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参同契》被誉为“丹经之祖”，它认为修道入手处是“内以养己，安静虚无，原本隐明，内照形躯”。《黄庭经》是较早的内炼道经，亦谓“扶养性命守虚无，恬谈无为何思虑”。陶弘景则指出内养须“游心虚静，思虑无为”，“不以人事累意，不修仕禄之业，淡然无为，神气自满”[11]虚静要求克服私心杂念，消解情欲的冲动，排除外界的引诱与干扰，使精神保持清明平和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才能体道悟道，产生出超常的智慧，使心灵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司马承祯《坐忘论》说：“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恬与智交相养”，“养而久之，自成道德”，得道之人“身与道同，则无时而不存；心与道同，则无法而不通”。全真道以性命双修为真功。真功的核心是“识心见性”，见性须清净，清净须澄心遣欲。内丹家炼养各有不同顺序次第，而起步处大都是筑基炼己，即克己去私，修心炼性，然后才能行诸调息、采药、烹炼、搬运、温养等命功，最后又须性功，达到性命双彻。不修命功诚然不是道教，然而命功必须以性功伴随，性功欠缺，亦不能证成真道。故大凡造诣高深的道士，都是恬淡宁静、谦和有礼、与世无争的人，来而不喜，去而不留，真性不乱，万缘不挂，酒色财气无动于心，生死忧患泰然处之，没有了俗人的烦恼和痛苦，时时保持着快活超然的心境，这样的人也就是活神仙了。

要做到恬淡虚静，精神必须内敛。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故道教十分注重保精爱神的“啬”的原则。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啬”的内涵是对内在生命力进行培植积蓄，不仅节流，而且开源，有生有聚，提高含藏量，用之有节，避免各种浪费，即所谓“厚积薄发”。从节流上说，要“塞其兑，闭其门”，“去甚去奢去泰”，不为物累，不溺声色，固精保神。从开源上说，要“营魄抱一”、“专气致柔”，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充分开发体内生命潜能，使主体获得“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无限智慧和能量。养生以啬，便可使生命根基深厚，精力充沛，耳聪目明，健康长寿。所以道家和道教说的心境恬淡虚静，并非空空如也的一无所有，而是使心灵深处无所蔽塞而明彻如镜，能体察宇宙的生命之源和生存之机，使人的生命高度升华，虚中有实，静中有动，无为而无不为。故有道之士，大智若愚，大辩若讷，看似物来顺应，无心而居后，实乃大洒脱大自由，有充裕的时间和空间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把握住具有生命力方向意义的东西，而不随波逐流，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超凡脱俗而为高人雅士。

无须讳言，道教的历史传统中也有过时驳杂的成分，教内人士正在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清理旧的吸收新的，以求生存和发展；教外人士更需要用现代眼光和客观态度来研究道教，对其正面与负面价值作出合乎实际的全面分析，使道教得到公平合理的解释和评价。但长期以来妨碍这种科学求实态度的主要是视道教为异己的偏见和不懂道教的浮论。因此我这里着重替道教的崇高精神作一番申说，实际上也是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为中华精神（道教精神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呐喊扬威。也许到现在我还未近其门墙，无以窥其中宫室之富美，但我所说皆是自己研究中的真切体会。我相信我所阐述的道教精神在基本方向上并没有过时，甚至可以说，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更有发扬光大的必要。人们可以不信教，但道教的宽容精神、科学精神、淑世精神、自强精神、达观精神却不能不加以肯定，它们依然是现在做人做事所应当具备的。只要我们虚心好学，我们就可以从道教文化的精神资源里吸取用之不尽的智慧。 

注释：

[1] 这里的“道家”包括老庄之学与道教。关于道家和道教的关系，请看《道教通论》中本人撰写的“道家学说概观”一章。

[2] 陈撄宁：《道教与养生》中《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一篇。

[3] 扬雄：《法言·君子》。

[4] 葛洪：《抱朴子·论仙》。

[5] 葛洪：《抱朴子·至理》。

[6]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人民之信服第七》。

[7] 葛洪：《抱朴子·对俗》。

[8] 参看刘仲宇：《中国道教文化透视》。

[9] 《宋史·隐逸传·陈抟传》。

[10] 《元史·释老传》。

[11] 陶弘景：《养性延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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