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在“四书”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庸》以道德本体为基础，以道德主体为核心，阐述了作为一出生即秉承天命之性的人如何在宇宙、自然与社会的法则中遵循“中庸之道”的理论体系。它从本体论、主体论、伦理政治论、宇宙论等角度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打开了哲学的向度，从而把儒家思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本文拟从《中庸》概述与儒家修身的角度对其作一浅读，初步阐述中庸之道所包涵的人文精神与实学方法。以此，仅作为笔者进一步学习《中庸》的“基石”。
一、《中庸》概说
儒学史上，在有“四书”之前，《中庸》原为西汉戴圣所编《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唐代孔颖达奉敕修《礼记正义》，序定《中庸》，编为两卷。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开始推崇《大学》与《中庸》。北宋程颢、程颐倡导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为一体，并将《中庸》分为三十六章。南宋朱熹继承、发挥二程的观点，把它们四者放在一起，加以注解，花了四十年功夫著成《四书章句集注》。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四书章句集注》刊刻于福建漳州，此书的撰著刊行是儒学新形态——理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中庸》被正式列入“四书”之中，在儒学史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学界一般认为，子思作《中庸》。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作《中庸》。”东汉郑玄也认为子思作《中庸》，《礼记正义》引“郑目录”载：“《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孔丛子》记载：“子思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四十九篇。”《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由曾参传给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荀子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庸》是《四书》中意义最深奥的。北宋理学家程颐把《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引用程颐的观点，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清代王夫之认为《中庸》是“圣学传心入德之要典”。他说：“《中庸》、《大学》自程子择之《礼记》之中，以为圣学传心入德之要典迄于今，学宫之教、取士之科，与言道者之所宗，虽有曲学邪说，莫能违也。则其为万世不易之常道，允矣。”（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王夫之儒学复兴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另外，从朱熹规定的读“四书”的顺序也可以看出《中庸》在“四书”中的地位。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一四）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认为，“四书”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其中，《大学》讲成德之教，《论语》讲己立立人，《孟子》讲士的自觉，而《中庸》则讲终极关怀。杜维明先生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儒家的人文精神，即个人与良心的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人心与天地之道的相辅相成。无疑，《中庸》理论具有其中最高的精神境界。
关于“中庸”的基本涵义，《说文解字》云：“中，从口、从|，上下通”，“庸，用也，从庚从用；言用之更新而不穷。”中，即上下通达。庸，日用，更新；惟其日用更新，故用中，必为“时中”，随时而中。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引程颐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并阐发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结合起来，上升到思想理论，《中庸》中高屋建瓴地提出“命——性——道——教”的命题，其中各因素相互沟通，形成了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并凸显了“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一种方法、一门哲学的本体论高度。说它是一种道德，孔子早就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说它是一种方法，一门哲学，追其来源，可上寻到上古时期尧舜禹三位明君的思想。《论语·尧曰》记载尧传位舜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大禹谟》有“十六字心传”：“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以，《中庸》理论，“极高明而道中庸。”
二、《中庸》中的修身要点
