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杏坛讲学图》，明代吴彬绘。绢本设色。画纵124.5厘米，横62厘米。画面绘孔子讲学一情景。孔子正面高坐授课，四弟子对坐于蒲团上听讲。画中人物均身穿长服，头挽发髻，其中三弟子穿灰服，一弟子穿红服。孔子背后设圆顶屏风，屏风后绘枝繁花茂的杏树丛。画之左下方，款署“枝隐吴彬敬写”。

　　杏坛一向被认为是孔子授徒讲学的地方。

　　“杏坛”二字，见于《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此虽为寓言，但明确标示出孔子曾在杏坛讲学，故受到后人重视。有人曾做过考证，认为杏坛就在鲁国东门外。

　　后世为纪念孔子讲学之功，在曲阜孔庙之中大成殿前建杏坛。《曲阜县志》卷四十九：“杏坛在大成殿台阶前，宋以前本为庙殿旧址，宋孔道辅监修祖庙，移大殿于北，不欲毁其故迹，因庄子有‘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话，乃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金党怀英篆二大字于碑。顾宁人有辩云：‘杏坛之名，出自庄子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土，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

　　《日知录》也云：“今之杏坛，乃宋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增修祖庙时，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

　　由此可知，今天曲阜孔庙的杏坛，是宋天禧二年（1018年）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增修祖庙时，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甃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金章宗时，在坛上加建一单檐歇山亭。蒙古至元四年（1267年）曾重修。明弘治十七年（1502年）大修，用上等青绿间金彩画，盖绿色琉璃瓦，仍作单檐十字脊。明隆庆三年（1569年）撤而更新，增置石楹重檐。清雍正、嘉庆、同治多次维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换为黄色琉璃瓦，更换四老角、四子角。

　　现在的杏坛，位居于孔庙大成殿院内，采用重檐十字脊，内用斗八藻井，瓦用黄色琉璃，彩画用金龙和玺。杏坛高12.05米，阔7.34米，平面正方形，四面敞开，每面三间，每面中柱为石柱，金柱为木柱，用料粗大。坛基两层，上层用石栏杆，南面八根栏根下用螭首。正面上方有蓝色竖匾，上书“杏坛”二字，为清高宗手书。

　　杏坛前置有石刻香炉，形制古朴。杏坛侧置有杏树数株。杏坛内有金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党环英篆书的“杏坛”碑。另有清乾隆帝手书的《杏坛赞》碑，赞曰：“重来又值灿开时，几树东风簇绛枝。岂是人间凡卉比，文明终古共春熙。”

　　杏坛，作为孔子讲学之迹，历来受到人们的追思和敬仰。明代胡缵宗有诗云：“岩岩泰山高，混混洙泗深。杏坛依古桧，不见瑟与琴。遂令千载下，空怀尼父吟。回点不复作，雅颂无遗音。瑟今复绝响，辗转伤人心。阴阳有天地，诗书无古今。黾勉学颜子，所乐何能寻。”孔子六十代孙孔承庆诗云：“鲁城遗址已成空，点瑟回琴想象中。独有杏坛春意早，年年花发旧时红。”

　　应当说，《孔子杏坛讲学图》是一幅很优秀的作品。作者吴彬以孔子设教讲学为题材；采用写实与浪漫手法相结合的方式；用绘画式的语言，讲述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当时办学授徒的景况……

　　在孔子之前，教育一直是贵族统治阶级的特权。孔子首创私学，并鲜明地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无论贫富、贵贱如何，都要给予教育。在孔子以前，绝大多数人无缘接受教育，孔子用他的教育实践打破了这个界限。他收的弟子没有门第限制，只要“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论语·述而》）

　　《荀子·法行》记曰：“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则多良木，是以杂也。’”孔子对于前来求学的人，来者不距，欲去不止。由于孔子博大宽广，天下学子纷纷奔及于门下，使孔门出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昌盛局面。孔子的这种教育理念，打破了贵族特权阶级对文化知识的垄断，使悠久的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也体现了孔子的平等与民主精神。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因其学生各自的材质和能力实施不同的教学内容与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由于弟子年龄、性格、学业、智能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对于同样问题给予不同答复。如许多弟子问仁，而孔子所答各不相同，都是针对问者具体情况而给予适当答复。即使同一个人问同一问题，由于情况变化，孔子所答也不一样。如樊迟一人三次问仁，孔子三次答复并不完全相同。

