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奔波了一生的孔子,终于停下了脚步,带着对人生的遗憾和未了的心愿,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七十三岁。
孔子去世后,灵柩被安葬在鲁国都城曲阜北部的泗水之滨。弟子们为孔子守丧三年,而子贡则在孔子墓旁修筑草庐,足足守了六年。后世到这里来拜谒、凭吊这位伟大先哲的人越来越多,遂在周围广植树木。而孔子的后世子孙们也纷纷附葬于此,又刻石立碑,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孔氏陵园,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孔林。
孔林里生长灵芝,在史志中早有记载。孔尚任所纂《阙里志》说:“灵芝,产尼山及孔林中,夏月雨后,红紫黄白,绚若霞锦。”乾隆《曲阜县志》亦记:“林中产芝,黄红紫各色,绚若文锦,以古木甚蕃,蒸蕴而出也。”而孔子后人们,更是把孔林生长灵芝视为先祖所赐之宝,而津津乐道,常常提起。孔子七十六代孙孔令朋在《孔裔谈孔》中说:“孔林有三宝:楷木、灵芝和蓍草。”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在《孔府内宅轶事》中亦回忆道:“除了蓍草,孔林里还遍地长着灵芝,而孔林以外却一点不长。”她感到这是一种既神奇又不可思议的现象。
灵芝,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吉祥、富贵、美好、长寿的象征,有“仙草”“瑞草”“瑶草”“三秀”之称。民间传说灵芝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之功效。
古代对于灵芝的认识,可追溯到《山海经》中关于炎帝幼女“瑶姬”精魂化为“萄草”即灵芝的神话故事。后经加工逐渐演变,更加富于神奇色彩。
儒家经典《礼记·内则》记有:“芝栭菱椇。”把灵芝列为一种强身健体的佳品,来供奉长辈。《尔雅》记载:“芝,瑞草,一岁三华,无根而生。”说明我国古人把灵芝看作不同于根、茎、叶的植物。《淮南子·山训篇》中说:“紫芝生于山,而不能生于盘石之上。”屈原在《楚辞·九歌·山鬼》中说:“采三秀会于山间,石磊磊葛蔓蔓。”
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这是对灵芝生态习性的描写。
古人在认识野生灵芝的基础上又探索其培养方法。《仙经》中有“五木种芝,芝生。”东汉王充在《论衡·初禀篇》中有“紫芝之栽如豆”之说。《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著作,其中详细记载了“六芝”,即青芝、赤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葛洪在他的《抱朴子》中著录了五种芝草图。这位古代医学家、道教人物,还潜心于探索服食芝类长生之法,撰写了有关论著,虽然带有宗教求仙的神秘色彩,但仍然对后世服食灵芝之功效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他的论著还促进了古代其他菌类的研究和应用。据说仅出自魏晋道教人物之手的芝草类专著估计约百种以上,这在世界菌类史也是罕见的。
自古以来,有关灵芝的神奇传说和美丽故事,一直都在流传着。有的是被官府郑重地记载于史志之中,有的则是流传于民间,人们口口相传,代代不断。
孔林灵芝,是寄生于栎及其他阔叶树根的蕈类,另外还有长于树桩或树身的树芝等。
其形态有:
赤芝。菌盖肾形、半圆形或近圆形。皮壳坚硬,黄褐色或红褐色,有光泽,具环状棱纹和辐射状皱纹,边缘薄而平截,常稍内卷。菌肉淡棕色,孢子细小,黄褐色。菌柄圆柱形,侧生,少偏生,红褐色至紫褐色、光亮,气味微香。
树芝。菌盖肾形至扇形,深紫红色或铁红色,有光泽和辐射状皱纹,边缘黄色或白色。菌柄侧生,短或近无柄。
云芝。菌盖革质而光滑,呈扁圆形至肾形,有辐射状皱褶及不明显环纹,表面淡黄色、粟褐色及靛黛色。边缘薄且具波浪状瓣。菌柄短或近于无柄。
木芝。菌盖扁平半圆形,有的近蹄形,表面有小疣或小瘤,放射状纹理及环纹均不明显,边缘薄而锐或较厚而稍钝,完整或波浪状。菌盖初浅肉色或变为棕灰色。无柄。
层迭树舌。菌盖扁或微下凹,老菌盖下形成新菌盖而呈层叠状,表面灰色或浅褐色,有同心环,皮壳薄而脆。无菌柄或柄短。
树舌。菌盖半圆形或近圆形,纵剖面近半圆形,表面灰色至褐色且有同心环纹,皮壳质脆,无菌柄或柄短。
目前,全世界约有200多个灵芝种类被描述与记载,国内有100多个品种,上面所列孔林灵芝数种,只是灵芝大家族中的一小部分。
