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发展的基本遵循。在马克思主义引导下，党中央治国理政理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新时代取得新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指导下丰富完善起来的，又直接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新时代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思想，赋予小康社会全新的理念，将小康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进行文化链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基础上，对中华传统文化协和万邦思想的提升。天下为公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中国人民的理想追求。从逻辑角度而论，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枝繁叶茂，正是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契合；从历史角度来说，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背负着中华文化基因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息追索“公天下”的过程。

　　关键词： 新时代；治国理政；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序言》中写道：“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习近平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旧邦新命，古老的中国生机盎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发展的基本遵循。在马克思主义引导下，党中央治国理政理想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新时代取得新发展。

　　一 时代际遇与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勃兴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的勃兴，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富有时代性的文化氛围。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著名学者王学典认为：“这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意见》昭示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苏和新生”，“自此，传统文化复兴结束了民间自发的阶段，开始进入政府主导的新时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因而告别了那种群龙无首、自由无序、泥沙俱下乃至泡沫横飞的状态，走上秩序化轨道” 。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热潮中，还有许多习以为常、因而有时也会熟视无睹的重要问题值得深入的研究。如，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研究。这一研究对融铸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会通，走向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有着重要意义，这一问题涉及的研究者不少，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同时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目标、内容，创造性转化的方法路径，还值得深入研究。又如，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复兴的是中华民族，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走传统的发展的老路，是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创新发展。目前的研究，多是静态的对两者契合的分析，尚缺少立足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所接受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枝繁叶茂的必然性进行的深入研究。再如，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研究。当今世界，面临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被破坏、资源不断枯竭、金融危机频发、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思维作祟等问题，亟需新的全球治理智慧的融入。进入新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日渐突显和巩固。如何发挥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值得深入研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关研究领域还有一些错误理解或轻或重地存在。典型的，如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上还有错误认识，如陈先达曾指出的：“乱花迷眼，议论各异，意识形态领域陷于两难：似乎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就是贬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反之，则应把马克思主义请下指导地位的‘神坛’，重走历史上尊孔读经以儒治国的老路。这种非此即彼、冰炭不同炉的看法，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有害的。”在治国理政思想研究上，同样存在类似的错误理解。中国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有人现在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思想在今天的中国可以照搬照用、甚至可以全搬全用。这同样也是“理论是错误的，实践上有害的”。

　　从大的方面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在近一百年前的1925年，郭沫若小品文《马克思进文庙》中写道: “马克思到此才感叹起来: 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 孔子，引者注) 这样的一个老同志! 你我的见解是一致的。”无独有偶，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深有研究的英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也曾说过:“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这是妙极了! 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 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 ’”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遇到马克思主义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的条件和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方方面面具有重大创新性，而且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在这其中，治国理政思想丰富而深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汲取与发展。

　　二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始终是一个高频词汇；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习近平执政理念中最核心的部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宗旨。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看作是党的宗旨，并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科学界定了“人民”的概念，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把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概念的外延具体化，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同时提出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指导下丰富完善起来的，又直接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民群众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重要标志，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是人民群众主体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主体和主人，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与社会进步的主体和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须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基本立场的基本观点。青年黑格尔派依据其唯心史观将“精神”和“群众”完全割裂开来，认为群众只能是“思想的对立物”，不配有精神，是“精神真正的敌人”、“历史发展的障碍”，“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这种谬论，认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的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重要思想，得到众多有为的国家治理者的广泛认同，甚至被当作稳定社会和治理国家的有效法宝。“君轻民贵”“以民为重”“养民富民”等思想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是“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核心要求是：爱民养民，关心下层人的疾苦；节制欲望，使民以时；为民谋利、执政为民，“泽加于民”(孟子)。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都强调“民”的重要性，都是在理性思维指导下促进“民”更好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谋发展的执政理念，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观念为宗旨，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民本思想，把传统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结合起来，强化宗旨意识，提高服务群众的质量，促进民众利益的实现，有着丰富的内涵。具体体现为：其一，“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仍然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必须科学发展，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理念实现了发展目的由“物”到“人”的转变，发展不再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累积，而是真正着眼于人民的美好生活谋划发展；同时，这一理念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而不是只追求少数人的发展。其三，“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人民，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从曾经的“包产到户”，到今天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人民群众不息的探索与努力，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当下，同样是依靠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活力，培育促进了经济发展所需的“新动力”“新动能”。其四，“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十九大报告则提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都是在强调人民是发展成果的共享者。

