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古代吸纳创新孔子文武教育与治国理念

　　自公元3世纪中叶，日本就通过朝鲜半岛积极吸纳中国文化，至4-5世纪，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弓术方面，《礼记》中的射礼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此前只将弓箭作为狩猎与战争技术的思考方式。伴随着日本积极采用并确立唐朝的律令政治，从七世纪中叶的孝德朝开始，日本古代的弓箭威德思想与中国传统弓箭中的礼思想相结合，衍生了作为朝廷各项活动的庄重礼仪。孔子大力提倡的君子射礼在皇室与贵族以及武士阶层中得到推崇。文武天皇为了强调弓射仪礼的重要性，于庆云三年(706年)制定了《大射禄法》。与中国传统短弓(2米以下)相比，日本传统弓箭是长弓(2米以上)。至平安时代(794-1185年)，中国六艺思想受到尊崇并支配了贵族绅士的生活，弓射与礼乐一样受到重视。当时的弓射摆脱了偏重武射的倾向，而具有浓厚的文射特征，所以纪氏与大怑氏确立了《射礼之容仪》。平安中叶(10世纪)出现的“伏竹弓”以及平安末期(12世纪)发明的“三枚打”弓箭等就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合成弓制作技术而制作的竹木合成弓。

　　但进入自镰仓时代(1185—1333年）至江户时代(1603–1868年)约680年间的武家时代，日本固有的武家思想与中国的射礼思想相结合，弓射又恢复到以往的武射倾向，弓箭与战马相结合的骑射武术得到开发应用，并成为尊崇勇猛的“弓矢荣誉”?得到大力奖励而盛行于世。

　　由于日本历史上一直将“文武兼备”作为培养男性的理想教育方针，所以日本武家时代上流武士阶层一直没有完全导入中国的科举制度但很容易理解并接受孔子的文武之道。诚如土田健次郎所言，中国儒家并不是为武官而是为官僚提供的思想，具有卑“武”尊“文”的传统。因为日本一直尚武，而且吸纳儒家思想的社会主体基本上是武士阶层，所以历史上日本儒者解读应用儒家经典时，特别留意其中的尚武言论。

　　比如，针对“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论语·颜渊》）”等章句，很多日本儒者并不是只根据上文直接解读而认为孔子轻武而不重视军备，而是参考《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语录：“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以及“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等史料推断孔子也重武，努力让孔子的文武之道适应武家社会并建构了文武两道的思想体系及其教育方针。

　　比如，江户时代被誉为日本阳明学鼻祖的中江藤树(1608－1648年) 曾是下级武士，后来为了孝养寡母而弃官返乡，创办藤树书院，不仅教授学生习武学文，研读儒家经典，而且著书立说。他在《翁问答》中指出，“文武本来是一德，无法分别。虽然天地万物造化都共有同一气，但正如有阴阳之差异一样，因为人之天性感通之处是一德，有文武之差异，所以没有武的文不是真实的文，而没有文的武也不是真正的武。正如阴为阳之根，阳为阴之根一样，文是武之根，武是文之根。”。即中江藤树认为如同阴阳互为其根一样，文武亦互为其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文武合一理论被称谓文武两道，后来对日本政治思想发展以及国民教育体系形成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由于江户时代德川家康尊孔崇儒，重用藤原惺窝的得意门生林罗山，兴办学校并普及儒家经典教育，因此孔子庙也伴随这些学校的诞生在各地陆续登场。其教育方针普遍为“文武兼备”，即学生除了学习孔子教授的六艺外，还必须精通枪术、马术以及铁炮射击等武艺，参加每年二月定期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奠或释菜等各种仪式。下面以作者于2013年5月开始调查研究的弘道馆为例，详细介绍当时藩校的教育实况。

　　弘道馆是水户学的发祥地水户藩(德川幕府的三大亲藩重藩“御三家”之一，位于江户，今东京东面)于天宝十一年(1840年)动工，天宝十二年8月1日临时开馆,安政四年(1857年)5月9日举行正式开馆的公立藩校。

