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古代汉语语法理论方面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虚词用法问题。对虚词用法的阐释缺乏科学性，夸大了虚词的功能。二是词类活用问题。词类活用学说并不完全符合语言事实，这类问题应该从词义方面加以解释，并不属于语法层面。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目前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对于虚词用法的研究，二是词类活用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虚词用法研究的误区

　　目前的中学语文课本、高校古代汉语教材和一些古代汉语虚词工具书对有些文言虚词用法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性，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实质，只注意了表面现象，对学生学习文言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例如，句尾语气词“也”，有的书上列了表示肯定语气、表示陈述语气、表示疑问语气、表示感叹语气等许多的用法。有一部古代汉语虚词工具书讲到句尾语气词“也”，更是一口气列了十几种用法，可以“表示停顿语气、舒缓语气、悲痛语气、赞颂语气、慨叹语气、惊讶语气、判断语气、肯定语气、限止语气、请求语气、商量语气、劝阻语气、禁止语气、疑问语气”等。表示疑问语气又包括“是非问语气、选择问语气、特指问语气、反问语气、测度语气”等。仿佛“也”字是一帖万能的膏药，神通广大，什么功能都有，什么作用都具备。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脑袋直发胀。难怪初学古代汉语的学生们望而却步了。

　　其实这是把虚词的作用扩大了。句尾语气词“也”的作用其实仅仅是表示确定语气而已。试以疑问句尾的“也”字为例略作分析：

　　1．此谁也？（《战国策·齐策四》）

　　2．是何故也？（《墨子·非攻》）

　　3．彼且奚适也？（《庄子·逍遥游》）

　　4．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5．不识臣之力也？君之力也？（《韩非子·难二》）

　　前三例中，我们如果把“也”字去掉，句子的疑问语气并不消失。可以看出，“也”字本身并不表示疑问语气，疑问语气是由“谁”、“何故”、“奚适”这些词语表示的。第四例是反问句，句子本身就有很强的反问语气。第五例是选择问句，选择本身也包含疑问，去掉“也”字，基本不影响句意，只不过带了“也”字，多了一点选择项的肯定性而已。“也”字在以上五个句子里的作用还应该是帮助确定，它的基本功能没有改变。

　　再如，介词“于”，大部分教科书上都罗列了“表示处所、表示时间、表示对象、表示原因、表示行为的主动者、表示比较”等用法。连词“而”，大部分教科书上都罗列了“表示并列关系、表示顺承关系、表示进层关系、表示转折关系、表示偏正关系、表示假设关系”等用法。

　　笔者认为，一个虚词，一般说来只有一种主要功能，用法比较复杂的虚词，也不过再增加一两种引申用法而已。从各种用法的例句来看，虚词的用法并没有这么复杂。试举几例进行分析：

　　1．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2．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韩非子·五蠹》）

　　3．赵氏求救于齐。（《战国策·赵策四》）

　　4．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晁错《论贵粟疏》）

　　5．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6．天下莫柔弱于水。（《老子·七十八章》）

　　7．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荀子·荣辱》）

　　以上各例中的“于”，分别被说成表示处所、时间、对象、原因、凭借、比较、被动。其实，这些意义都是由与之相关的其他词语决定的，并非“于”字有这么多的功能。试把第二例中的时间词“古”和“今”换成处所词“战场”和“朝廷”，表时间就变成了表处所，可见“于”只起引进有关词语的作用，并不能表示以上所说的各项意义。再如：

　　1．宰予之辞，雅而文也。（《韩非子·显学》）

　　2．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荀子·议兵》）

　　3．舟已行矣，而剑不行。（《吕氏春秋·察今》）

　　4．渐而生者必渐而灭。（《梁书·儒林列传·范缜》）

　　5．人而无知，与木何异？（《梁书·儒林列传·范缜》）

　　以上各例中的“而”字，分别被说成表示并列关系、顺承关系、转折关系、偏正关系、假设关系。实际上，各句中的“而”起的都是连接作用，用法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各种关系，是由其前后词语的意义决定的，不是“而”字的用法决定的。第二例中，把“进”换成“不进”、“退”换成“不退”，顺承就变成了转折。再如：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在这个句子里有两个“而”字，前者是顺承关系，后者是转折关系，其实是“而”字前后的有关词语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并非“而”字的作用，两个“而”字的用法是完全相同的，只起连接谓词性词语的作用。

