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8日，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在台北病逝，享年89岁。消息传到他的故乡曲阜，人们对这位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舛的末代衍圣公，表示出深深地怀念之情。
一
孔德成，字玉汝，号达生。1920年2月23日出生。
孔德成是一个独生子，也是一个遗腹子，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亲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就已经逝世。如果要说清孔德成的出生身世，还必须从他的父亲孔令贻说起。
孔令贻先后有四位妻子。
元配孙氏，济宁州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的女儿。孙氏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十八岁时与十七岁的衍圣公孔令贻结婚。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给慈禧太后祝贺“六旬万寿”，孙氏曾随孔令贻一同前往北京祝寿。受到慈禧太后的亲切接见，并赏赐孙氏一大宗物品，有“翡翠戒子、金镶玳瑁镯子、珊瑚双喜字十八子手串、黄地套红寿字料镯、鲜果四盒、时宪书二本。……御笔大寿字一张，大红绸绣五彩金龙蟒袍面一件，绿江绸绣五彩金龙裙面一件，大红果绿、藕合湖色绉绸绣花手帕一块，象牙梳篦一分，大红大寿字江绸一匹，桃红大寿字江绸一匹，藕合大寿字江绸一匹，绿大寿字江绸一匹。”（《孔府档案·慈禧太后召见老太太、太太在宫中奏对节略》）
遗憾的是，这位孙夫人，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十九岁时病逝，终身未育。
孙氏去世后，将近五年，孔令贻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夫人。曲阜鼓楼大街路北，有一家姓丰的商户，家有一女，年方十七。一天孔令贻外出归来，路过丰家店铺时，恰巧遇见丰姑娘从里面出来，双手端一洗脸盆，往店外泼水。孔令贻见丰姑娘青春亮丽，面容姣好，一眼便看中了。第二天，孔令贻便到店里找这姑娘，连着来了两天。丰掌柜和丰姑娘知道他是圣府的公爷，又知道孔令贻来店的意思，丰掌柜便对孔令贻说，如若看中小女，便接到府内算了。孔令贻与丰姑娘就经过这样一个简单过程，便撮合到了一块。
第二天，孔府便派二人轿，将丰姑娘接到了衍圣公府内。先给孔令贻的母亲彭老太太磕头，老太太也看中了丰姑娘，答应收下。先叫她住在前堂楼西学院内的北屋。第二天又派轿子和女仆陪同，到各府内给各老太太磕头，行纳妾礼。磕头回来再给彭老太太和孔令贻磕完头，这才算收丰姑娘为姨太太。但这位丰姨太太也是始终没有生育。丰姨太究竟死于何年？据《孔府档案·七十六代衍圣公夫人陶氏起居日记》所记：“民国十五年，七月……七十六代丰姨太出殡，老太太亲赴林内，料理殡事。”可知，这位丰姨太逝世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七月。
虽然有了丰姨太，但孔令贻并不算有夫人，因为丰氏不是名门正娶。后又经媒人介绍和北京陶士鋆家订了亲事。
陶士鋆原籍浙江绍兴，祖时已迁到北京，成为北京一位大房产主。家中多有金钱，只是官职不高，仅是大名府的知府。陶士鋆生了九个儿子，五个女儿，与曲阜圣府订婚的是陶家最小的女儿，五女陶文潽，人称“陶五小姐”。因陶五小姐身材矮小，人又不算漂亮，故近三十岁还没嫁出去。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陶五小姐娶进衍圣公府。
陶氏嫁到孔府，曾生下一个儿子，但不久夭亡。孔令贻把亡儿埋葬在孔林里。为此事，孔令贻与孔氏族长孔传溶，还发生了相互攻讦的事情，直闹到了山东巡抚那里。孔传溶指责孔令贻：“十余月小儿葬埋孔林”是“违例虐族”的行为，孔令贻则辩驳道：“十余月小儿葬埋孔林一节。客腊本爵之子矢折，埋于林之东偏，不特距至圣之墓远甚，即历代先茔相离尚远，若云不埋林内，试问应埋何处？孔传溶均藉以为口实，殊属谬妄。”（《孔府档案》三五九九之三）
自小儿夭亡后，一连数年陶氏未再身孕。
两年后，陶氏回娘家，正遇陶家两位少爷为争一位名叫宝翠的丫环而闹家庭矛盾，陶氏母亲为平息陶家事端，便让她将宝翠带到孔府。宝翠，姓王，原是河北遵化一个农民家的女儿，从小被卖到北京陶家作了丫环，“宝翠”一名即为陶家所取。宝翠十六七岁的时候，已长成一位漂亮姑娘，陶家的两位公子同时看上了宝翠，都欲纳宝翠为妾，于是生出乱子，为解决家庭矛盾，息事宁人，只有叫宝翠一走了事。
到了孔府后，府内人都称她为宝姑娘。这时孔令贻又看中了宝翠，在与孔令贻生了一女后，收纳为姨太太。民国六年（1917年）九月十五日，王姨太再生一女，称为二小姐。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王姨太又怀身孕，至妊娠五个月时，孔令贻的岳父陶士鋆在北京逝世，孔令贻急忙赴北京参加其岳父丧礼。
孔令贻抵京后的第三日，忽患背疽，病在床上。据随孔令贻同行的府医刘梦赢分析，孔令贻性情急躁，多思多虑，平日在府内饮酒过量。此次突发“背疽”系酒毒所致。为了使孔令贻的病情早日好起来，陶氏还延请北京名医为其医治。几天后，病势大见好转。《孔府档案·公爷方》中这样写道：“今诊脉象虽弱，而渐有力，三旬为吉兆。以下疮势而论，三日内大痂而落，十日新肌可以长平。”
孰料，孔令贻病情突然恶化，右肋又发生一巨症，名为“下马痈”，形状色红，根盘大如三寸碟，坚硬。医生们对如此症状，均感缩手无策。
病情不断加重，他自觉不久于人世，在弥留之际，令他牵挂不下的还是子嗣问题，这关系到世职爵位的承袭岂能不牵挂啊！病间，由他口述，别人代笔，给大总统及逊帝溥仪各上一份遗呈，表明了自己故后的安排和愿望。给大总统的遗呈中说：“公爵按旧制由宗子世袭，报经地方行政长官，呈由内务部核请承袭，等语。令贻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幸今年侧室王氏怀孕，现已五月有余，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如或生女，再当由族众共同酌议相当承继之人，以重宗祀。”（《孔府档案》六九五О）给逊帝溥仪的奏折其内容大致相同。
1919年11月8日，孔令贻在北京太仆寺街的官邸逝世。孔令贻病故后，先停灵于北京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在京开吊时，大总统徐世昌派王达前往致祭。为表示优礼圣裔之至意，国务总理靳云鹏签署了大总统徐世昌的指令，从优议恤，给予治丧费三千元；灵柩回籍时，命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清逊帝溥仪对孔令贻之死轸惜殊深，加恩由清室广储司发给恤典赏银五百元作为丧葬费用，以示笃念对圣裔之至意，同时派官致祭。
1919年12月18日，孔令贻灵柩在全副仪卫前导，翼兵、营兵护送，以及京师各区警士沿途照料下，出太仆寺街衍圣公府，走顺治门，经骡马巿大街、珠巿口，前门大街直至东车站，抬上专派花车，陶夫人及其他家属随行。孔令贻灵柩由北京运到曲阜姚村火车站后，孔府的本家、府属要员、外宾等恭迎孔令贻灵柩下车，同时还有庞大的仪卫队同时接灵。
孔令贻逝世前给大总统的呈文中，提到侧室王氏已怀孕五月，倘若生男则当继承公爵封号。内务府要求孔府就关于王宝翠是否确实怀孕一事开具一系列证明，呈报省长公署转部备案，若事情属实，孔令贻的呈文即可照准。于是，有关人物出具的证明，证明王氏夫人确实怀孕。
《孔府档案·故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遗腹子德成诞生经过情形》中载有以下人物出具的呈保书：
衍圣公府家人赵庆出具的证明说：“原具呈人衍圣公府家人赵庆，年三十八岁，山东历城县人，住太仆寺街门牌号衍圣公府。……家主既无子嗣，惟庶主母王氏怀妊五月，奉家主遗嘱，如庶主母生男即以承袭衍圣公，生女另由合族选择相当承继之人。”孔庭族长孔兴环出具的证明说：“宗子衍圣公孔令贻于十一月八日在京病故，已由家人赵庆呈请钧署报部在案，其侧室王宝翠怀孕五月有余，自应由兴环合同邻佑出结证明，事关圣祖宗祀，理应格外慎重，兹复延请中医、德医详加诊察，咸称实系怀孕，并无其他病症，当由兴环同出具证书，分呈备案，再拟俟其临产时邀集宗子近支各女眷前往监护，以杜流言。”另外，孔氏族人孔祥棣、孔令照、孔令誉、孔令侯、孔德冏；还有曲阜的周公后裔、颜子后裔等各方人士都一一出具了证明。甘愿以身担保。
