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个体生命的永恒性，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幻想的追求，才有探索的动力。谁也不能说人的长寿有一个无法逾越的年龄极限，随着社会的健康化合理化和医疗体育事业的发展，人的寿命总要不断增加，人生七十古来稀，人生八十今日多，这不是活生生的现实吗？道教的可敬可爱处就在于有一种违俗精神，敢想世人所不敢想，敢为世人所不敢为。敢想的未必做得到，不敢想的一定做不到。葛洪就不赞成用“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的一般性论断来直接证明人必有死。他说：“夫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谓夏必长，而荠麦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4]当然，天地龟鹤亦有尽头，可是龟鹤是动物之长寿者，天地之久更非人类所可比拟，为什么人偏要给自己的寿命加以常限、规以定例呢？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可以主动参与生命活动；延养之理，补救之方，能够改变先天的弱态，获得比先天更长久的生命力。葛洪认为人死总有致死之因，他归纳为六害：“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5]，如能以炼养之术免此六害，人即可不死。我们且不论葛洪所说六害是否说尽死因，从一般理论上说，人之衰老死亡必有其生理上的具体原因，排除死因即可长生，这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只是人类很难做到这一步。抽象地重复“有生必有死”的论断，不能解答为什么人会衰老这个具体科学问题。正是由于人类不满足于有生必有死的抽象结论和经验事实，也不满足于现有的平均寿命，人类的医学才一直坚持寻找人体老化的秘密，为延长人的寿命而奋斗，各种抗衰老的医方药品的出现，便是这种努力的阶段性成果。人类今后也不会放弃这种努力，虽然它的进展是缓慢的，但无有尽期，说不定未来会有一天，人人都是老寿星活神仙。道教的抗命逆修精神表现出一种敢想敢做的大无畏气概，为此它付出不少惨重的代价；长生的目标虽然没有实现，但可以落实到健康长寿的层次上，人们因此而从中受益。
第三，实践力行的精神。世上许多宗教，其功能主要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思想信仰，用以安身立命，所以注意力放在教义教规的完善和遵守，放在祭祀、祈祷的肃穆和虔诚。道教不仅给人以信仰，还进而将这种信仰具体化为各种道功道术，形成操作体系，引导信徒去实践力行，在实践中深化和纯正信仰，所以特重功法和炼养术，即所谓“道无术不行”。信道还要得道，得道必须力行，这是道教的一大特色。只懂得道教的基本宗旨，或者只有虔诚信仰，而不作道术的训练，没有道功的积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徒。道术中最大的两项是外丹术和内丹术。历史上外丹术的始终有炼成能使人长生的金丹大药，可是道士们认真实验的态度和取得的实际成果都不能不令人钦佩。中国古代的化学、冶金和医学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此；如今中外人士都承认道教推动中国科学技术这一事实。南朝梁代道士陶弘景相信外丹术，梁武帝赐给他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原料，助其炼丹，陶弘景不轻信以往丹书，二十年间亲自七次试炼，后来炼出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但他并不认为是成功的，他忠实地记录了试验过程以供后人参考，遂有《合丹药诸法式节度》、《炼化杂术》等著作，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与江湖骗术是不同的。外丹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成果是火药的发明。火药在《周易参同契》和《抱朴子·仙药》中已有初步配方，而唐代外丹著作《真元妙道要略》则有了关于火药最明确无误的记载，这不知是经过多少次的试验和失败才得到的。内丹术又称内丹功法，是自然炼养的方法，起于南北朝隋，盛于唐宋，成熟于金元明清，是后期道教的主要修道方法。由于师承不同，内丹道有众有流派，但都以性命双修为旨要。修道者需身体力行，按照道书和道师所指点的要领去苦练恒修，自觉自悟；人道深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许多诀窍只可意会神解，难以言传身教。所以炼养内丹，一要有缘分，二要有悟性，三要有功夫。心意不诚之人，局限书本知识之人，害怕艰苦之人，绝无所成。如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有效的气功功法，很大一部分出自道教内丹，尽管在理论上有许多问题一时解释不清，但气功深受群众喜爱，因为它确有治病健身的功效，这是道教文化对现代社会做出的一大贡献。
道教还有内观、存思、守一等养神之术，服气、胎息、导引、房中、辟谷等养形之术，还有占卜、符箓、守庚申等通神之术，其中有些属于宗教神秘主义范围。这些道术都具有可操作性，又要求操作者有直觉体验，其间的高下优劣全在修道者的素养与道术的实效。历史上道教影响的扩大主要不靠口头说教，而靠高道的行为榜样和道门的善事嘉行。陈垣先生评价早期全真道何以受人欢迎时，指出盖由于“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6]，故有无形的感召力，这是道教一个优良的传统。