中国灵芝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可谓是灵芝的故乡。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和利用灵芝的国家,有关记载散见于历代药籍以及部分笔记文学、传记和诗歌中。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但凡言起死回生或长生不老之仙药,必是灵芝。灵芝被描绘成:千年精灵,集天地之正气,日月之精华,藏龙卧虎之地灵,集九星之光点,历经数亿万年之后灵芝精的现身,从而成为不死仙草。几乎所有的传说故事、武侠小说里都把灵芝描绘成难以寻觅的“起死回生”或“食之可以长生不老”的仙草。
孔林是安葬孔子的地方,我们的话题是孔林灵芝,这就很自然的产生出一个疑问:孔子生前是怎样看待灵芝的?他是否对灵芝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回答是肯定的。孔子生前不但对灵芝有过明确评价,而且还给予充分肯定。那是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也是最艰难困苦之时,孔子一行颠沛流离,无处安身,偏偏这时又上演了“陈蔡绝粮”的惊险一幕,弟子病饿交加,人心漶散。面对这样的困境,孔子说道:“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在厄》)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孔子把君子比作芝兰,以此来鼓舞弟子。由此可见,孔子对芝兰的品格是多么的崇仰。
公元前486年,吴国出兵伐陈,楚国派军队救援陈国,楚昭王亲自出征。这一年七月,楚军进攻陈国都城宛丘西北的大冥,楚昭王病重,死于军中。楚军不得已而撤退,回国为昭王治丧。吴军乘机西进,兵临宛丘城下,宛丘城内一片惊慌。孔子师徒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中离开了宛丘。
孔子一行在临战之前仓惶逃离陈国都城,并未准备多少粮食。从宛丘南下,沿路正是吴、楚两军交战之地,这里的百姓早已背井离乡,一路人烟稀少。
此时,楚国听说孔子就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就派人去请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听说楚国邀请孔子,就聚集商议对策说,孔子有才德,他的讥笑讽刺都切中诸侯的弊病。他对陈国和蔡国的政治都不满意,各位大夫的施政措施和行为和孔子相抵触。现在楚国是大国,派人聘请孔子,如果孔子被楚重用,那么陈国和蔡国掌权的大夫们就危险了。于是他们命令把孔子师徒包围在旷野里。
数日后,孔子师徒所带的粮食已经吃完,大家只好采野菜充饥。当时正值溽暑,气温很高,一个个饥肠辘辘,很多弟子都病倒了。孔子派子路、子贡等出去想办法。由于人地生疏,又兵荒马乱,哪里也弄不到粮食。这时,大家已经五六天没有吃饭了,一个个面带饥色,眼看寸步难行了。这一天子路又出去为大家张罗吃的,回来时仍然两手空空,他没精打彩,又满腹牢骚。
就在这时,孔子便以芝兰之品格作比喻,来开导子路。《孔子家语·在厄》详记其事: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礼焉,路出陈、蔡。陈、
蔡大夫相谋曰:“孔子圣贤,其所剌讥,谐中诸侯之病。
若用于楚,则陈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
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乃召子路而问焉,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乎,奚为至于此?”子路愠,作色而对曰:“君子无所困。意者夫子未仁与,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与,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闻诸夫子:‘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积德怀义,行之久矣,奚居之穷也?”子曰:“由未之识也,吾之语汝。汝以仁者为必信也,则伯夷、叔齐不饿死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也,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忠者为必报也,则关龙逢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也,则伍子胥不见杀。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晋重耳之霸心,生于曹卫,越王勾践之有霸心,生于会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庸知其终始乎?”
