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熹创立闽学，其思想宏富，包罗万象。他直承二程，旁摄周敦颐、张载、邵雍思想，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除理学上的贡献外，同时也是南宋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活动达四十年之久，他每到一处都大力兴办学校，重视发展教育，其教育理念对宋代及其之后的国家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元明清三代朱子学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并得到不断传承与发展，其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广袤的民族文化沃土中。
一、朱熹的人才培养两阶段划分
朱熹认为，要达到培养圣贤的目标，应将教育划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他在《大学章句序》中说：
“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1]
小学阶段，即八至十五岁年龄段的少年儿童接受教育，主要学习日常生活知识、进退礼节以及六艺常识，目的是要培养圣贤坯模；大学阶段，是十五岁以后的成人教育，主要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大学之道，是小学教育的延续、扩充和提高。
在朱熹之前，我国古代学校虽有“小子之学”、“大人之学”之分，但主要是按年龄及学习内容的难易做的自然区分，并无系统的有关大学、小学的学习目标和教材等方面的详细论述，界限也比较模糊。至朱熹，他在总结古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把学校教育明确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规定了大小学各自的入学年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修业年限等。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朱熹是第一个系统明确地论证学校教育阶段划分的教育理论家，从而也为我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学级制提供了雏形。
（一）小学“教事”，定立坯璞
小学阶段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2]。这一阶段的学习主要是针对伦理道德规范的训练和基本知识技能的掌握，是人生打基础的阶段，朱熹形象地把这一阶段比喻为“坯璞”阶段，他说：
“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3]
如果小学的基础打好了，到上大学时就会不费力气，反之，小学的基础打不好，对大学的学习会造成很大影响，他说：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穷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4]
在朱熹看来，小学和大学教育应根据人的身体、心理和生活等在不同阶段成长的特点，在教育内容上各有侧重，小学教育以涵养为主，通过日常行为规范的学习和应用，从小培养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日常行为习惯，为之后“明理”为主的大学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朱熹专门为小学教学编写了教材——《小学》，该书共六卷，分内外两篇。内篇有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立教》主要讲教育的重要性和方法；《明伦》主要讲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交；《敬身》主要讲恭敬修养功夫；《稽古》辑录了夏商时期历代贤者的行为表现。外篇有二：《嘉言》、《善行》，分别辑录了汉至宋代贤者的言行表现。《小学》语言简要精炼，事例形象，内容详实，侧重日常礼节的学习与六艺的训练。
（二）大学“教理”，彻育圣贤
大学阶段，教学内容以“教理”为主，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对此多有阐述：
“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5]
“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6]
“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7]
他认为，小学教育终结后再进行大学教育，到了大学阶段就应该去“探究事物之所以然”。
大学阶段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与《近思录》等儒家经典，其中《四书》是最重要的教材。朱熹说：
“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8]
“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果然下功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9]
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经典一直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从朱熹开始，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其四书学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朝廷认定的官方哲学。元朝皇庆二年恢复科举，在考试内容方面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儒家经典经义的考试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选题，答案以《四书集注》为准，定为科场程式，四书学的官学地位实现了制度化。
（三）小学与大学的联系
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学习者根据年龄阶段的不同，依次接受不同的教育，两个阶段的教学任务、内容和方法也各不相同，两者看似互相独立，但却不可分割，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教事”，目标是基本的“养其心”；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明理”，目的是体现综合修养的“为圣贤”。小学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大学则是对小学教育的发展延伸。它们相互联系，正所谓：
“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同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察其义理，措之事业而收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义利之义。”[10]
二、朱熹的人才培养方法
朱熹人才培养的目标与其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法密切联系，主要有：
（一）立志以坚，自当有进
朱熹的教育观念中十分重视立志。他说：
“人之为事，必先立志以为本，志不立则不能为得事。虽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无主，悠悠终日，亦只是虚言。立志必须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则常存于事物之中，令此敬与事物皆不相违。”[11]