　　第一代藩主为德川家康的第十一子赖房(1603-1661年)，尚武好学，崇神尊儒。其子光圀(1629-1700年)为第二代藩主，不仅对编修史书，而且对儒家思想及其应用非常重视，从明历三年(1657年)开始在史馆“彰考馆”编撰《大日本史》期间，常常举办讲经活动。宽文五年(1665年)6月，他将朱舜水从长崎聘请到水户担任顾问，协助编撰《大日本史》,管理藩政，振兴儒学并学以致用。后来又创立了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水户学”，政绩显著、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风淳厚而在各藩中享有盛名。

　　文政十二年(1829年)，从小喜好水户学的德川齐昭(1800-1860年)成为第九代藩主后，于天宝五年(1834年)决定建校。由于当时正值持续数年的“天宝饥荒”初期，财政困难，他的意向遭到了很多藩士的强烈反对。但藩主齐昭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在得到幕府的部分财政支助后，于天宝八年(1837年)开始为维护封建体制稳定并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而推行“天宝改革”。其中一项是“学校之义”，即重视文化教育，建设藩士子弟学文习武的藩校，同时为农村有志之士设立乡校。

　　天宝九年3月，齐昭公布了亲自撰写的<弘道馆记>，原文(竖体，无标点符号)如下:

　　弘道館記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为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内者，未嘗不由斯道也。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为善。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敎，資以賛皇猷，於是斯道兪大兪明，而無復尚焉。中世以降，異端邪説誣民惑世，俗儒曲學舎此從彼，皇化陵夷，禍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我東照宮撥亂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日本武尊之为人，尊神道，繕武備。義公繼述，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敎，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則苟为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發揚先德乎？此則館之所以为設也。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敎，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嗚嘑!我國中士民夙夜匪解，出入斯館，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敎，忠孝无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群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敎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天保九年歳次戊戌春三月　齊昭撰文并書及篆額

　　馆名“弘道”二字取自《论语·卫灵公》中“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实此前已经有佐贺藩与彦根藩等五所藩校命名为弘道馆，但因为<弘道馆记>的内容与学校教育特色以及占地面积等因素，使创立最晚的水户弘道馆后来在当时各藩校中特别著名。

　　<弘道馆记>中，“奉神州之道，资西土之教，忠孝无二，文武不歧，学问事业不殊其效，敬神崇儒无有偏党，集众思，宣群力，以报国家无穷之恩”，反映了齐昭制定的五项建校与教育理念：“忠孝一致”、“文武一致”、“学问事业一致”、 “神儒一致”、“政教一致”。 <弘道馆记>刻在寒水石(大理石)碑上，自临时开馆以来，一直收藏在弘道馆八卦堂内(参见下图)。

　　　《弘道馆记》刻在寒水石(大理石)碑上

　　　　资料来源：弘道馆事务所小圷纪子学艺员提供

　　弘道馆当时占地54000坪(17.8公顷)，规模相当于著名的加贺藩明伦堂(约17800坪)与长州藩明伦馆(14000坪)的3-4倍，成为各藩中最大藩校，还比幕府昌平阪学问所大近5倍。从建筑布局及其使用目的来看，全馆可分为三大区:校区、社庙(鹿岛神社与孔子庙)区以及练武场(参照下图)。

　　　弘道馆全图。资料来源：弘道馆事务所

　　校区主要包括正厅及其深处右侧的至圣堂、诸公子读书的“会读场”与文武教职员工的办公室、右侧的学问所“文馆”与左侧的武艺所“武馆”以及天文台及其正前方的“医学馆”等建筑。

　　社庙区位于馆内中心地带，是弘道馆教育的精神支柱，被视为圣地。左右两侧分别是鹿岛神社与孔子庙，象征着“神儒一致”与“文武一致”的建校理念。神社参道西侧是八卦堂，神社西南一隅立了一块石碑，刻有题为<种梅记>的碑文。另外，孔子庙西面土坛上有一钟楼，名为“学生警钟”。