　　有时，对同一问题，孔子会作相反的答复。《论语·先进》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也问同一问题，孔子却回答说：“闻斯行之。”弟子公西华弄不明白，便向孔子询问原因。孔子回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论语·先进》记孔子教学四门：“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是根据学生的特长划分培养重点。孔子对学生的特点特长也了解得很清楚，《论语·先进》又记：“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在教学过程中，孔子都会根据这些学生的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孔子的这一教学原则和方法，为后代教育家孟子、程熙、朱熹等继承发展。朱熹总结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材。”（《论语集注》）后人遂以“因材施教”概括之。

　　孔子的教育方式也很特别。他在自己的讲学处筑起一个讲坛，坛边栽植了一些杏树，这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教学环境。在教授学生时，他从不搞填鸭式的教育，他把艰涩的理论融入平凡的生活中，使生活中每一简单的小事，都被礼乐的美好秩序笼罩着。言传身教中，他不仅教会了学生们在庙堂应对之间的礼仪，应用六艺的自如，更指引他们在生活中躬行君子。这一切教导，都不是在板着面孔、正襟危坐时进行的，而是在师生间亲切自然的交谈中完成的。

　　《论语》是一部流芳千年的儒家名著；是弟子们对孔子日常言行的记录，完全没有其他著作的刻意，一切都是浑然天成。在书中，我们除了解到孔子的思想和语言外，同样也了解到孔子设教授徒的方方面面。

　　《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面临着实行仁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老师也不必与之谦让。当然，老师和仁义都是一个君子热爱的，但二者冲突时，君子选择仁义。炽热如太阳也有黑子，圣人也不会一生永远正确。孔子所培养的是有独立见解的学生，所谓“教学相长”，才是师生间最可贵的关系。

　　《论语·泰伯》：“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至”通“志”，即追求；谷，是指俸禄。孔子是说，如若在三年的学习期间，不考虑利禄，这样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的。当时的士皆以学求仕，三年之期已久，而其向学之心不转到利禄上的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读书求学，不只是为了官做得大，钱拿得多。读书是一条道路，一种方法，它使你了解人类社会所走过的历程，正视自己的位置，展望未来的路，它会给你一把开启世界的神奇钥匙，你的胸襟也随之拓展。有的人读书只是为了求名求利，甚至由于读了更多的书，而能用更高明的方法来欺世盗名。他们是没有真正体悟到求学问道的含义。“学而优则仕”，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但却不是求学的终极目的，更不要把学问看作升官的一个砝码。

　　《论语·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于子路这样一个率真之人，孔子总是直话直说。孔子叫着子路的名字说，仲由呀！我教你什么是知吧，知道的事情就说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就说不知道，这就是懂得了一个“知”的真正含义了。朱熹说：“子路好勇，盖其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夫子告之。”（《论语集注》）

　　《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孔子提出的一种演绎类推方法和教学方法。教者应当根据学生的求知心理和学习能力，把握教学契机，启发诱导学生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培养类比和演绎思维能力。如果教者举了一隅，而学者还不能以三隅相互证明，则教师就不应再教授新知识了。

　　后来孟子继承这一原则，提倡学贵心得，为学要像流水一样，“盈科而进”。《礼记·学记》亦阐发了这一思想：“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强调教学必须遵循“举一反三”原则，由浅入深，由约而博，由个别到一般。

　　这一原则，为后来历代儒家所遵循。朱熹《论语集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能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

　　《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指性情，天生的本质。习，指习染，后天的影响。释义为：人的性情本来差别不大，是由于后天的习染不同才拉开了距离。后来，这两句话被编入启蒙课本《三字经》，成为代代口耳相传的铭言。

　　《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告诉自己的学生，在家里的时候要孝顺父母，出外交往则要尊敬兄长，做事谨慎而又诚信，能够广泛地和众人相友爱而又特别亲近那些仁德的人。如此修行有余力，再向书本文字上用心。