意思是说，立志能使受教育者确立目标和做人方向，但是立志不能紧紧停留在口头上，要付出努力，用行动来达到目标。他认为，立志是所有教育方法中最主要的，需列首位。学生请教：“为学工夫，以何为先？”朱熹回答：
“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只是患立志不坚，只凭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己。”[12]
他还说：
“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见得大利害。如今学者只是立得志定，讲究得义理分明。”[13]
“立志要如饥渴之於饮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14]
朱熹主张，凡立志，志于学圣人。他说：
“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15]
立志做圣人，也就是要以圣人作为学习的目标，他认为“尧舜”、“圣人”均具有理想的道德人格，如果学者将其作为自己人生学习的榜样，就可建立起激励机制，唤起内在的动力。所以，凡做大事者，必先立其志，只有明确了目标，树立了正确的志向，才会看得清，担得起；凡志向不坚定者，必将一事无成。
（二）居敬致之，克己执持
朱熹认为受教育者在立志之后，首先要“居敬致之，克己执持”。“居敬”是指正心、诚意、存养、收敛的功夫，是贯穿于为学工夫之中而又居于其上的超越工夫。“居敬”是培养成君子、达至做圣贤的方法之一。他说：
“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16]
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主张用“主敬”代替“主静”。他在评述周敦颐的“主静”说时，说：
“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若以为虚静，则恐入释老去。”[17]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正是要人静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静坐，遂与事物不相交涉，却说个‘敬’，云：‘敬则自虚静。’须是如此做工夫。”[18]
由此看来，“主敬”与“主静”只不过换了一个词，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朱熹反对把静坐当做唯一或主要法门，强调“居敬”功夫的内外、动静、巳发未发的一惯性。他强调读书时要静，要内心虚静澄明，排除杂念，仔细思考；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文本情境中，要体会作者在描绘此情此景时的真实感受；只有静下心来，才能静悟，遇到的问题才能得到排解。这种倡导，对受教育者来说，无疑是学习过程中自我升华的一种重要途径。
朱熹所说的“敬”，主要有“专一”和“敬畏”两层涵义：
“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19]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专一在此。”[20]
这是强调“敬”的专一性。从专一性来看，“居敬”就是要心时刻保持着“主一”的状态，使自己的精神状态均执著于目标而不随意改变。做事专一，要做到“主一无适”。“无适，是个不走做。且如在这里坐，只在这里坐，莫思量出门前去；在门前立，莫思量别处去”[21]。也就是说心里有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好好做着一件事情，不要做着一件事情想着另外一件事情。使心定专一而不被旁及所扰，这是“敬”作为涵养道德工夫的第一层。
“敬，只是一个‘畏’字”[22]；
“敬非是块然兀坐，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而后谓之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23];
“敬有甚物? 只如‘畏’字相似……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24]；
“敬，只是收敛来。”[25]
“敬畏”，是“敬”作为涵养道德工夫的第二层涵义。朱熹强调“敬”的重要性，认为学习者只有通过“敬”才能达到修于内而行于外，才能成为圣贤之才。
“居敬”在于它能提升道德人性自觉的根基，为修养身心之功夫；“居敬”也可以说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亦是成君子作圣贤、实现“心与理一”的理想境界的过程。坚持“居敬”既可以满足“存理灭欲”的道德要求，又可以让“三纲”、“五常”及“五伦”的道德观念常驻于心。
（三）要在明善，格物穷理
“格物穷理”，是朱熹人才培养思想的集中体现，他继承二程有关“格物”的内容，认为“格物”就是穷理，就是探知事物内部的理。
“格，至也，言穷至物理也。”[26]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27]
“格，至也。物，犹事也。”[28]
“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29]
朱熹在“格物穷理”认识的基础上加以发挥，主张“格物”就是“极事物之变”、“明事物之理”，使“格物”思想更加完善丰富。他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30]
人心的澄明是有知的，天下万物是有理的。天地万物是依“理”而生而成，“理”遍在于万物之中，但“理”是无形而看不见的，这就需要人们通过具体的物去认识“理”。因此，人们必须通过探究物去理解“理”，这就是“格物穷理”；如果想要“豁然贯通”，就必须先“即物穷理”。
“穷理”和“居敬”息息相关，相辅相成。朱熹说：
“所谓功夫者，不过居敬穷理以修身也”[31]。
“格物穷理”，就是希望人们在探究事物的时候，要“无一毫不合”。当然，他的这个思想要求太完美，人的一生要“穷尽”一切“物”是不可能的，要求做学问没有丝毫的误差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强调“格万物”，是在告诉人们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通过不断认识越来越多的事物，从而更深更广地去了解我们依存的世界。为了更好的“格物穷理”，人们就要有好学精神，去开拓未知的世界，但是不论学习了多少东西，真正要“格物”的话，还是要循序渐进地一个真知又一个真知地获取。谁如果认为，想从一件事上获得真知，就以为能够通达天理，乃至通达万事，那是行不通的。
关于如何“格物穷理”，朱熹认为，需要经过“学、问、思、辨”获取知识的过程，即“穷理”。他强调：“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32]，穷理可以通过学习、实践，提升对规范、准则的正确把握，提高修养。陈来在《朱子哲学研究》中提出：“朱熹提出的主敬穷理的理性主义才给人以遵循学习的普遍规范”[33]。
（四）致知力行，用功不偏
朱熹认为，“穷理”只是认知的过程，光是认知是不够的，还必须按照圣言去做，必须和“行”结合起来，只有结合，才能最终实现立志的目标。他说：
“如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34]
他主张知先行后，但不可否认知与行紧密相关，二者不可偏废。在实际中，知与行二者互动互发，互促互进。他说：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35]；
“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36]；
“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互发，……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37]