　　练武场以铁炮操练场“调练场”为主体，西侧是细长的马场，南面分别是弓箭场、炮术场以及马厩等设施。

　　从以上的面积规模与三大校区的建筑布局及其学科开设等方面来看，弘道馆可以说是一所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近代综合性军事大学。

　　学生入学资格为藩士子弟，但入学之前必须在家塾里学习基础知识。之后由家塾教师向学馆提交希望升学的学生名单，然后在指定的日期领着15岁左右的学生登馆，并按规定首先参拜鹿岛神社与孔子庙，方能报名登记。进武馆不用考试，但入文馆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考题内容出自《论语》与《孝经》等，合格者才能入学，而不合格者则继续留在家塾“素读”经典。

　　学生入学当天有隆重的入学仪式：他们都要先到鹿岛神社参拜武瓮槌命，然后到孔子庙参拜孔子。毕业时所有毕业生都要进行同样的仪式。而在馆期间每天都必须以各种形式到神社与孔子庙去参拜，并参加每年举办的各类神道仪式与释奠活动。

　　对于这样的宗教仪式规定，教师职工也不例外。比如上任当天，必须参加就职仪式，即依次参拜鹿岛神社和孔子庙。日常生活中尚需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敬神尊孔的人格。按规定每人每天出入弘道馆时，都要到社庙前参拜，以示敬意。

　　弘道馆的教育方针与教学内容与其他藩校基本相同，也与幕府昌平阪学问所(汤岛圣堂)的教学方式大同小异。学生入馆后称为“讲习生”，分班编组，先修“会读”，然后升进“轮讲”课程。“轮讲生”必须轮番依次讲解《论语》、《孟子》、《春秋左氏传》等汉书。“轮讲生”考试合格就升为“居学生”。他们会分配到3叠榻榻米的个人房室，有资格听 “教授头取” (主任教授)的讲义并参加每年秋季在藩主临场主导下举行的“大试”。此外他们要在教授指导下轮讲，每月参加两次笔试“试问”与一次诗歌创作。

　　上课日数因年级差异而不同。通常高年级学生上课天数多，上午在文馆学文：儒家经典、历史、诗歌、天文以及数学等课程，下午则在武馆习武:剑术、枪术、兵术以及马术等多种武道科目。学习成绩根据每年一次“文武大试”与每月两次“小试”判定。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没有毕业年限，可终生学习，中老年人也可以随时申请入馆就读。

　　藩主齐昭不仅亲自设计了弘道馆，而且还设计了与弘道馆配套的辅助教育设施“偕乐园”，并将建园目的与设计方案于天宝十年(1839年)5月撰写了名文<偕乐园记>，镌刻石碑、公布于世。其原文(竖体，无标点符号)如下:

　　偕樂園記

　　　　天有日月，地有山川。曲成萬物而不遺，禽獸草木各保其性命者，以一陰一陽成其道，一寒一暑得其宜也。譬諸弓馬焉，弓有一張一弛而恒勁，馬有一馳一息而恒健，弓無一弛則必撓，馬無一息則必殪，是自然之勢也。夫人者萬物之靈，而其所以或为君子，或为小人者何也？在其心之存與不存焉耳。語曰：“性相近，習相遠。”習於善則为君子，習於不善則为小人。今以善者言之，擴充四端，以脩其德，優游六藝，以勤其業，是其習則相遠者也。然而其氣禀或不能齊，是以屈伸緩急相待而全其性命者，與夫萬物何以異哉。故存心脩德，養其與萬物異者，所以率其性；而安形怡神，養其與萬物同者，所以保其命也。二者皆中其節，可謂善養。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无物不消。”是亦自然之勢也。然則人亦不可無弛息也，固矣。嗚呼!孔子之與曾點，孟軻之稱夏諺，良有以也。果繇此道，則其弛息而安形怡神，將何時而可邪？必其吟咏華晨，飲醼月夕者，學文之餘也；放鷹田埜，驅獸山谷者，講武之暇也。余嘗就吾藩跋渉山川，周視原野，直城西有闓豁之地，西望筑峯，南臨僊湖，凡城南之勝景，皆集一瞬之閒，遠巒遙峰，尺寸千里，攢翠疊白，四瞻如一，而山以發育動植，水以馴擾飛潛，洵可謂知仁一趣之樂郊也。於是藝梅樹數千株，以表魁春之地。又作二亭，曰好文，曰一遊，非啻以供他日茇愒之所，蓋亦欲使國中之人有所優游存養焉。國中之人苟體吾心，夙夜匪懈，既能脩其德，又能勤其業。時有餘暇也，乃親戚相携，朋友相伴，悠然逍遙于二亭之間，或倡酬詩歌，或弄撫管弦，或展紙揮毫，或坐石點茶，或傾瓢尊於華前，或投竹竿於湖上，唯從意之所適，而弛張乃得其宜矣。是余與衆同樂之意也，因命之曰偕樂園。