　　古代汉语的虚词是自成系统的一个体系。以连词为例，我们认为，只要讲解清楚“与”用于连接名词或名词性语言单位，“而”用于连接谓词或谓词性语言单位，这样就足够了，其实是不必再细分成诸多的用法去讲解的。

　　清代学者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研究虚词，一般只用意义相当的词加以解释，并不罗列诸多“用法”，不失为聪明之举。今天，我们的教科书讲解虚词，把其他词语的意义勉强拉来，统统说成是虚词的作用，夸大了虚词的功能。再要求学生们（特别是可怜的中学生）去硬记，去识别，去应付考试，白白耗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学生们学了一大堆关于古代汉语虚词用法的知识，记了诸多的条条，实际上做的大部分是于学习古文无补的无效劳动。从这个角度想一想我们的中学文言文教学和高校古代汉语课教学，大概不能算是一个小问题。

　　二、关于词类活用问题研究的误区

　　目前的中学语文课本、高校古代汉语教材都把“词类活用”作为正确的理论灌输给学生。这对于学习古代汉语也起了一定的误导作用。

　　词类活用，一般的说法是，在古代汉语里，某些词在句中临时改变它的基本功能。例如，一个名词，临时具有了动词的词性、意义和语法特点，就叫做名词活用为动词。一般的古代汉语语法书上常常举到类似于下面的例子：

　　1．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上》）

　　2．匿怨而友其人。（《论语·公冶长》）

　　3．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季氏》）

　　4．晋军函陵，秦军氾南。（《左传·僖公三十年》）

　　上面几例中的“衣、友、军”等词就被解释作“名词活用为动词”。

　　陈承泽《国文法草创》最早提出“活用”学说。还提出“致动用、意动用”，这就是后来的使动用法、意动用法。这些学说被当作正确理论在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里广泛讲授着。不过已有学者对这种理论提出质疑。

　　刘又辛先生《使动、意动说商榷》（《西南师院学报》1983.2）认为，“汉语中词的活用现象是汉语的特点造成的，是词汇范畴的问题。”白平先生《“词类活用”问题之我见》（《山西大学学报》1999.3）认为，“‘词类活用’说的提出是研究者在语法观念上以外律中，以今律古的结果，不是从古汉语的实际出发而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

　　运用统计方法研究语言，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如：

　　“衣”，《左传》中共出现36次，其中名词22次，动词14次；《论语》中共出现13次，其中名词8次，动词5次；《孟子》中出现了18次，其中名词10次，动词8次。可见，“衣”的动词意义在古代是常见意义。现代汉语中“衣”的动词意义已经基本消失，用了“穿”来代替，所以我们遇到动词意义的“衣”，就解释为“名词活用为动词”。其实这是“衣”古代的正常用法，古人是没有今人的“活用”概念的。

　　“友”，《论语》中共出现了19次，其中名词7次，动词12次。可见动词义也是其常用意义。

　　“军”，《左传》中共出现了42次，其中名词22次，动词20次。

　　“饭”，《史记》中共用了29次，其中名词9次，动词20 次。

　　可以看出，古代汉语中，词的意义与现代汉语不完全相同。从古到今，有的词意义和用法发生了变化。这本是词义变化造成的，不是活用。说成词类活用，并不完全符合语言事实。

　　因此，我们主张，这类问题应该从词义方面加以解释，而不必拿到语法层面来解决。

　　至于“使动用法”、“意动用法”等所指的语言例子，也完全可以从词义的角度去作解释，没有必要弄一个什么用法。下面试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讲授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所举的几条例子来分析。

