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海南岛在唐虞三代称为“南服荒缴”，“服”是服事天子之意，是古代地域的划分。《尚书·益稷》载：“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孔传》云：“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因此，“服”也是古代王畿之外以五百里为分界点，以此向外拓展的地方。“南服”，最早见《文选·谢瞻诗》：“祗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李善“注”云：“南服，南方五服也。”可见在史书记载来看，海南岛是远离京城的最南方。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广大地区，在南方设置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海南岛为象郡之外徼。于此同时，秦始皇采取移民边疆，据《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载，当时有很多中原民众迁徙岭南，与当地人杂居在一起，中原的文化才进入海南岛。

　　元鼎六年 (前111年)十月，汉政府设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澹耳九郡。汉置珠崖、澹耳二郡,这是海南正式设郡的开始。

　　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受到汉武帝重视，并采取儒学治国。海南岛设郡恰好是在这个时期，加上这个时期汉政府继承秦“以吏为师”的地方管理体系，儒家思想应该随着当时地方官吏驻守此处，定会传到这一地域。

　　据《正德琼台志》记载:“善人，武帝置郡之初已有三万之数。”所谓“善人”，是指迁到海南的汉商贾小贩及接受汉化的越人。在汉武帝时期，已经有来自岭南和中原地域的一些商人，他们自然对儒家思想有一定的了解，在与黎族交往的过程中，也会不断传递儒家思想。

　　汉武帝在边疆地区采取“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治理策略，取得一定的成效，海南在设郡后的10年左右时间，少有动乱。到武帝末年，珠崖郡太守孙幸贪婪民财，广征贡品向皇帝进献，引发了黎族人的反乱。据史书记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后来他的儿子孙豹自领郡事，并上书朝廷，“封还印绶”。朝廷于是命豹为太守，加大了武力统治的力度，使得 “威政大行”，孙豹 “讨击余党，连年乃平”。

　　这个时期之所以汉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地方势力的打压，与当时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武帝末年好大喜功，到处传诵“大一统”，加上连年的战争，于是加大对地方的暴征。

　　珠崖郡建郡20年间，到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共6次动乱。汉朝为了便于统治，于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澹耳郡并归属珠崖。但是也没有减少黎族的反抗，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珠崖郡3县动乱；甘露元年(前53年)珠崖郡9县动乱，汉遣都尉张禄率兵平定；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珠崖郡动乱，汉发兵击之；初元三年(前 46年)珠崖郡山南县动乱。

　　到汉元帝即位(前48年)，汉政权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加上海南人民反抗激烈，于是汉元帝采纳了贾捐之罢弃珠崖的建议,并下诏罢弃珠崖。设置朱卢县，隶属交州合浦郡。

　　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郡（现越南境内）姐妹徵侧、徵贰反叛，占据九真、日南及合浦（含雷州半岛）等65城。光武帝刘秀封马援为伏波将军，率水陆大军，沿海进发。三年后平息战乱。

　　东汉建武十九年（43年），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往来南海，抚定珠崖，复置珠崖县，属合浦郡。带来中原的文化。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又复置儋耳县，珠崖、儋耳2县均隶属于合浦郡，督于交州，加强了东汉王朝对海南的管理。

　　道光《琼中府志》载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丹阳人僮尹被任命为儋耳太守，劝课农桑，教育民众读儒家经典。

　　“光绪《澄迈县志》云：“澄僻居海岛，旧俗颇陋，与中州相远。一变于汉之锡光；再变于唐之义方；三变于宋之守之。”

　　“锡光，字长冲，东汉汉中西城县人，汉哀帝、汉平帝期间，为交州刺史，徙交趾(今越南河内)太守。《后汉书》卷八十六记载：“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聚。建立学校，导之礼义。”

　　据临高《王氏族谱》记载，建武二年（26），山东王氏来到海南。其中王琳，汉代来琼，总管南黎，后落地于此。儋州《符氏族谱》也有这样记载，东汉光武帝的时候，其祖上随马援来到儋州，后在此地生活。等等。虽然我们对家谱中的很多资料不能全信，但是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北方的民众到到海南来。

　　总的来说，两汉时期，在中央王朝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的思想后，儒学在海南得到不断渗透，这位以后海南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