　　孔子以上这段话，是言弟子的为学之道。弟子为学，当重德行。若一意于书籍文字，则有文灭其质之弊。但专重德行，不学于文来求多闻博识，则心胸不开，志趣不高。

　　《论语·泰伯》：“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对待学习要有象赶不上一样的急切心情，对待学过的东西有像唯恐失落一样的心情。读书学习，汲汲终日，当我们学到的东西，千万不要把它再丢掉了呀！

　　孔子在几千年前，就把读书求学的苦乐描画尽了，人生的追求总是这样，患得亦患失。学问是孔子的人生理想，不断地追求新知识并巩固所得到的，这是孔子全力以赴去做的事。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作为一个君子，怎么才算好学呢？孔子明确指出：在饮食方面不必求美味，在居住方面不必求舒适。做事勤奋，说话谨慎。向有道德的人看齐以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

　　在问学的过程中，要淡泊宁静，不为外面缤纷的生活所诱惑，潜心致学。破除心中过多的欲望，抛却对名利不切实际的执著，让内心平静安宁，才能找回一个切合实际的自我。

　　《论语·卫灵公》：“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说，我曾经整日地不吃饭，整夜地不睡觉，苦苦思索，结果并没有什么好处，还是不如去学习为好。

　　学习是前进的动力，学习所赋予的思想比现实生活赋予的更加生动活泼。人有委屈、烦闷，可以在书籍中得到做人的道理，即使身居陋室也不觉阴暗，而是感觉置身于阳光和智慧的殿堂。思索是飞鸟的翅膀，学习则是天空，只有在“学”的天空下，思想的鸟儿才能飞出最美的弧线。而书籍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打通了和古今圣贤的心窗，架起了一座与圣贤间的精神桥梁。

　　《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轻人是可畏的，怎么知道他的将来不如他的现在呢？要是少年不努力，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成就，也就没什么可畏的了。

　　每一个年轻人，都有可能因努力学习而超越前辈人。由于各自受天性、遗传、家庭、授教、亲友、社会等因素的不同影响，因而出现了年轻人常与人比智慧、理想、技能的情况，这是一种精神追求，只要有决心、有意志去追求，大概都可以得到，而且取之不尽。还有一种年轻人，是与人比名利，把名利作为自己“身份”的标志，学习热情逐渐枯竭，最终却一事无成。这种人正如孔子所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

　　《论语·雍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孔子说，天资在中等程度以上的弟子，我就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天资在中等程度以下的弟子，我就指导他明白一些浅近的道理。

　　只要是自行前来求学的，孔子都来者不拒，因而学生之中年龄大小、家庭贫富、智商高低的都有。众多弟子聚集一堂，讲深了，资质低的弟子听不懂；讲浅了，资质高的弟子又感觉索然无味。迫于现实教学的困惑，孔子便采取依弟子接受能力的高低，采取不同层次授课；而且使各自天赋不平等的弟子，都能接受到平等的教育。

　　《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只知学习而不深入思考，就会惘然无所得；但仅凭思考而不学习，认识就没基础，就会出现偏差。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学而不思”与“思而不学”，不论对个人或人类文化发展都是一种警示。一个人又学又思，又思又学，既能通过反省清除不良观念，又能通过学习使自己成为正人君子。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是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的，即典籍遗文，道德行事，尽己和诚信。这四个方面概括起来说，就是政治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典籍。

　　文教主要是传授《诗》、《书》、礼、乐的各种专门知识，孔子对此极为重视，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行教主要指传授修身的知识和提出躬行的要求。孔子极重视行，主张少说多做，先行后言。忠教指培养忠的品德，“忠”字在《论语》中共出现十八次，总括其涵义有诚心尽力之意，把忠不忠列为君子内省的九条要求之一。信教指培养信的品质。“信”在《论语》中出现三十八次，是一种诚实不欺的道德观念。

　　《论语》中有关孔子授徒讲学的内容还很多，仅“学”字就出现过六十五次。以上我们只是列举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就是这一部分，也足以勾画出当时孔子讲学的生动景况。我们相信，这对更好地理解《孔子杏坛讲学图》是会有帮助的。

　　《孔子杏坛讲学图》的作者吴彬，是生活在明代后期的一位知名画家。他主要活动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这位画家无论从个人的人生经历，还是艺术造诣，都在明代绘画史上留下了不凡的一页……