《孔子家语》一书,是研究孔子的宝贵材料。
然而,自宋代起,《孔子家语》被认为是王肃为反对郑玄经学,趁古《家语》佚失不传的情况下托古造伪,此后“伪书”说逐渐被广泛接受。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西汉初(公元前165年后不久)《孔子家语》的篇题木牍,存篇题四十六条,内容多与孔子及其门人有关;大多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这说明《孔子家语》的材料当源先秦。因此,孔子关于芝兰的评价,充分反映出孔子的本意,是真实可信的。
《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
孔子重礼,强调“克己复礼”,以礼为社会行为规范。他的弟子及后学继承传统,叙述礼数、阐述礼仪,自战国至西汉初期写了大量论文,汉人将其集为《礼记》一百三十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汉宣帝时,戴德择其要编为《大戴礼记》,其侄戴圣也集精萃,辑成《小戴礼记》。
《礼记》发挥所采掇的先师遗说、遗文,但并非孔子及先秦儒家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反映汉初历史条件,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秦汉之际,名物制度和礼仪条文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提倡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思想,表现了汉初封建宗法主义思潮。其内容可分为一般理论和礼乐制度两大类。一般理论论述了礼的起源、性质、作用和功能;礼乐制度就是宗法制度。《礼记》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然而,就是在这部重要儒家经典中,把灵芝列为一种强身健体的佳品,用来供奉长辈。
《礼记·内则》:
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春宜羔豚,膳膏芗;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犊麑,膳膏腥;冬宜鲜羽,膳膏膻。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轩,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菱,椇,枣,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柤),梨,姜,桂。
《内则》是《礼记》中的一个篇名。郑玄云:“名曰《内则》者,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于《别录》属子法,以闺门之内轨仪可则,故曰内则。”(《礼记正义》卷二十七),篇中对子女之于父母,妇之于舅姑(公、婆),如何致敬尽礼,做事细致的规定,其情绪与神态亦不可稍怠。“适父母舅姑之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内则》)这些规定,为孝敬之道立下了准则。
《礼记》把灵芝列为一种强身健体的佳品,以供奉长辈,并非没有道理。现代科学分析,灵芝具有诸多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元素:“紫芝含麦角甾醇、有机酸(顺蓖麻酸、延胡素酸等)、氨基葡萄糖、多糖类、树脂、甘露醇等。赤芝含麦角甾醇、树脂、脂肪酸、甘露醇和多糖类;又含生物碱、内酸、香豆精、水溶性蛋白质和多种酶类。”(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辞典》1985年6月出版)后人还根据灵芝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配制出许多食疗滋补配方。
《曲阜县志》卷二十四记载:宋大中祥符元年“夏五月,经度制置使兼判兖州王钦若,获芝于孔林。钦若上言,得芝五株,色黄紫如云气及戴冠帻之状。”