《中庸》一书，朱熹划分为三十三章。其结构，根据程颐所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大部分，即首章点明全书的主旨，末章是全书的总结，中间论述中庸之道的具体思想内容。另外，朱熹在《书<中庸>后》中说：“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圣所传之意以立言，盖一篇之体要。而其下十章则引先圣所尝言者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复以先圣之言明之也。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言之，反复推说，互相发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这样，我们又可以根据朱熹所言，将《中庸》的中间部分，即第二章至第三十二章，再分为三部分；其中的第二章至第十一章为明道篇，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为行道篇，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二章为诚道篇。《中庸》中间部分的结构划分法被学术界称为“中庸三支”，这种分析方法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脉络结构，更好地理解“中散为万事”的结构层次。
《中庸》是明道之学，写作目的决定了其性质。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中庸》阐述了中国人信奉的天命率性之道、持中守正之道、素位守常之道、成己成物之道、明诚止善之道等。以下，着眼于儒家君子修身观，笔者就《中庸》中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粗浅解读。
首先，关于《中庸》中“命、性、道、教”的含义及其关系。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与人是一体的，“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朱熹《论语集注·季氏》）天，不仅化育万物，而且把其正理赋予了万物，所以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出生时就被赋予了天理，天理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就是“性”。“率性之谓道”，“率性”的意思并不是任由本性为所欲为，而是说，人们依照着天所赋予的正理行事就叫做“道”。虽然上天赋予人们的“性”是相同的，但是每个人所接受上天赋予“性”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会造成“过与不及”的现象，这样就需要“修”，通过“修道”，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其完善。人之性，是上天所赋予的；道，是按照人的本性去做。教，教化，使道得以修明。性、道、教三者是密切联系的。但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道”，因为“道”是“性”的具体表现，而“教”是用来“修道”的，“教”是为“道”服务的。因而，《中庸》强调“道”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
其次，《中庸》论修道，也强调在“慎独”上下功夫。《中庸》中最有力量的箴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句话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当生活中出现一些与“道”相背离的细微萌芽，起初在隐蔽不为人所见的时候，有道德有修养的君子在这时候就会非常谨慎，常常能扪心自问，自觉阻遏这种萌芽的发展，以免使自己越来越偏离正道。比如，大家所知的“杨震四知”的故事，就是历史上君子“慎独”的典范。故事讲的是，东汉华阴人杨震，通晓经文，风雅清正，志存高远，人称“关西孔子”。他任荆州刺史时曾推荐当时的“贤人”王密做昌邑县县令。一次，杨震因公事路过昌邑县，晚上下榻于馆驿。王密听说杨震路过此地，趁夜深人静时怀揣十金前往馆驿相赠，以谢杨震“知遇之恩”。杨震拒而不受，王密急切地说：“此时深夜，无人知矣。”杨震生气，于是正声说：“岂可暗室亏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杨震四知”一时传为美谈，成为历史佳话。
第三，关于《中庸》中的“三达德”，《中庸》载：“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三达德，即通行天下的美德。儒家把“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并提，构成对知、仁、勇“三达德”的阐发。儒家所说的“知耻近乎勇”的“勇”，是勇于改过的勇气与行动。这里把羞耻和勇敢等同起来，意思是要提醒人们知道羞耻并勇于改过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君子品质。历史上有著名的知耻而后勇的典型故事，比如：战国时期廉颇欲羞辱蔺相如，争权夺名，被蔺相如的深明大义所感动，而“负荆请罪”。南宋岳飞牢记“靖康耻，犹未雪”，精忠报国，屡立汗功，名扬千古。清代蒲松龄考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多岁，其间尽管受尽嘲笑，但是始终矢志不渝，励精图治，终著《聊斋》，流芳百世。
第四，《中庸》中“诚者”“诚之者”的含义与区别。《中庸》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天道、天理的本来状态，其特点在于顺自然而不欺心，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可见，天道的特点就在一个“诚”；圣人之道“源于性命之正”，与天理是一致的，不必思考和努力自然就能达到中道。诚之，人之道，即在圣人之外的凡俗之人，虽有天赋善性，但“生于行气之私”，表现为“气质禀赋不能齐”，所作所为不能真实无妄，不能与天赋本然之性相统一，如朱熹说，这就是“人事之当然也。”诚之，既然不能做到像圣人那样不必努力就能达到中道，那么作为凡俗之人，就一定要追求并坚守至善之德，然后使自己达到真实不乱的诚境。可见，人为地达到诚，需要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怎样达到“诚”呢？《中庸》中说：“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即，首先择善，然后固执。
