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其思想体系中有丰富而系统的“君子观”，树立了君子的理想人格。君子，作为适合于人的发展的理想人格，儒家更加注重强调成就君子人格对于塑造理想人格的现实意义，包括强调君子的“德性”，强调君子人格“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以及“名与实”的统一等。儒家关于君子人格的思想传统源自孔子和孟子。
一、孔子：“君子怀德”
《论语》中，孔子所论君子主要是从“道德意义”上来阐发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1]《里仁》，孔子对比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以突出君子之德的高尚以及他对“君子怀德”的推崇。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说：“按此章言人人殊。窃谓当指趋向而言之。君子终日所思者，是如何进德修业，小人则求田问舍而已。君子安分守法，小人则唯利是图，虽蹈刑辟而不顾也。”[1]253即君子与小人所关心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每天惦记着自己的道德修养，小人心念自己的切身利益；君子考虑刑典法纪，小人考虑自己得到的实惠。
君子怀德，德者，仁德；刑者，刑法。决定君子本质内容的关键因素是仁德，“君子去仁，恶乎成名。”[1]《里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颜渊》对于一个人来说，一旦没有仁爱之心，那就不配称君子，甚至会违背一般的做人道德。“君子怀德”，而能心忧天下，忧国忧民，明晓大义，这是君子的应有之德。历史上的仁德君子，大都具有心忧天下、兼济天下的情怀，即具有“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宽厚、仁爱情怀。君子与常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生价值取向不同，即确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君子人生的航标，指引生命的航程；而其中的人生观又能影响价值观，价值观支撑人生观，这样更能充实人生，实现生命的价值。
君子怀德，“为仁由己。”[1]《颜渊》君子践行仁德是自律的，无需外在条律的约束，因为君子对物质生活的欲望与要求不高，“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1]《学而》，“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1]《卫灵公》，君子甘于贫穷，自觉担当道义，而不是孳孳求利，不是将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挂在心上；而与物质生活需求相对应的，是其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即“义以为质”[1]《卫灵公》，“义以为上”[1]《阳货》。君子怀德，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能尊道而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1]《尧曰》，有德君子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不是取决于君子是否拥有权力与财富，而是看其是否具有诚敬而高尚的道德。有德君子尊道而行，不为世俗与困境所扰，“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宪问》君子眼光敏锐，思维敏捷，是谓：“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季氏》又有“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 [1]《里仁》，“君子易事而难说”，“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泰而不骄”[1]《子路》，“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1]《卫灵公》等心灵的笃定与充实。
君子怀德，其言行一致、不忧不惧，君子风范落实在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的实践中。在《论语》中，孔子与弟子直接探讨怎么样才算是“君子”的问题，有三处：其一，“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为政》其二，“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1]《颜渊》其三，“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宪问》有此三处可知，孔子答子贡强调的是，君子要言行一致；答司马牛，孔子则着重说明君子需要具备内心无忧无惧的诚敬，需要时常自省，做人做事不愧疚；答子路问，孔子则明确君子应首先具备“修己以敬”，而后扩充至“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而就“修己以安百姓”来说，孔子认为尧舜都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这里可见其对君子赋予了高尚的道德要求和崇高的社会使命！
孔子通过阐述君子本质的“道德意义”，获得了“君子怀德”丰富而广阔的空间。“经过孔子在《论语》中的充分发挥，君子被赋予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以至于如晚清思想家辜鸿铭所言：‘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即君子之道。’”[2]在此基础上，“儒家强调‘成人’，即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道德人、文明人。而成人的重要标准就是培养君子人格，成为君子。当然，在君子之上，儒家还提倡‘希圣希贤’。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君子人格无疑更具普遍意义。”[3]
二、孟子：“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战国时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继承孔子关于“道德意义”的君子观，认同其关于“君子怀德”的观点，但是孟子在谈到君子的道德本性时，又从君子与禽兽的区别、与常人的不同以及与伪君子的不同等方面丰富了对君子内涵的认识。
首先，从人与禽兽区别的角度看，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4]《孟子·离娄下》赵歧注曰：“几希，无几也。知义与不知义之间耳。众民去义，君子存义也。”[4] 223-224从宏观的宇宙论上讲，天地生万物，自然而有，生死都是寻常的事。大千世界，人与禽兽既皆能求生与等死，人又何异于禽兽？但是，孟子认为，作为有思想意识的高级动物的人，其与禽兽的差异就那么很稀罕的一点儿，即人能行仁义，察人伦。这里最关键的是，其中能“行仁义，察人伦”的才是“君子”，而无道德自觉的一般人则去之，不在乎于此。而像上古贤明的君王舜那样，能够明辨人与动物的几希差别，以仁义德行约束自己，所以能够被人们作为“高山仰止”的君子来崇拜。
其次，从君子与普通人的不同看，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4]《离娄下》孟子在这里强调，君子与常人的区别是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以仁礼之心来约束自己。当遭遇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君子首先反躬自问，而不是将之归结为环境所致；君子的自我追问，是人性的自觉，更是对人的社会本质属性的自觉。这里，《孟子》中谈到的“君子有终身之忧”与孔子所谈“君子不忧不惧”有不同的是，孟子揭示了儒家君子观中一个积极进取精神。其实，君子也并非天生就是高大上者，其自我的改造来自于内心的道德自觉；当为自己树立一个榜样，比如树立古代贤君舜帝，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舜帝的君子形象巍然耸立于面前，而自己却只停留于一般乡人的水平时，其内心就自然会生起“舜，人也；我，亦人也”的鲜明对照以及重重忧思；这种对比与忧虑的产生，是因为君子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自己应该担当的社会使命，从而自觉地追求人格的升华。