虽然各方人士都出具了证明，但衍圣公继承权问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王姨太若生男孩尚且好说，若生女孩将会另做安排。
于是，曲阜的孔氏族人也开始了一场紧张而激烈的争嗣战。甚至于孔氏南宗，以及汶上、菏泽等地孔氏族人也纷纷赶来，各不相让。后经过官方斡旋调解，最后达成协议；如若王姨太生女孩，衍圣公的继承权则由最近支五凝堂的孔德冏继承。显而易见，王姨太若生女孩，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对陶氏夫人来讲，那处境就会更加可怕：她的主人地位也要就此结束，她必须要在新的衍圣公入主孔府之前，率孔令贻所遗的王、丰两妾及两位小姐移出孔府……
1920年，夏历庚申年正月初四日，王姨太临产。
主房设在孔府内宅院的前堂楼内。而在产房前的前上房内，就停放着孔令贻的灵柩。为了确保生产不出意外，负责接生的除中国医生外，还有外国医生，另外还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接生婆，她就是孔府当差陈占魁的母亲。为了防止有人偷换婴儿，北洋政府军队包围了产房。府内各处设岗，还有一位将军在孔府内宅坐镇。各路监产人员也齐集孔府，有省里派来的官员，有颜、曾、孟三氏奉祀官，有宗族近支中的老太太们。为了迎接小公爷的到来，孔府的所有门户都打开了，从内宅门一直开到孔府大门。
二
随着一声清亮啼哭声，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
“小公爷诞生喽！”喜讯从产房里传出，孔府里沸腾了，整个曲阜城沸腾了。随之礼炮响起，鞭炮齐鸣，孔府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报喜的人员，从孔府内鱼贯而出，奔向四方。
而就在这欢腾的时刻，一直处于紧张、焦虑状态下的陶氏夫人，此时此刻因兴奋过度，竟昏厥过去了。
这个孩子，取名为孔德成，字玉汝，号达生。从先祖孔子时算起，直到他这一代嫡孙，正好是第七十七代。
衍圣公府，郑重电函大总统、国务院总理、内务总长、山东省长以及京兆尹、知事等人。给大总统、国务院总理、内务总长的电函说：“先衍圣公令贻之妾王氏遗腹已于二月二十三日即夏历正月初四日巳时产一男，大小咸安，上纾廑念。”（《孔府档案·故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遗腹子德成诞生经过情形》）
给山东省长及京兆尹、知事等人的函说：“先衍圣公令贻在京薨逝，尊遗嘱‘侧室王氏怀孕五月有余，如生男，即以承袭’等语，经中西医诊视出具证书，并族长证书切结，先后送请转呈在案，现在先衍圣公侧室王氏已于二月二十三日即夏历正月初四日巳时分娩，生产一男，命名德成。除呈报，并另文呈请承袭外，相应取具在场监护人员证书，函请贵京、兆尹、知事。”（《孔府档案·故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遗腹子德成诞生经过情形》）
随后，一份份贺喜电文，飞向孔府。
就在孔德成出生后的第十七天，生母王姨太突然病故，终年25岁。
对于王姨太的死因，后来猜测颇多。有说“王姨太太因产后血虚病故。”（《孔府档案》六六三三）
有说“是被人毒死的。”（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并说毒死王姨太的人就是陶氏。因无确凿证据，孰是孰非，恐难定论。
也许孔德成的说法，更值得关注，他在1982年5月所撰《吾家大事》一文，说：“德成民国九年，夏历正月初四日生。先生妣王太夫人，于是月二十一日卒。其疾，即今所谓之产褥热也。先继妣陶太夫人，殓以朱棺，一品夫人服，停柩忠恕堂。……每岁清明、十月初一日扫墓时，先继妣必令吾姊弟至先生妣厝前祭拜。”
王姨太病逝后，襁褓中的孔德成急需奶妈哺乳。孔府里先后找来几个奶妈，都不行，不是奶水不足，就是吃了拉肚子。出生不久的孔德成总是大哭大闹，这下，不但陶夫人着起急来，就连孔府上上下下的人同样也着急。
一天，孔府中的医生刘梦瀛外出归来，忽见孔府大门口坐着一个年青妇女，这妇女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怀里还抱着一个哺乳期婴儿，别看妇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但怀抱中的婴儿却吃得白白胖胖。
刘梦瀛过去一问，才知道，这妇人的婆家姓张，家住孔林后边张羊村，今年39岁，因为家庭索事，与婆母吵了嘴，一生气领着8岁的女儿，抱着才出生41天的儿子，离开了家。走到城里累了，坐在孔府大门口歇了歇，这才碰上了刘梦瀛。刘梦瀛心想，府中小公爷正缺奶妈，这妇人也许能行。便问妇人愿不愿意给小公爷当奶妈。妇人正与婆母睹气，便爽快的答应了。张家媳妇进府试喂了三天，孔德成吃后，不哭不闹，也不拉肚子。陶夫人大喜，便让她留在了孔府。
孔德成出生后的第87天，孔府收到大总统徐世昌下达的着孔德成正式承袭衍圣公爵位的命令：“民国九年四月二十日大总统令：孔德成袭封为衍圣公。”（《孔府档案》六五九一）
按照祖制贯例，每一代孔子嫡长孙承袭衍圣公爵位时必须首先“告庙”，祭拜孔庙的崇圣祠、启圣祠、启圣寝祠、后家庙，以及衍圣公府的报本堂、祧庙、夹室等。崇圣祠供孔子上五代祖先，启圣祠供孔子的父亲，启圣寝祠供孔子的母亲，家庙供孔子、孔鲤、孔伋、孔仁玉等，孔府内的报本堂供五十四代以及七十二代到七十五代。祧庙供孔子五十五代到七十一代，报本堂内是每满五代的牌位，就将上一代的牌位移入祧庙内。夹室供“诰赠衍圣公”，一种是衍圣公死后其子尚幼，其弟代理衍圣公；一种是其弟的儿子过继为衍圣公。
孔德成这代衍圣公也不会例外，当封孔德成为衍圣公的大总统令到府时，照样举行了隆重的告庙仪式。
《孔府档案·孔德成袭爵告庙祭文》记载了当时的告文内容：
祭拜崇圣祠的告文：“维民国九年岁次庚申十月壬申朔越八日已卯，袭封衍圣公德成敢昭于肇圣王、裕圣王、诒圣王、昌圣王、启圣王神位前。曰：维王笃生，圣德祥开，奕世光昭神明，泽及后裔，继维继承。于今弗替，兹荷命令仍主时祭，择吉昭告，仰祈默契，神其鉴之，永锡福庇。谨告。”
家庙告文：“维民国九年岁次庚申十月壬申朔越八日巳卯，七十七代孙袭封衍圣公德成敢昭告于始祖考至圣先师文宣王，始祖妣至圣先师文宣王夫人亓官夫人；二代祖考泗水侯，二代祖妣泗水侯夫人；三代祖考述圣沂国公，三代祖妣述圣沂国公夫人；四十三代祖考袭封文宣公，四十三代祖妣文宣公继配夫人李夫人。神位前曰：维祖至德，光昭与天，无极绵延后禄，以异奕世，缵承是典，是式荷命令仍供鬯职，择吉谨告，不胜悚惕，鉴临陟降，默佑昭格。谨告。”
报本堂、祧庙、夹室的告文：“洪维我祖，渊源礼乐，聿昭前休，丕延后禄，对越在兹，仪型肃穆，孙荷命令，祗承世爵，择吉昭告，竭诚尽恪，仰祈默佑，永锡遐福。谨告示。”
婴幼儿时期的孔德成，一直跟随陶夫人住在前堂楼的东间。乳母张妈妈在陶夫人房中，另安一张小床，整天整夜守在陶夫人床前。在头四年里张妈妈一直不能脱衣睡觉，夜里要喂三四次奶。张妈妈是一位尽职尽责的乳母，他曾深有感情地说：“德成虽是小公爷，可也是个苦孩子，出生几天，就死了亲娘。”（张培英《回忆我少年时和孔德成在一起》《曲阜文史》1982年12月第2期）因张妈妈哺育小公爷有功，陶夫人赏给了张家一个小菜园子，菜园子在孔府后花园附近。后来，孔德成在西学念书，上学空闲时，经常叫侍从陪他出后花园，到小菜园附近散步、玩耍。张妈妈的丈夫，常常把刚摘下来的黄瓜给他尝鲜。
1947年8月，孔德成从南京回家，临走前的那天晚上，还到张妈妈家看望她。他和张妈妈都哭了，当时他想带着张妈妈走，但张妈妈的儿女以老人家年岁大，跟着出去不方便为由，没有应允。临行时，他还给张妈妈留下几件银器和衣物。张妈妈一直活到80岁，1959年病故。
三
孔德成5岁时，开始在家延师受学。
当时为孔德成聘请教师，是作为孔府的一项重要大事来对待的。陶夫人与孔氏近支族人，曾反复商议，最后决定聘请王毓华。王老师是莱芜人，毕业于新式学堂，进孔府任教不久，孔氏族人认为他经书基础较差，如果一味地跟新学堂毕业的先生读书，将来的圣裔怕连祖宗都忘记了。就在这时，中国邮政代表团到曲阜参观，年近七十岁的清代翰林庄陔兰随团前来，庄先生于经书和书法均有很深的造诣。孔府认为庄陔兰是孔德成国学方面的最佳人选，于是向庄陔兰提出留下任教的要求。庄陔兰经考虑后，答应了下来。但同时表示，在形式应是客居孔府，不要薪俸，只需每日生活所需由孔府开支，算作招待。过了不久，庄先生又向孔府介绍来一位年轻些的举人，名叫吕金山。后来，孔府又请来了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吴伯箫教授英语，吴先生不但英语好，而且还是斐声中国文坛的散文家。这样，几位先生按所担任的课程，各负其责，轮流上课。
