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的一生中，有过一段仕鲁的经历。他的官位曾一度高居鲁国的大司寇之要职，大司寇是掌管国家司法、刑狱和社会治安的最高长官。
孔府里保存了一幅《孔子为鲁司寇像》，这幅画像就是以孔子任大司寇这一史实为背景精心绘制而成的。
《孔子为鲁司寇像》，绢本彩色，纵120厘米，横63厘米。画面绘孔子半身像，头戴司寇冠，横插玉簪，身穿司寇服，胸前为正心曲领，神态威严，正面稍向右视，端坐。画面左上方朱文印一方“宣和之宝”，并墨笔签一字押。像上方楷书，为宋高宗赵构御制《孔子赞》，明神宗书写，并有朱文印“虚斋”。此幅画像《阙里文献考》记为宋人慕吴道子绘司寇像。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鉴定为宋代作品，九十年代又鉴定为明代作品。
面对这样一幅孔子“为官之像”，不禁使我们联想起，当年孔子在仕鲁期间的那些特殊历程……
话还得从季氏家臣阳虎说起。
当时，阳虎在鲁国柄政掌权，形成“陪臣执国命”的局面。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培植势力，以便更随心所欲地操纵鲁国大权，曾极力拉拢孔子。尽管三十年前他以孔子不入仕林而拒之门外，使孔子当众受辱，但现在孔子已是鲁国之闻人，争取到他的支持，必能扩大自己的影响。
他几次表示要与孔子见面，都被孔子拒绝了。孔子对阳虎这个人非常厌恶，其中原因除当年遭拒之辱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阳虎控制季氏，僭越太甚。
阳虎为了见到孔子，想出个主意，趁孔子不在家的时候，派人送去一头蒸熟的小猪。按照当时的礼节，大夫赐礼品给士，而士又不在家，未能当面接受礼品，那就应当亲自到大夫家去拜谢，否则就是失礼。阳虎虽然是家臣，可是他执掌鲁国大权，位同大夫，按礼节孔子应当到阳虎那里去道谢。可是孔子实在不想见到阳虎，于是孔子想出了一个对付阳虎的好办法，也选择了一个阳虎不在家的机会，前往答谢。事情偏偏就这么巧，在孔子从阳虎家回来的路上，恰恰遇见了阳虎。孔子无处躲藏，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与阳虎寒暄。《论语·阳货》记录了事情全部经过：“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诺。吾将仕矣。”但在阳虎当政的情况下，他又能做些什么？
鲁定公八年（前502年）十月，阳虎与世卿季桓子之间的公开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阳虎决心除掉季桓子，进而剪灭“三桓”。十月三日这一天，阳虎密谋要在曲阜东门外蒲圃设宴招待季桓子，以便把他杀死。
但事情并未按照计划发展，不但季桓子没有被杀成，最后连阳虎自己也落了个兵败逃跑的下场。
阳虎的出逃，使鲁国消除了一大祸患，政局较阳虎专制期间平稳了。这也使孔子“吾将仕矣”的话将要变成现实。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被任命为鲁国的中都宰。中都，在今汶上县西。对于中都之址，向有多种解释：一说以为是鲁都曲阜，但汉始以中都名京都。一说怀疑鲁有“中都”，崔述《洙泗考信录》认为：“按《春秋经传》鲁‘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谓‘中都者’。”此论据并不充足。
孔子任中都宰，肯定是实行了一套治理中都的措施，而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中都宰政绩卓著，“一年，四方皆则之。”另据《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治中都，“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不拾遗，器不雕为，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可以看出，孔子是从礼制入手，进行社会治安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整顿，加强思想教化，以至于邻国都要效仿。这斐然的政绩是孔子行政才能的最好体现。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仕鲁“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孔子任中都宰在鲁定公九年（前501年），任期一年左右，第二年即升任司空。中都宰一职为地方官，司空则为鲁中央政权之职。司空是诸侯国上卿之一。鲁国司空由孟孙氏世袭，孔子所任司空是大卿司空下设的小司空。