　　　　天保十年歳次己亥夏五月建　景山撰并書及題額

　　此外，藩主齐昭还撰写了“禁条”，镌刻在<偕乐园记>石碑后面。其原文(竖体，无标点符号)如下:

　　禁條

　　　　凡遊園亭者，不許先卯而入，後亥而去。　　

　　　　男女之別宜正，不許雜沓以亂威儀。

　　　　沈醉謔暴及俗樂亦宜禁。

　　　　園中不許折梅枝、采梅實。

　　　　園中不許無病者乘轎。

　　　　漁獵有禁，不許踰制。

　　以上六项禁止条例为管理偕乐园的法令，使后来偕乐园建成开放后正常秩序得以维护并一直影响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一张一弛” 采自上述《礼记?杂记下》孔子所提“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即建园目的是想让藩士们在弘道馆紧张修文习武之余能身心松弛、精力旺盛。因此弘道馆与偕乐园成了一对互补的文武教育设施。

　　园名“偕乐”二字采自《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所以藩主齐昭在<偕乐园记>中最后写到“是余与众同乐之意也，因命之曰偕乐园”。

　　藩主齐昭亲自将偕乐园选址在离弘道馆约3公里处千波湖边的七面山。建园工程于天宝十二年(1841年）4月动工，次年7月1日建成开园，同月27日对外开放。当初只有武士以及神社神职人员与寺庙僧侣等阶层人士可以自由进出，而后逐渐对藩内领地平民百姓免费开放，成为名副其实的“与民同乐”之乐园。《偕乐园记》石碑也一直立在园内(参见下图)。

　　　　《偕乐园记》石碑

　　　　资料来源：弘道馆事务所小圷纪子学艺员提供

　　园内营造了宁静优雅的“好文亭”等著名景观。好文亭由木质结构两层三阶式的好文亭主体与平房结构的奥御殿组成。藩主齐昭常在此召集文人墨客、家臣和领内百姓一同举行诗歌与慰问会等活动。奥御殿为城内失火时的避难场所，但平常由藩主夫人及其随从使用。

　　“好文”是梅花的别名，根据中国的故事所命名。因为园里种植了种类数十、株数达数千的梅树，无论种类还是株数都要超过弘道馆的梅树。园内还种植了杉树、竹林、樱花、杜鹃花、菊花、胡枝子等四季树木。

　　水户学是以中国儒学(朱子学)为核心，并综合日本国学与神道而成的学术思想体系。以二代藩主光圀时代为中心的前期水户学基于朱子学的历史思想来理解日本历史的学术倾向很强；而以九代藩主齐昭时代为集大成的后期水户学特色与目的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农村疲弊、士风低落等内患与欧美列强压力增大的外忧而引发的幕藩体制危机。

　　弘道馆培养了大批优秀藩士，成为水户学的发展中心，特別是后期水户学波及日本各地，并在幕府末期发展为尊皇攘夷运动的指导理念。诚如吉田俊纯所言：“水户学曾是明治维新的思想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