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释典礼仪

　　释奠原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早在商周之时，我国就已有官学的设置，周代礼制分国学和乡学两类：国学设于都城，称作辟雍和泮宫；乡学设于地方，称为庠、序。周代的官学中，就有释奠先圣先师的礼仪，《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周礼中的祀典，有释奠、释菜、释币和上香等名目。释奠是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而没有尸（尸是古代祭祀亡魂时扮演死者的人，以死者生前服饰、相貌装扮）；释菜是以菜蔬设祭，为始立学堂或学子入学的仪节；释币即有事之前的告祭，以币(或帛)奠享，不是常行固定的礼仪；上香是最简单的祭祀程序，古代庠、序每天举行的祭典仪式。释奠、释菜礼，最初只是入学的一项仪式，先圣先师到底是哪些人，也没有具体的确指。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过阙里以太牢礼祀孔子，当时还只是将孔子当作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来纪念。汉武帝以后，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一跃而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师也就由儒者担任了。至东汉时，孔子被称为“先师”，后又被尊为先圣，成了帝王们尊崇膜拜的对象。古代人们认为，不仅君主是接受天命而立，师也是天之所命。邵雍《观物篇》道圣人，“能以一心观万心，以一身观万身，以一物观万物，以一世观万世”。又谓其“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因此，先师也享受如同神灵一样的祭祀。

　　唐代以后，天下的孔庙都是由朝廷自上至下推动而建立的，各地孔庙则入国家系统，成为官庙一体，既为官庙，其祀典便由国家举行。贞观二十一年（646年）定孔庙祀典：国学，天子视学亲为释奠外，另将遣官行礼；州县以守令主祭。历代孔庙配享、从祀诸儒的遴选都是出自朝臣之廷议，决诸皇帝之钦定。

　　可以说，孔庙祭祀操纵于国家，其目的在于厉行教化。祀孔表明，国家厉行教化的根本内涵就是孔子之道，它由孔孟以至程朱，一脉相承，追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化的礼制秩序。礼仪的差序格局对应了现实政治中心的等级秩序，突出“君尊臣卑”，从而使皇帝“知为皇帝之贵”，使群臣、百姓各有等差，在等级秩序中各安其分，由此便可以形成有序的社会。这样的政治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历代统治者以礼乐为治的根本原因莫过于此。

　　孔子之教因而也被称作“礼教”，崇祀孔子也就是推崇“礼教”。正如明人程徐所说：“……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曲阜孔庙的祭祀典礼名目繁多，规格不一，仪式内容也不相同。从参加祭祀的人员分，有家祭、官祭两类；从祭祀种类分，有丁祭、行香、祭告、时享、祫祭、遣官致祭、遣官祭告、释奠、释菜、荐新。

　　丁祭，系释奠中的一种祭礼，每季仲月丁日举行。释奠安排在丁日，始于隋文帝初年，命国子寺每年以四仲月（旧历二、五、八、十一月）上丁日释奠于先圣先师。 

　　行香，每月望日举行。清代以前设供品，至清代取消供品，只上香，行礼。由衍圣公率属官、族人在大成殿、启圣祠、崇圣祠行礼。

　　祭告，祭告属于不定时举行的祭祀，孔氏家族中遇有重大事情，如合修族谱时举行。事先选定吉日，告于家庙，礼仪也不固定。

　　时享，时享本是宗庙四时祭祀的祭典。曲阜阙里孔庙也有孔氏家庙性质，所以每年四孟月（旧历一、四、七、十月）上戊日（第一个戊日）在家庙行礼。由衍圣公主献，族人随班。

　　祫祭，原只在天子诸侯丧事后举行，集合远近祖先神主于太庙祫祭，后成为定期祭。何时行礼无明文记载，通常三年举行一次。曲阜阙里孔庙则是每年腊月初一日在家庙祫祭，由衍圣公率族人行礼。

