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形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目前在国外已是一门跨学科的新兴科学，而在国内还没有被重视起来，更缺乏深入的研究。符号学是伴随着语言的研究而兴起的，语言是一切符号的基础。符号内容现在已经扩展到人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符号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出现了新的分支，由研究语言文字向“艺术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等扩展。符号学的建立，反过来又促进了语言研究，使我们扩大了视野，从新的高度重新考察语言文字的各种现象。语言的本质是符号，它的书面形式—文字也是符号。因此，语言文字研究，必须从符号的性质特点，也就是从事物的本质属性方面来考察，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本文打算从符号的角度主要对汉字的某些有关问题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一

　　符号学认为，符号分为规约性符号和非规约性符号两种。非规约性符号的主要特征是任意性，规约性符号的主要特征则表现为选择性。例如，有一圆球和一方盒，分别用“A”“B”两个符号来代表。“A”代表圆球，“B”代表方盒，其中并没有必然的理由，符号与它代表的事物（符号学上称为“指示物”）没有特别的关联，换过来也一样，这就是非规约性。非规约性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画一个圆圈作符号代表圆球，画一个矩形作符号代表方盒，符号与“指示物”就发生了特别的关联，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这就是规约性。如果调换过来，就会感到符号与指示物很不协调，其特点不相适应。这就是说，符号与指示物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联性，某种符号有用来代表某种事物的“理由”，符号学上称这种理由为“动机”。这种有“动机”的符号是规约性符号，它具有“选择”特点。而非规约性符号则是无“动机”的。有无“动机”是区分规约性符号和非规约性符号的重要依据。

　　符号学上对符号的这种分类是很有意义的。这给我们的语言文字研究以很大启发。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语言文字，我们发现，语言中主要存在着两个符号系统：语音和文字。而意义则是它们共同的“指示物”。换句话说，意义是底层，其表层形式表现为口头语言的语音和书面语言的文字。中国古代传统的小学形音义并重，其实，在语言中，三者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义是主导因素，形和音都是义的代表符号。符号与指示物的一致性，决定了形音义关系的基本一致；而三者发展的不平衡，又决定了形音义关系不可能完全一致。对此，本文不拟详细讨论，这里只对语音、文字两种符号的特点稍作分析。

　　语音符号本质上是非规约性符号，具有“任意性”特点。某个音节表达某种意义，并无必然性，符号是无“动机”的。最初如果把鸡叫做“狗”，亦无不可。正如荀子所说，“名无固宜”，“名无固实”，① 这是语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同的语言中用不同的声音表示某一相同的意义，相同的声音却表示不同的意义,就是明证。不过，语音符号经过社会约定俗成以后，却不能任意变换了。“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① 因此，在语言发展过程中，符号系统内部新产生的语音符号有的就带有了“动机”，如新滋生的同源词即是如此，“音近义通”正反映了这种“动机”。中国语言学史上对这方面的研究，汉代刘熙的《释名》导夫先路，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说”唱和于后，至清代小学家的“因声求义”而最后形成理论体系。文字符号可分为两类。拼音文字属于非规约性符号，符号（字形）与“指示物”（意义）之间没有特别的关联性，是无“动机”的,表现了任意性的特点。表意文字的汉字基本上属于规约性符号，符号（字形）与“指示物”（意义）之间存在着特别的关联性，字形可以直接提供意义线索，符号是有“动机”的，表现了选择性的特点。