孔子任小司空为期较短，《孔子家语·仕鲁》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五土是指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阖。这是说，孔子把土地分此五类而因地制宜，分别耕种不同作物。
很快，孔子又被提升为鲁国的大司寇。
大司寇是掌管国家司法、刑狱和社会治安的最高长官，爵位为大夫。孔子曾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就是因为孔子当过鲁国的大司寇，位列大夫之故。
孔子由布衣出身的学者，而擢升为鲁国大夫，进入了鲁国政权的核心，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孔子满怀喜悦，信心十足，决计施展自己的才华，为改变鲁国的现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大干一番。
孔子任鲁司寇时处理过不少案件。他听讼不是专断，而是采众议之长。春秋时代，鲁无立法，一般皆由官吏据习惯法专断独裁。据《说苑·至公》载，孔子任司寇后，“听狱必师断”，每逢断案，请来君子长者贤人各十，“敦敦然皆之”，听讼后令其各抒己见，“某子以为何若？”“某子以为云云”，待众人分别发表对此案的断处意见后，孔子加以辨别比较，采其所长，方才最后做出决断，言“几当从某子云云乎”。
据《荀子·宥坐》载，孔子为司寇期间，处理一起父告子的讼案。最后孔子赦免了被父亲起讼的不孝之子。“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由父亲提出撤讼。孔子赦人之事，引起季氏不悦，言孔子欺己，“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很明显，这是对孔子一贯强调以孝为本却又赦免一不孝之子表示十分不解。
当时，孔子弟子冉有在季氏属下任职，闻季氏此语以告孔子。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这是说，行孝当以教化为先，不行教化，独行杀戮，则与杀无辜无异。
据说，在孔子为司寇期间，由于为政有方，社会风气、道德规范有了较大改变。《荀子·儒教》说：“仲尼为鲁司寇，沈狱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走，鲁之鬻牛马者不豫贾。”从此劣行者不再敢逾于礼法。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景公与鲁定公相会夹谷。当时孔子为鲁司寇又知礼，被鲁国定为相礼赴会。夹谷，属齐之南境，在今山东莱芜市南。
齐、鲁两国的这次双边会谈，是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齐国作为东方大国，为了与晋楚两国抗衡，急于得到中小诸侯国的支持，鲁国又是齐国的近邻，当然希望把鲁国拉到自己一边。鲁国也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讨还几年前被齐国强占的土地，以此为条件与齐国媾私。正因为如此，齐、鲁两国都十分重视这次会谈。
赴会前，鲁定公欲仅以乘车前往，以示和平之意。孔子建议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史记·孔子世家》）进而提出“具左右司马”护驾前往，被定公采纳。
赴会后，齐以为“孔丘知礼而无勇”，欲就地指派所征服的莱夷之人劫持鲁君以压服鲁国，孔子当即以鲁君名誉命令随从军旅反击莱人，并对齐进行严辞指责！说：“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后不偪好，于神为不详，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左传·定公十年》）正告齐君指使华夏之外的战俘来干扰告于神灵的结好之会，于齐将有不祥。齐景公慑于孔子严辞而退兵。
会盟中缔结盟约时，齐人突如其来，单方面在盟书上加上“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之语。要求鲁国在齐出征时，必须出三百乘兵车相从，实际是要鲁无条件承认自己是齐国附属。