　　遣官致祭，即皇帝派遣官员为代表祭祀先圣先贤，一般是派遣官员到京师国子监致祭，有时也遣官到曲阜阙里孔庙致祭。遣官到曲阜致祭，始于东汉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刘秀过阙里，遣大司空宋弘致祭。北魏皇兴二年（468年），献文帝派中书令高允到曲阜，以太牢祀孔子。唐、宋、金三朝很少遣官致祭，元末惠宗遣官致祭最为频繁，每隔几年即进行一次。明清两代遣官致祭很少。明弘治十二年（1499）、清雍正二年（1724年）因孔庙遭遇火灾时曾派官慰祭。

　　遣官祭告，是皇帝因有大事而派人祭告。遣官祭告曲阜阙里孔庙始于唐代。乾封元年（666年），因追赠孔子为太师，维修曲阜孔庙，免孔子嫡系子孙赋役事，派遣司稼卿扶馀隆祭告。元代，凡皇帝登基，改变孔庙祀典，维修孔庙建筑均遣官祭告。明、清因之，而清代祭告更为繁杂，平判获胜、祈求丰年、皇太后及皇帝逢十大寿、皇帝及太后升配礼成，皇帝登基逢十大庆，皇帝南巡，追封孔子五代先人为王，甚至立国储、立正宫、孔庙大成殿上梁时出现祥云，都派官祭告。仅乾隆一朝，遣官祭告就达十六次之多。

　　释奠，原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后发展为程序严谨、繁琐、充满着虔诚的典礼仪式。释奠是孔庙祭礼中规格最高的一种，阙里孔庙汉代时长孙即四时祭祀，而官方祭祀一年只有两次，“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东汉《乙瑛碑》）晋泰始三年（267年）命鲁国四时备三牲奉祀，至清代仍于每年四仲月举行。

　　阙里孔庙举行释奠礼，除皇帝亲自致祭或遣官致祭外，例有衍圣公主祭孔子、四配，属官分祭十二哲、先圣、先儒、启圣祠、崇圣祠、寝殿、宗庙等。

　　释菜，古代凡新入学就读者均需行释菜礼，以芹藻之类祭祀先师，不用牲牢币帛，是一种从简的祭礼。北齐天保元年（550年）始命国子监每月朔日行礼。清代时，释菜仅有菜、枣、栗三种祭品，各置豆内，祭祀时上献爵，每月朔日举行。阙里孔庙在大成殿、启圣祠、崇圣祠行礼，由衍圣公主献，公府属官、四氏学师生及孔氏族人随班。

　　荐新，是用新熟的五谷或别的新食物祭祀祖先。阙里孔庙于每年农历二月的花朝日、三月的寒食日、五月端阳日、六月初伏日、八月中秋日、九月重阳日、十一月长至日、十二月腊日举行，由衍圣公率领族人荐新于庙寝。

　　唐代之前，孔子祀典动摇不定。如汉代，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配享；晋、宋、梁、陈及隋，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武德二年(619年)，于国学立周公、孔子庙。七年（624年），唐高祖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贞观二年（628年），房玄龄等建议，停祀周公，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但贞观之制未久行，至唐高宗永徽年间又复为武德旧制。至显庆二年（657年），太尉长孙无忌等奏：“成王年幼，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实乃贬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丧之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弘圣教于六经，阐儒风于千世，故孟轲称生民以来一人而已。”（秦惠《五礼通考》卷一百一十七，《祭先圣先师》）最后别祀周公，使之配享武王；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孔子祀典从此独立，再无动摇。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王者冕服，南面而坐，十哲东西侍列，孔子祀典升为中祀。宋朝文治兴盛，孔子祀典又视前朝有加。真宗加谥“元圣文宣王”，不久改为“至圣文宣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孔子用天子冕，增为十二旒。元大德十年(1306年)再加封，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王圻《续文献通考·学校》）名号加“大成”，祭祀仪物由少牢升格为太牢。