在府内上学的不只是孔德成一人，还有大小姐孔德齐，二小姐孔德懋。袁氏的女儿孔德慈后来也加入学习，人称三小姐。
童年时期的孔德成，在学习上是严格的，在生活上是简朴的。
1986年在孔德成老年的时候，他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还深有感触地说：“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经济状况在过去虽不能称之为富有，也尚算得上宽裕。日常生活方面，我母亲在世时课子，老师教诲，就饮食、衣着两项来说吧：饮食一项是十分简单的，够吃即可，不许挑嘴或自作主张点菜，家里做什么就吃什么，绝不允许嫌弃菜色而不吃的事件发生。这是中国旧家庭的规矩，并非吃不起，而是要小孩子养成淡泊、平易的饮食习惯，才不致任意故纵。如此，将来进入社会，无论遭遇何种境地都可适应。”（孔德成《庭训与师道》、《联合报》1986年9月28日）
在待人接纳方面，他说：“我们家用人虽不算少，但是小孩子对待用人不准呼来喝去，请他们做事，必定要非常有礼貌，如果小孩子有不礼貌的行为，老人家看到了，一定严予训责，不可存有主仆的观念。因此，我们家内的小孩子从幼年起，无论饮食、衣着、应对、待人，均须有礼。”（同上）
在谈及读书时，他说：“一个人自幼即成长于那样的环境，当然格外容易养成娇纵的脾性，尤其在求学一事上。然而我读书却半点儿错不得、松懈不得，我幼时念书不完全似现在的方法，背书乃天经地义事，背不来是要挨打的，老师拿戒尺打手心，痛切心扉，不过，所受的课程和当时学校中一样。可以说，我童年受教育的生涯比起一般人更严格。如今回想，年事愈长，有时仍能熟记些已念过的书，实在是受惠于幼时严格的教育所赐。此外，亲友、长辈对于我，如果发现错误的地方，也时加训诫，母亲绝不袒护。我的家庭教育，就算与当年旧社会并论，也称得上是严格的。”（同上）
对于孔德成的以上说法，他少年时期的挚友刘长厚也予以证实：“学屋老师制度很严，上着班，不准接待客人。下班也要取得老师的同意，才能出来见客。并每次嘱咐，不能多耽误时间，老师规定一个月有三个休息天，以日历书上建、瞒、平、收、闭、破、成、开、定、执等字为序，每逢‘成’日，就是他的休息日。初一、十五，四大丁、八小祭，拜影堂，给长辈请安问候，待人接物都很礼貌，下边当差的见了孔德成都给他请安。凡是找他写字的，他都一一答复，写好交本人，讲究信用，外宾有求字者，写毕及时发出，照好的相片，有要求的无不答复。”（刘长厚《孔子嫡派后裔孔德成》1980年10月6日撰文）
另外，我们可以从当年的《孔德成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一天的课程安排得有多么紧张：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早七时起，盥漱毕，受《礼记》一号，自“孔子曰”至“燕则养首”，九时记日记，用早点，写小字六行，受《左传》一号，自“有穷后羿灭之”至“遂弗视”。温《诗·大雅·常武》一篇，《礼·郊特性》三张。十二时下学，午饭后一时至校，写大字三张，对联一付，受《左传》一号，自“贾辛将适其县”至“女遂不言不笑夫”，受《文选·报孙会宗书》一号。温《左传》“僖公十六年”三张，《下孟》三张，《鲁论·里仁》一篇。五时下学，晚饭受《说文》一小时，八时记典，十时寝。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三月二十日，星期二。
早七时起，盥洗毕，受《礼记》一号，自“君子有三患”至“士丧礼于是乎书”。九时用早点，写小字六行。受《左传》一号，自“子常曰”至“荀跞为之言于晋侯”。温《诗·大雅·烝民》一篇，《礼器》二张。十二时下学。午饭后一时到校，写大字三张，中堂一幅，温《过秦论》三号，受《地理·美国》半课。又温《左传》“僖公十年”至“十二年”四张，《下孟》三张，《论语·八佾》半篇。五时半下学。八时半记日记、集典，十时寝……
由于，孔德成“受的庭训、教育，都是忠以事上、孝以事亲、诚以待人、敬业律已的。”（孔德成：《联合报》1986年9月28日）所以少年时期的孔德成就表现得就非同一般，不但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而且所作诗文亦不同凡响。我们不妨从《孔府档案》中，掇取几首这位少年衍圣公的诗作，以观其才情：
晚 眺
彩霞映青天，农夫带月还。
蝉声云霄外，碧树晚含烟。
雨 后
风雨凄凄傍晚收，凉气初发已渐秋。
何当把酒东篱外，红叶萧萧带小楼。
新 秋
洞庭叶落惊动秋，寒蝉鸣声似带愁。
何当雁宿远沙溆，蒹葭苍苍白露洲。
晚 眺
冥冥万里烟，苍苍夕阳天。
乘兴登高处，黄叶占秋先。
夜 咏
小斋夜更冷，独坐自吟诗。
四壁人无音，惆怅更残时。
感 怀
朔风突起寒凄其，繁华佳卉久不支。
犹笑世上争利者，不如黄花落更迟。
示鹰记
少小不努力，中年伤已迟。
读书无所获，济世更难期。
静后方成悟，动能自得师。
寒窗灯下味，最忆是儿时。
四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孔德成，除了紧张的读书学习生活外，还有诸多值得提及的事情。
1925年，衍圣公府将原“四氏学”改建为“阙里孔氏私立明德中学”，由孔德成出任校长，但他仍在家学读书。
“阙里孔氏私立明德中学”的校址，定在四氏学旧址。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点？这是因为四氏学原为“优渥圣裔”而特设的儒学学署，后因停止科举而废止。民国初年，曾在这里办过“尊孔读经”为宗旨的经学会。此时，又是康有为所创设的“孔教总会”所在地。虽然时过境迁，却也有一脉相承之意。至于学校命名的来历，则是由于“德之不明，废经者害之也”的缘故。所以学校首要注重读经，为“阐扬孔道，极济世风”，而取名为“明德”。
“阙里孔氏私立明德中学”制订有《校则》，由衍圣公府制订。《校则》除明文规定：以5岁的衍圣公孔德成任校长外，还规定：“本校尊崇孔教，阐扬东方文化，造就中坚人材，挽救世风为目的。”（《孔府档案》八О六九）同时，还从生活、费用等方面制订了细则：“第一条：初中学生全年学费八元，按两期交纳。孔、颜、曾、孟四氏免收，庙、佃两户减半。第二条：学费已经交讫，概不退还。第三条：讲义费临时约定数目，宣布后须即交纳。第四条：体育费每人每年纳大洋一元，分两期交纳。第五条：宿费由每学期三元数目宣布。其余书籍、操衣、膳费等，均归自备。第六条：校衣会费，临时酌定。第七条：以上第一、第四、第五三条之规定，统限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入学交纳，交纳后方准授课。”（《孔府档案》八О六九）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一月，日军侵占济南后长驱进逼大汶口时，明德中学宣布解散。明德中学历时13年，招生12级，毕业10个班，毕业约300余人。明德中学不仅为曲阜师范和高一级学校输送了一部分合格学生，而且也为社会培养了一部分人才。
1928年4月，蒋介石到曲阜祭祀孔子。这年，孔德成给国民政府打报告，“拟邀集富有教育学识经验者，组织曲阜大学筹备会”。后来，他还向南京政府呈递了在曲阜创办“国立曲阜研究院”计划书，计划书中说，该院以研究东方文化、儒家学说为宗旨，拟设立经学、文学、史学等研究所，招收国内外研究生，研究孔子学说。
1929年6月8日，《子见南子》事件爆发。
《子见南子》是曲阜二师学生会，排演的一台独幕话剧，目的是讽刺“圣人”，批判旧礼教，甚至把矛头指向孔府。同时，他们还广发传单，高呼：“取消压迫庶民的衍圣公”；“不铲除衍圣公，曲阜民众不得解放”；“铲除畜牲军阀联为秦晋衍圣公”；“铲除不劳而食的废物衍圣公”；“打倒土豪劣绅的大本营衍圣公”；“取消享有特殊权利的衍圣公”。（《孔府档案》八四三七）面对这一切，对于年方10岁的衍圣公孔德成来说，无疑会在心灵和情感上受到莫大的影响和触动。
《子见南子》一剧取材于《论语·雍也》篇，系林语堂1928年10月所作，载《奔流》月刊1卷6号。位于“圣地”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剧团，经改编后演出。