那么,王钦若在孔林里所获的这五株灵芝是怎样处理的呢?《阙里志》卷二十,给予了明确的答复:“宋真宗幸鲁时,宰相王钦若取以献瑞。”原来,王钦若把这五株灵芝,在宋真宗赵恒来曲阜祭孔朝圣的时候,以祥瑞物,进献给了皇帝。
宋真宗赵恒得到王钦若进献的灵芝后,非常高兴,以为这是圣人孔子在天有灵,是大祥大瑞之兆,当即“诏遣入内殿头杨怀玉祭谢,复得芝五本。”(《孔氏祖庭广记·林中古跡》)可知,杨怀玉在祭谢时,又得到了孔林灵芝五本。
宋真宗赵恒与王钦若,这君臣二人,围绕着孔林灵芝,上演了一出从献瑞到祭谢的真实故事。
宋真宗赵恒,初名赵德昌,系太宗赵光义之子,生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即帝位,在位25年,终年55岁,庙号“真宗”。年号有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
赵恒自幼聪睿灵敏,深得太祖、太宗的喜爱。7岁就傅受《经》,初览即能成诵。为太子时,受祖、宗二帝尊孔敬儒的熏陶,30岁登帝位时,即以崇儒好文自命。尝遍览自《尚书》《左传》以来直至隋唐五代等历史书,摘汇为《正说》一书,赐皇太子为必读书。同时,他命国子祭酒邢昺等人校定《易》《尚书》《诗》《春秋左传》《礼记》《周礼》《论语》《孟子》等经典书籍,编修为《九经疏义》,大量镂版刊印,发行全国。明令科举考试只能依据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著作中凡不合儒学者,一律不准采用。凡诸路、州、军、县学校聚徒讲诵者,并赐官定儒学经典发《九经》。
他还自撰《文宣王赞》,称孔子是“人伦之表”,儒学是“常道之纲”“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是历代帝王的“师范”。所有这一些,一再表明儒学是北宋王朝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此后的数年乃至数百年里,儒家经典被经学大师推向理学化,与赵恒的倡行儒学不无关系。
早在咸平初年,赵恒在尊儒重道的同时,对孔子后裔也宠礼备至,命人寻访孔子嫡裔,诏令孔子四十五代孙孔延世袭封文宣公兼曲阜县县令,使后周太祖授予的“封爵与县官合一”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命诸路转运使对世爵县令“待之以宾礼,见勿趋庭”。孔延世去世后,他的儿子孔圣祐即蒙赐“学究”出身。
然而,赵恒还是一位笃信祥符祯瑞的皇帝。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三月,兖州知州邵晔率本州父老1287人赴京,谐阙上表,称天降祥符,天下大治,请皇帝封禅泰山,以报天地。全国各地举人846人也伏阙相请。赵恒在崇政殿接见了他们,婉辞不允,以示兼怀。
四月,又有“天书”降于宫中功德阁。宰相王旦再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县官吏、外来使臣、僧道耆寿24370余人,伏阙上表,请行封禅。赵恒这才下诏允准,决定于当年十月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任命王旦为封禅大礼使,王钦若等为礼仪制置使,在泰山建造封祀台、坛以备用。令诸州贡献的助祀礼品务于十月以前送至泰山下。
五月,赵恒再对王钦若说:“我又梦见神人,说来月当赐书泰山。”果然到六月初六,王钦若上奏说:泰山下有醴泉涌出,泉旁有“天书”下降。群臣百官争相上表称贺,并上表乞加赵恒尊号曰“崇文广武仪天尊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赵恒深以为是,一一接受。
十月初四,赵恒在庞大的仪卫扈从下,以玉辂奉载“天书”先行,离京城东封泰山。浩浩荡荡的队伍经澶州(今河南濮阳)、郓州(今山东东平),历经十七天,到达位于乾封县(今山东泰安市)的泰山下。仪仗、士卒遍列山野。又两步一人、数步一旗,从山下一直排列到山顶。
十月二十三日大清早,赵恒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在众臣簇拥下,登上岱顶,次日,以隆重的仪式祭昊天上帝及五方诸神,礼毕下山。再以同样隆重的仪式,禅祭地祇神于社首山。最后登上朝觐坛,接受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四方使节、父老僧道的朝贺,大赦天下。以封禅礼成,诏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并作《庆东封礼成诗》,令诸臣唱和,最后盛宴群臣。