　　随着历史的演进，孔子祀典不断提高，孔子地位不断突显。其中原因为明宪宗一语道破，他说：“自孔子后，有天下者无虑十余代，其君虽有贤愚之不同，孰不赖孔子之道以为治？其尊崇之礼愈久而愈彰，愈远而愈盛。”（阙里孔庙《重修孔子庙碑》）

　　（二）释典礼器

　　祀孔礼仪，其制源于商周，商周崇尚祀典。《礼记》是记载中国古代礼仪最完备的典籍，祭孔礼仪则蕴含《礼记》中非常丰富的古礼元素，包括祭器、祭品等。由释奠礼乐的溯源，可了解古代礼仪的哲学与价值观。可以说，释奠礼乐是今天礼仪文化中最珍贵的文化财富，这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还包括了礼器的配制。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敦礼重义，为世人所称道。古代的祭祀名目繁多，祭祀要有专器，故古代的礼器也很多。祭孔礼器分为两类，一为皇帝御赐，仅供陈列；一为祭祀实用的礼器。帝王御赐祭孔的礼器，最早记载于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章帝过鲁祭孔子，留太尊、牺尊、象尊、山尊、雷尊、明水瓶共六事。

　　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帝幸鲁祭孔，留所用奠酒器、银炉各两件于庙。

　　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所赐五供，曾作为礼器使用，分盛泛齐、终献酒、亚献酒、醴齐、初献酒，自乾隆后不再使用。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帝幸阙里，赐银器共重八百两；天禧二年（1018年）赐文宣公家祭冕服。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五月，颁赐罍一、洗一、勺一、帨二，笥、壶、尊各二，勺、冪、毛血盘各一，象尊、牺尊各一，簠、簋各二有盖，箱、篚各一，铏、鼎各三，有盖；柶笾十，有冪；豆十，有盖；爵三，有坫；祭服一。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六月诏，准衍圣公祭庙初献用四品服四梁冠，亚献用七品服三梁冠。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诏，准去江南打造全套祭庙礼器。

　　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赐阙里祭服一套、七梁冠一，又赐磁祭器一副、酒盏一百二十五，酒尊五，有盖；毛血盘十五、罍四，羹碗四，笾豆、碟四百八十，爵二十。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阙里孔庙祭器毁于刘六、刘七起义。十五年（1520年），兖州知府补造完备。

　　清雍正十年（1732年），御赐珐琅铜香鼎一、烛台一、花瓶二、香合一、金龙朱漆几五、帛篚七、铜爵二十六、登一、铏六、簠二十一、簋二十一、笾八十六、豆八十六，皆有盖。乾隆六年（1741年），钦颁铏十六、簠一、簋一、笾四、豆四，俱有盖。十二年（1747年）又钦颁爵七。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颁商周十供，均为铜器，分别为木工鼎、亚弓觚、牺尊、伯彝、父乙卣、蟠夔敦、宝簋、夔凤豆、饕餮甗、方鼎。其中木工鼎、亚弓觚、父己卣三件为商代器物。