《子见南子》剧是一出辛辣讽刺孔子，深刻批判礼教的讽刺喜剧。剧情是这样的：帷幕徐启，笙匏齐鸣。乐鼓声中，孔子登场。只见他身着玄衣黄裳，头戴“章甫之冠”，足踏夫子高履，宽颐高颡，粉面朱唇。只听他唠唠叨叨，哼哼唧唧，唱了几段有音无词，谁也听不懂的曲子，然后高呼：“由啊，快赶车！”呼声刚落，子路雄赳赳登上前台。看他长缨高帽，短衫长剑，二目灼灼，恰似绿林好汉。这是师徒二人为播扬“圣道”，来到卫国，准备通“内线”南子去走卫灵公的后门。“珠帘拨动，环珮铿锵，南子出场了。只见她锦缎宫装，珠玑满身，光艳逼人。在歌舞队簇拥下，她蹁跹而行，婀娜多姿，媚态百出。两人相见，孔子向前深施一礼，随后疾行追赶。南子猛一转身，胸腹嘴脸两相接触，惹得观众哄堂大笑。”（中共曲阜师范学校委员会等《鲁都星火》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剧情的进一步发展更叫人瞠目：“南子喜上眉梢，旋赐孔子白璧一双。老夫子受宠若惊，再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竟然以堂堂‘圣人’之躯，拜倒在‘寡小君’南子的石榴裙下，咯登咯登地直磕响头。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同上）
接着，“南子手执月琴，率领歌姬们围着老夫子，口唱《桑中》之诗，翩翩起舞陶醉在歌声乐舞之中，神魂颠倒，如痴如醉，两眼直盯着年少貌美的南子……”（同上）
《子见南子》的公演，深深刺痛了孔府，也刺痛了孔氏家族。“一提看戏，陶氏即板着面孔，一声不吭。”（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以孔教会会长孔传璞、孔氏族长孔传堉、孔庙执事官孔继伦，并以“孔氏六十户族人”的名义，联名上告二师和演戏学生。告状书说：“讵于本年六月八日该校演剧，大肆散票，招人参观，竟有《子见南子》一出，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鄘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凡有血气，孰无祖先？憋族南北宗六十户，居曲阜者人尚繁伙，目见耳闻，难再忍受。”（《孔府档案》八三О七）
控状越级呈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内政部，并通过南京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转呈蒋介石。《申报》、《大公报》等也发表文章支持孔氏告状。1929年6月26日，教育部向山东省教育厅发出了训令，称：“原呈所称各节，如果属实，殊与院部纪念孔子本旨，大相违反……令行山东教育厅查明，核办。”（中共曲阜师范学校等《鲁都星火》山东人民出版社团1988年12月）7月11日，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时，召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到火车站，当面训谕，令其对二师务必“严究”，二师校长宋还吾被撤职，学生会两位会长被开除。
就在《子见南子》案，闹得沸沸扬扬，余波未息时，负责孔府处理一切对外事务的总管孔令誉又突然逝世，内外交困的陶夫人，听到这一消息，深受打击，即时发病，瘫在床上，继之半身不遂，卧床不起，她瘫痪了。
1930年3月22日，陶夫人病逝，享年51岁。
陶夫人的逝世，使孔德成真得成了孤儿。这位孔子嫡裔，袭封衍圣公，真是命运多舛，生不逢时。
孔令誉和陶夫人相继去世后，府务暂时无人掌管。针对这种情况，孔氏家族紧急相商，公推孔印秋料理府务，负责孔府的一切对外事宜，府内的具体事宜则有孔令誉的夫人袁氏负责。
可以说，从民国八年（1919年）孔令贻去世始，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陶夫人去世止的这十年期间，衍圣公府应当是陶夫人掌控的时代。因为这位陶夫人，在这段时间起得作用实在太大了。
当时孔府迭遭大故：起初是孔令贻突然逝世，而且是死在北京，后来又是他的姨太太去世，还有嗷嗷待哺出生不久的孩子；孔府上下，内外府务，祀典祭祖，族内协调等等一切全落在陶夫人身上。这孤儿寡母，所承之重，是可想而知的。况且，孔氏族人对她还多有攻讦者，如孔氏家族六十户的代表孔宪标等人联名写信给国务总理兼内务部长的控状。状中说：陶氏“门实卑微，性尤妒忌，先衍圣公孔令贻之侧室王氏生，数日即暴死，岂无原因？杜丙勋、陈文彩皆前清刑部恶吏之子，不知何因以姐弟相称盘踞府内，穿堂入室，共饮共食……林庙柴草每年约一百余万斤，原为孔氏公产，杜等唆使陶氏据为已有，剩柴运走，不许家员族人拣拾，近又强占孔繁电坟地，种种恶迹实难胜举。”（《孔府档案·孔宪标等人联名控状》）
然而，在这种动荡的年月和非常的时刻，陶夫人却站稳了脚步，成功地扮演了一个领军人物的角色。这一切，如果没有一定的能力和智慧，是难以做到的。
至于这位陶夫人都做了那些具体事情？我们不妨从她的日记中作一番观察，或许这样能直接、客观地了解一些真实信息。
《孔府档案·七十六代公夫人陶氏起居日记》记道：
民国九年（1920年）庚申。
二月，老太太料理王姨太太丧事。
四月，老太太召集石匠，定购石墓碑二筒。
五月十日，老太太由京雇漆匠漆馆，二十日，老太太委奉卫官赴鲁贤上监视石匠采取石料。
六月，老太太又派人赴鲁贤山探视选择开出之石料有无筋柳。
七月，老太太令首领孔昭埩拣选孔氏品学兼优者，将执事官四十员一律补齐。
八月，初六日，石匠将石料运至林内，开工修理。老太太不时赴林内监视一切。
九月，八日老太太整理古乐，延聘教员，招生二十人，在金丝堂设乐舞讲习所，开学教育。
十月，老太太召集合族公议拟定孔氏行辈二十字咨部备案。又令奉卫官验收挑浚林河工程。初八日，老太太令族长率府属官员等至北门外恭迎承袭封册；又请合族公议先公丧务。
十一月，老太太委奉卫官铲除林内枯树，以备另植新树。又，照料先公殡事。
十二月，老太太谕府内等及附近居民禁止赌博。
……
民国十一年（1922年）壬戌。
二月，老太太令奉卫官将正南门外神道枯树伐除，更植新树。
三月，老太太饬书房清理案卷，编号列册。又，宗庙神主改题，老太太委派族长恭代行礼。
四月，初三日，天降雹冰，其大如梨，将林庙殿宇打毁。老太太咨请省长派员勘估。十八日，先公入祠，老太太委大老爷恭代行礼。
五月，老太太令族长传谕六十户调查各户世系，造册呈送，预备修谱。
六月，老太太请阁族商议建立祠堂，拟将东学大厅三间改建。
七月，老太太整理各屯厂庄，饬小甲造具地亩清册。又，饬各屯厂甲首，小甲催征祀银，每银一两折洋一元五角。
八月，老太太暨公爷赴泰山悬匾。
九月，老太太令奉卫官将庙内斋宿院死树二株铲去，以备修庙。又，饬匠修庙内先师手植桧玻璃罩。
十月，老太太饬匠修理列国殿石碑玻璃罩。
十一月，老太太令奉卫官整理林内枯树。
十二月，老太太因地方不靖，示谕后作、戏房住房不准赁屋，并府内严加防范。
……
以上仅是摘录了其中两年的“工作”日记，不难看出，陶夫人在主掌府务期间，应当说是施政有方，内务外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据说，她每天上午，坐在前上房书案前，听各色仆从“回事”，批阅大小呈文。直到她去世，孔府的官员、执事、小甲的呈文中，开头都要写上“老太太、公爷恩准”字样。影响之深可想而知。
1930年6月，陶夫人去世，尚在停灵期间，曲阜发生了战事，即阎冯倒蒋事件。起初，先是阎锡山打着“主持公道”的旗帜起兵反蒋，蒋介石则以“讨逆”的“正统”名义参战，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从此爆发。反蒋的一派由冯玉祥、阎锡山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组成联军。阎锡山任联军总司令，他所统帅的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其中二、四路军担任津浦、胶济铁路作战，于6月25日占领济南。蒋军不支，向南溃逃，从大汶口退到曲阜。十三师夏斗寅部卢本堂旅的一个团进入曲阜城内，马鸿达的一个骑兵团则停滞在孔林附近，摆好了抵战架势。联军一方担任第二路副总指挥的军长李达生部旋即追到曲阜附近，以三个炮兵团，百余门大炮的兵力，炮轰曲阜城。
孔庙、孔府岌岌可危。刘长厚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奎文阁里住的人，由城西打入房内一颗炮弹，炸伤十人，炸死一人。忠恕堂中了一颗炮弹，屋内人很多，只有一人头部受了轻伤，那颗炮弹串出房外，落地未炸。红萼轩屋内也打入一颗炮弹没炸。”（刘长厚《孔子嫡派后裔孔德成》1980年10月6日撰文）