赵恒自泰山回銮途中,取道兖州,升兖州为“大都督府”。十一月初一,专程驾临曲阜,祭拜孔子。
可以肯定地说,王钦若进献的五株孔林灵芝,定会为真宗赵恒的曲阜祭孔朝圣之行,增加了许多祥和气氛,对笃信祥瑞之兆的真宗赵恒来说,无疑也会增加许多兴奋之情。事实正是这样。
宋真宗赵恒君臣,在曲阜的祭孔朝圣活动,可谓高潮迭出,其尊孔崇儒之心,尽得彰显。这无疑会在中国尊孔崇儒史上,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切活动的取得,与王钦若进献的孔林灵芝不无关系,因为,祥瑞之物是吉兆,这使真宗赵恒本来愉悦的心情,更加良好,所以才能在曲阜的活动,内容丰富,尽显真诚。
曲阜阙里孔庙,在金代进行过一次大修,时间是明昌二年(1191年)拨钱76400多缗,前后历时四年,至明昌五年(1194年)告竣。孔庙扩展到殿、堂、廊、庑、门、亭、斋、厨、黉舍360余楹,位叙有次,像设有仪,表以杰阁,周以崇垣,大大超过历朝规模。
然而,就在这次修庙竣工之时,在孔林及尼山,接连发现了灵芝九本。《曲阜县志》卷二十六记载:“诏诸郡邑孔子庙隳废者复之,有芝生于林域及尼山孔氏家园,凡九本。”发现灵芝的时间,实在是太巧了,恰好是在庙成之时。这充分证明,章宗尊孔重道,感化了天地。典役们兴奋不已,将这九本灵芝,敬僅采收后,又迫不及待地进献给了皇帝。《阙里志》卷二十记道:“灵芝产尼山及孔林中……金章宗修阙里庙成,典役者采图以进。”
女真贵族统治北方后,充分认识到尊孔崇儒的重要性。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拜祭上京孔子庙,赞扬孔子儒学“使万世景仰”。次年敕行台拨钱一万四千贯,修孔庙圣殿,皇统四年又命“行省降钱一万四千五百贯,发南京入作司见材,修完孔庙,创盖大成殿。”正隆二年(1157年),又以羡钱修两庑及齐国公殿。
金章宗是一位非常崇尚儒学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对孔庙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修建。
金章宗完颜璟,生于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在位19年,曾使用明昌、承安、泰和等年号。章宗喜爱汉文,能书画,是金朝汉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位皇帝,也是汉族书法和绘画的爱好者。
他上台后实行“仁政”统治,执行汉化政策。他极力推崇北魏孝文帝的汉制改革,不断完善各种政治制度,实现了女真族的彻底封建化。
金朝在与辽宋的交往中,逐渐学习到汉族统治者的礼乐制度。但却一直没有形成金王朝自己的完整的礼乐制度。直到金世宗大定末年,金朝才开始参校唐、宋礼典沿革,制订礼乐,先后开设了“详定所”以议礼,“详校所”以审乐,由学识渊博的宰相主持修订。而金章宗始“礼乐”汇集成书,共四百多卷,取名为《金纂修杂录》,由尚书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管一部。章宗也极为重视朝廷礼仪,明昌六年(1195年)十二月,礼部尚书张喡等进呈《大金仪礼》。泰和三年(1203年),章宗又令吏部侍郎李炳、国子司业蒙恬仁本、知登闻检院乔宇等再评定《仪礼》。这样经过两代帝王的努力,章宗时已形成了金朝的完备的礼乐制度。
金章宗还兴办教育,重视科举。他在世宗大力办学基础上又增设了节镇府学、防御州学六十多处,增养学士一千多人。并学习宋朝的教学经验,在国子学中对学生的教育实行“三舍法”。他曾诏令三十五岁以下的女真亲军,必须熟读《孝经》和《论语》。在科举制方面,金章宗继续实行前代的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之制和女真进士科。又在明昌初年增设了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制兴宏词科的设置弥补了单纯依靠词赋、论等考试手段选拔人才的不足,使得具有特殊才能的专门人才得到重用。
