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和平环境，构建新的人类社会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是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它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的可行的行动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生态和谐、国际和平事业、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冯颜利、唐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当代世界》2017年第11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造性构建，是我国进行积极外交的重要策略，彰显着中国智慧，焕发着中国精神，是传统儒家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带一路”：顺势而为的“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新的时代国家发展的顶层战略设计。它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使之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幸福的美好生活。
古人云：“君子谋时而动，顺势而为。”“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吕氏春秋》）当今世界，潮流滚滚，浩浩荡荡。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都在进行国际间投资，跨国家、跨文化的商业贸易、文化交流以及人际交往等不断增加；同时，科技的飞速进步、互联网的出现在过去的短短十多年中已经给人类交流互动的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进行全球化的沟通易如反掌，这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所以从个人角度讲，我们以前既有传统的单向线性思维和理性思维越来越不能够预见世界的走向，只有创造性思维才能够让我们不断地面对变化和顺应变化，只有借助于创造性思维才能够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快速变化的大环境相适应；从国家角度讲，面对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以单独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为单位解决国际问题的思路越来越难以适应全球化趋势，时代呼唤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是顺应全球化趋势提出的“中国智慧”，两千多年历史积淀所形成的中国智慧重新焕发生命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天地人万物一体”的生存智慧，《周易·系辞上》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宇宙间的事物都具有不断向上发展的趋向，这是超越丛林法则的人类文明特性。“‘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我国现阶段进行文化传播、彰显文化感召力的有效载体。”（张文东：《文化传播：基于文化自信的国家战略》，《光明日报》2017.08.23）顺应时代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与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一脉相承，又与儒家文化推崇的“和而不同”与“世界大同”等理念密切相联。
和而不同：“一带一路”中儒家文化的外交应用
儒家主张的“和而不同”，在“一带一路”中得到适时而灵活地应用。《论语·子路》曰：“君子和而不同。”“中华文化具有博采众长的品格，中华文化善于研究吸收改造借鉴外来文化。儒学不是封闭的文化学说，儒学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学说都是与时俱进的。它主张‘和而不同’，倡导‘博采众长’的文化会通精神。”（田学斌：《中国奇迹与中华人文精神》，《学习时报》2018.08.15）几千年来，中正平和、开放包容，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中国不主张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不搞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一带一路”中国际合作理念的基本概括，也是对“和而不同”当下应用的生动诠释。
事实上，中国一直在探索与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合作的有效机制，不断寻求与他国战略、政策和规则的对接。比如，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秘鲁提出的五年发展规划，阿根廷提出的基建规划等等，都可以在法律制度衔接、价值理念沟通上不断协调。201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晓泉在总结近五年“一带一路”取得的成就时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新型国际倡议，经过五年风雨历程，其理论构架、实施方式与合作机制等逐步成熟，为世界经济合作带来四种新气象。”至于某些言论所讲的资源掠夺论、人口扩张论、经济附庸论、环境污染论甚嚣尘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崛起的误判。然而，只须稍微了解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即使在空前强大的汉唐时代，中国也未曾搞过殖民主义，而是想方设法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生产。“一带一路”，旨在新的历史时期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中为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中国机会，使得沿线国家和地区与中国一起发展，共享繁荣。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内容表达，可以用一个“和”字来概括,“和”可以概括中国人世界观、家庭观、社会观、国家观以及天下观中最美好的一面，和美、和睦、和谐、和气、和煦、和约、和亲，温和、祥和、和平、讲和等，都是“和”字涵义的丰富表达。将“和”与“仁”相联，更能表达传统儒家崇尚的人与人之间、邻里间、民族间、宗教间、国家间的最为高尚的价值观，仁义、仁爱、仁政、仁至义尽等，同样是“仁”字涵义的多元表达。“和”和“仁”相连，能更好地体现“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合作共赢的义利观。
“和而不同”，能够表达中国共产党从周恩来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造性构想。于此原则下，各国之间必须坚持合作共存、相互关爱、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让“一带一路”成为沿途国家共谋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和而不同”，还意味着，大国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民族政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大国为一己之私到别的国家和别的地区以各种借口制造对抗、制造冲突、制造流血、制造战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是这么做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没有加害别人，根本原因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和平属性。“一带一路”上需要的是文化、宗教和政治上的相互包容，不同的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未来“一带一路”上的国际事务处理是民主的，不是大国霸权的，任何大国不可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国家政策或手段，去干涉或解决一带一路国家的问题。我们反对少数霸权国家在这个地区恃强凌弱，欺辱小国弱国。
在“一带一路”中，古老的丝路文明，在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焕发出崭新的活力。中国智慧，传承千年君子国风，穿越历史的风尘，为苦苦探索新型国际关系与合作模式的国家带来了信心和发展的契机。在合作共赢中，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共同奏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旋律。
文化使者：“一带一路”儒家文化的形象与推广