第四，救人济世的精神。道教从《太平经》开始，就确定了“内以致寿，外以致理”的养身与积善并重的宗教实践原则。明代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对《太平经》的评语是：“皆以修身养性，保精爱神，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治国太平，消灾治疾。”这个内外双修的原则贯穿于道教的全部发展史过程。救人济世之善行不仅重要，甚至是修炼成仙的首要条件。葛洪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7]这个观念以后反复被强调。如：唐代道士吴筠认为修道证真除了清静寡欲，还要“宏施博爱”；宋初张伯端《悟真篇》亦云：“大道修之有易难，也知由我也由天，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金元形成的全真道，其修炼分为内在的“真功”与外在的“真行”，“真行”就是积善德。故《郝宗师道行碑》云：“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晋真人语录》云：“若要真行，须要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为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只有功行两全者，方能谓真人。清初全真龙门派中兴之功臣王常月强调先尽人道，方可论仙道，把入世与出世统一起来。中国的儒佛道三家都讲为善去恶，积德救人，但道教比儒家更注意在民间日常生活中随时行善，比佛教更有社会参与意识。历史上的道教在救人济世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一是特重医药事业，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医生和药物学家。医术与养生、济世密不可分，故为道教所重，晋代道士葛洪是有名的医药学家，撰有《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他所揖的《备急方》曾被历代医家刻印和使用。梁代陶弘景精于医学药学，他在《神农本草》的基础上增加汉魏以下名医用药三百六十五种，汇成《本草集注》，对原典有重要修订补充，又收集民间成方撰成《肘后百一方》，撰《药总诀》、《效益方》，这些行之有效的医方，对解除民众疾苦起了很大作用。唐代道士孙思邈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神医、药王、大慈善家，他救死扶伤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博采群书，删裁繁重，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大行于世，全书收方五千条，有针灸方一千条，对妇、儿两科尤为重视，将道教养生疗疾的珍贵成果推广到社会上，为大众服务。他极重医德，认为医生必须具备不求名利、一心治病救人的精神。后世之医家推重孙思邈及其《千金方》，以为“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吕元膺语），是书后又传到朝鲜和日本。道书中有关养生、医药的著作数量十分可观，据统计，《道藏》中此类著作至少在250种以上。[8]道教之所以能在社会上长期广泛流传，与它的医术发达、治病热心是分不开的。
道教救人济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道教领袖在历史重要时刻能挺身进言，参与社会事业，为社会大众实在地解厄救苦减少灾难的损害。当然，历史上也有些道士献媚君王、结交权贵、干预朝政，谋取利禄，如宋徽宗时的林灵素，明世宗时的邵元节、陶仲文，但此辈人不仅为史家所笔诛，亦为道教正直人士所不齿。教内外所推重的，是一些学问博深、见识高远、德行纯厚的高道，他们的言行才真正代表道教的优良传统。五代宋初道士陈抟受周世宗召见，世宗问以神仙黄白修养之事、飞升之道，抟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讽谏有方，仪态正大。宋太宗遣丞相宋琪求问仙术于陈抟，抟辞以“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只是劝说太宗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9]。陈抟乃道教中高人，岂有不知仙学之理？周世宗、宋太宗必以为陈抟秘其仙术，不愿示人，故以世教常道搪塞敷衍，哪里知道这正是道教的真精神。由于道教将济世视为炼养之首事，将清静列为内修之初阶，必劝人从行德寡欲入手；而帝王身处富贵之极，情欲厌足，权倾一国，不首先敛欲少私、为政以德，而直欲修道证真，岂可得乎？故陈抟所说“勤行修炼，无出于此”，实是真人真言，惜乎帝王之不悟也。
最为人称颂不绝的是全真巨子丘处机雪山见成吉思汗的事迹。其时成吉思汗威震天下，西征至中亚，大军过处，生灵涂炭。丘处机为拯救民生，到达西域雪山。及见成吉思汗，“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10]。据耶律楚材所编《玄风庆会录》，丘处机还敦请成吉思汗减免山东、河北等地赋役，使百姓安居乐业。成吉思汗在丘真人感召下，顿失军事征服者的专横骄威，对丘真人的建议皆一一采纳，并尊丘真人为“神仙”，待如师尊。丘真人回到燕京后，有鉴于中原战祸不断，生民罹灾遭难，便“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丘真人这种苦己救世的崇高行为感人至深，它使道教的精神得到一次大的升华。乾隆皇帝亦受他的感染，写下一付很有体悟的对联：“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这是对丘真人的准确评价，可惜的是乾隆知之而不能行之。我以为救人济世是道教的生命所在。道不远人，人自远道；道教有益于社会，社会便会欢迎道教，否则道教的生机就要枯萎了。
第五，恬淡通脱的精神。道教受道家影响，以“清静无为”为修道之本；其内炼功夫虽演化出百类千种，始终以虚静炼神为枢要。老子以清静为天下正，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修道原则。庄子着力于打破世俗之功利、礼教、是非、生死等绳索对心灵的禁锢，以求得精神的解放和自由。他们都认为嗜欲过盛会妨害生命的化炼培植、延伸拓展，所谓“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是也，因此，强调少私寡欲，以静养神。道教继承和弘扬这种精神，逐渐形成清虚通脱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