　　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步。十九大报告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题，突显了其重点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一代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建设美好社会而不懈奋斗。毛泽东提出，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段实现大同。邓小平提出“小康”的社会主义主义发展目标。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以“四个全面”发展战略，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被放在首位，体现了对这一目标的高度重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要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社会——理论中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的思想。“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理想，是现实人发展的最高理想境界，被马克思看作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追求的社会理想目标。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大雅·民劳》中便有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礼记·礼运》将小康与大同作为理想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小康“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 传统小康思想和现代小康思想都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传统小康社会思想体现的社会分阶段发展的思路与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步骤的思路也是一致的，同时，传统小康社会体现的民本、民富的价值趋向，对坚持共同富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这为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提供了民族思想文化资源。

　　新时代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思想，赋予小康社会全新的理念，将小康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进行文化链接。“全面建成小康”，是立足于人民对于美好社会憧憬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当今世世界形势和中国实际而提出的具有科学性和坚实的现实基础。从整体战略部署看，这一目标在四个“全面”中地位重要，与其他三个“全面”构成有机整体：“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在此目标统领下，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重点突出了创新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内容。如强调要创新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再如，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对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城市和乡村、不同区域承担的主体功能不同。”对于各地发展基础和条件不同的一个大国，，协调区域发展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各种功能区、特区和实验区政策等，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对象、多目的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同时，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增强全国市场的统一性、消除要素流动壁垒，完善财税体制形成合理有序的财力格局，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引导各地正确处理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加强规划协调强化规划的导向和约束作用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四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人类文明走向的新航标。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其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写入党章。2018年3月，这一内容写入宪法序言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际秩序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时高度重视国际秩序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理念和主张。比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携手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等。正是在继承这些理念和主张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新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基础上，对中华传统文化协和万邦思想的提升。

　　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关切人的存在、探究社会发展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了共同体思想。在1844年《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他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是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的人之为人的全部类本质和发展本质。同年，在未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分析视角，提出消除劳动异化达至理想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确立了共产主义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最高阶段。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把作为无产阶级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确立为“自由人”“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是“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并因此具有丰富个性的“自由人”。这一共同体的建构，还蕴含深沉的历史逻辑。《共产党宣言》揭示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的两重逻辑，即资本逻辑的主逻辑，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推广，形成资本生产的世界体系，进而激发全球性的阶级斗争，从而开启向新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进程；另一逻辑是民族国家逻辑副逻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交往关系的全面发展，强化民族内部的社会交往与政治集中，扩大民族间、国家间的全球性交往互动，形成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加剧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从而开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趋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尚书》的开篇《尧典》就赞美上古圣王尧帝实现“协和万邦”的伟大功业。儒家提倡“睦邻友邦”，道家提倡“以和为贵”，兵家倡导“化干戈为玉帛”。在与国交往上，传统文化主张重道义、轻利益，认为国家不应“以利为利”，而应“以义为利”；要重诚信，拒权谋；要扬王道、弃霸道。关于如何实现和谐，孔子提出了中庸之道、执中致和的方法，倡中庸、抑极端，如《中庸》所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源远流长，无内无外、天下一家是其核心原则，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其终极目标。这种“天下观”与和而不同、和为贵等“和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梦与攸关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世界梦紧密连接在一起，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经验，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略，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指引下，提升了中国传统协和万邦思想，超越了西方主流关系理论，顺应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大势，指明了国际关系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多个方面的创新价值，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全面倡导“绿色”发展理念。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正视地球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的现状，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绿色科技刻不容缓。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继续推进清洁能源、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气候适应型农业、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其二，积极推动国际和平。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摒弃零和竞争的理念，在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进行合作。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深知和平的宝贵，最需要在和平环境中进行国家建设，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促进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同时呼吁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三，坚守正确的义利观。主张以合作共赢破解霸权主义政治思维，秉持共商共建的发展新理念，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宣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经济上，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反对逆全球化的保守主义倾向，避免不公正的贸易战争。政治上，着力解决恐怖主义、难民问题、武装冲突等急切而棘手的重大问题，促进各方协商谈判、劝和促谈，尊重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文化上，倡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同文明要平等交流、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五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十九大报告在最后一节的开头引用了《礼记·礼运》中的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1月11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2016年4月26日在安徽合肥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2015年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2014年7月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时，2013年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等场合，多次提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涉及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干部廉洁奉公、知识分子情怀等多个方面。

　　天下为公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中国人民的理想追求。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到共产党人，天下为公一以贯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天下为公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梦想，集中体现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种文化精神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和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五四 ”以后，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先进人士的视野中凸显出来，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几乎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们的代言人。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理想的基本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追求有很大的一致性，这构成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文化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人间正道，是走向“公天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会越走越宽。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理想设计上相通相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共同开创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双重沃土。从逻辑角度而论，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枝繁叶茂，正是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契合；从历史角度来说，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背负着中华文化基因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息追索“公天下”的过程。没有马克思主义，无法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没有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于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才能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