知与行的问题，就是认识与实践的问题。朱熹通过知行关系告诉我们，在实践中，只有身体力行，才能把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如果只局限于知，而不去行，也只是纸上谈兵，那么就和不学没什么区别了。只有通过躬行实践，才能明白圣贤之学的真谛。
以上，朱熹人才培养理论的形成都是其教育经验的总结。《中庸》讲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探究学问的方法，他用一辈子忠诚于教育事业的行动来落实，来见证。这些方法，要求人们不但要知，更要付出充沛的精力和专注力去执行，最终趋向圣贤之才。
三、朱熹人才培养思想的借鉴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北宋理学先驱、思想家、教育家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开宗明义地讲：“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教育是一个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是我们民族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适合时代发展与民族进步的高素质人才。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针对人才问题，他明确指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思想、理论是与时俱进的。朱熹的人才培养思想直接鼓励了时人读书的渴望，读书遂成为社会风气，有效地促进了当时教育的空前发展，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其思想和实践所总结出的规律，结合当今社会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今天仍然能够带给我们启迪，值得学习和效法。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与大家探讨：
其一，人才培养要符合人自身发展的规律要求。教育要“以人为本”，自然中的天、地、人都有其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教育作为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样也不会例外。朱熹人才培养的阶段性划分，按照人的生长规律进行，不可超越，合乎规律，值得借鉴。同时，他所规定的教育内容与方法都与人的成长和阶段教育密切相关，依据规律，既教学生如何学习，又教学生如何做事；让学生在丰富的教育内容中学会思考，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塑造其和谐的心灵。
其二，人才培养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朱熹的人才培养思想有其时代特色，而我们的现代教育要突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大方向，归根到底都要与时俱进。当今时代，我们需要放眼世界，把握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时代潮流，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时也要结合国情，推进教育改革，优化教学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等等。 其三，人才培养要符合祖国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发展迅速，当代教育要立足于祖国现代化发展和建设的需要，不断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努力培养创新型、实用型与复合型人才，同时要加强爱国主义、理想信念以及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树立远大志向，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弘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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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页。
[2][宋]朱熹：《小学原序》，《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93页。
[3]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24页。
[4]《朱子语类》卷七，第125页。
[5]《朱子语类》卷七，第124页。
[6]《朱子语类》卷七，第125页。
[7]《朱子语类》卷七，第124页。
[8]《朱子语类》卷一一，第190页。
[9]《朱子语类》卷一四，第249页。
[10][清]张伯行纂辑：《小学集解·小学辑说》，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5页。
[11]《朱子语类》卷一八，第419页。
[12]《朱子语类》卷一一六，第2792页。
[13]《朱子语类》卷八，第134页。
[14]《朱子语类》卷八，第134页。
[15]《朱子语类》卷八，第133页。
[16]《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10页。
[17]《朱子语类》卷九四，第2385页。
[18]《朱子语类》卷九四，第2385页。
[19]《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11页。
[20]《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15页。
[21]《朱子语类》卷九六，第2467页。
[22]《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11页。
[23]《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11页。
[24]《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08页。
[25]《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11页。
[26][宋]程颐、程颢：《二程集》，《遗书》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277页。
[27]《二程集》，《遗书》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316页。
[28]《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第4页。
[29]《朱子语类》卷一五，第283页。
[30]《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第6-7页。
[31]《朱子语类》，卷二八，第720页。
[32]《朱子全书》第20册，《朱文公文集》卷一四《行宫便殿奏札二》，第668页。
[33]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7页。
[34]《朱子语类》卷九，第151页。
[35]《朱子语类》卷九，第148页。
[36]《朱子语类》卷一四，第281页。
[37]《朱子语类》卷一一七，第2816页。
原载：《高教发展与评估》2018，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