　　现在我们对汉字符号的特点再作深入分析。

　　汉字属于规约性符号，大致包括两种。符号学上，规约性符号分为类象性符号和标志性符号两种。类象性符号与它代表的“指示物”之间相似性程度高，例如，代表圆球的圆圈和代表方盒的矩形即属这种符号。其他如语言中的象声词，艺术中的写生画，也都是类象性符号。标志性符号是以空间、时间、因果、关联等“接近性”为基础的，符号与“指示物”无相似性，但具有“接近”指示物的特点。如指示方向的箭头标记，包装箱上的防雨标记，语言修辞上的借代，都属于标志性符号。就汉字而论，以传统的“六书”分析，象形字照物画形，字形与指示物具有相似性特点，是类象性符号；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以字形提供意义线索，字形对于指示物具有接近性特点，是标志性符号。它们都属于规约性符号。转注是释义条例，与字形结构无关。只有假借字作为纯记音符号借用，形义之间没有关联，不是规约性符号，属于非规约性符号。如“而”，被借用作连词，同音借用，字形与意义没有关联。但就其本义来考察，“而”的本义是胡须。《说文》：“而，颊毛也，象毛之形。”是象形字，原是规约性符号。假借字不多，不是汉字的主体，不足以改变汉字的规约性符号的性质。

　　汉字楷化以后，象形字基本上失去了象形特点。但新旧字形仍有大致的相似，只是类象性程度的降低。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考虑到社会的因素。语言文字是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广泛使用的符号，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存有着巨大惯性力。因此，可以认为，象形字的类象性符号性质并没有变。而象形字又是汉字形体结构的基础构件，汉字就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形义关系来看，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等标志性符号很少受字体楷化的影响。汉字的主体是形声字，其意符和声符提供的线索能使人们比较容易地接近“指示物”。所以，汉字最基本的特点还是以形表义，属于规约性符号。

　　在交际功能方面，非规约性符号与规约性符号相比，后者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文字改革”之所以有人提出了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错误口号，就在于没有立足于这样的基本观点，即：对于汉语来说，汉字和拼音文字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符号。走拼音化道路的口号在理论上是偏颇的，只看到了汉字是符号而没有深入研究不同符号的性质特点。

　　从汉字的形义关系来考察其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的汉字甲骨文中，非规约性符号的使用占有一定的比例，即通假现象比较普遍。这表现了符号的任意性特点。如果此后逐步扩大非规约性符号的使用，汉字就会走上拼音化的道路。但是，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通假现象逐渐减少，汉语最终选用了形义关系比较密切的汉字。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汉语是单音节孤立语，没有复杂的音节内部曲折，一个音节一般就是一个词，语词没有繁琐的形态变化。汉语不依赖变音来构词、转化词性和实现语法功能，没有必要对音节再加更细的分析。因此，汉语最适合用以音节为最小单位的文字作代表符号。而汉语音节结构简单的特点必然是同音字多。这在口语中，可以靠语言环境和辅助表达方式（如语调、表情、手势等）来补救，但在书面语中，只能靠符号的高度“示差性”来补偿。汉语分布地域广，方言分歧很大，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方言区的人就已经产生了交际的困难。因此，见形知义的单音节汉字最适应汉语这些特点的基本要求。相比之下,音素化的拼音字母文字反而不适合作记录汉语的符号。这与我们选用其它某些符号同样道理。交通路口的红灯表示停，如果反过来用绿灯表示停也没什么不可以，不是绝对的。只是红色格外鲜艳醒目，视程远，能使人精神紧张，提高注意力。地图上用蓝色表示海洋，绿色表示陆地平原，因为蓝色是“冷色”，绿色是“暖色”。从文化符号学上来看，符号的选择特点就更清楚。室内墙壁刷成白色，黑板刷成黑色，车轮做成圆的，纸张裁成方的，都有选择。衣服的颜色好不好，实际上也是选择合适不合适的问题，颜色本无所谓好坏。汉字成为汉语的书面符号，也是选择的结果。汉字虽经长期的改革而没有被革掉，深层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在符号的创制与使用上，如果弃规约性符号不用而改用非规约性符号，显然有悖于事物的逻辑规律。汉字的本质是符号，对于符号的性质特点，我们恰恰研究得不够深入。