　　吴彬，字文中，福建莆田人。流寓金陵（今江苏南京），万历间以能画荐授中书舍人，为宫廷画师。

　　中书舍人是主管文书的官员。这种官职始设于西晋初期，是中书省的属官，职位低于中书侍郎。后来历代名称和职务不尽相同。一般省称为“中书”“舍人”之称，始见于《周礼·地官》。《初学记》云：“舍犹宫也，掌宫中之政，出廪分财。”《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战国及汉代初期王公贵子都有舍人。秦、汉两代设置太子舍人，汉代皇后、公主的属官也有舍人。唐、宋两代太子属官中设置中舍人和舍人。

　　此外，魏于中书省设置中书通事舍人，主管传宣诏命。晋代及南朝设置，梁除去“通事”二字，直称中书舍人，主管起草诏令，参与机密，权力渐渐加大。北朝的后魏、北齐设舍人省。隋、唐两代，中书舍人仍掌制诏，以有文学资望的人充任。其名称常有变更，如隋代炀帝时称内书舍人，武则天时曾称凤阁舍人，简称舍人。

　　从唐代中期以后，其他官职带有“舍人”二字的很多，如通事舍人，主管朝见引纳；起居舍人，或称右史，主管记言。宋代閤门宣赞舍人，元代直省舍人、侍仪舍人，明代带刀散骑舍人，都是近侍武职。明代的内阁，所设的中书舍人，则主管文书。

　　吴彬以能画而得官，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在晚明之时，政治腐败，阉党当道。这种环境不但没有给画家愉悦的感觉，反而使画家产生了一种苦闷、悲戚之感。《无声诗史》记载：“文中（吴彬）虽以艺雄画苑，然颇负气节，天启间阅邸报，于都门见魏珰擅权之旨，则批评而訾议之，被逻者所侦，逮絷削夺……”

　　以上记载，虽言语无多，但基本上把吴彬人生当中的这一大变故记述清楚：当时吴彬读了邸报后，对魏忠贤的擅权极为愤怒和不满，并大加斥责，结果被魏忠贤的密探侦获，而被索拿下狱，并削夺了官职。

　　邸报，是旧时官府用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

　　早在汉代的郡国，唐代的藩镇，都在京师设邸（即办事处），用以“通奏报，待朝宿”，其所抄发的皇帝谕旨和臣僚奏议等官文书以及有关的政治情报，称为“邸报”，也称为“邸抄”，以后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物。明崇祯年间开始有活字印本。

　　魏忠贤，是明代的一大宦官。生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卒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少无赖，赌博输钱，为债主所逼，自施宫刑，变姓为李，易名进忠。万历中，通过结好宦官头目王安的部下魏朝，入宫当了太监。

　　当时，熹宗年幼，由奶妈客氏抚养。客氏，乃定兴民侯二妻。原先，客氏私待魏朝，所谓“对食者也”。及忠贤入，客氏又薄魏朝而爱忠贤，且相结甚深。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死，熹宗即位，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同时提拔与客氏有暖昧关系的李进忠为司礼秉笔太监，并令复魏姓，赐名忠贤。魏忠贤遂与客氏并邀宠幸，专权擅政，其祸为有明一代之冠。

　　魏忠贤目不识丁，不能胜任秉笔太监，他就利用王体乾和李永贞这两个识字的太监为他效劳。他生性猜忌、阴险、毒辣，和客氏狼狈为奸，宫中谁也不敢和他作对。王体乾是司礼监掌印太监，虽然位在魏忠贤之上，也得服服帖帖地听他使唤。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兼掌东厂后，权势更大。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当政。东林党形成于神宗时期。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无锡人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因其政见与当权者不合，遂辞官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到东林书院讲学，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时弊，颇得士大夫的支持，从而团结了一批名士清流，称为“东林党”。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和光宗在不满两月内相继死去。光宗临终时，给事中杨涟受顾命。其后，杨涟、左光斗等一批东林党人，遂拥立万历皇帝的孙子朱由松即帝位，是为熹宗。

　　熹宗即位后，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掌握，其势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客氏的唆弄，熹宗逐渐由重用东林党人变为宠信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得宠后，勾结外廷官僚，窃取大权，把持朝政，再度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与东林党人作对的各派官员，纷纷投奔魏忠贤门下，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邪恶势力，称之为“阉党”。