　　清雍正十年（1732年）颁赐的珐琅祭器，其中香鼎一件、烛台二件、花瓶二件等珐琅五供；以及商周十供，祭祀时只陈列殿中。

　　清代祭孔时，孔子神位前，实用礼器及盛放祭器陈列有：

　　簠二只，分盛稻、黍。

　　簋二只，分盛粱、稷。

　　笾十只，分盛盐、藁鱼、枣、栗、榛、菱、芡、鹿醢、白饼、黑饼。

　　豆十只，分盛韭菹、醯醢、箐菹、鹿脯、芹菹、兔醢、笋菹、鱼醢、脾肵、豚膊。

　　登一只，盛太羹。

　　铏二只，盛和羹。

　　爵三只，盛献酒。

　　壶尊，盛祭酒。

　　俎，陈放牺牲。

　　烛台四只，插放蜡烛用。

　　茅沙池，接求神时，向地灌酒用。

　　罍，盛酒器。后来在祭祀时，也用以盛浴手水用。

　　冼，洗爵用。

　　盥盆，接浴手水用。

　　篚，放帛用。

　　坫，放爵用。

　　香鼎炉，焚香用。

　　祝版，贴祝文用。

　　香盒，放香用。

　　龙冪，盖尊用。

　　笾巾，盖笾用。

　　帨巾，拭手、洗爵用。

　　燔炉，焚烧萧、艾用。

　　庭燎，照明用。

　　牌，张贴告示等用。

　　毕，燔肉燎帛用。

　　锹，埋帛用。

　　旗，迎牲帛粢盛用。

　　刀，制祭品用。

　　孔庙祭祀礼器，铸造精密，保留商周遗风。《圣门礼志》说：“屡有须发彝器，又蒙特旨，厘定宫商礼制乐章，尽美尽善，诚为千古未有之巨观，所谓崇礼先师，增辉圣德。”又说：“考圣庙礼制，究三代遗踪铸造，礼器古朴精详。（朱熹）知潭州时曾申省部，乞准颁行崇文馆，奉勅刊行释奠仪注及礼器图式，颁行郡县。盖是时，各学宫旧制残缺，故朱子更为考定，而阙里庙中则断不至考稽之。”

　　（三）释典乐器

　　孔庙用乐，由来已久。

　　孔子去世后，以宅为庙，陈列孔子生前使用过的衣、冠、琴、车、书。琴为孔庙记载最早的乐器。

　　东汉元和二年（85年）章帝过鲁，祭祀孔子，作六代之乐，为孔庙用乐之始。永寿二年（156年），鲁相韩敕为孔庙制造乐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此碑现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北屋）建宁元年（168年），鲁相史晨祭祀孔子，“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汉《鲁相史晨飨孔庙碑》，此碑现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北屋）。

　　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皇太子刘劭释奠孔子，舞用六佾，乐用登歌。这是由朝廷正式明确祭孔乐舞。

　　南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尚书令王俭奉诏设轩县（悬）舞佾。北齐、后周因之。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太子杨广上言下诏吏部尚书牛弘、太子洗马柳顾言、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尧基、礼部侍郎蔡徵等创作雅乐歌辞，祭孔用之。因此，《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三明言，祭孔乐舞的形成是以隋文帝指令乐官制定的孔子“释奠乐章”为标志的。

　　唐初沿用隋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窦琎等定大唐雅乐，乃至十二和。贞观中，协律郎张文因十二和之制未备，奉诏与起居郎吕才考正律吕，用于释奠之仪。降神用永和，文舞三成，送神一成；奠币用登歌，奏肃和；八俎及彻豆奏雍和。开元中又增三和，为十五和乐，释奠用宣和。

　　祭孔乐器自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赐正声大乐器一副，孔庙始备太常乐器制度。

　　金明昌五年（1194年），敕赐曲阜孔庙登歌乐一部，将太常寺所余钟、磬笙、竽等修正发下。

　　元至大四年（1311年），孔思逮奏请朝廷，于江浙行省制造了登歌乐，与金代相比，巢笙、和笙改二为四。编钟一虡在东，编磬一虡在西，楹鼓一在编钟之东，足鼓在编磬之西，瑟四在钟磬之北，琴六在瑟北。搏拊二、丛鼓二，笙、洞箫、笛各三，埙、篪、排箫各一，柷一，敔一。

　　明洪武七年（1374年），五十六代衍圣公孔希学请于朝廷，颁给乐器一部。计钟磬各一虡，琴十瑟四，凤箫、洞箫、埙、篪、笙、笛各四，搏拊二，柷、敔、麾各一，应鼓二对。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颁赐阙里孔庙“中和韶乐”乐器一副，计柷一、敔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琴六、瑟四、笙六、箫六、笛六、埙二、篪四、排箫二。乾隆年间又增加了一些乐器。

　　“八音”，是我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钟、铃等属金类，磬等属石类，埙等属土类，鼓等属革类，琴、瑟、等属丝类，柷、敔等属木类，笙、竽等属匏类，管、箫等属竹类。