　　二

　　符号自身的发展，受符号系统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符号的特点来考察汉字自身的发展，许多现象就不难理解了。例如，古今字问题。为什么有的字由简到繁？“科斗”后来变成了“蝌蚪”，“夫容”变成了“芙蓉”，“戉”变成了“钺”，“爰”变成了“援”，等等。有的字甚至不避重复，叠床架屋，越来越繁。如：从“莫”到“暮”，从“然”到“燃”，从“其”到“箕”，从“奉”到“捧”，从“∠”到“厷”再到“肱”，如此等等。这些古今字有的是由于意义发展的原因（假借或引申）造成的。但是，本义宁可用新字来代表而不恋故旧，今字能够取代古字的位置，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分析，在符号系统内部，新符号（今字）比旧符号（古字）对于“指示物”（意义）更具有“接近性”。如“然”字中的“火”，“奉”字中的“手”，楷化后都变得不易辨识了。新符号增加了容易辨识的偏旁，加强了形义联系。相比之下，今字表义更明确，更适合，故能战胜古字，取而代之。

　　再如，简化是汉字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字的发展甚至很有趣，如从“韭”到“韮”再回到“韭”，从“云”到“雲”再回到“云”。用符号学的观点来看，这是适应符号简明实用性特点的要求而进行的符号系统内部的调整。文字符号的主要职能是交际，必须简明实用。虽然汉字增加偏旁能使形义关系加强，但汉字的笔画过繁显然是不利于使用的。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限度，物极必反。我国一九五六年推行的第一批简化字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顺应了符号这种特点的要求。但是，汉字也不能无限制地简化，它又受符号“示差性”特点的制约。如果把汉字全部控制在四五个笔画以内，书写起来是容易了，但如此以来，就模糊了符号之间的区别特征，形体相似的字必然会大量增加，人们就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辨认和记忆那些形似字。这就增加了符号使用上的难度。符号系统内部必须保持适当程度的“示差性”，不然的话，就难免常有“鲁鱼亥豕”之类的事情发生。符号的示差性特点对汉字简化起着制约作用。

　　汉字形体的发展演变，也受符号特点的制约。符号学认为，符号除实用功能外，还有符号的内在创造作用——“美的功能”影响着符号自身的发展。“美的功能”使符号面向自身并意向自身内部价值（书法艺术正是因此而发展起来的）。从文字传达信息这一角度看，甲骨文与楷体汉字都可作为符号来表达一定的意义，二者是“等价”的。但在美的信息介入符号以后，二者就是不等价的了。简陋的柳条箱与精致的皮箱实用价值是相等的，但从它本身的价值这种美的功能来看，二者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正如日本学者池上嘉彦所说，“如何表达决不是无所谓的事情。”② 汉字由甲骨文而篆文，由篆而隶，由隶而楷，是因为楷书比篆隶更整齐美观，笔画统一，字形方正，结构匀称。所以楷书成为现行汉字的主要通行字体。这是符号本身的基本要求所致。汉字形体的发展，正体现了符号的这一自身发展规律。

　　符号是代表“指示物”的，但并非完全从属于“指示物”，自有其相对独立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美的功能只是其中之一。符号自身的发展对于“指示物”不会没有影响。我们以前的语言文字研究，都没有给符号的自身特点以足够的重视，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完全从属于语言的，由此得出结论：文字越是与语言一致，就越先进。进而推出了汉字是落后的文字，拼音文字才是最先进的文字的观点。这种观点显然是偏颇的。