衍圣公孔德成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张培英回忆说：“德成那年才十一岁，一个人躲在后堂楼。人们用土袋子、木板搭成了防弹棚，他就住在里面。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生活上得不到及时照料。”（张培英《回忆我少年时和孔德成在一起》《曲阜文史》1982年12月第二辑）
战争结束后，孔府以孔德成的名义，向国内外军政界发出呼吁，提出历史上的战争，诸如在耶路撒冷附近时，两军都注意保护圣地等战争事例，而阎军以孔庙、孔府为炮轰目标，古今中外罕见，并提出谴责，请求援助。蒋介石、冯玉祥、孙科等发来慰问电。
五
1935年1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做出决议，把孔子嫡系后裔孔德成的衍圣公爵位，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给予特任官待遇。
“衍圣”之意，既是衍续孔圣人的高贵血统，也是衍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这一封号始封时间是在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第一位受封者是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愿，《宋史·礼志》记载：“至和初，太常博士祖无择言：按前史，孔子后袭封者，在汉魏曰褒成、褒尊、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后魏曰崇圣，北齐曰恭圣，后周、隋并封邹国，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公，令世袭焉。”此后，“衍圣公”这一封号，历宋、金、元、明、清、民国六个朝代，中间经阅880年，世次相承32代，除六十代和六十九代嫡孙早卒未曾袭封外，有42人膺袭世爵。
民国之初，虽国体变更，但衍圣公爵号却没变。1929年10月，国民政府委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人拟订《改革曲阜林庙办法（草案）》，提出，撤销衍圣公名号；将孔庙、孔林等收归国有。也就是说，要没收衍圣公的全部财产。为此，孔德成曾发布了一份《敬告全国同胞书》，对蔡元培等人进行反驳：“国府委员蔡元培意欲没收私产，提出非法处分。查继承权系天然所赋予，法律所规定，各族均系一律，我姓何得独异。理合根据上开事实及理由，提起抗诉，务恳准予撤销非法处分提案，以维人权，而张公道等词。此次国委蔡元培对于敝族私有产业，不惜蹂躏人权，提出非法处分，德成年幼，寡妇孤儿，闻悉之下，彷徨无措……”此后不少有识之人认为在共和制下仍保留“衍圣公”爵号有伤国体，提出应取消这一封号。
1934年12月5日，国民政府会议通过“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该案决定：
一、衍圣公名义，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
二、四哲旧赠名义，如复圣后人，应改为复圣奉祀官，以简任官待遇；
三、至圣及四哲后裔，均由国家培植，至于大学毕业；
四、国家特设小学于曲阜，优待孔颜曾孟后人。
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改任“孔子嫡系裔孙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7月8日，由陈立夫领导，戴传贤监誓，在南京举行了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就职宣誓仪式。那时的公务员分作四种，即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和委任官，后来划分为十四次等，孔子奉祀官就是文官最高一等第十四次等。
其实，孔德成及孔氏智囊们，审时度势，对“衍圣公”这一爵号，早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在这次改称之前，他曾呈请过山东省政府主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党国肇建，制度聿新，教泽悉本乎先民，典礼宜合乎政体。德成仰托诒谋，只奉先祖孔子林庙，春秋飨祀，怵惕弗惶。窃维祖训，夙志不同，觉世牖民，载在简册，抱立达安怀之宏愿，历穷变通久而常驻机构新，累朝崇祀，荣逮后昆，泊乎近代，乃邀晋爵。前史家乘，悉可得而微焉。第念衍圣意义，仅缵胶徽，虽崇列爵之班，大异从尤之选。其祀田岁俸，视分茅为有别；其察吏执事，供祭扫而无他。饘粥家风，依然懦素。在先人历被荣名，往事已成陈迹；在德成生际民国，体制宜有变更。兹幸天日重光，烽烟悉靖。同游平等之世宙，适符改辙之初心。用敢掬诚陈请，拟将德成衍圣公名义，即时取消，俾符体制。至保管林庙、整理陈设、祭祀、地租各办法，以及所属呈司之改组，存古兴学之通筹，一切取责，应尽之事，乡里展望，不改自宽。------至德成取消爵号以后，而关于守林奉祀各节，仍属责无旁贷，嗣后莅事对外，究应用何名称。拟请国府核定遵行。”（《孔府档案》八一五一）
正因为有了此前的呈请，所以对这次改变“衍圣公”爵号，孔德成并不感到突然。不久，他便专程赴南京就职。随他同去的还有：复圣颜子后裔颜世镛，宗圣曾子后裔曾繁山，亚圣孟子后裔孟庆棠。
启程这天，曲阜县官方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孔德成一行抵达济南，受到省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对四位圣裔晋京至为关注，他及时电告山东省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唐襄，并派员专门办理孔德成等人去南京的有关事项。孔德成一行由济赴京，到达后，国民党中央代表褚民谊，国民政府代表傅选青、安剑平，国民党中央党部周钟南，行政院、考试院、内政部、司法部、教育部、财政部、南京巿政府、津浦路代表以及孔、颜、曾、孟四氏驻京宗族代表一百余人到车站欢迎。
就职典礼在国府礼堂举行。
礼成后，孔德成一行由褚民宜、孔祥勉等人陪同，偕全体随员及孔、孟各族在京人士、“庚子拜经会”全体人员恭诣贡院街圣庙举行告庙典礼。由孔祥勉宣读《告庙文》，文曰：“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十日，国民政府特派奉祀官七十七世孙孔德成率同颜世镛、曾繁山、孟庆棠恭谒庙堂，谨告于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前曰：德成等仰承先德，奉派典祀，业于七月七日来京，八日偕国民政府大礼堂宣誓就职，祗承新命，竟惕弥深，敬恭馨香，伏祈昭鉴。谨告。”
自从孔府的主人改换了名号后，孔府的对外公办，社会交往，文函公告等等的称谓也随之改变。
孔府里至今还保存着一枚印章，文刻“至圣奉祀官府承启处”。“承启处”就是孔府更换名号后，新设立的办事机构，地址设在孔府大堂。孔府大堂原为正堂五间，通过改造，中三间敞开作为通道，可直通二堂；东间辟为接待室；西间就是承启处。实际上，承启处是原来的启事厅演变而来，其职责范围是上呈下达，往上禀报公文，往下传达命令。各州府县来往公文首先在承启处挂号登记盖章，再送呈奉祀官孔德成审阅，各庄务和下属官员的禀贴呈文，也必须在承启处挂号登记盖章后，上报奉祀官孔德成审批。
承启处内的陈设非常考究，冲门靠西墙是大炕一座，上铺蓝布炕衣，红布炕枕，中设炕桌，后设炕几，几上放置有名贵瓷器、座钟、帽筒等；后墙上悬挂名人字画。承启处的北边，辟有一间住室，以便夜值人员休息。承启处的南边为一大窗，窗下设一大条几和方桌，摆放文房四宝办公用具，来往公文登记挂号簿、呈禀号簿、收文簿、发文簿等都放在桌后排列。
承启处的门外，挂有“承启处”的牌子。这三个字是奉祀官孔德成亲笔题写。牌子从1935年一直挂到1948年6月曲阜解放为止。