　　使动用法例：

　　1．庄公寤生，惊姜氏。（《左传·隐公元年》）

　　2．焉用亡郑以陪邻？（《左传·僖公三十年》）

　　3．项伯杀人，臣活之。（《史记·项羽本纪》）

　　以上几例中，“惊姜氏”被译作“使姜氏吃惊”，不如译作“吓着了姜氏”更好；“亡郑”被翻译为“使郑国灭亡”，也不如译作“灭掉郑国”更通顺；“臣活之”被翻译为“我使他活下来”，不如译作“我救了他”更准确。

　　意动用法例：

　　1.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晁错《论贵粟疏》）

　　2.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史记·管晏列传》）

　　第一例中的“贵”、“贱”可以分别译作“重视”、“轻视”，比翻译成“认为贵重”、“认为轻贱”更准确。第二例中的“小”译作“小看”或“看不起”，比译作“认为小”更通顺。

　　中国古代只把词区分为虚实两大类，把虚词称为“词”。如《说文解字》对虚词“者”解释为“别事词也”，把虚词“只”解释为“语已词也”。更细的划分，也只是把动词形容词称为“事”，把名词称为“名”。中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首次细致地划分了汉语的词类，并且对每类词在句子中的作用作了论述。我们知道，西方语言的词类一般与句子成分是严格对应的，而汉语的词使用比较灵活，词义随词语的不同搭配关系而发生变化，这就产生了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的矛盾。马建忠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但是他也并没有使用“词类活用”说法，而是称之为“字类假借”。例如我们教科书上所讲的名词活用为动词现象，《马氏文通》叫做“动字假借”。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受《马氏文通》的影响，开了“词类活用”之先河。我们的教科书沿袭了这种学说，在中学文言文教学和高校古代汉语教学中把“词类活用”当作正确的知识加以讲授，把本来属于词汇范畴的问题拿到语法里来，这本来就已经很不妥当了。孰料近年来，笔者发现，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又有变本加厉的苗头。有一本关于古代汉语语法的著作，仿照使动、意动说又创立了“为动用法”、“对动用法”、“因动用法”、“处动用法”、“给动用法”、“替动用法”、“在动用法”、“向动用法”、“从动用法”等十几种新理论。给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增添新的混乱，在这个误区里越陷越深。不仅对于学生学习古代汉语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对于一般人阅读文言文作品也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汉语具有巨大的张力和灵活性。词义的理解，需要根据它在句中的地位灵活把握。例如“君”，其基本意义是“国君”，国君统治着国家，其职责是奉守仁义，爱护臣民，同时也要求臣民尊敬、服从、效忠国君。所以，古文中的“君”可以有国君、统治、尽职、服从、效忠、尊敬等意义。

　　1．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左传·成公二年》）  君：国君。

　　2．既臣大夏而君之。（《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君：统治。

　　3．晋灵公不君。（《左传·宣公二年》）  君：尽职。

　　4．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柳宗元《封建论》）  君：尊敬服从。

　　5．君将若之何？（《左传·隐公元年》）  君：对国君的敬称。

　　6．（卫律对苏武说）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汉书·苏武传》）  君：对普通人的尊称。

以上各例中，“君”的意义各不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学生只要掌握了词的基本意义，通过几个例子，就可以举一反三，根据词语之间的组合关系灵活理解了。汉语的词在使用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如果只用几条僵化的“用法”来解释，显然是很不妥当的。多年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工作的白平先生在《“词类活用”问题之我见》(山西大学学报1999.3）一文中谈到自己的教学体会时说：“笔者就这一问题进行过尝试，利用今人的“词类活用”说进行教学，其内容则支离破碎，头绪纷繁，其效果则事倍功半，不得要领，还有许多问题实际上是“姑妄言之”，不能深究。放弃‘词类活用’等一系列非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将古代汉语的语言事实原原本本地摆出来，只要通过几个具体的例证，学生就可以举一反三，自己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准确地理解古书中的有关文句，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