　　三

　　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尽善尽美的。汉字作为汉语的书面符号，毋庸讳言，有不够完善之处。这在不少著作中都有论述，文字改革运动中更是对此大张挞伐。其实，通过符号体系内部的调整，再加之现代科技的发展，汉字的不足之处大都是可以逐渐弥补和克服的。在文字改革的浪潮中，给汉字判了“死缓”，这是很不公平的。解放前有人喊出“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口号，那“一大半是为了革命”③，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汉字没有废，中国也没有亡。中国落后，不能怪罪汉字。中国的科学技术不也曾经在世界上领先吗？鲁迅先生曾主张废除汉字，但他自己就是使用汉字创造了阿Q这一属于世界的文学人物形象。历史上，使用汉字的中国人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对人类的贡献是世界公认的。我们且不论汉字的历史功过，就汉字的难读、难记、难写等“现行罪状”来分析，大多言过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对此，已有不少时贤著文论及，所论极是，同仁共知，此不必赘述。美籍学者程贞一先生还著文论述汉字在现代科技方面不仅不落后于拼音文字，而且比拼音文字更优越。程先生指出：“汉字都是单体书写，呈方形‘矩阵’，便于贮存信息。其字体千姿万态，蕴含有各种不同的信息密度。这使汉字特别适合用技术上的模拟形象辨别来与电脑进行信息输入与检索。”④今天，在电脑上输入汉字，效率并不低于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在打字机上的优势正在成为历史。可见，并非汉字不好，而是以前的打字机不够先进。裤子短，不能埋怨腿长。只要我们肯做扎扎实实的工作，汉字完全能够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会拖现代化的后腿。

　　就学习效率来比较，学习汉字相当于学习拼音文字中的“根词”。拿学汉字与学拼音字母作比较，是极不恰当的。汉字识字虽有难度，但学习了一定数量的基础汉字，就可以自由组词，无记词之苦。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给识字提供了极其有效的辅助工具，汉字的音形联想和笔画结构特点还可以帮助记忆。阅读同量的内容，在速度上汉字不比拼音文字差，通晓两种文字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程贞一先生指出：“汉字行书的书写速度跟同量英语书写的速度相比，并无明显的差距。”④这都说明作为汉语的书面符号，汉字是适用的，并非落后的文字。然而，直到现在，仍未给汉字彻底平反，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大学的《现代汉语》教科书有的还在沿用或保留着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的提法，显然是陈旧过时的观点。近年来，在事实面前，人们对这个问题才逐步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先前语文政策的一个失误，其中当然有其历史的原因。其实，在如何利用汉字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面，我们是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如汉字标准化工作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相形之下，废除汉字、实行拼音化的口号至少与这些工作是很不协调的。

　　四

　　总之，语言是符号，文字也是符号，我们应当从符号性质，符号特点，符号系统等方面，即从事物本质的特性来研究语言文字。汉字对于汉语来说，是规约性符号。硬要废除它而改用非规约性符号，即实行拼音文字，有悖于事理，是自找麻烦，肯定行不通。朝鲜、越南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之所以成功，那是因为对于朝鲜语和越南语来说，汉字是外来的非规约性符号，本来就不适合其语言特点。日本还在使用汉字，日文中夹杂的汉字有音读和训读，就是汉字不适合日语的明证。对于汉语来说，情况则不同。汉字是从汉语“本土”发展起来的一套符号，是通过记录汉语产生出来的“自然性”的东西。而且，“自然性”常常带有必然性的意义。它与汉语的特点是相适应的。汉字符号系统内部还会不断调整，以适应汉语的发展。退一步讲，即使拼音文字优越于汉字，那也要在很远的将来，汉语特点发展变化了，普通话高度普及了，才有可能实行。可以断言，那时的拼音文字也决不会就是今天的汉语拼音。它该是什么模式，那是后代人的事情，我们不应越俎代庖。西方现行的拼音文字当然有其独特的优越之处，而当前我们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搞现代化建设，这些总不能等文字改革完成以后再搞。所以，走拼音化道路，在目前是不切实际的提法，有害而无利。我们的文字政策应该是如何更好地利用现行汉字而不是如何废除汉字、实行拼音文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早就指出：“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⑤ 我们应该注意研究汉语和汉字的关系，用符号学理论去考察语言文字的各种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指导语文建设工作。

　　注释

　　①《荀子·正名》，《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9

　　②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12

　　③郭绍虞《我对文字改革问题的某些看法》，(《文字改革》1982．1)

　　④程贞一《汉语同科技的关系》(《大自然探索》1987.2)

　　⑤高本汉《中国语和中国文》，[台湾]长安出版社1978.6

　　（原载《中国文字研究》第二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