总之，《中庸》理论体系是由天道与人道的一体性，达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达到人的自我完成的内在根据的“诚”；由“诚”的价值取向合外内之道，从而复归于“中和”之道的“天地参”。《中庸》作为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包含了儒家先哲的洞见。它通过对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伦理政治论、德性宇宙论的阐述，凸显了天道、人道、社会、宇宙，亦即通达形上形下的一概以道德为本的思想，从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恒常普遍而又平实切近的大中至正之道。遵循这条道，主体便可能不断提升自我，人类也便可能拥有一个和谐的世界。
三、《中庸》的实学实用
《中庸》不仅提出了“中庸”作为最高道德的标准，而且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的哲学思考与中和方法，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所以，《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实用的经典。
中庸是上下通达的一门哲学。上下是立体的，哲学是智慧的，其内涵从不同的领域来看，则有不同的应用。首先，从宇宙空间角度看，天人之际的沟通，或者说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贯通，就内涵在这个立体结构中，构成了人在这个总体境域中的背景，天人合一之道便从此中来定位与生发。其次，从涓涓的历史长河里看，以前的世代与以后的世代，如同河流的上游与下游，二者之间的贯通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而代代相传。正是在不息的长河中，当下的人追述已逝的先祖、往圣，对其思想发扬光大，正如张载“四句教”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不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与往圣思想光芒交汇的精神实质，而我们之后的未来世代也是在这种沟通中被纳入亘古的历史长河。第三，从社会人际关系看，社会的中上层与下层的交流也构成了事物沟通的一个侧面。每个时代，都有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创新与创造的形式与内容，其发展进步的繁荣、抑或衰退式微的景象便于每个时代的横断面上碰撞着交锋的火花，而在社会交往中“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不会缺少把握“度”的哲学。
在中庸之道的实用方面，我们需要注意摒弃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掌握中庸之道，要警戒、回避折中之嫌。孔子的中庸学讲的是适中、中正、中和、时中。适中，即掌握分寸；中正，即合乎规范；中和，即对比平衡；时中，即适时灵活。中庸之道就是折中主义吗？《新华词典》上解释，“折中主义”是把根本对立的立场、观点、理论等无原则地调和在一起。其基本特点是，或把矛盾的双方等同起来，不分主次，或把矛盾的双方调和起来，不分是非，不要斗争。而中庸并非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一定的原则下寻求矛盾各方的协调统一。中庸是讲原则的，而不是折中，更不是和稀泥。其次，掌握中庸之道，需反对生活中的“好好先生”。“好好先生”在生活和工作中，特别是在讲原则问题时只顾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于己；爱栽花，不栽刺，时刻注意为自己开退路、留后路，说违心话，办违心事，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提醒的不提醒，该揭露的不揭露；前怕狼后怕虎，遇到矛盾绕道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好先生”把原则、正义、良心统统抛在了脑后，其本质可想而知。“好好先生”多了，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其表现为：社会上的正气得不到发扬和扶持，歪风邪气得不到有效遏制，腐败分子为非作歹有机可乘，是非分明、主持正义者受孤立、冷落，等等。这样发展下去，社会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做“好好先生”！第三，掌握中庸之道，要反对“乡愿”。“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的特征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一味地讨好、巴结世人。孔子对无原则的“乡愿”深恶痛绝。
《中庸》倡导知行合一。从天理到人道，从理论到实践，主张“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所以学习中庸之道，要掌握适当、平衡、和谐的原则与方法，提倡“君子温而不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周而不比”等君子之风；要掌握和而不同的原则与方法，将中和之道灵活地应用于建设家和万事兴的家庭、和衷共济的事业、和气生财的生意、政通人和的社会、协和万邦的外交、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战争等各个领域。如此，才能将经典的绚烂之花开放在无名的质朴中，将高明的中庸之道开放在生活的寻常中。
《中庸》是儒家经典中极为重要的哲学著作。其内容会通天道与人道，阐明宇宙的法则、天地的准纲、人生的指归，升华儒家“修齐治平”的意义。中庸之道，从人心与宇宙的统一性出发，揭示人类心灵本有的澄净与博大，倡导每一位天赐本性的个体从中庸之道入手，自强不息，至诚不止，以达至与天地并立，并与之共博厚、共高明、共悠久的境界。《中庸》咏叹“洋洋峻极于天”的圣人至德，告诫人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宇宙根本法则，《中庸》对于人类的期望是厚重的，其思想价值影响深远。当前，我们需要将学到的圣贤之道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与复兴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结合起来，与时代的文化创新和创造结合起来，与自己的生活学习结合起来，用先贤智慧充实头脑，引领生活，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