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汉字的本质是符号。从符号学的视角看汉字，汉字的形和音是形式，是符号的能指，义是内容，是符号的所指。汉字的三要素形音义不是平列的，而是处于不同的层面上。义是底层，音和形是表层，是义的表现形式。以符号视角从形音义的层面关系审视汉字，一些看似复杂的文字现象可以得到比较简明的解释。
汉字是一套自成体系的符号，所以，我们应该从符号的视角认识汉字的本质和汉字发展史上的各种现象。在汉字发展历史上，汉字符号体系自身不断改进，表现在汉字形体系统的变化，由古文字逐渐发展成为今文字。另一方面，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交互作用，汉字形音义之间形成了一些比较复杂的关系。这是符号系统的内部关系方面发生的变化。本文对汉字形体系统的变化不作讨论，只对汉字形音义关系方面的变化作一些考察。
符号学上把符号的构成要素区分为能指和所指。能指即符号本身，是形式，处于表层。所指即符号所代表的事物，是内容，处于底层。具体到汉字，能指即汉字的字形，所指即汉字的字义。但是，汉字又有其特殊性。因为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就与语言符号重叠在了一起。语言符号是一套听觉符号，特点是语音与语义的结合。语音是语言符号的能指，即符号的形式；语义是语言符号的所指，即符号所代表的内容，在语言中就是一个个自由运用的语词。汉字是在语言听觉符号基础上形成的一套记录语言的视觉符号，汉字视觉的字形与语言听觉的音节相结合，共同构成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意义成为一体。这样，汉字实际上包含了形和音两种形式，共同表示意义即语词这一内容。两种形式交叉在了一起，代表的意义是共同的。一个汉字只与一个音节相对应，而音节与语言的词有时候是相对应的，有时不是相对应的。古代汉语的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写下来就是一个汉字，这是人们常常字词不分的原因。而多音节的连绵词、复合词，则是多个字记录一个词，这种情况下字与词是不相对应的。一个词也可能同时或先后用不同的字表示，词义的发展变化又可能引起字的演变或分化，因此，形音义的关系有时候就变得比较复杂。于是在汉字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就出现了异体字、多音字、通假字、古今字、同源字、区别字、破读字、繁简字等复杂的文字现象。本文试图从符号的视角，把形音义放在不同的层面上来解释这些文字现象的形成原因。
汉字的形音义分别处于不同的层面。形式是表层的要素，内容是底层的要素。语词是语言最基本的自由运用的意义单位，因而字也就与词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汉语的词用一定的语音形式表达了一定的意义内容，是音和义的结合体，也是由内容和形式构成的，内容是意义，形式是语音，音是义的听觉形式。文字又是把语音形式由线条变为平面、由瞬间变为永恒的一种更直观的视觉形式。因此，从根本上说，形和音都只是义的表现形式。意义处于底层，字形和字音处于表层，形音义关系其实是一种层面关系。立足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哲学高度，从符号学的视角认识汉字，可以更科学简明地解释汉字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文字现象。
汉字的构成要素是字形、字音、字义。前人已经注意到，汉字的形音义不是平等并列的。清代著名小学家段玉裁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广雅疏证·序》）“圣人制字”之说不可信，但他对汉字形音义关系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他已经认识到形音义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也已经意识到意义是内容，音和形都是为表达意义而产生的形式。内容与形式是对立统一关系。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决定了汉字的基本特点，一个字的形音义一般是一个基本稳定的统一体，这使文字具有比语言更鲜明的稳固性、保守性、历史继承性等特点。因此，汉代以来，汉语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汉字却变化不大，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形式与内容的对立性，决定了汉字形和音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它们与义的关系不可能都是单纯的对应关系。使用汉字的人数众多，汉字通行范围广，发展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音义的关系会发生一些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形成了古代文献中的各种文字现象。