　　祭孔乐器，堪称八音俱全。《圣门乐志》说，圣庙乐器备考三代（夏、商、周）遗制，铸造精密，于知潭州，颁行诸路施行，名学宫乐器最为近古。《乐志》载：“学士大夫诵法先王，考稽莫据，幸登阙里庙堂，声容可接，名物灿然，君子辨器以审音，审音以知乐，播之管弦羽籥，而仿佛《箫》《韶》之遗响者，其为大成乐乎。”

　　作为歌舞乐融为一体的祭祀乐舞，虽然歌乃一乐之主，但八音必具克谐，方有助于“氤氲满庭香，八音六律间宫商”（孔庙引导乐曲《朝廷歌》）的释奠礼仪。所以，自周代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以庞大的乐队配合礼式。

　　（四）释典乐章

　　祭孔乐章及乐名，是随着朝代更迭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

　　史料证明，祭孔乐章的真正形成，是从隋代开始的。隋开皇九年（589年），文帝平定南朝陈国，获得了南朝宋及齐国所保存的汉族传统古乐。当时的太常卿牛弘等奏请整修所获宋、齐雅乐的遗存，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便展开了宫廷雅乐内容的研究、创作、扩展与实施。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由太常卿牛弘、太常少卿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征等组成的研究机构，创制了一个庞大的雅乐系列，其中包括：祠圜丘之乐、五郊祭祀之乐、感帝乐章、雩祭乐章、朝日和夕月乐章、方丘之乐、神州乐章、社稷之乐、先农之乐、太庙之乐、食举之乐，还有上寿、宴飨群臣、文舞、武舞、大射、祝凯旋，以及皇后内乐等近二十种场合的五十六首歌诗。

　　该宫廷雅乐也包括了祭祀先圣先师孔子的乐章。从此，祭祀孔子有了专用的乐章，也成了宫廷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代祭孔乐章取《诚夏》为乐名，全称为《诚夏登歌》。这标志着祭孔乐章是隋朝宫廷雅乐大系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隋朝孔庙雅乐以“夏”为名，如迎神奏（唱）《昭夏》、皇帝升坛奏《皇夏》、初献奏《诚夏》、饮福酒奏《需夏》、送神奏《昭夏》等。以“夏”为乐名，其用意在于继承华夏之声，但可惜的是乐章已无法见其曲谱了。

　　隋代孔庙雅乐的文学部分，是继承了我国周代以来的传统雅颂歌诗的表现形式，每乐章由五对四言诗句组成。虽然今天已经无法见其曲谱，但是，根据歌诗的内容和格律，以及古代祭祀音乐的诸多描述，仍可想象出它的典雅风格。

　　唐朝建立后，于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李渊诏国子监，立周公庙和孔子庙。自武德七年（624年）后，依时举行释奠。到了武德九年（626年），高祖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琎等确立宫廷雅乐制度，撰写乐章，开始了唐代雅乐的制作和实施。唐太宗继位之后，仍然按照高祖所诏议的宫廷雅乐计划，由祖孝孙和窦琎等人继续履行其职责。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经祖孝孙、窦琎等人历两年时间，考以古音、乐制、乐章、乐器、乐队编制、舞蹈服饰等，全面设计创制了十二《和》，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并法天之成数十二”的大唐宫廷雅乐系列。以此视之，唐代应有完整的宫廷音乐体制，但流传至今的祀孔乐章已不完整了。

　　唐贞观中，协律郎张文收，以十二《和》之制未备，乃考正律吕。用于释奠者有降神奏《诚和》，文舞三成，送神一成；奠币登歌奏《肃和》；入俎及彻豆奏《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奏《舒和》。唯独未载“酌献”乐，据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考，可能当时凡祭祀酌献皆奏《寿和》。