承启处设有正管事一人，副管事一人，承启员四人，另有一名昼夜值班的“长班”。承启处的人员需轮流值夜班，每半月轮值一班。孔府内凡外传林庙、车栏、马号、东场、西仓、古乐、炮手的通知，由“长班”通知到东房，再由东房的差役外传。上边下来的手谕、谕告、榜示、信牌等，由书房“长班”送到承启处，再由承启处的“长班”挂到大堂前的廊柱上。凡外来晋见奉祀官的官员、客人，都要坐在承启处等候，由承启员到里边去禀报。如奉祀官在大客厅或小客厅接见，则由承启员引领客人相见。
就任奉祀官后的孔德成，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府内许多事情杂乱无章；几百名员役中也有不少问题；外面田庄上的帐目混乱不清……孔德成决心整顿一番。
他发布手谕，拟定了整顿措施：
午前七时上班，十二时下班。下午两时上班，五时下班。
每日值日一人，由本房人员轮流。何人值日，即何人值夜。
星期日一人，亦由本房人员轮流。值夜如上。以上规定办法，务各遵守。除星期给例假一日外，无论何时，不得擅离。亦不得随意请假。如有特殊情形，须先开明事由，呈候核准。倘遇事务繁多时，虽星期亦应照常入值。自经此次规定之后，尚有传唤不到者，即以违抗命令论。三次传唤不到，即行免职，该员等其各凛之慎之。
各处人等，非有传谕，不得私自行走。
关于款项，非因公不得动支。所有已经动支项，须要分类具报总数。
所有各庄实收粮粒及银数目卖出及发出与现存若干，均须分别具报。
凡本府内外各员工，及各庄管事、小甲等，如有一切不规行动，尤以有欺佃民情事，一经发现，即行严惩。
本府所发证章，以本府现实表列人员为限。未列名者，概用旧发符号。此次所领得证章者，应将旧佩符号一律缴回。凡本府证章符号，证明本府员工身份，不作别用。（《孔府档案》八七七四）
经过孔德成大力整顿，孔府正一步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六
1936年12月16日（夏历十一月初三日），这天，是孔德成与孙琪芳结婚的日子。这年孔德成17岁，孙琪芳18岁。
说起这段姻缘来，还有一段小插曲。早在孔德成15岁的那年，就有北京的亲戚给他提亲，女方是清朝光绪年间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孙女孙莲芳。孙家鼐在宫廷任阅卷大臣，毓庆宫行走，与尚书翁同和教皇帝读书。而孙莲芳，是一个当时被很多人认为非常漂亮、摩登的姑娘，但孔德成却没看上孙莲芳。后来北京的亲戚又给他介绍了孙莲芳的堂妹，也就是孔德成后来的夫人孙琪芳。
婚礼那天正下小雨，孔府大门外和鼓楼东西大街上，虽然有点泥水，但仍然是人山人海。刘长厚回忆说：“孔德成结婚款子不足，无法办理喜事，请示省主席韩复榘，韩批示将修孔庙的捐款支出四千元为费用。北京孙琪芳来曲阜安公馆于四府，孔德成用花汽车迎娶，先在公馆院内用轿将孙氏抬出来，再上汽车，在大街上不坐八抬轿，到孔府大门再上轿，一直抬到前上房。此刻，轿前旗、锣、伞、扇等仪仗较多，有关礼品直送到前堂楼彩棚。先进来的是有角白羊一对，彩画的大坛酒由彩衣童子抬着，放在正中两边，还有很多彩礼，一样两桌摆到两旁，摆不开的都上新房去，新房设在后堂楼东间，里面有全国各地送来的银盾、字画和喜帐等，从前到后整个大院一派喜事气象。对着大门有扎的花台子戏楼，两旁和对个有看楼。此外，三堂有一台子戏，前上房也有一台子戏，这三班是京剧、昆曲、梆子三个剧团。唱戏的在中厨开饭。当地乡邻、佃户庆贺送礼的在一百桌大棚里的外厨开饭。内门里的亲朋都在内厨开饭，外省来宾也在内厨开饭。庶务处设司房和库房，供应馒头、酒类，司席员从招待员处开条子领出食物，一看客人到场，立即接待侍候。三堂上整天来往人很多，一直没法开戏，晚上又下大雨，结果演戏移至二堂，西间作化装室，出门是前台，南、北、东三面可坐人看戏。在这里演的是昆曲剧团，它是山东省培置的一个老曲新学的一个班子，开戏前还将印好的台词发给观众。”（刘长厚《孔子嫡派后裔孔德成》1980年10月6日撰文。）
关于孔德成与孙琪芳的婚礼程序，《孔府档案》中有较完整的记录：
首先是行迎亲礼。奉祀官孔德成着礼服缀大红花于上，升轿告庙，礼生赞引至崇圣祠，行一跪三叩首礼。家庙仪同。报本堂，礼生引赞行四拜礼。祧庙仪同。
奉祀官孔德成家庭拜告后，在大厅升轿。迎亲仪仗有大国旗二对，标旗十六对，雁厅、定监视二员、承启员二员，对马属员八员，军乐队全队，提炉童子三十二名，马队四十名，步队四十名，警察二十名，轿夫八员，跟马十二员。出鼓楼门，经南门大街，至五马祠街新公馆，由承启员二员，赍投双帖，轿入厅院，主人出迎，婿下轿。主人鞠躬，婿答鞠躬。执事员役随轿雁亭入内。升堂，婿入行奠雁礼，婿二鞠躬，主人西面立，不答礼；婿向主人鞠躬，主人答礼。婿正堂献早茶，再献清茶后，主人设筵款婿。随由女傧相引新夫出厅堂，升轿，阖轿门，婿向女轿鞠躬，先出厅堂，至院升轿，婿轿先行，女轿随之。
由五马祠街返回，行经东马道，东门大街，棋盘街，仍入鼓楼门，进府，在厅下轿。新夫人乘彩轿，至前上房彩棚下升毡，到礼堂西间休息片时，再出礼堂，行结婚礼。
礼堂中设礼案。上为证婚人席，左右为介绍人席，再左右为男女双方主婚人席，均南面居案之北。男女两家族席居案之左右，男西向，女东向，新郎新妇居案之中，北向。左右为男女傧相席。男傧席在男傧相之次，各方代表及新闻记者附之；女宾席在女傧相之次，再次左为纠仪人席，右为司仪人席，一体北向。明德中校全体学生，至礼堂前唱歌，堂上以风琴和之，军乐雅乐分列两旁，入席者及执事各员，均分别带证章，并缀红花。
当时参加孔德成婚礼的有来自各方的代表，其中一些主要部门的代表在婚礼上致辞表示祝贺。先后致辞的有：中央党部的代表，内政部的代表，教育部的代表，财政部的代表，军政部的代表，冀察政务委员，青岛市政府的代表等。原预定，蒋介石也要参加孔德成的婚礼，可大婚这天从上午等到下午，仍不见蒋的踪影，婚礼不宜再拖，便开始举行了。后来才听说，那时正巧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成已在西安将蒋扣留了。
婚礼所接收的礼品有：喜对联三百五十三副，泥金对联八十六副，红缎帐五百零八悬，花彩缎帐九十四悬，双喜绣花中堂四悬，彩绫条山三十轴，印度绸帐二悬，珊瑚绫裱联十三副，五彩画条山十轴，彩画八幅屏四套，彩画四副屏四套，绸缎袍料二十四卷，青毛葛马褂料二套，狐腿皮袄一身，绸缎衣料六卷，红缎匾二十五悬，银盾十九架，银鼎五座，银地球一座，银瓶十一对，银环二对，包金杯一对，白金怀表一块，金花一对，玉象一对，翠玉花瓶一对，玉如意四柄，牙章一方，钳银丝文具十件，自来水笔一支，铜炉一架，《全唐诗》一部，《宋词》一册，《贺诗》二册，《宋元学案》一部，《日月儒学案》一部，《方與考评》一部，青岛文具一套，花蓝二对，大立钟一架，茶叶二瓶，金波酒二瓶，玫瑰酒二瓶，八色礼三套，四色礼一套，水果二瓶，饼干二瓶，茶具一套，穿衣镜一架，铜茶几一架，药水灯二台，铜丝床一张，新式带床一张，沙发一套，玻璃四幅屏二套，六幅镜屏一套，风景镜框三挂，喜礼二千四百五十元。
这些礼品当中包括：蒋介石和许多国民党要员送的礼品；前北洋政府总统曹锟、徐世昌以及当世班禅、上海滩黄金荣以及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日本陆军武官石野方男等。
除了以上贺喜礼品外，还有孙琪芳的陪嫁物品：赤金戒指成对，赤金镶珍珠翠戒指成对，赤金镶珠宝石戒指成件，赤金镶珠戒子成件，赤金镶翠钻石戒指成件，白金钻石戒子成件，赤金镶珠宝石耳坠成对，赤金镶翠碧玺耳坠成对，粉红绣花靠垫成对，驼灰绣花靠垫成对，红白软缎抽花靠垫成对，紫红织锦靠垫成对，蓝色织锦靠垫两对，米色织绵桌布成件，蓝色织锦桌布成件，米色靠垫成对，白珠皮包成对，绛紫皮包成件，织锦皮包成件，俭美西洋式炉成对，西洋大钟成座，抬钟成座，抬表成座，大红拜毡成对，各色绸缎祔绒旗袍十二件，貂皮大衣成件，云狐腿皮大衣成件，长毛驼绒大衣成件，夹呢大衣成对，各色绸缎夹袍十件，各色纱绸长衫八件，丝棉旗袍两件，金缎衣料成件，绛紫丝绒衣料成件，蓝锦地绸衣料十二件，黑锦地绸衣料十二件，花磁帽筒成对，白铜手炉成对，玻璃箸架六对，红漆木盆成套……
孔德成的婚礼，使整个孔府内，呈现一派喜庆气氛。礼堂内墙上挂满了喜幛，喜联，贺喜的礼品把整个后堂楼院摆得满满的，一直摆到前上房院……
七
1937年2月，由孔德成主持纂修的《孔子世家谱》告成，这是继孔德成结婚后，孔府里迎来的又一个喜事。此次修成的《孔子世家谱》，可以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孔氏全国合族大谱。此谱经十年努力，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方大功告成。
这次大修族谱，开始是在陶夫人的倡议和领导下进行的。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老太太召集合族公议拟定孔氏行辈二十字，咨部备案。”（《孔府档案》六六三三）