一般情况下，字形和字音的各种变化与意义层面的变化密切相关。意义层面的变化常常处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化常会引起形和音的调整。概括起来，有以音别义和以形别义两种情况，形成一些复杂的字词关系。另外，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它的变化可能使同一个意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属于字形和字音层面即形式层面自身的变化。我们必须以意义层面的发展变化为出发点，结合考察音和形两个层面的变化情况来研究汉字形音义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各种文字现象，许多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就简单多了。历史上，对一些文字现象的认识和研究常常由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目的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多义字、多音字、异体字、繁简字、同源字、古今字、通假字、假借字、本字、区别字、破读字现象以及各种文字现象的界定问题等等。笔者就语言教学中常常碰到的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从符号的视角，用层面理论加以简略分析。
多义字、多义词、同形词问题。多义字也就是一字多义现象，实际上是单音节的多义词。这是由于语词的意义层面发展了、用法丰富了，而字形和字音两个层面的形式都未变化形成的。翻开任何一部字典都能发现，一字多义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有些字的义项可以多达十几项。但习惯上人们把它们作为一个字或一个词来看待，因为各个义项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一般只有微别而无迥异。这种微别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可以靠语境限制被识别出来，不会形成交际障碍，不必在形音方面过于追求形式上的细致区分，这样就形成了一字多义，也就是多义词。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中，“走”有8个义项，“天”有10个义项，“光”有11个义项，“气”有12个义项，“水”、“土”各有7个义项。
如果一个字的某个义项与其他义项之间的差异变化较大，人们心理上一般就会认为是一个字记录了不同的词，因而称之为同形词，这是从意义层面作为出发点的语言学术语。例如《现代汉语词典》把“策”、“狠”、“偏”等字分别作两个字头收录释义，把“款”、“偶”、“是”等字分别作三个字头收录释义，就是作为形同而义不同的词来看待了。音和形既无变化，义项之间又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视为多义现象即可。强行分别，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例如“狠”，第一个字头下分列三个义项：①凶恶；残忍。②控制感情，下定决心。③坚决。第二个字头有一个义项：同“很”。其实完全可以合并作一个字头，四个义项，没有必要分开。
多音字现象。多音字的形成原因是，意义层面发展了，用法丰富了，为了在形式层面上区分新旧意义或用法而采取了以音别义的方法。语音层面上变化了，字形层面上没有变化，就形成一字多音。这是出现多音字的最根本的原因。例如：禁，承受义读jīn，制止义读jìn。强，强壮义读qiáng，强迫义读qiǎng，固执义读jiàng。处，动词义读chǔ，名词义读chù。以上各例，这种读音区别在口语和字词典里都还保留着。不同的读音，表达的意义各不相同，这个特点是很清楚的。
语言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些古代的多音字，现代汉语中已经不是多音字了。如“近”古代有上声、去声两个读音，形容词义读上声，动词义读去声。今音已经没有这种区别了。“坐”古代曾有上声、去声之分，动词义读上声，名词义读去声。今动词义与名词义变成了同音。但字形层面发生了变化，动词义写成“座”了。“衣”、“王”等字，名词义读平声，动词义读去声，字词典中还保留着两个音，但口语中这个区别正趋向消失。“骑”古代也有动词义和名词义的读音区别，有些人还习惯于按照旧的读音来读，但这个读音区别在大部分人的口语中也趋向消失，因此，《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都只收平声一个音，不再作为多音字处理了。这种做法完全符合语言发展趋势，也反映了当代大部分人读音的实际情况。