“一带一路”是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的顶层决策，在这一决策中，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对于以文化发展带动文化产业以及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战略机遇。将儒家文化的传播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文化交流带动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相联相通，促进中西方文明在世界领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度交流和密切合作，又将为促进当代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特别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空前机遇。在这一空前的机遇中，我们应结合新的形势，切实研究好文化传播与创新发展的新战略。
首先，“一带一路”，推进文化产业“走出去”。发展文化产业是实施“一带一路”的重要切入点，所以盘活文化资源，厚植发展优势，整合产业资源，推进文化产业区域协作，丰富文化产品内容等措施，已率先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建设中取得突破。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尝试：坚持文化引入，突出交流先行；打造文化载体，发展文化旅游；创新文化品牌，开拓发展空间；加强文化交融，扩展文化内涵等途径。使文化产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上引领新一轮文化创新发展的开放与合作模式。
其次，“互联互通”，建设互惠互利的国际文化产业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国家和人民共享文化财富，这一策略通过“互联互通”，优化整合国家之间的资源，通过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壮大国际产业主体；通过扩大文化服务出口，优化文化贸易结构；通过联接“丝路城市”，形成合作共赢的国际网络。这样，既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国际布局和资源配置，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国家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与实现。
第三，辐射交融，儒家文化做“一带一路”上参与世界多元文化互通互惠的和平使者。从文化的本质上说，“文化传播其实始终都是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和博弈，也始终都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辐射与交融。”(张文东:《文化传播：基于文化自信的国家战略》，《光明日报》2017.08.23)世界文化是多元文明的组合，“一带一路”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地理与文化的重新组合,它将迎来一种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模式和一个合作共赢主义的时代。从地域文化交流角度讲，“一带一路”贯穿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横跨佛教、道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六大宗教发源地，把中华文化、东亚文化、印度文化、南亚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俄罗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欧美文化连接起来，形成多元文化互相交融的文化共同体。
中国智慧：“一带一路”中焕发“丝路之歌”的生命力
中国智慧，大道之行。“中华各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形成了相对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民族性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念，这是维系协调各民族的润滑剂，自强不息的原动力。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国文化精神，使中国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分量。”（郭齐勇：《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北京日报》2018.07.30）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而延续至今，文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儒家提倡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精神；儒家崇尚的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高尚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等理念，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等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宽厚底蕴，这些智慧以及文化理念伴随着“一带一路”实施和推行，已经传播于全世界。在“一带一路”发展中，文化已经成为先行者，传播着中国智慧，传递着中国理念，凝聚着精神合力，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国人民共绘美好蓝图。
“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性的构建与实施，首先决定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也决定我们能否走通“一带一路”，我们的文化基因就是儒家文化提倡的以和为贵，求同存异，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已欲立而立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内容。有了牢固的文化基因，可以汇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将其综合的思想、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活力竞相迸发，在协调、均衡、有序的秩序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复兴决定着我们要开拓创新，要有持续的动力，要不断激发活力，要有强大的毅力，长远的战略意识，要有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调统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包涵巨大的动员力、号召力，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我们能够形成众志成城的合力，学儒家文化，立君子人格，扬君子国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践行君子国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完美融合。
“唯实是举”，“务实有用”。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统计，从2013年秋到2018年8月，“一带一路”已经走过了扎实的五年历程，随着“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不断强化，中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作为世界级关键词，“一带一路”已经进入国际话语体系。五年来，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中国与相关国家以基础设施共建促进互联互通；以贸易投资畅通推动互惠互利；以战略政策对接实现互信互助。五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0多万个就业岗位，我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2018年8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要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浪潮中，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今天世界看好“一带一路”，不仅因为这一开放途径和模式具有互利共赢的经济愿景，还因为它具有互利共赢的制度保障和文化自信。“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