点，宋在当时被视为礼仪之邦，今人所谓的“另类”、“迂腐”傻瓜。儒学将“让”视为极高的道德，孔子本人为人处世的方式就是“温良恭俭让”，直接源于宋文化。孔子的祖先可从商汤王——宋微子——宋襄公说起，宋襄公生弗父何，即孔子直系祖先，并该继承君位，却让给了其弟厉公。所以，孔子极力礼赞“泰伯让贤”、“伯夷、叔齐让国”，与其先祖弗父何“让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曾祖孔防叔因“畏华氏之逼而奔鲁”，是宋国的政治难民。所以，儒家的文明礼让与反抗暴力、崇尚革命也是一组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

　　无独有偶，后来在项羽、刘邦的楚汉战争中，各自以不同方式再现了这种精神。刘邦体现为宽容下级的大度，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不刚愎自用。如封韩信为齐王，对失败的心理承受力等，所谓“宽则得众”。汉三杰也有此品格，典型的是韩信对胯下之辱的接受，张良对圯上老人黄石公的孝敬。苏轼《留侯论》称张良的忍让属于“大勇”，具有超凡的价值。故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俗云“有容德乃大”。小勇与大勇的兼顾，王安忆的《文工团》例。

　　项羽表现为对最高权力的忍让，其中以鸿门宴为代表，他拒绝范增的建议，先擅自改变了鸿门宴前“击破沛公军”的战略计划；鸿门宴中放弃并阻止范增的暗杀计划。在“政由羽出”的大局下，他主持了分封诸侯的全局举措。由于他没有做皇帝的心理准备和实际才干，轻率地离开政治中心，而偏安于徐州一隅，丧失了掌控全局的居高临下地理优势。其次，缺乏忧患意识，而对刘邦预防、应对意识不强；而在楚汉战争中多次获胜的情况下，认为“天下凶凶数岁”，争斗毫无意义，故不忍无休止地 内斗，常功败遂成。这些也被后人视为“妇人之仁”，与其破釜沉舟的豪气具有互补性。毛泽东也有“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

　　因此，刘、项带领两股大军西进亡秦，是继承了“汤武革命”的革命基因，而项羽的“妇人之仁”则有宋襄公的战争观的影响。后人“不以成败论英雄”，主要是同情项羽，而李清照的诗是最好的概括。项羽“不肯过江东”也体现了对战争的厌倦，对人民的同情。

　　3、子罕的“重义轻财”与廉洁自守的情操：

　　《左传•襄公十五年》（—558）记载：郑国因为一批流亡犯在宋国，向宋国行贿，礼品是“马四十乘”及师惠、师茷两位乐师。有一次“师惠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惠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惠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朦？必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固请而归之。”（千乘之相杜注谓子产，淫乐谓郑声）这一点反映了子罕的政治操守，以国为重，知错必改，爱人以德。也是一种拒贿的表现。

　　又记载：“送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玉，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寘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归其所。”这种“以不贪为宝”的道德情操与助人为乐的行为，光照千秋，让贪官污吏无地自容。

　　这也是儒学的思想文化资源，儒家讲政治文明，首先向统治者问责。故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又记载：季康子患盗，问於孔子。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说项羽继承了宋襄公的“礼让”传世文明，刘邦则继承了子罕“重义轻财”精神，故《史记•高祖本纪》称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后来韩信评价刘、项得失时，赞扬刘邦的豁达大度，“喜施”不吝啬；而项羽则有小家子气，缺乏“舍得”胸怀。孔子批评这类行为曰：“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重义轻财”在墨子学说中成就了“节俭”的价值观，有“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类似于后世的苦行僧，故能“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也是道家的价值选择，老子曰：“清心在於寡欲。”《庄子•秋水》篇在“惠子相梁”寓言中表达了“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超凡脱俗；在“钓於濮水”借助神龟的命运，作出“曳尾於塗中”的生命选择，拒绝失去本我生命。

　　“重义轻财”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举足轻重的，吴季札“把剑赠徐君”的“心许”诚信千秋传颂。元萨都拉的《彭城怀古》歌颂了徐州三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戏马台空，画眉人远，燕子楼空。“虞美人”成了词牌名，“画眉”成了后世妇人美容的必要选项，“燕子楼”成了古今吟咏爱情的关键词。唐代张仲素、白居易留下不朽的诗作；苏东坡夜宿燕子楼，并在“明月如霜”的月夜朦胧中梦见有情人；清代文坛领袖“不敢轻过燕子楼”；《红楼梦》林黛玉“粉坠百花洲，香残燕子楼”的咏絮妙句，暗叹身世。