破读字现象。破读字本身都是多音字。破读其实是一种构词方法，即西方普通语言学理论中所说的“内部屈折法”，是用改变读音以区别不同意义或词性的一种方法，根本原因在于意义变化，音随义转。比较常见的是改变声调，如“衣”，本读平声，名词，发展出动词义，改读去声以区别意义。“好”，本读上声，形容词，发展出动词义，改读去声以区别意义。也有的字声母或韵母作了改变，如“藏”、“度”、“恶”等字的破读就是如此。传统训诂学上一般把原来的读音叫做“本音”，把按照原来的读音去读叫做“如字”，把改变读音叫做“破读”，又叫做“读破”。其结果就是形成多音字。现代字典词典中仍然保留着不少的多音字，大都是破读造成的。
破读字指的是由于意义发生了变化而改变了读音的字。传统训诂学上的术语“破读”和“读破”还常常指通假字的改读，如古书中“罢”通“疲”，“信”通“伸”，通常是需要按照本字的读音来读的，改变了读音，也就释了义。用本字解释通假字，又称为“破字”。这与上面所说的“破读字”不是一回事。训诂学上的破读、读破、破字实际上是一种释义的方法。
异体字现象。异体字形成的原因是，意义层面没有变化，字形层面上出现了不同的形式。同一个词用了不同的字，只有字形的不同，没有意义和用法上的区别，属于形式层面自身的变化。汉字有悠久的历史，汉字的使用地域范围又非常广泛，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出现了一个词用不同的字表示而形成异体字，势所必然。这是形成异体字的主要原因。由于语音层面上没有变化，所以异体字都是同音字。如“咏”和“詠”、“泪”和“淚”、“岳”和“嶽”、“群”和“羣”等。当然，异体字没有什么积极作用，一般来说，一组异体字通常有一个作为规范字流行使用，其他字会被逐渐淘汰掉。解放后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对异体字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淘汰了一大批异体字，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的学习和使用，是完全符合文字发展规律的积极举措。
繁简字问题。繁简字形成的原因是，意义层面没有变化，字形层面上改换了形式，所以实际上是一种异体字，也属于形式层面自身的变化。繁简字一般都是同音字，语音层面上没有变化。简化字的出现纯粹是为了学习和使用的方便，这与异体字的形成原因不完全相同。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有用字趋简现象。建国后我国政府为了普及教育，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对汉字进行了大规模的简化，形成了大批繁简字。1964年汇编成简化字总表。我们现在所说的简化字一般指的就是这一批字。简化字的推广使用，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极大地推进了扫盲速度，对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程度的快速提高起了巨大作用。但繁简字使一个意义有了多个形式，还有少数字由于同音合并和近音合并，使一个形式有了多个意义，字词关系也趋于复杂，甚至出现了新的多音字，已经不同于异体字了。字形上也有的打乱了汉字原有的系统性，未能做到尽善尽美。这是简化汉字负面的因素。当然，这些不足之处，与其历史功绩相比，只是其次要的方面。
同源字现象。我们这里所谈的同源字，也叫做同源词。近年来有学者主张把同源词与同源字两个概念区分开，同源词限定为语义范畴的概念，同源字限定为字形范畴的概念，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汉语的字词常常是一体的，我们这里还是沿用前人的习惯说法。
同源字是内容层面发展变化了，引起了形式层面的调整而形成的。也就是说，一个意义引申出新的用法，变成多义，为区别引申义而改变了字形，甚至是字音。同源字最显著的特点是音同或音近，意义相通。有的意义变化以后，形式上只有字形层面的变化而音未变或基本未变，如长和常，长和肠，川和穿，叮和盯，罚和伐，繁和烦，附和副，刚和钢，合和盒，宏和洪，交和郊，进和近，颈和刭，久和韭，阔和廓，阔和扩，拦和栏，连和联，沦和伦，漫和蔓，名和明，没和殁，庞和滂，溶和融，芟和删，上和尚，稍和梢，梢和捎，视和示，停和亭，弯和湾，消和销，牙和芽，崖和涯，衍和演，震和振，卓和桌，疙瘩、纥繨和圪垯，骨碌和轱辘等等，它们意义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读音上没有分化，只在字形上分化了。肠，其特点长，因以为名。音不变，另造一字以区别于原形容词“长”。盒，有底有盖，上下合为一体，因以名焉。音不变，另造一字以区别于动词“合”。梢，树梢，名词。捎，捎带，动词。两个词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树梢是树的非主要部分，捎带做的是非主要的事情，都有次要义，因而是同源词。其他例子不必再多作分析。有的音随义转，形随义变，形和音的层面都变化了，如背和负，扁和瘪，瘪和秕，畅和敞，闯和创，道和导、当和挡、叼和吊，钉和定，法和罚，刚和强，滚和轮，郭和椁，郭和廓，教和效，截和接，经和径，茎和颈，茎和胫，孔和空，连和链，连和恋，卖和买，蔓和漫，胖和庞，旁和傍，强和犟，捅和通，通和筒，撒和散，赏和尚，问和闻，纹和璺，喜和嬉，嬉和戏，朽和锈，压和轧，衍和赝，影和映，张和掌，爪和抓，侏儒和蠾蝓，角落和旮旯等等。它们都是意义层面的发展变化造成形式层面的分化形成的，字形和字音都不同了，只有意义上的联系。现在我们试分析几组同源字：