第三，从君子与伪君子的比较看，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君子根于“人性善”，存仁心，孟子曰：“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4]《公孙丑上》；二是君子名实相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4]《离娄下》，真君子以沽名钓誉为耻，以欺世盗名为耻，以虚伪狡诈为耻，以自己的名声大于实际的品行和才能为耻。其实，在孔子那里也有：“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宪问》但与之相比，孟子更强调君子及其真实精神同步存在的意义，知耻意识已超出了言行一致，属于君子人格不可缺失的自觉意识，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4]《尽心上》，人一旦丧失羞耻意识，就会不知羞耻，而这种“无耻之耻”，对于不知耻的人来说，可谓“无耻也”。三是君子注重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名与实的统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卫灵公》，“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4]《尽心上》；四是君子讲诚信，“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4]《离娄上》诚实，是天道的法则；做人诚实，是人道的法则。“君子不亮，恶乎执”[4]《告子下》，“亮”即“谅”，指诚信，如果君子丧失本性，不讲信用，不知羞耻，那么怎么能够谈得上有操守呢？君子操守靠诚信来坚守，是因为君子具有“居仁由义”[4]《离娄上》，“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善天下”[4]《尽心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其内在的生命和气节是靠笃定的君子品格来获得实际而客观的意义。
由《孟子》对君子本性的揭示可知，儒家倡导的君子是具有道德自觉和责任承担意识的君子，在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属性两个层面，为君子人格的自我追求和发展明确了方向；否则，一个没有道德自觉的人，不可能成为君子；一个缺乏道德担当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君子。
三、君子文化的历史延续：阐释与实践
以上笔者探讨孔子孟子所论“道德意义”的君子主要强调了三点：一是“君子怀德”，“君子存心”，其内涵是怀“仁德”、存“仁心”；二是有德君子言行一致，名实相符；三是有德君子识大体，顾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胸怀家国大义。由此可知，孔子孟子所论“道德意义”的君子，寄托了先秦儒家树立起来的理想人格，在历史上几乎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
关于君子文化的起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西周至孔子论君子之前，君子文化处于萌芽阶段，“君子”一词只是特指“君之子”，其指向范围比较狭小，“君子，最早是指贵族，乃就社会地位而言。西周时贵族通常说来有教养有德行，凡君子必须要有德，可以说是有位而有德。随着贵族精神的衰败，春秋末期的孔子对君子涵义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诠释，突出‘德行修养’，主张凡有德者皆称君子，可以说是有德而有位。君子人格从此成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也成为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流砥柱。”[3]所以，在孔子孟子对君子人格的大力推崇下，在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的相互争鸣和融合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君子文化达到相对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学术领域中君子文化的核心要素已经形成，思想家的君子文化意识更加浓厚，社会舆论对君子文化的价值认知进一步提升。
自汉代始，君子文化的发展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表现为：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君子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君子文化的精华思想提升为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封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从此，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君子文化，从民间走向官方；君子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2]这样，在思想界和文化界，学者们关于君子文化的论说和阐释绵延不绝，承接和传续着君子文化的血脉。二是在实践领域，君子文化作为知行合一的文化资源，首先进入到有声望有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自身修养中，“君子文化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士大夫层面。士大夫是读书之人，他们所读之书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士大夫也往往是执政或参与执政之人，自唐代以后，他们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更要熟悉儒家经典。因此，君子文化对他们有着更深入的浸润，也更容易转化为实践行为。”[5]所以，从个人来看，君子人格是构成士大夫高尚道德情操的重要组成因素；历史上，那些为祖国、为人民、为真理而忘我奋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无一不是守护君子道德的姣姣者，无一不是具有“浩然正气”的君子形象！另外，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讲，“先秦形成的君子理想人格，不仅被后世诸多的士大夫所仰慕、所实践，而且由他们进一步弘扬和传播，推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从而让君子文化深入人心，传之弥久。”[5]这是由于传统君子文化的魅力在于，“它最精华的东西是自强不息、尊道崇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历史上发挥着涵养民族精神、弘扬价值观念、引领道德风尚的重大作用。人人都可以做君子、应当做君子，是君子文化环境下的价值追求和民族共识；君子价值观念广泛深入人心，是人们道德生活历来遵循的价值标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学艺术、民间传说所塑造颂扬的君子形象数不胜数，生动鲜活地感染人、引导人。”[2]因此，从整个社会来看，君子人格形成了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美德。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演进和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诸如修己慎独、仁爱孝悌、克己奉公、忠诚正直、勤劳勇敢、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团结互助等传统美德；这些内容已经深深地凝结在中国人民的血液中，凝聚在中华民族的国格中。