　　（二） 、宋、楚之交徐州地域文化的不朽价值：

　　1、原始神教及鬼神文化：宋作为殷贵族遗民的封地，是保存殷文化最为集中的地域，故《中庸》子曰“殷礼我能言之，有宋存焉。” 原始神教统治着殷人的社会生活，现存最早的华夏文献是殷商甲骨，其中以卜卦为主，有专门的官员掌管其事。占卜是原始神教的必然结果，也是全人类的早期生活内容，在中国三代历史上绵延不绝。传说最早的卦书为伏羲八卦，殷纣王拘文王於羑里百日，文王将八卦演绎为六十四卦，成就了《易经》。由于周文化想与殷文化切割，原始占卜方式难以复原，《史记》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保存了一些材料。而现存在的相关书籍多为后世作品。然而徐州作为宋国殷文化的遗存之地，战国归楚又接续“信巫鬼，重淫祀”的楚风，占卜习俗不绝，《楚辞•卜居》记载屈原向太卜郑詹尹卜卦之事。而鬼神文化信仰更是长期存在。战国时楚国分为三块，《汉书高帝纪》注引孟康称：旧名江陵（即南郡）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西楚约当今淮水以北，泗、沂水以西。

　　    原始神教体现在殷周两朝始祖的灵异事件上，殷始祖即契，有“天命玄鸟”之说；周始祖后稷，有“履帝武敏”的传说。秦末《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了刘邦的神话，后世天子龙种的信仰根植民间，至今不绝。《史记》记载了汉高祖的龙种神异，但同时戳穿了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狐鸣鱼书”的造假行为，指出其虚妄。先秦诸子中，言神的是宋国人庄子（前339年前后），《逍遥游》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有乘云气，御飞龙，而遊乎四海之外。”他强调的神仙主要有两条与人不同的特点：“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是长生不老，“乘云气，御飞龙，而遊乎四海之外”属于无所待而遊于无穷。然而这些已经成为了现实：宇航员在外太空失重的情况下，就可以无所待而遊于无穷；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指出了高速运转状态下时间会减慢、甚至静止。所以，古人有仙凡不同时的认识，如“烂柯”典故，所谓“洞中方数日，人间已千年”。我们认为，古人肯定有与神仙交流的经历和经验，因为这种理念常人是无法想象的。拿到当下的天体物理学等最新只是看，这就是目前人类设想的外星人或飞碟事件。现在最流行的词叫做“时空穿越”，并处于研究之中。

　　   随着科学的发展，不能不让人对古人的记载和描述肃然起敬，正所谓“古之人不予欺也！”而轻易地批判古人的迷信无知，可能恰恰说明自身的愚昧。徐州人对鬼神有“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两可之词，这就是信仰。

　　先秦诸子中，唯一“明鬼”的是宋国人墨子（前480-前420），他有志于以此构建中国的国教。他在《明鬼上》认为：“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善而罚暴也，则天下岂乱哉！”故“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古今中外有大量鬼神作祟的记载，当下称为灵异事件。古书记载的“结草衔环”就是鬼神报恩于人的代表。汉高祖避“柏人”的灵机一动，躲过一劫。然而当代人《李宗仁回忆录》记述了他在抗战中多次出现过灵异事件，即梦中有神人托梦让他转移，与汉高祖避“柏人”的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鬼神文化的宗教性具有“赏善而罚暴”的教化功能，具有防范于未然的劝诫价值，故西方把宗教作为与民主、法治并列的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有学者认为，中国汉民族缺乏完整的宗教是一种文化缺陷。其次，赏善而罚暴也有科学依据，除了外部的社会制裁，善恶还形成了人们内心的正反两种不同的能量。故俗曰：“为人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这就是坦然与恐惧的差异，极大影响着人自身的身心健康。《淮南子》曰：“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名。”徐州人对此深信不疑，积阴德成了文化心理，太山山门前石刻是：人行好事，莫问前程。徐州好人例。另外，鬼神神秘莫测的特点又与当下物理学前沿“暗物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西方医学捕捉“灵魂”的参考材料。

　　2、 儒学的“天人合一”与“天道”半宗教信仰：

　　孔子对鬼神采取科学的存疑态度，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天道”半宗教信仰。认为“天道”福善祸淫，鬼神是服务于天德的工具。《中庸》子曰：“鬼神之为德也，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这种说法有些神秘主义的味道。然而接着说人事：“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饗之，子孙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左传》有“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的叙述，《楚辞》有“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措辅”的诗句。《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人们只能致力于敬业修德、与人为善而已。