章宗即位前就熟读了儒家的《诗经》《尚书》《孟子》等经典。即位后,他立即下令由孔子的嫡系后代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并下特旨修缮孔庙,廊庑用碧瓦,石柱雕龙纹。这次修庙,就是前面提到的大修之举。
在曲阜阙里孔庙内,至今耸立着的一座《大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之碑》,碑文记录了金章宗这次修庙的初衷,并详述了这次修庙盛事。
碑文中,还以获得灵芝为祯祥之兆,郑重加以记录:
方役之兴也。有芝生于林域及尼山庙与孔氏家园,凡九本。典役者采图以闻,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圣德之致。庙成之日,宜有刊记,敢请并书于石。又庙有层阁,以备庋书,愿得赐名,揭诸其上,以观示四方。诏以奎文名之。
修庙竣工之后,章宗又命著名文臣党怀英,特记这次修庙的过程,并盛赞孔子的丰功伟绩:
命臣怀英记其事。臣鲁人也,杏坛旧宅犹能想见其处。今幸以诸生备职艺苑,其可饰固陋之辞,絜楹计工,谨诸岁月而已乎。敢窃叙上之所以褒崇之实,备论而书之。而后系之以铭。臣尝闻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传,而夫子载诸六经,以俟后圣。降周讫汉,异端并起,儒墨道德,名法阴阳。分而名家,而以六艺为经传章句之学,归之儒流。不知六艺者,夫子所以传唐虞三代之道。众流之所以出,而儒为之源也。后世偏尚曲听,沿其流而莫达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历代治迹,常与时政高下。洪惟圣上以天纵之能,典学稽古,游心于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经为正,而取信于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笃,则其尊奉之礼宜其厚欤。臣观汉魏以来,虽奉祠有封,洒扫有户,给赐有田,礼则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备也。初庙傍得鲁废池,发取石甃,以为柱础扣砌之用。浚井得铜,以为铺首浮沤诸饰。由是省所费钱以千计者,万四千有奇,方复规画为他日缮治无穷之利。然则非独今日之新,盖将愈久而无弊也。
《大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之碑》字佳文美,记事颇多,但最能引起我们关注的还是那九本寓意祥瑞的灵芝,正如党怀英在碑铭中所言:“瞻彼尼山,及其林园。有芝煌煌,表我圣恩。圣恩之隆,施于世嗣。显秩峻阶,神旧加异。”
历来,一些文人墨客拜谒孔林时对孔林灵芝表现出极大热情,并以诗文的形式记录下自己的感受。
一、周满《谒孔林》
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广汉名人周满,在曲阜县世职知县孔承业、典史郭鐥的陪同下,拜谒孔林。周满徘徊孔林,所见所闻,感慨颇多,于是写了一首《谒孔林》诗,并用草书之体写成。
周满的诗,可称得上字美文佳,孔承业甚是喜爱,于是便将这首诗摩勒上石,刻成石碑,镶嵌在孔林思堂的西厢南墙上。
《谒孔林》诗:
道在瞻依依, 林深甬拜初。
洙桥深水细, 桧树切云弧。
楷郁封山秀, 芝蒸没夜腴。
夕厘如何假, 原与杨司徒。
周满在诗中,写了孔林的林道、流淌的洙水、桧树和楷树,同时还写了灵芝。“芝蒸没夜腴”之句,想必是周满看到孔林灵芝后的有感而发:孔林的灵芝,生长得象蒸发一样快,而又是那么丰腴。
二、陈凤梧《恭谒孔林敬述》
明正德十四年(1579年)八月,时任山东巡抚的陈凤梧,恭谒阙里林庙。在孔庙他祭奠先师孔子行释菜礼,还登上“嵯峨杰阁”的奎文阁,誓言“愿从圣道窍余芳”。尔后,又恭谒孔林,并赋诗《恭谒孔林敬述》以誌谒林之行。诗云:
佳林十里拥岑楼, 洙泗环桥日夜浮。
翁仲苔深蚀风雨, 碑铭篆古结龙虬。
休征尚记灵芝奠, 异事犹传白兔沟。
楷木有纹应独产, 两间清气聚此丘。
诗中,陈凤悟说:当他出来曲阜城的北门后,远远地便看到孔林二门上的楼观,那楼观建于券门之上,重檐碧瓦,高耸如山。进入孔林后,一座座石仪、翁仲,身上都留着岁月的苔痕。而林立的石碑,除了“碑铭篆古”外,碑额上还雕镂着生动的虬龙。