　　从十二《和》雅乐系列，看得出隋、唐两代的雅乐制作，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唐代的雅乐系列中，可知礼仪的规划状况比前代有所繁华。也正是这种标志太平盛世的庞大礼制的确立，才产生了洋洋壮观的十二《和》。

　　在五代中，仅有后汉和后周两代祭孔乐章的记载。后汉立国虽然短暂，但对尊孔活动却很积极。其措施是，改唐代祭孔乐章和乐名以为己用。比如沿用唐代乐章及歌诗之全部，只改其原来“十二《和》”乐名为十二《成之乐》；比如改唐代《宣和之乐》为《师雅之乐》。

　　后周时期的宫廷雅乐是改后汉的“十二《成之乐》”谓“十二《顺之乐》”，即将后汉的《师雅之乐》改为《礼顺之乐》。

　　释奠乐章至宋代显得成熟和繁荣。

　　《宋史》记载：“宋太祖建隆元年，兼太常窦俨上言，三五之兴，礼乐不相沿袭，洪唯圣宋，肇建皇极，一代之乐，宜乎立名。”窦俨建议：“改前朝祭孔雅乐‘十二顺之乐’谓‘十二安之乐’，尽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就这样，宋朝建国初期，经过太常寺翰林学士窦俨等宫廷礼乐官的整理，为大宋王朝确立了一代雅乐。于是，改后周宫廷雅乐《十二顺》，立为宋朝《十二安》之乐，施用于当朝各种祭祀场合。

　　宋崇宁四年（1105年），徽宗下令设立专管宫廷音乐的机构“大晟乐府”。由该乐府于大观三年（1109年）及四年（1110年），分别制作了两套不同的祭孔乐章，乐章由原来的六首，增加到十四首。其特色是：每个乐章曲名，都以“安”为最后一个字；而且乐章均承袭过去“四言、八句”的格式。

　　宋代雅乐与前代相比，其应用范围有所扩大。大约有：祈谷、雩祀、祀五方帝、祀感生帝、朝日、夕月、祀九宫贵神、封禅、祭九鼎、祀岳镇海渎、祀大火、祭风雨灵师、祭先农先蠺、腊祭、祭文宣王庙等祭祀活动。

　　金初取汴，得北宋之乐而用之。

　　《宋史•乐志》：“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乐轩架、乐舞图、舜文二琴、教坊乐器、乐书、乐章、明堂布政闰月体式、景阳钟并虡，九鼎皆亡矣。”到了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开始议定本朝雅乐。

　　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名曰《太和之乐》，而定乐曲以“宁”名。释奠乐章有：来宁、静宁、肃宁、和宁、安宁、辑宁、泰宁、咸宁等乐章。礼行三献，以祭酒、司业、博士允，学生以儒服陪位。

　　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朝廷开始向各直省颁布孔庙祭祀乐章。与此同时，也向曲阜衍圣公府颁布了一套有九个乐章组成的祭孔音乐，表演形式袭用了宋代“登歌”的编制。

　　元代早期也同宋、金一样，袭用前代孔庙的《太和之乐》，那就是演奏金代雅乐之遗作。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称帝时期，才开始治理当朝雅乐。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七月，昭告中外崇奉孔子，为元代制订祭孔乐章奠定了思想基础。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推出了元代的祭孔乐章。按《元史》记载的元代雅乐共分五类，其中有“郊祀乐章”、“宗庙乐章”、“社稷乐章”、“先农乐章”和“宣圣乐章”等。元代雅乐的前四类乐名均为“宁”字，惟有宣圣乐章取“箫韶九成”之义，定名《大成乐》，每个乐章的曲名为“安”。

　　元末，曾拟写过祭孔乐章，以“明”定曲名，如文明、昭明、景明、诚明、灵明及庆明等乐章。这套乐章与采用宋代大晟乐府撰写的那套相比，结构精炼，演奏勿须换用多种宫调，歌诗有新意、有特点，反映了元代在尊孔崇儒方面的热情，但未及使用。

