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语：纵向反思与横向借鉴
综上所述，尚武传统的日本武士阶层在吸纳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过程中，有选择并创造性地传承发展了孔子的文武之道，特别是将中国传统六艺中的射艺射礼与日本本土固有的射技有机结合起来发展为弓道。但正如日本吸纳中國弓箭元素而其弓箭比中国弓箭長所示，孔子以文为重武为辅的文武之道与日本武士推崇的文武两道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不可混淆的差异性，值得深入探讨。
江户时代中期的狄生徂徕(1666－1728年)在《铃录》(序)中指出，中国古代本来重视文武两道，但孔子以后只重文了 。他还在《论语征》中进一步指出：《论语》中孔子强调的“道”是“先王之道”，对孔子以后的儒家思想持否定态度，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在孔子以后已经背离了孔子思想。因此，关于《论语·八佾》中“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相对于政治地缘或民族优劣的解释(即华夏居于中心，文化先进，夷狄则为边陲，文化落后)，历史上有些日本汉学家更倾向于以文化体现为基准的解释(即诸夏与夷狄的区分是相对的，应以能否体现文化而界定，因此诸夏不如夷狄)。比如山鹿素行（1622-1685年）按照后者解释，在《中朝事实》上卷“中国章”中论述日本才算是“中朝”（中华)，因为在他看来孔子以后的中国已礼失沦为“夷狄”而不如日本(天皇制)了。因此，后来无论在日本汉学界还是日本社会上，只有日本才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精髓，特别是其中文武两道之论调一直存在，而且曾作为日本侵华的理论依据被军国主义者所利用，值得我们中国学者特别留意并予以正面回应。
中日两国历史上都有汉字词汇相同的“士农工商”等职业阶层划分，但正如两者的发音完全不同一样，各自所表示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截然不同。如中国上流统治阶层的“士”，通常指士大夫，是文人和官僚的混合体，提倡文道德治并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有重视忠孝名利与理想说教但轻视体力劳动与科学技术甚至脱离民众等倾向。受士大夫价值观念与生活习惯的影响，整个中国社会重视父系血缘关係在结构上是以“自我主义”为中心形成的“差序格局” ，呈现“有关系，无组织” 、“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的松散状态，被外国人说成一盘散沙。人们通常以光宗耀祖和传宗接代为己任，向往读书做官、升官发财与荣华富贵以及长生不老等享乐人生，擅长言辞辨论与礼乐诗歌以及商业交易，但缺乏超越血缘关系的团队精神与组织能力、对外保密防卫以及安全保障意识。
而作为日本上流统治阶层的“士”，则专指武士，直接倾向于尚武重名与忠君敬业以及舍己奉公，并以贪生怕死为耻、以勇于献身为荣的精神追求。受武士职业道德与生活习惯的影响，整个日本社会决不允许自我主义并处在高度的紧张与警惕戒备状态；民间谚语“能ある鹰は爪を隠す”(雄鹰藏利爪，真人不露相) 的处世哲学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重视传统习惯、内部统一、等级序列、队形仪式、组织纪律、资讯收集、防卫守秘、时间效率、寡言践行、科技革新、精益求精、细致周密、勤俭节约、自尊自律等价值取向成为民族精神。这些价值取向在日本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传统的尚武敬业精神加上不断谦虚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制度并将其彻底本土化，便是日本社会能持续稳定发展繁荣富强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其独特的岛国文明特征。
由于以上两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尽管孔子所提倡的文武之道以及传统六艺可谓中国传统教育方针，具有悠久的传承历史，但其弓技射礼在日本一直被传承发展而在当代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各级学校以及社会日常生活中却已基本消失。
南怀瑾指出：“问题出在四书五经的孔孟思想被讲解错了。这不是现在才开始，从唐末以后,乃至远从汉唐以来，许多要点，就一直讲错。······明朝以后，朱家皇帝下令以四书考选功名，而且必须采用朱熹的注解。因此六七百年来，所有四书五经,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 。
也许我们并没有像王阳明所指出的那样，“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但有比较才有鉴别，与日本相比，中国确实如上述土田健次郎所言，具有卑“武”尊“文”的传统。梁漱溟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曾指出中国文化比较公认的特点之一就是“重文轻武”。
笔者认为，虽然孔子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也有重视文武之道的儒家思想，但并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也因此没有被皇帝所采纳，社会上一直普遍存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卑武价值观。历史上，像王阳明那样文武双全的圣贤也只是少数。诚如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存山所言，北宋时期范仲淹曾提出“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重视“育将材，实边郡”、“复武举”，其门下贤士胡瑗在庆历时期也“上书请兴武学”，在其“苏湖（教育）之法”中有“讲武以御其寇”，可惜以后的科举没有按此实行，元代以后只有“德行明经科”，成为历史憾事。
韩星最近也指出：“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在宋明以前是文武平衡的，宋代以后开始重文轻武，文教发达，国力渐衰，文有余而武不足，以至清末积弱不振，为外强欺侮，百年贫弱，百年耻辱。所以，清人冯桂芬在其所著《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叙‘三代圣人之法’共计十二项，其中一项讲文武之法：‘取士何以始泽宫，射御何以登六艺，观于今日，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晓事，而始知圣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处于转折、调整，也就是常说的转型时期，国人的尚武精神有所重振，但至今还没有回归到崇文尚武，文武兼备之道”。