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月，老太太令族长传谕六十户调查各户世系，造册呈送，预备修谱。”（《孔府档案》六六三三）
1928年，在民国政府工商部长孔祥熙的支持下，成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简称“谱馆”。8岁的衍圣公孔德成任总裁，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了办事处，村庄、街道设立通迅处。
1930年，夏历十月初十日正式告庙开馆，除了孔德成任总裁外，日常工作则由孔传堉及四十员中的孔印秋、孔继伦主持，办公地点设在大堂、二堂、三堂。
纂修家谱，历来被孔氏家族当作“家门大典”。认为“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是“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昭穆，备遗忘。”（《孔子世家谱》卷首）
强化宗法，保持门阀的重大盛举。清顺治年间六十六代孙衍圣公孔兴燮说，修普可使“世系详而渊源决，可以作孝，合远为近，合散为聚，即分而千其人百其人胥以吾一人之心视之，可不谓仁焉！长长幼幼，弟也。为大宗，为小宗，粲乎秩然，费敢以冒越也。”（《孔子世家谱》卷首）
嘉庆九年（1804年）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在题《郯城孔氏支谱》时说：“从来尊祖者必敬宗，敬宗者必收族。收族于谱，犹收族于庙也。盖收族于庙而宗庙严，收族于谱而子姓秩，奠世系而昭穆辨。谱之所关，大矣哉！”所以，每次修谱，都是由宗子衍圣公亲自主持，对于参加修谱人员，都必须经过慎重推选。
为了确保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修谱伊始就建立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调查。如民国这次修谱，在一开始，孔府便以宗子孔德成的名义发布了《宗府布告》，布告说：
“为合修全国族谱事，恭照谱牒之作，上而尊祖，下而收族，至重事也。况我家藉，承圣泽，世沐国恩。千年衍麟绂之祥；百室共螽繁之庆。屡届甲子未获大修，今合全国人丁益众，亟宜缵承旧绪，裒益新编，式联敦睦之情，因备献征之载。为此选择族彦之取吉于本年冬十月初十日开馆。”
至于这次修谱，所制订的有关规定和 遵守的事项，大概有如下十五条：
一、家门故事，每逢甲年大修谱牒，甲午年又有小修。小修时填造格册，清謄二部，一存宗府，一藏家庙，为大修之底册。自清乾隆甲子重修，至今已历三甲子，将近二百年，六十户中半未小修，二十省族人难联一编，则此次合修年久易讹，地远难核。凡族人与斯事者尤宜加意精详，共襄重举。
二、我宗族大丁多，昭穆难辨，自昔派定嘉名美字，合族同遵。六十五代以上率共知矣，自六十五代宗子曾定以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又议定二十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命名。
三、谨遵前谱条规，凡养异姓为子者，赘壻冒姓者；子随嫁母携来同居者；流入僧道者；及下贱者；不孝不弟干犯名义者俱不准入谱。该户首户举及各支派族人，须秉公查核，不得瞻徇滥收，亦不得挟嫌故斥，有一于此许知见者，首告宗府从严议处。
四、族中有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名儒硕彦、言行卓然可传者，各该亲房当送事绩以备核采立传。更有乡居侧陋，虽美弗彰或身故无传，声名将泯，尤望诸族人各据所知，亟为表扬，以无失发潜德幽光之意。
五、各处交到谱册，由收掌清立号薄，妥为收藏，关防慎密，责在提调监修，不得听族人藉言，他手错讹取出添减。
六、编次以谱册为主，谱册有者不可遗漏，谱册无者，不可增添。尚谱册错讹，实有所据，须查明改正，亦不得知伪沿伪，藉口误在原册，漫不经心。
七、謄录须楷书正字，不可从俗减写，亦不可误以同音之字，致上代小字与下代大字不对。
八、校阅当念谱牒之重，一名一字不可稍涉鲁鱼。每编成一卷，即以原册对所编之稿，每謄清一卷，即以编册对所謄之真，每印出一页，又即以清册对所印之章，始终细密，毋率毋怠。
九、督刊须勤赴作坊查验，期于铅字端正，纸墨精良，印刷时，会同提调、监修、收掌，照应切数印完，随印退版。尚查点不同，有滥行私印及各卷中有复页少章之弊，皆督刊之咎也。
十、各处谱册，发编、发校、发謄、发印皆由收掌登记，谨其授受，不准编校、各员謄印诸人，携带一册一页出馆。
十一、谱印完，宗子将告庙。全谱一部存府，以备查考，族长府存一部，在馆常务职员各给一部。此外，各户各支各派族人，有愿请全谱、几部支谱几部者，须预先交价，静候发给。
十二、六十户户首户举，所领全谱或本户支谱，须于更替时即行交待。
十三、此次修谱，各处族人有捐款至五百元者给全部一部，并将其名题于卷首，不没其尊祖敬宗注重族谱之意。
十四、修谱经费，各地族人均按字数摊款，总无户派之别，远近之分，以昭大公。
十五、谱馆自初开以至告竣，凡一切出入款项逐一算明，合计部数，清开条目，附载谱端。
1937年2月，修谱工作完成。
这部巨谱分为4集，长达108卷。全谱刊印312部，每部154册。卷首有孔德成写的序文：“孔氏之有谱，自宋元丰始也，其后六十年一大修，著为例，比清乾隆甲子重修，距今百数十稔矣。支派之蕃衍，人事之递嬗，年湮世远，散漫无稽，斯可憾已，岁戊辰乃承先母陶太夫人命,集族耆彦公议重修体例,率旧而所录加扩焉,盖旧谱以博采难周,仅志鲁籍六十户时为之也，今则交通便而声气易达，爰举流寓外省者并录之，因而兼以创矣，惟创也。而征集考覈，以至编纂其繁迹，有信蓰于前者。故七历寒暑，而始告成。呜呼！难已事既蒇将以付梓，余忝属主鬯乃薰沐告庙，更为族人申以言。-----圣祖作师垂教，三世祖阐而述之道之，行如日月，经天矣厥后代，有闻人或以学显或以行著，悉附传于谱，后之人履其庭读其书，其可不懔懔，弗荷弗构之戒而思善其继述乎，矧道之隆污天下兴亡系焉。自世运陵夷，邪说纷起，宗法失而伦常敦，社会风俗，江河日下，君子忧之，则缵绪翼教，导民正规，非他族人任也。虽远有通塞，通或晦于一时，而抱坚守白，不磷不缁，终必克昌于天下，此尤览谱思训，所当騐于心，而体于躬者，然则所谱也，又岂徒昭世统而已耶。昔归震川记其家谱，谓求其所以为谱者，归氏学圣人之道者也，言深且旨而况圣人之后哉。吾族人其家有以知所勉矣。”
除孔德成的序文外，并附新旧《序》10篇。列有《事宜》、《榜示》、《凡例》、《仪注》和《姓源》、《宗派总论》、《嫡裔考》、《伪孔辨》及各种《世系》图表等资料。谱中包括孔子世系、中兴、二十派六十户及中兴祖前、后流寓的支派。详细记载了孔子之后两千多年中，孔氏家族历代裔孙们。
谱成仪式在孔庙的诗礼堂举行。一部新修的族谱置于香案之上，孔氏宗子“特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首先到崇圣祠、报本堂告祭。告文曰：“七十七代孙奉祀官德成等敢昭告于始祖（考妣）、二代祖（考妣）、三代祖（考妣）、四十三代祖（考妣）神位前，曰：荷神之庥，新谱告成，敢具牲牷用申虔告。”（《孔子世家谱》卷首）然后到诗礼堂鞠躬四拜。执事者奉谱一部授给孔德成，孔德成跪接。族众以次进跪领接家谱，然后依次向孔德成作揖行礼。礼成，宗子孔德成和各地族人代表合影留念。然后，孔府设筵于大堂，偏酬馆员及族人。在修谱过程中，曾效力于谱牒者，甚至于作坊工匾均有赏犒……
八
1937年，日军侵我中华，10月济南岌岌可危。
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馆长王献唐，预感到馆内珍藏的大量珍贵文物书籍，如不迅速转移，将落入日军之手或毁于战火。转移到哪里去呢？王献唐颇费思量。最后，王献唐觉得转移到曲阜孔府较为安全，这是考虑到日本也有尊孔的习俗，短期内曲阜不致遭遇战火，这里应是山东最安全的地方。王献唐立即与孔德成取得联系，孔德成深明民族大义，深知文物之珍贵，不顾危险，慷慨应诺。
王献唐马上派图书馆的编藏部主任屈万里，担当这批文物的押运任务。屈万里辞别家人，冒着枪林弹雨，置生死与度外，经兖州到曲阜，将文物藏于孔府内。屈万里是山东鱼台人，与孔德成同在“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很容易地进行沟通。