丁、钉、叮、盯、订、定、停、亭。这一组字音近义通，都有“定或停”意义。“丁”是“钉”的古字，钉子是具有固定作用或功能的。“叮”是停住叮咬，“盯”是看固定的目标，“订”意思是定下来，“亭”是供人休憩之用的建筑物，也有“停”义，其名称可能就源自于停。
裹、郭、椁、廓、扩、括、阔。这一组字都有“外”义。“裹”有“自外包住或缠束”意义。外城为郭，外棺为椁，外围为廓，这三个字也都有“外”义。“扩”有向外增加之义，“括”有从外部总揽之义，“阔”有因外而大之义。
沿、延、演、衍、赝。这一组字都有“延伸、扩展”义。“沿”是顺水道而行；“延”是延伸、延长、延续；“演”本义是水的扩展，引申指向下发展；“衍”是衍生，在原来的基础上产生，校勘学术语衍文指的就是比原文多出来的字；“赝”是假的，赝品是在真品的基础上仿制而产生的，是真品的延伸和发展。
连、链、联、恋。这一组字都有“连接或关联”义。“连”本义是指古代把军车连接起来围成营寨；“链”是连接起来的链条和锁链，“联”指关联和联系，“恋”是依恋，是与另外一方产生关联。
上面的字，音同或音近，意义相通。但是人们习惯上把它们看作是不同的词。由于存在语音上的音近的关系，古人据此创立了声训，提出音近义通理论并应用于训诂实践。字形的分化，如果是新造形声字，由于音同音近，一部分新字可能就会用了原字作声符，或者与原字用同一个声符，这给人们提供了寻找同源字的线索，例如汊、杈、衩、钗都从“叉”得声，都有分叉义；钉、叮、盯、订都从“丁”得声，都有固定义；决、诀、抉都从“夬”得声，都有分开义；经、径、泾、茎、胫、颈都从“坙”得声，都有细长义；论、伦、沦、纶、轮都从“仑”得声，都有次序义；浅、钱、栈、贱都从“戋”得声，都有小义。宋人王圣美据此提出了“右文说”，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当然，右文说局限于字形，有很大的片面性。
古今字现象。古今字的形成实际上是由于意义层面上发生了变化，造成多义一形、不便于准确表义或理解，而引起了字形层面上的分化调整，为其中某一项意义造了新的字。从新字的意义来看字形，好像义不变而只有形变，其实不然。新字产生后而旧字不废，表义分工，各司其职，就证明了引起形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意义层面。
一字多义的形成主要有引申和假借两个方面的原因。引申造成的古今字很多，如：身，本义为怀孕。后增加了“身体”等引申义，又为本义另造“娠”字，“身、娠”形成古今字。昏，本义为黄昏。引申出婚嫁义。后为引申义造了专用字“婚”字，“昏、婚” 形成古今字。这是由于引申原因分化为古今字的例子。前一例是为本义又造了新字，后一例则是为引申义造了新字。这类古今字都有同源关系，因而也都是同源字。今字都是在原字基础上产生的新字，因而又叫孳乳字。假借原因造成的古今字也很常见，如：“然”，本义为燃烧。《说文》：“然，烧也。”假借为然否之“然”，于是另造了“燃”字表示本义。“然、燃”形成古今字。“避”，古无专用字，借“辟”表义。“辟”本义为法度，《说文》：“辟，法也。”假借之后，“辟”在本义之外就多了一个假借义“躲避”。后为了从字形上加以明确区别，另造“避”字表示假借义。“辟、避”形成古今字。这是由于假借原因分化为古今字的例子。假借使两个词共用一个字形，造成一形多义，所以一个字有了本义和借义。为使形义关系明确专一，又另造新字。本义和借义字形上的分化，就形成了古今字。两个意义之间没有联系，因此这类古今字没有同源关系。
以上举例，都只是字形层面上所作的调整，词的语音层面上没有变化。更常见的古今字是字形分化了，语音也随之发生了分化。例如：责，本义为“索取”。《说文》：“责，求也。”《左传·桓公十三年》：“宋多责赂于郑。”用其本义。由“索取”引申出“债务”义。《战国策·齐策四》：“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文收责于薛乎？”用引申义。后为引申义造“债”字，表义分工，各司其职，“责、债”便形成了古今字。二字除字形不同外，现代的读音也不同了。其它例子如“奉和捧”、“内和纳”、“景和影”、“说和悦”等，除字形上层面的分工变化外，词的语音层面上也不同了，表现出音随义转、形随义变的特点。
通假字现象。通假字看起来是意义的变化现象，实际上是字形层面上的错位形成的。一个词借用另一个词的字形作为书面表达形式，就形成了通假字。也就是说，音义层面没有变化，字形变化了，本有其字而不用，用了另外一个字来代替。例如：颁，通“斑”。《孟子·梁惠王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用“颁”代替了“斑”。税，通“脱”。《左传·庄公九年》“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用“税”代替了“脱”。
通假的条件是两个词语音层面上具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所以通假字与本字只是字形不同，古代读音都是相同或相近的。以上两例，通假字“颁”与本字“斑”有音同关系，通假字“税”与本字“脱”古音月部叠韵，具有音近关系。有的通假字与本字今音差别很大，是由于语音发展变化造成的。“税”与“脱”都从“兑”得声，从字形上还可以看出古音的音近关系。由于今音差别很大，所以这种情况又被称为古音通假。