四、新时代的廉君子：存仁心，去贪心，崇正义
君子文化延续着我们的民族血脉和精神气象，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需要立足新的实践，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新的生命力。所以，在当前，我们探讨孔子孟子关于“道德意义”的君子，对于重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端正做人的价值取向以及塑造高尚的君子人格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孔子孟子所论道德君子观，能够救治当代人的人格偏颇和人格缺陷。当代社会存在着过度追求功利、私欲膨胀、拜金主义等现象，导致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迷失；导致人欲膨胀，沉迷于权利、地位、名誉和金钱之中而不能自拔；导致唯利是图之心越追求越迷茫，越迷茫越放不下，找不到生命的真精神，认不清人生发展的正确方向，最终陷入人生的僵局。透过现象，不难发现当代根本的道德危机来自于人的“良知缺陷”和“不知耻”，使人失掉了应有的警惕，以至于将可耻的事情当作自以为应该的事情去做。特别危险的是，在某些领域还不只是个别现象。从社会层面看，造成严重的道德危机，产生违背道德的坑蒙拐骗、名不副实、欺下瞒上等社会乱象；从国家层面看，导致国家法治难兴，治国的思想文化根基不知何从？这种情形下，倡导儒家君子之风的社会认同感，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势在必行。
君子“清廉”，高风亮节，是纠正“人格偏颇”的道德要求。先秦时期的儒家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来认识“清廉”对于儒家“修身”的重要意义。在《论语》中，孔子谈到的“行己有耻”“欲而不贪”等已经包含了“廉洁”的内容。孔子孟子的君子观，其主体价值追求道德至上、功利为轻的精神，追求回归合乎人性本质的道德意义。这既合乎儒家的修身要求，又合乎儒家的外王要求。“儒家学说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儒家倡‘廉’，主要基于内圣与外王的需要。从内圣来看，‘廉’是个人修身、成就完美品格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孔子心中的圣人、君子，还是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都内蕴着‘廉’这一基本道德操守。从外王来看，‘廉’是为政之本，能‘廉’则政兴。”[6]千百年来，人们对“廉君子”的呼唤以及对廉洁政治和清官廉吏的呼唤，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新时期，我们需要主动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廉洁君子的传统美德。
君子文化，是涵养当代官德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历史上的君子文化中，“官君子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华民族‘为政以德’的传统政治优势，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数千年来，传统官君子文化一直是思想家关注和论述的重点并积累了博大精深的历史资料，从而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德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2]当前，我们认识和践行君子文化的主体在党员和领导干部，其官君子形象是社会风气的主导者、引领者形象，在社会上具有重要的道德示范作用；其在思想观念、价值理念、行为实践等方面直接影响着党内作风和社会风气；在知行合一方面，需要保持思想和行动的自觉统一。涵养官德建设，重树君子形象，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严治党、密切党群联系、提高执政水平、巩固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的“廉君子”，清廉是必不可少的道德要求。官君子需要做“廉君子”，需要“为民、务实、清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6月启动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就对党员干部在思想、作风方面提出要求，他说：“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目标是党员、干部思想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7]232013年4月19日，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8]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高度，在历史的兴衰沉浮之中挖掘中华廉政文化的优秀遗产，展示古代廉政文化的精华，拓展其在当代社会的应用，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君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显著的标识之一。“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君子文化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塑造的理想人格，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所崇尚的优秀道德……君子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重要作用。”[9]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对于君子文化，我们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使之与现代文化相融相通，成为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文化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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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万曙.浸润在历史长河中的君子文化[N].光明日报，2017-10-11.
[6]任松峰.儒家廉德思想[N].人民日报，2014-03-28.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8]新华社.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 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N].光明日报,2013-04-21.
[9]张述存.君子文化的当代价值[N].光明日报,2017-01-16.
原载：《济宁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