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文的《易经》释义

　　《困》卦下坎上兑，《坎》，为盗，为贼，为窃。《兑》为羊，两者综合一切为窃羊。因此“窃羊“，是说困境中做偷盗之事。富贵之人，何必偷盗？能够维持生活的人，作奸犯科，必须受惩罚。所以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让老百姓无衣食之忧，百姓何必为盗贼？《困》境中，父子都不互助？王法算什么东西？王法若能帮助父子解困，父子又何必为盗贼？

　　《困》卦《象》曰：“泽中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论语》15·2：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18·1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论语》： 8·1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 而称焉。”

　　《论语》14·37：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面对困境，如若度过困境，面对不符合道义的抉择， “君子固穷”、“致命遂志”是最好的选择。殷朝的三个仁者 ，泰伯、伯夷、叔齐，以及秦朝时期蒙恬的做法，已经给出答案。“小人穷斯滥矣”。世代被诟病的窃国盗国之贼，赵匡胤、杨坚、李世民就是践行者。

　　二、处在《困》难的处境之中，父子是相互隐瞒呢，还是相互揭露？

　　第一 《史记·殷本纪》：“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乃被髪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第二 司马迁因为直言，遭受宫刑，然而为了完成父亲司马谈的宏愿，忍辱负重，不可以说不是处在困境。在完成《史记》之后，若其后代不为其隐瞒，其书必为汉朝当权者所焚毁。汉朝的当权者制定的判定是非曲直的法规，不是绝对正确的王法。

　　第三 六国之民，在秦朝非法的暴力统治之下，若父子无意中触犯其法，是相互隐瞒还是相互揭露？汉族人在元朝蒙古的残暴统治之下，父子若为了摆脱困境触犯其法，是相互隐瞒还是相互揭露？在满清侵略者的统治之下的汉族人，父子若为了摆脱困境，触犯其法，是相互隐瞒还是相互揭露？苏联大清洗之下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民众，父子若为了摆脱困境，触犯其法律，是相互隐瞒还是相互揭露？在印第安人在遭受被美国白种人屠杀之际，父子若为了摆脱困境，触犯其法律，是相互隐瞒还是相互揭露？中国人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之下，父子若为了摆脱困境，触犯其法律，是相互隐瞒还是相互揭露？这里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三、父子相互揭发能让父子同时摆脱困境吗？

　　理论上，《遁》终变为《临》，只有在父亲庇护之下，儿子才能茁壮成长。《蛊》而后《临》，儿子继承父业，家业才能壮大，儿子养老父亲，才能与时俱进。子为父隐，才能渡过难关，父为子隐，才能父子同心，免造灭顶之灾。

　　父子相互指认，是《否》卦之象，为“否之匪人”。这样推广到天下，就是 “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 父子不隐，人类社会瓦解，父子相隐，人类还有繁衍生息的可能和必要。若父子关系是相互指认的关系，父亲又何必养育儿子？儿子又何必继承父亲之志？儿子又何必赡养父母？

　　《道德经》云“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又云：“曲则全，枉则直”。由此看来，父子相隐，其义也就是孔子在这里阐发的“直在其中矣。”

　　四、父子相互揭发可能导致的社会运行结果

　　人是因为主观愿望得不到满足或在实现主观愿望的过程中得不到满足，才会触犯法律的。上古无法， 一切顺从自然，自然规律就是法。父亲偷羊，儿子告发，不能作为正直的准则。正直的检验标准，是他的行为是否符合有关人能否一代一代地繁衍生息下去的规律。如果为人子而去监视揭发父亲，还会有人愿意生儿育女吗？人生儿育女都为长远打算，即使不求有利于自己，但绝对不会是为了害自己。何况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是父子知道这样做不对，他们会随时改过向善。儿子揭发父亲，导致父子无情，父子无情，则六亲不认，六亲不认，则上下相互侵犯，上下相互侵犯，则君臣轻于杀戮。这样，人人都无情无义，为了一个没有绝对意义的正确，就会不择手段。如果国家真的提倡这样的正直，直接后果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仁、义、礼、智、信全部废弃，整个国家都会乱套，所带来的祸乱远远不止于偷羊所造成的危害。

　　政府或国君若要求父子必须相互揭发，父子的纽带都可以斩断，君与臣，夫与妇，君与臣，朋与友的纽带，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社会中的五伦消失了，每个人都是绝对独立的，但也是绝对孤立无援的，最后必然都会陷入困境。只有恶霸的君主和无知、没有骨气的政客，才会倡导父子相互揭发。

　　社会富裕，人民衣食无忧，偷羊而相互隐瞒的父子，会随时改过自新。社会的父子情谊还在，国家就有可以得到治理的希望；社会上连父子情谊都不存在了，国家哪 里还有得到治理的希望了呢？在父亲偷羊的问题上，叶公满足于家庭范围内的小正直，却不知道这样的小正直，会危害社会的大正直。所以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其所言之直，大道之直也。

　　叶公希望的正直，是表面现象上的正直，而孔子回答的是本质上的正直。叶公用现象作为检验正直的标准，孔子以自然法则作为检验正直的标准。本质上的正直能给社会带来希望，表面现象上的正直会使社会陷入危机。治理偷盗的根本策略是如何使社会变得富裕、公正，人民知道廉耻，而不是天天疲于奔命的捉贼。言语说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史记·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且夫‘察见渊中鱼，不详’。”

　　五、相隐之道的普遍性

　　不仅父子在面对困境时，需要互相庇护隐瞒 ，君臣之间也是如此。《系辞》曰：“‘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战国时期的徐偃王国，因为推广仁义之政，因为没有武力作为庇护，结果被楚国灭掉，战国后期，秦国统一了中国，实行的是暴政，因为没有以仁义作为庇护 ，最后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道德经》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道德经》有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按照《序卦传》的次序，“利器示人”，则有《咸》《恒》卦之国土被《兑》爻的泽水浸凌之忧，《遁》卦之国土被封堵、围困、 侵略之患，《晋》卦之国家面临战争之危，《明夷》之国民遭杀伤之害，《家人》不团结一致而苟且偷生，战争不能取胜，则国民有流离失所的《睽》卦之艰，流落他国之民，有《蹇》难时时相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血泪史，就源于没有利器。有国者不可不慎！

　　六、结论

　　儒家哲学的第一部经典——《论语》中的主要观念，都是由《易经》演绎而来。《易经》的理论根源，是来自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和自转。千万年以来，地球的公转和自转，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相互隐瞒的理论基础，如同物理定律和几何公理一样，不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的需要彻底改变的。西方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认为是矛盾促进了事物的发展，所以由此而来的道德诉求就是父子必须相互揭发检举，才能使得社会更加光明正大。但事实上，德国纳粹相互监督揭发的独裁统治并没有给德国带来光明，苏联搞的相互检举的大清洗，也没有给苏联带来光明正大。所以，人类社会的文明，是有隐私条件之下的公开，有隐私条件之下的公平，有隐私条件之下的公正。换而言之，没有隐私，公开公平公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皮之不在，毛将焉附？

　　父子不相隐，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律法规，同样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是因为，父子之情在，社会才能繁衍生息，因此社会才需要公开、公平、公正。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父子在困境中能隐瞒的仅仅是可以改正的瑕疵，而不是大的不可隐瞒的罪恶。人类通过不断地修改有瑕疵的认识和有瑕疵的社会制度，社会才得以不断地进步。人类社会走向极大的文明，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恰如孔子所说的：“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