在笔者看来，与当代日本仍然具有极强的尚武忠信组织能力而崇文的是非善恶观念以及仁爱恻隐之心薄弱等倾向相比，当代中国则仍然是崇文的官本位有余，而尚武的国民教育不足。当今中国社会上轻视忽视武道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自明代在北京城内建有崇文门与宣武门，在命名上遵循了古代“左文右武”的礼制，但2010年国务院将北京市的宣武区与西城区合併为西城区，同时将崇文区与东城区合併为东城区。无独有偶，在贵阳占地1320余亩，於2011年7月奠基，2012年9月落成，2013年初正式对外开放的孔学堂“六艺学馆”中的六艺是指“琴、棋、书、画、诗、礼”，而不是上述孔子所传授的传统六艺。此外，诚如《中国青少年体育发展报告(2015年)》所指，当前中国各级院校的学生总体上是爱宅不爱动，身体素质逐渐下降，大学生整体不如中学生，越长大体质越差。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孔子的文武之道在当代中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践行。
在文武两道中，文道比较容易被中国理解，为此笔者侧重对武道作了大量深入浅出的对比论述，想必从日本的既有实证中已不难看出如何运用文武之道治国的巧妙方法。以日本为镜，可以明得失。
文治德教固然重要，但“道德并不是讲出来的”，必须通过武道等具体形式或行动得以体现才有现实意义和客观效果，否则就只是理想説教甚至“假、大、空”而已。正如上文中江藤树所言，文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崇文能使我们谦逊宽容、礼义廉耻、英明大气、仁爱诚信、德高望重并与国际社会和睦相处；重武可使我们身心健康、钻研科技、善守能攻、国泰民安、临危不惧并把入侵者拒之门外。欲治国安民，舍文武之道何其哉！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然尊孔崇儒，但并不是要像孔子那样认为应该恢复周朝的礼制政体，也不认为儒家思想十全十美，更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想说明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文明体系都必须在认同自身传统的同时，适应新的时代与环境才能发展壮大。事实上，正如本文所论证的弓术射礼历史所示，很多外国文化元素往往源自中国古代或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而我们却没有很好的珍视传承下来。
我们的思想是有限的，但若能吸纳前人的思想智慧以及外族的经验教训，就能超越局限并达到完美。中华漫长的文明历史中，传统治国理政经典理论不胜枚举。如“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已”（《中庸》）。“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大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如此种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千年古训，至今依然是我们应珍视传承并践行的座右铭和警示碑。
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民意所致、民心所向。但众人皆知，贪污腐败的根本问题是无底线的私欲在监督机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条件下所导致的权力腐败。因此，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问题不解决，谁掌握了权力谁都可能会独裁腐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共产党欲从制度文化上彻底根治腐败劣根，富国强兵并统一国家而长治久安，那么除了继续深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从严治党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并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当权者拥有足够的监督权以外，还应该从孔子所倡导的文武之道中吸取营养与智慧。
诚如上述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所言：“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成果，并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有一家，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思想文化的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
毋庸置疑，日本侵华的残暴历史应该让我们永远牢记并理智自省，当代日本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国民教育也存在很多问题与缺陷。但是，他们对孔子以及欧美的文武之道富有创造性的吸纳、传承、发展及其活用的历史经验智慧，为我们提供着重要的改革启示，值得我们认真谦虚地参考借鉴。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很强的柔韧度和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它以儒家为主体，兼容并包了法家、道家、墨家以及外来佛教等思想精髓，从而造就了文明古国的文化自信。因此，真正的“文化自信”并不是自以为是并盲目排外，而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从容主动地以开放态度积极接纳吸收外来文化来不断丰富壮大自身实力。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崇文尚武的皇朝，都是繁荣强盛的朝代；环顾世界诸国，凡是崇文尚武的民族，都是文明强大的国家。一个民族或国家，若能既兼容其它先进文化思想，又能坚持将崇文尚武的强大理念深深植入治国法则与国民教育以及人生信条之中，全体国民就不会倾向于“一切向钱看”并竞相炫富，而是自觉主动地向圣贤强者看齐并崇尚工匠精神，其身心健康与文明素质就会稳步提升并让世界刮目相看、心悦服诚，整个社会定会更加井然有序、和谐稳定，久而久之，必然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文明之国；那些社会上层权贵与精英阶层里塌方式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以及贪生怕死损人利己等腐败现象，也就自然失去它滋生的土壤；内忧外患的政局动荡及外敌入侵等历史悲剧也就绝不会重演。因此，崇文尚武的民族才是一个自强不息、品格高尚、团结互助的和谐群体！崇文尚武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纪律严明、公正诚信、德高望重的民主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