后王献唐又将另一批珍贵文物从济南运抵曲阜。计古籍善本438种2659册，名人字画143种182件（轴），金石器物734件。后来，王献唐与屈万里又携文物离曲阜，经郑州抵汉口，转宜昌、渡三峡、入万县，最后到达四川歌乐山，才算暂时安顿下来。
1937年12月，时局越来越紧张，日军逼近山东。
蒋介石急电韩复榘，退出山东时，一定要带着孔德成，不能使孔德成落到日本人手里。韩复榘又电告驻兖州的二十二师师长孙桐萱，令他马上带孔德成南下。本来，省政府先前打算迁曲阜抵挡一阵，但局势发展紧急，容不得再等，只能尽快南迁。
孙桐萱接电后，当夜十点钟赶到孔府，找到孔德成，告诉他：日本人快过黄河了，请你马上处理一下家中的事务，立刻动身南迁。并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同时派了四个护兵跟着他，怕他藏起来。
刘长厚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孔德成想不通，祖庙无人奉祀，家中无人代理，夫人怀孕在身，路途不便，摆出了如此等等不愿离家的理由。孙桐萱对他是只有快走一条路，走便好，不走也要强走。孔德成无可奈何，只好喊起孔霅光来，说明中央来意，拜托其大叔掌握府内外一切家务，代理奉祀官。让其伯母袁氏分担内务，重大问题由族长、四十员、老师庄陔兰、王毓华协商办理，直到四点多钟孙桐萱急着走，孔德成才草草收拾，带着夫人，两个女仆，两个男仆陈景荣、吴建章，老师吕金山，秘书李炳南上汽车走了。日后来信说在路上生了个女孩，起名维鄂，达重庆又生一男孩起名维益。”（刘长厚《孔子嫡派后裔孔德成》1980年10月6日撰文）
1938年1月孔德成内迁武汉，国民党军委和文化界行动委员会举行欢迎会，印维廉发表《从孔德成南来说到孔子民族的思想》一文。该文推崇孔子“是中国文化的盟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尊孔。”并称“孔子的民族思想，一直到现在还不曾丧失了他的时代精神。”
在武汉，孔德成发表了抗日宣言。后武汉陷落，又转往重庆，被安排到这个战时“陪都”里。蒋介石特在歌乐山为其修建了奉祀官府，并且让他参加国民党参政会。
1946年抗战结束后，9月初，孔德成迁往南京，住在琅琊路五号一座二层楼房里。同时，在南京还设有孔德成的“奉祀官办事处”，办事处设在中华门里一巷子里，办事处主任是他的老师吕今山，秘书由他的私人秘书李炳南兼任，庶务由夫人孙琪芳的表兄陈壮飞掌管，会计是梅慕贤，稍后一些时候到南京的王毓华老师也算作办事处职员，还有从重庆带去的厨师张同治。在南京，孔德成除了是国民政府委任的“特任大成至圣奉祀官”外，还是一位“国大代表”。虽是代表，但每次开会，无论好话坏话，从来没人听他讲过什么……
曲阜方面。在孔德成走后，孔府的府务有孔令煜代管。
孔令煜，字霅光，号一庵。孔德成结婚的时候，孔令煜担任喜事总理。他曾就读于山东省优级师范学堂，历任山东省运河船捐局局长，山东省财政厅科长等职。1937年6月，他由济南搬来孔府的红萼轩居住。
1946年1月，曲阜第一次解放。孔府成立了“孔府工人会”，会员有一百多人，正、副会长由全体差役、工人推选产生。这时，孔府的代理人孔霅光仍住在孔府主持工作，每逢有重大事情，工会与他商量决定行事。政府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对孔庙、孔府、孔林实行开放。并成立了孔子祀田整理委员会，负责孔府祀田的普查、清理工作，将祀田重新登记造册，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
1947年3月，解放军撤离曲阜。5月，孔德成偕夫人孙琪芳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回到孔府后，他立即召开了全体管事人员会，有人建议将解放军占曲阜时使行的减租减息，反攻倒算，孔德成坚决不同意。为了防止管事人员私自去找佃户退粮，又把这个决定写成布告在曲阜张帖。
布告说：“取消收租中的‘斗尖’、‘地皮’、‘合子粮’等剥消制度，减轻佃户的负担。这部分收入原属佣人管庄人员，所以对相应规定管庄人员粮食按原额由孔府粮库内支发。二、销毁过去打人的皮鞭、大板、黑红棍等刑具。三、取消各佃户庄的集市税收。四、外省外县的土地移交当地政府管理。本县祀田作为办理博物院基金……”（《孔府档案》八九二八）
这次回曲阜，孔德成对“代理奉祀官”孔霅光的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决定予以罢免。据说，孔霅光主持府务时“独断专行，大吃大喝”。孔霅光不服，“酒后在西花厅大吵大闹，孔德成也只能好言好语安抚了事。”（王谦等：《大家族传》山东友谊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同时，孔德成还嘱咐府人“霅光欲行，可令其速走。唯行时可时加监督，以免有损公物。”（《孔府档案》八九二七）
孔德成决定成立“府务委员会”，管理孔府的日常事务，并召开了第二次府务委员会会议。
府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会计处，总务处，庶务处，招待处，承启处，林庙供应处，林庙管理处，祀田征收处等。取消了以前各厅、房的公府官衙制度，改为行政机关制度。同时对所有孔府人员进行了全面调整，制订了各项制度，其中包括8小时工作制。实行祀田收租制度的改革。
府务委员会的主任是孔灵叔，秘书是孔思庭、孔纯洁，以后又增加孔瑞泉、孔雨含等人。如有重要事情，可以直接请示南京孔德成，一般事情可以通过府务会议商定解决。如遇有关孔庙、孔林祭祖问题，以及孔氏家族问题，再请孔庭族长孔传垲和孔庙三等首领官孔广沾等人，共同商议解决。
当时，因形势所迫，孔德成并没有打算在曲阜长住下去，只是处理完府务后，又匆匆地离开了家乡。孰料，这一别竟是永远的诀别，此后，再也没有来过家乡。
1947年，离开曲阜不久的孔德成，大概看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呈落日迟暮之势，开始担心起孔庙、孔府珍藏的文物古器来。他连连呈文内政部，函请转呈行政院转饬山东省政府，拨车将曲阜圣庙的礼乐古器装运南京，待形势定局，再作进一步安排。
曲阜方面。孔灵叔接到孔德成指示，也开始忙活起来，把文物古器整理装箱，准备发运。共装：五供五箱，十供十箱，博钟一箱，特钟一箱，特磬一箱，编钟八箱，编磬四箱，历代衣冠一箱，击蛇笏、象牙笏各一件（在前箱内），历代文卷共三箱……。编号造册，加封上锁，运往兖州，准备由兖州用火车转运南京。
孔灵叔抓紧发电与兖州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联系，以尽早办妥运送事宜。孔灵叔电文道：“本府存有商周十贡及历代乐器均为祀圣重要文物，为数不甚少，拟于最近期内装箱运京，以策安全。……贵总司令察照，设法拔付铁皮火车一辆，以便派员押运赴京。妥为保存。是否可行，请示复为荷。”（《孔府档案》八九三О）
李玉堂很快复电：“祀圣重要古物核与军运条例不符，此项运费无法列入军运费报销。”（同上）李玉堂以不符合军运条例为由，未予安排火车皮。孔灵叔没有办法，只好“押运古物赴兖州送天主堂保存。”（《孔府档案》八九二九）
1948年6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曲阜。1948年，兖州解放，7月13日解放军查获法国天主教堂的这批物品，经查实属孔府所有。为安全起见，将其中二十多箱贵重文物，如“十供”、“五供”等，用大马车运往东部老根据地，其余运回孔府。
不久，山东省人民政府派张云天、陆大荒、李季陶等专家陆续对这些文物进行鉴定，曲阜县文教科科长王新台派人协助清点，并进行造册登记。济南解放后，又将这二十多箱文物运往济南。抗美援朝战火燃起后，为保障安全，将这批文物又保藏在千佛山石洞中，直到1955年才又重新运回曲阜。
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到台湾。他走的时候，运走了大批黄金和文物珍宝。孔德成是孔子的第77代嫡孙，在他身上承袭着孔子的神圣血脉，而被视为“国之重宝”，理所当然地被带到了台湾。孔德成离开大陆的时候，还不到30岁。时间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海峡阻隔，音信难通，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漫长的孔氏家族史上，又出现了一位客死异土他乡的孔子嫡系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