　　《史记》收录了张夫子与褚少孙的对话，得出结论说：“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泛从布衣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儒家的“天道”半宗教信仰比其它三大宗教优越之处是善恶有报，而不接受救赎，故《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子曰：“获罪于天，不可祷也！”

　　所以，福善祸淫的天德，对上层统治者来说，唯仁者宜在高位，顺天应人；而暴君必须“在势者去”，因为“众以为殃”。所以，“选贤举能”使仁者居上位，辅以罢黜、革命的方式为天下除残去秽，保持政治生态的文明。这就是“天人合一”顺天休命！“革命”是依据天道大义针对最高权力的最后措施，也是迫不得已的选项。而一般情况下，则如孟子所说“格君心之非”，及时直谏劝善止恶。臣子及士人必须敢于担当，不畏风险，如汉代袁固生所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因此，“天人合一”哲学的目标是社会和谐，故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杨雄《法言序》曰：“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俗语“人命关天”涉及天人动的意蕴。周梅森例。

　　对基层各级侵犯人权的事件，如果不能借助司法行政的政府行为解决，则有侠文化主持正义作补充，所谓的“替天行道”。墨子是华夏侠文化的鼻祖，有侠肝义胆，最著名的是赴楚说楚王止战，保护宋国。《史记•游侠列传》称颂游侠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种道义也包括个人或家族的报仇雪恨，如伍子胥的掘墓鞭尸，使千秋暴君佞臣不寒而栗，有警世的文化价值。

　　   3、彭祖养生术、道家的清静无为与道教理念：

　　如果说从汉刘邦首开了“祭孔”大典，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化选择属于确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使汉文化既充满着革命大义，又饱含温柔敦厚的仁义道德，属于大层面上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清静无为则既是政治文明，又是世俗生活。汉初以黄老之术治天下，既可与民休息，其乐融融；也使统治阶级自身清静无为，故能“刑错（措）四十年不用”。所以，两汉文化灿烂辉煌，集大成的文化高峰此伏彼起。华夏民族魂也得以确认，那就是将屈原的《楚辞》代表的楚魂，上升为华夏民族魂。

　　这种儒道深度融合还与早期的彭祖文化密切相关，有向下延伸出道教的基本理念。

　　彭祖文化主要是养生术分四个方面：即导引、膳食、房中术、医药。四个方面遵循的就是中庸之道。导引是轨范和加强人体自身的气血运行，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东汉华佗的五禽戏、道教的炼丹术、武术的内家拳及气功一脉相承。徐州市为江的武术之乡，根基深远。膳食是饥餐渴饮，民以食为天，追求的也是合理饮食，今人谓之膳食平衡。房中术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阴阳平衡，故儒家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后出的道教与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不同，允许教徒婚育。医药学涉及对“中医”概念的新认识，中医治病运用阴阳五行理念，平衡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关系，达到人体的内部和谐。故有衰旺、盛亏、虚实作判断的概念，用补或泄的方法实现平衡。

　　庄子的《养生主》用“庖丁解牛”的故事说解解牛之道，核心是掌握牛体构造，具有今人所谓“解剖学”的知识，才能做到“游刃有余”。人的养生也是此理，除了浅层次地了解人的生理属性外，重点是精神世界。老子曰清静无为、清心寡欲，庄子追求脱俗，目的是保持平常心，精神自由，不受外物的羁绊。他“钓於濮水”的内容，就是脱离高蹈而视君王权力为人生累赘的意思。当今全球都在研究健康规律，得出首要因素在“心态”的共识，再次确认了道家养生的理念。

　　道教奉老子为祖师，秉持天地人、精气神“三一为宗”的价值观。“天地人”是理解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广义地说解社会人群应该采取的生存法则，进入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大循环中。精气神则指导具体的个体养生，仍以“清静无为”为核心，今人或谓之“净化灵魂”。故道教建筑为“三清殿”，有玉清、上清、太清“三清境”。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也与西方宗教追求彼岸世界不同，求现实幸福愉快。为此目的，除行善修德之外，还继承彭祖养生术，其中导引术发展为气功、丹术，运动术催生了众多武术流派。

　　因此，我们可以简单概括徐州的城市精神的诸多方面，皆与中华文化的中德密切相关：

　　以“革命”“正义”为核心的政治文明，“重义轻财”与廉洁自守的道德情操，“侠骨柔情”的感情生活，“尊天明鬼”的宗教信仰，“清静无为”与诗酒豪放的的达观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