同时,陈凤梧还听到了“白兔沟”的故事:白兔沟在孔子墓红墙以西。相传,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他亲自带着人马到孔林来挖孔子墓。孔子墓很快被挖开,秦始皇不放心别人进去,也不让人跟随,自己大着胆子往里走。走着走着,里面有一栋房子,秦始皇闯了进去,只见屋里静悄悄的,石头桌子、石头床,桌上放着一壶酒,床前放着一双靴。秦始皇最爱喝酒,伸手一摸酒壶还温乎乎的,闻着也香喷喷的,便喝了一口又一口,接着又把床前的靴子穿上,抬腿坐在了石头床上,拉开石头桌的抽屉,看到里面有一本书。他翻一页没有字,再翻一页还没有字,快要翻完的工夫,见书里夹着一根草,绿莹莹的,这是根蓍草。秦始皇想把它拿开,就在他伸手拿的时候,蓍草沾着书页也“哗啦”地翻了过来,书上立刻清清楚楚地现出了字:“秦始皇,秦始皇,扒我坟,进我房,穿我靴,坐我床,叫你死在沙滩上。”秦始皇看了大惊!他生怕坟里有什么埋伏,转身便朝外跑去。与此同时,一只白兔也被惊起,向外蹿去,秦始皇等人随兔追赶,追到墓西一条沟时,兔子忽然不见了。因此,这条沟被后人称为白兔沟。
说实在的,陈凤梧的《恭谒孔林敬述》诗中,最使我们关注的应是那句“休征尚记灵芝奠”。这句话的本意,还是说的是宋真宗赵恒,来曲阜祭奠孔子时,王钦若采芝五本的献瑞的史实。通过陈凤悟的诗,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直到明代,宋真宗赵恒与孔林灵芝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在曲阜还盛传不衰。
陈凤梧的这首诗,也被刻成石碑,镶嵌在了孔林思堂的东厢南墙上。
三、钟羽正《孔庙手植桧歌》
君不见,
夏松殷柏杳不传, 丰镐棫朴随云烟。
斯文一绪天未坠, 圣殿古桧独倔然。
忆昔栽时初蓊蔚, 清标洒洒超群卉。
香叶时笼逢掖衣, 芳柯剩染芝兰气。
我师曳杖杏坛东, 韦编把向绿阴中。
化雨秋阳陶劲质, 回琴点瑟鸣春风。
迩来二千三百载, 老干龙钟羡犹在。
冰霜剥落操尤坚, 雷电凭陵节不改。
螺旋龙甲万回萦, 昂藏砥柱仰孤撑。
亭亭影对东山静, 脉脉津含泗水清。
恍惚枯荣关气数, 兴衰人代如朝暮。
葱茏何论大夫松, 婆娑谁数将军树。
大造滋培岁月深, 万灵呵护向崇林。
肯将婀娜媚俗目, 衹以孤高表烈心。
凭栏不敢轻拂拭, 再拜彷徨叹其侧。
归来古道满眉睫, 千蹊桃李无颜色。
钟羽正,字叔廉,益都(今属山东)人,明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任滑县令,后累官工部尚书,因宦官当权,请求罢归,后被夺官,崇祯初年又复官。他的诗多为感时事而作。他在这首诗中说:孔子手植桧上的那一枝一叶,都沾染着芝兰的芬芳之气。
衍圣公府,就是孔府。孔府是孔子嫡系后世袭封衍圣公居住的府第。孔府收藏有数不清的、琳琅满目的珍奇异宝。在这众多的珍奇异宝中,灵芝也作为一种祥瑞的观赏摆件,而陈置于高堂之上。这无疑说明,孔府是信奉和欣赏灵芝的。
孔府收藏的灵芝,品象极佳,色彩鲜艳,配有底座,外护玻璃罩,应是清末、民国时所遗之物。
孔府所收藏的灵芝,应当是生长于孔林。
孔府对孔林的保护和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设有专门的看林人户。这些人户是经朝廷恩准而设立的,称为钦拨庙户。按照规定,凡属钦拨庙户,不但终身不能脱户,而且是子继孙承。他们与孔府关系是主仆关系,世世代代都要把这种隶属关系相传下去。
这种人户的设置,是从南北朝时代的刘宋开始的。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年)十二月,下诏蠲免靠近孔子林墓的民人孔景等五户的课役,专供林墓洒扫。后魏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夏四月,赐给洒扫十户。唐、宋以后,这种林庙户人历有增减。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敕差本地中等人户五十人充林庙洒扫。王安石变法时加以裁减,庙户留三十人,林户留三人。司马光奏罢新法以后,恢复旧制。元太宗九年(1237年),给复一百户。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尚书省以括户之故,尽罢为民户。到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才又给复二十八户。