假借字问题。《说文解字·叙》将假借字定义为“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也就是说，语言中的一个词只有语音形式，没有书面形式，本无其字而不造，用了另一个同音的字作为这个词的书面表达形式，也是音义层面上不变而由于字形层面上的错位造成的。例如：其，代词，借用了本义为簸箕的“其”字表示。而，连词，借用了本义为胡须的“而”字表示。新，形容词，借用了本义为砍柴的“新”字表示。
通假字与假借字的区别，从理论上说，是本有其字的借用和本无其字的借用之间的区别。本有其字的借用为通假，本无其字的借用则为假借。但从词的借形表义这一性质特点来看，它们都不涉及音义层面的变化，都只是字形层面上的借用，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在实践中强要区分通假和假借，彻底搞清楚每个字产生的时代以确定本有其字还是本无其字，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也没有必要和可能对每个人都这样要求。就解读古书来说，重要的是知道一个字在古代文献里所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至于有没有本字并不重要。著名语言学家刘又辛先生说：“从训诂学的角度看，不管是哪种假借，只要知道它是个假借字就行了，不必管它是本无其字，还是已有其字。”（《文字训诂论集·论假借》，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他考察了一般书中作为通假字典型例证的“蚤”通“早”，指出先秦时代没有“早”字，才借用了“蚤”代替，并非本有其字。可见有没有本字是一个不太容易下结论的问题，对一般人来说也没有实际意义，只有语言学家们在编写专门的假借字字典的时候才需要搞清楚这些字的产生时代以及一个字与其他字的关系。
本字与借字问题。本字是表示本义的字，借字是与本义无关的字，它们是相对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其实都是从意义层面为出发点来看汉字的，“六书”中的假借字都是借字，通假字也都是借字。单纯从某一项意义上看，有的词是只有借字而没有本字的。如古代汉语的“我”、“汝”、“其”、“之”、“或”、“莫”等一些常用的代词，都是借字表义的，字形与代词义无关，这就是“六书”中的“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但这几个字都另有其本义，从各字的本义来看字形，它们又都是本字。
有的词先用某一字表示，后来又造了另一个专用字。人们习惯上把记录某些词的专用字叫做本字，而这些专用字常常是后起的。如“喜悦”义，“悦”是专用字，《说文》未收，大约汉代尚无此字，先秦文献中用“说”字表示。例如《左传·僖公三十年》：“秦伯说，与郑人盟。”《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们常常以现代的形音义关系为出发点，认为“说”是通假字，本字是“悦”。一般工具书上也都把它们作为通假字收释。但从汉字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来看，“说”使用在前，是本来就有的字，“悦”使用在后。一个词的先后字形不同，并不存在通假问题。由于对本字的理解标准不一，因而常有分歧和争论。其实，从词的角度来看，意义层面上未变，形式层面上发生了时代变化，是比较典型的古今字。
区别字问题。区别字又叫分别文。它的形成原因是，一字多义，为了区别不同的意义，为这个多义字的某项意义另造一个新字以区别于原字，所以叫做区别字。实际上这种字都是古今字中的今字。同样是适应以形别义的用字要求而产生的。意义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在形式层面上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如：取，本义为捕取，由于引申原因增加了一个“婚娶”义，形成一字多义，于是后来造了“娶”字专门表示婚娶义以区别于原字“取”，“娶”成为“取”的区别字。其，本义是簸箕，由于假借原因增加了一个代词义，形成一字多义，于是后来造了“箕”专门表示簸箕义以区别于用作代词的“其”。“箕”成为“其”的区别字。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区别字是后起的专用字，原字与区别字的关系其实都是古今字关系。
总之，用符号学的表层形式和底层意义及其发展变化关系来研究分析各种文字现象，能够以简驭繁，有助于我们认识汉字的符号性质以及形音义之间的变化和联系。段玉裁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广雅疏证·序》）这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汉字发展过程中，底层义不变，表层形变，形成异体字、通假字、繁简字。底层义变而表层形音不变，形成多义字、同形词。底层义变引起表层形变，形成古今字、同源字、区别字、孳乳字。底层义变引起表层音变，形成多音字、破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