　　阉党的胡作非为，引起朝廷正直官员的强烈反对。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天启四年（1624年），副都御史杨涟以及朝中魏大中、黄尊素、袁化中等七十多人冒死上书，揭露魏忠贤重用私党，陷害忠良以及生活糜烂、穷奢极欲等罪行。但是，由于熹宗的昏庸和阉党的权势之大，魏忠贤仍然逍遥法外，毫发无损。而揭发阉党的杨涟等人，却被罢官投狱，备受酷刑死去。

　　应当说，吴彬还是幸运的，他虽然因反对魏忠贤而被“逮絷削夺”，但他必定还是保住了性命。保住了命，就等于他的艺术创作能够延续。这也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更多地见到他的绘画作品。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这时期的美术呈现出摹古和创新两大潮流。明代没有设立画院，但有宫廷画家。远在洪武初年，建都于南京的朱明政权便从浙、闽两地征召画工。永乐迁都北京以后，各朝亦复如是。

　　浙江与福建两地从元初以来即有宋代院体传统一脉相传，随着两地画家的入宫供职，明代院画呈现了取法南宋院画兼师北宋名家的面貌，人们亦称之为“院体”。

　　吴彬就是一位明代末期宫廷画家的代表人物。

　　关于吴彬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姜绍书《无声诗史》说：“画法宋唐规格，布景缛密，傅采炳丽，虽棘猴玉楮，不足喻其工也。”吴彬不但擅画人物，而且还擅画山水，朱谋垔《画史会要》称：“善山水，布置绝不摹古，皆对真景描写，故小势最为出奇，一时观者无不惊诧。”

　　今天我们所见吴彬传世山水画，大多奇伟瑰丽。以他画的《仙山高士图》为例，不难看出是从北宋风格中变化而出，吸收了北宋早期巨幛式古典山水类型特点，而在经过富有表现力的变形之后，仍维持了耐看的特征。然而整个画面所表现出来的却不是闲和雅淡的传统山水画的境界，而是驰魂夺魄、奇幻迭出的梦境山水。

　　我们从其背后可以见到他另一种体验世界的方式，那是晚明思想里所特有的一种较为主观的思想形态。在此之中，画家所感受到的乃是一个苦闷的世界，是当时人受晚明政治与社会崩解之迫，而产生的悲戚感受。

　　其实，若论吴彬的绘画成就，应当还是表现在人物画上。

　　大家知道，明代前期，由于实行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文网极严，限制了文艺创作的自由。而且宫廷滥施皇威，稍不称旨即杀头弃市，故而人物画创作处于低迷状态。已知的人物画不外三类：帝后肖像与行乐图，如商喜的《宣宗行乐图》；歌颂皇帝的文治武功，如已亡佚的《太祖起家战伐事》；借古喻今，称扬君主的礼贤下士和臣子的忠心耿耿，如刘俊的《雪夜访普》。

　　明代中期和后期的人物画，多效法吴门唐、仇者，从刻画细丽流于柔靡，细眉小眼的仕女，千人一面，弱不禁风，生气渐失。步入渐派者，由笔简神完，滑入粗简陋略。

　　在时习日深的情势下，明末涌现出几位不凡的人物画家，这其中就包括吴彬。

　　这几位人物画家，其画风大同小异，除吴彬外，还有浙江诸暨人陈洪绶，山东莱阳人崔子忠，安徽休宁人丁云鹏。这些人物画家，给颓靡的明代人物画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孔子杏坛讲学图》应是吴彬的代表性作品。

　　此图构图饱满稳定，取左右对称式，主要人物孔子居于画幅中央，四弟子分坐孔子两旁。孔子后面一屏风耸立，屏风后是生机盎然的杏树，杏树绽放着鲜艳的花朵，这给严肃的讲学画面增添了几分春天的气息和活跃的气氛。正如姜绍书《无声诗史》所言：“布景缛密，傅采炳丽。”

　　从局部看，画家笔墨功夫纯正，人物面容庄重古朴，形体伟岸；衣纹排叠遒劲，设色古雅；以夸张变幻的手法，间以装饰意趣之中，充分体现了画家不同凡响的艺术底蕴和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