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特置洒扫户一百一十五户,其中供奉庙庭洒扫的一百户、看护林墓的七户、巡守尼山的八户,都从曲阜等州县拣选“民间俊秀身家无过子弟”充当。根据现在孔府明洪武二年钦拨名单,分布情况是:“曲阜县坊郭社三户,崇圣社十四户,张羊社十一户,春亭社七户,新安社五户,仁义社三户,泗滨社五户,东忠信社六户,醴泉社二户,小薛社八户,成功社一户,辛张社二户;济宁州三户:滋阳县十一户;邹县十八户;泗水县十三户;宁阳县二户;金乡县二户。”(《孔府档案》五O六八之一)总数为一百一十六户。杂泛差徭一概蠲免,“专供至圣庙祭祀”和孔府“一应差徭”。(《孔府档案》一四九七之十八)
而孔府对他们的要求是:“巡林七人,常川在孔林巡视。禁止樵采及一应闲杂人等往来作践。遇本处祭期,而供洒扫、铺排等役。”(《阙里志》卷十六)
由此可知,孔林生长灵芝,是禁止别人任意采摘的。如林户采摘收获后,有义务向主人进献。
在孔府,从前部的衙署,到内宅的堂楼,从祭神祀祖的祠堂,到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到处会看到以灵芝为饰的图像。
大堂,位于孔府第二进院落,堂内中间有一红色暖阁,而暖阁上部高高的垂幕上,就庄严煊赫地绘着六朵红色的灵芝和四只飞翔的云鹤。
前堂楼和后堂楼,是孔府内宅院的主要建筑。而两楼的内外天花板上,均彩绘着团鹤灵芝,即:每一团鹤嘴里均衔着一朵彩色的灵芝。图案生动活泼,色彩鲜艳夺目。把整座建筑衬托得吉庆祥和。
在孔府东路中部靠前有一处院落,北面的五间悬山式建筑即为慕恩堂,有时亦称沐恩堂、报恩堂。
慕恩堂是为纪念第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的夫人于氏而建的专祠。祠堂七檩四柱前后廊式木架,灰瓦歇山顶,明次间设隔扇窗,稍间设方格槛窗。内部结构为柱梁作,五架梁下有随梁枋前后单步相连,明、次间彻上明造,稍间施天棋天花,彩绘团花灵芝图案。堂前有露台,再前有大门一间,门楼上天花亦绘团花灵芝图案。
孔府与历代名人交往频繁,尤其是明清两代,一些名人墨客的书画作品,在孔府里多有收藏,有的张挂于壁,有的置于书桌案头,可谓“四壁名山大川,满堂鸟语花香”。当我们细细观赏之后,会很自然地发现,以灵芝为题材的画作,竟占了孔府藏画的很大一部分。
在我们中国人眼里,灵芝和寿星,是“长寿图”的常见主题,不少家庭认为“松鹤遐龄”乃指“松、灵芝、鹤”。灵芝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长寿福禄”、“吉祥如意”、“国泰民安”的吉祥之物。
孔府收藏的以灵芝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很多,其中就有一幅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画的《竹兰灵芝图》。
这幅作品,系孔府旧藏,纸本水墨,纵138厘米,横70厘米。图绘墨竹、兰草、灵芝三盆。款“癸酉九秋板桥郑燮”,钤印两方“潍夷长”“横扫”,并有长篇题跋,叙述作画缘由。
尤其是图中的那盆灵芝,居于画面下部,全系水墨写成,浓淡相宜,妙趣横生,只了了数笔,形神具佳的灵芝便跃然纸上,其绘画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孔府对灵芝的那份特殊情结,还体现在张贴和悬挂于门柱的对联上,尤其春联更为突出。如:
芝兰自结山川秀
松柏常留天地间
露浓画栏金芝茂
日暖瑶堦玉树繁
松柏当庭秀
芝兰绕砌香
和风调玉律
瑞露长仙芝
对联,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以其寓意深刻,构思巧妙,形式多样,应用广泛,而得到人们的大力推广和传播。明清两代,对联的发展达到鼎盛,主要表现在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类对联都得到广泛的应用。家家户户以至各行各业都有挂贴对联的习惯。寺庙道观、风景名胜等地点,用它做楹联;日常交往中,人们用它祝寿、庆婚、哀挽、题赠;年节庆典中,人们用它烘托嘉庆气氛;文人学士用它写景咏物、言志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