　　明初，在祭祀孔子的典礼中，采用宋之大晟登歌旧乐。

　　明洪武六年（1373年）冬十一月，颁先师孔子乐章，取宋代大晟乐府撰写的十四个乐章中的六章，改以“和“为曲名。化繁为简，采六章六奏的型式，为大成释奠乐谱。所取宋乐章之内容为：将其中迎神所用乐章取其首章，更名为《咸和之曲》；取其“奠帛”乐章更名为《宁和之曲》；取“文宣王酌献”之乐章用于“初献”更名为《安和之曲》；取其亚、终献用乐章更名为《景和之曲》；将其彻馔用乐更名为《咸和之曲》；而送神更名亦为《咸和之曲》。

　　明代初期制定的这套全国通用的孔庙乐章，定名为《大成乐章》，一直为后人采用。而近二百四十年后，万历年间李之藻《頖宫礼乐疏》一书中，所做合理序性的改进，亦影响了清代的祀孔礼乐的发展。清历次的乐章均保留此“迎神、奠帛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等仪序及六章六奏的基本音乐架构格式。

　　清代初年使用祀孔乐章沿袭明制。

　　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也就是清廷迁入北京后，皇宫开始遣官在国学孔庙致祭先师孔子。所演奏的乐章是斟酌了宋、明两代孔庙歌诗，在继承前代歌诗遗产的基础上，糅进新词句。

　　顺治十三年（1656年），第一次颁定国学释奠乐章，采用新乐章诗词，乐章名将明朝所用乐章中的“和”字改为“平”。新订六乐章为迎神用“咸平”、初献用“宁平”、亚献用“安平”、终献用“景平”、彻馔用“咸平”、送神用“咸平”。仍沿明制采“六章六奏”方式，舞用六佾，三献均用文德之舞。

　　康熙六年（1667年），皇帝亲自考究声律，治理一代雅乐。康熙帝在斟酌上下五千年的雅乐沿革基础上，终于制定了以《中和韶乐》而命名的清朝孔庙雅乐。《圣门乐志》曰：“依宋乐志考其宫调，则是以太簇起调，而仲吕为宫，然黄钟非合字，太簇非四字，仲吕非上字，则其声字宫调皆未可以为据。自我圣祖仁皇帝考其之声，我皇上钦定乐章。”

　　乾隆七年（1742年），又将顺治元年乐章之辞进行了修改。本次修订，乐章名保留了顺治年间所用“咸平、宁平、安平、景平、咸平、咸平”六乐中的“平”字，改名为“昭平、宣平、秩平、叙平、懿平、德平”。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后，中央级的孔庙、阙里孔庙升格为大祀，改为八佾之舞，行帝王所用之礼节；地方级的孔庙也跟着升级为中祀。

　　民国初期的临时政府承袭了前代已有的“国学”和各直省孔庙祀典乐章及其礼制和乐制。

　　民国三年八月，袁世凯大总统准颁《民国礼制》七种，包括《祀孔典礼》一卷，由政事堂礼制馆遵照通行。该卷订以夏历春秋两丁为祀孔日，仍从大祀，礼节、服制、祭品与祭天一致，并规定京师文庙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由该长官主祭，孔子生日则听各习惯，自由致祭。并分别对“京师文庙”、“各地方文庙”修订乐章名一样，但歌词不一样的乐章。

　　京师文庙所用乐章，依清顺治年间创制、康熙年间部分修正的国学祀孔乐章歌词，再予修正部分文字，并将乐章名全部改以“和”为字尾的“昭和、雍和、熙和、渊和、昌和、德和”。地方文庙祀孔子仪之乐章，与京师文庙乐章相同，歌诗则沿清乾隆乐诗，仅作部分文字修定。

　　（五）释典佾舞

　　佾舞，即古代行列人数相等的雅乐舞蹈。

　　西周的礼乐制度等级分明，天子八佾，舞蹈人数六十四人。诸侯六佾，三十六人；大夫四佾，十六人；士二佾，四人。《左传•隐公五年》：“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鲁国大夫季桓子在家祭时用八佾为舞。孔子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僭礼行为。《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祭孔乐舞，亦被称为佾舞。

　　祭孔舞蹈，其性格特征来自于孔子德备群圣，功觉生民的至高地位。

　　孔庙释奠无不力求笙、镛、羽、籥，有秩有伦，代代并隍报祀。以文质彬彬的文德之舞容，合中正宽舒的雅颂之乐歌，以国之大典崇宣孔子的人格魅力及其伟大功绩。

　　祭孔乐舞的表演者称为“舞生”。舞生在舞蹈时，右手执羽（又称翟），持羽取饰物以立容；左手执籥，以籥为舞具，取吹之器以立声。于进退疾徐，变态离合，周旋中规，折旋中矩，整齐严肃，动应节奏，皆各有其不同之仪姿。左右开合各有代表不同之含意，每个舞蹈造型代表一字，歌声唱完一句，乐曲奏完一节，舞生正好完成一组动作。

　　传说舜时已有“韶乐羽舞”，至周代，在礼乐教化观念的催化下，原始社会的原始崇拜或祭祀祖先的、富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歌舞，便以礼乐治道的现实性应用意识而组合为一定程式的乐舞，以适应社会教化的需要。故在宗庙宫庭之礼仪方面，制有许多乐舞。

　　从先秦直到清末，各朝之祭祀乐舞虽不尽相同，唯均维持雅乐舞之体制。而依照周代的遗规，祭祀之舞有文舞、武舞，武舞亦名“干舞”，舞时执朱干玉戚；文舞亦名“羽舞”、“籥舞”，舞时执夏翟苇籥。

　　清庞钟璐《文庙祀典考》记曰，南朝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诏立学，有司奏：“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从权奏登歌。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讲孝经，帝亲临释奠，车驾幸。”这应当被视为祭孔释奠用六佾、轩悬之乐之始。

　　唐代贞观年间，祭孔时文舞、武舞并用，迎神用文舞一成，亚终献用武舞二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先圣庙乐用宣和之舞，国子博士范頵撰乐章。唐玄宗开元中，曾用八佾。

　　宋时，则仅用文舞，取消武舞，取谦逊揖让仪，并配以咏唱朝廷所颁定颂扬孔子祝文之歌词。

　　明初，初用宋之大晟登歌旧乐，至洪武六年（1373年），颁五音阶乐章，惟歌词仍沿宋代。登歌乐、文舞、武舞齐备，惟祭孔仍用六佾，执三羽之翟。明代嘉靖年间以后，取消武舞，今用文舞，执三羽之翟。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与孔子生前评论《大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有关，也可能是因为孔子一生尽以文德之功而奉献天下，故应该以《文舞》相祭之。

　　释奠所用佾舞，均用三成，搭配三首乐章，每首乐章均四言八句的诗词所组成，三成舞合计九十六个动作。今三成舞用于初献、亚献、终献礼。

　　现存有关佾舞之谱，留有文献可考者，仅有明、清二代。明代舞谱又分为前、后二期二种不同舞谱。前期三成佾舞用于“奠帛”、“初献”、“亚献”、“终献”；后期三成佾舞，则分别用于“初献”、“亚献”、“终献”。

　　清初沿用明初期舞谱，至康熙年间才新作另一释奠佾舞。

　　康熙时创编的释奠佾舞共两套：一用于阙里及直省；一用于国学。直省泛指地方直隶省及府州县，广为各式版本礼乐书籍所收录，后来并成为全国各地方州县所通用。

　　佾舞为释奠乐之容。明、清两代四套释奠佾舞，其舞式虽各自不同，手持的舞器也有差异（明式的翟为三羽，清式为单羽），但仍有共通之处，如：均分为东西两班。祭孔释奠六佾舞，全队三十六名舞生，分为东西班各十八人，另有二名引队的“节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升孔庙释奠由中祀为大祀，提高到天子的礼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