孔子见状，随即派大夫兹无还上前应对，言“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要求齐归还所侵占的鲁汶阳一带，否则鲁将不听齐命。
会盟之后，齐不得已派使者至鲁归还郓、讙、龟阴三邑。此次会盟，是鲁国外交上一次重大胜利，也显示了孔子在政治、外交方面的才干。
夹谷之会后不久，孔子以司寇之职而摄行相事，即代替鲁国执政之卿管理鲁国最高的行政事务。这是因鲁定公在夹谷会盟后对孔子更加信任，对孔子的才华也更加赏识。他也想借助于孔子来挽救鲁国公室衰微、大权旁落的局面。
春秋后期鲁国的实权操于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三家各筑城邑。季孙氏有费城（今山东费县西北），孟孙氏有成邑（今宁阳东北），叔孙氏有郈邑（今山东汶上县北）。
三桓筑三邑，原为加强各自实力，结果三桓家臣常占据城邑发动叛乱，反受其害。如鲁定公十年（前500年）叔孙氏家臣侯犯据郈邑叛乱。以此为由，孔子提出“堕三都”的主张。
堕三都，实则是孔子采取的强公室、抑私室的一个措施。因为孔子一贯推崇周礼，尊王忠君，对鲁国政治如此混乱，定公虚位，三桓擅权的局面早有不满。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公羊传·定公十二年》）向鲁定公提出“今三家过制，请谐损之。”（《孔子家语·相鲁》）提出拆毁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的采邑城堡。
三都虽为三桓采邑，然三桓均居鲁都曲阜，故三都实际上由三家家臣盘踞，并时常以此侵凌三桓。孔子利用三桓与家臣的矛盾，亦得到三桓同意，使“堕三都”的提议得以实施。
堕三都由孔子的学生时任季氏宰的子路具体监督实施。
叔孙氏因侯犯曾据郈反叛，同意拆毁郈都。首先堕郈得以顺利进行。当季氏准备拆毁费邑城堡时，却遭到季孙氏家臣公山不狃的强烈反对。公山不狃先发制人，“率费人以袭鲁”。鲁定公和三桓遭到公山不狃的突然袭击慌作一团，匆忙躲进季氏家中，登上数丈高的季武子台。费人攻入季氏家，团团围住季武子台，并向台上射箭，情况万分危急。
孔子当即命令鲁国大夫申句须、乐颀率部反击。费人乱了阵脚，被公室军队击退，费人败北，公山不狃逃往齐国。费邑的城墙终于被堕毁。
到了堕成邑的时候，不曾想却遭到来自上层孟孙氏的暗中抵制。孟孙氏起初也赞成“堕三都”。但孟氏与季氏亦有不同之处，孟氏家臣成邑宰公敛处父并无叛孟之心，这使孟孙氏一时难下决心。恰在这时，公敛处父向孟孙氏献策说：“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左传·定公十二年》）孟孙氏采纳了公敛处父的意见，在堕成问题上实行阳奉阴违的策略。表面上不反对堕成，暗中却支持公敛处父抵制堕都。
季孙氏与叔孙氏在郈、费两邑被堕之后，似乎也醒悟到堕三都归根结底对三桓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既不与孟孙氏攀比，也不参与堕成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只好派公室军队去执行堕成任务。公敛处父踞守成邑，因成邑城墙高大坚固，公室军队久攻不克，只好撤退。堕城的计划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堕三都”后，孔子逐渐失去了鲁贵族的信任。正在此时，又发生了“齐人归女乐”的事件。
齐人惧“孔子为政必霸”，恐鲁日后对齐构成威胁，深感不安。齐君遂与大夫犁弥设计一项政治阴谋：在齐国挑选了八十名（一说十六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又选出一百二十匹骏马，全部披上色彩美丽的锦缎，派人送往鲁国。这样既可以使贪财好色的鲁定公和季桓子荒于政事，又可以进一步离间孔子与鲁定公、季桓子的关系。
鲁定公和季桓子果然上当，“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史记·孔子世家》）鉴于此，孔子曾劝说鲁定公和季桓子，“仲尼谏，不听。”（《韩非子·内储说下》）
子路见他们如此荒唐，对孔子又这样不尊重，就对孔子说：“夫子可以行矣。”但孔子仍抱有幻想，他对子路说：“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止。”（《史记·孔子世家》）按当时惯例，诸侯国举行重大祭祀，祭祀完毕应送祭肉于大夫，孔子最后寄希望鲁国即将举行的春秋郊祀，若郊祀祭完毕仍派人送膰肉于己，说明对自己尚有诚意，亦说明尚能循礼从事。如此还有挽留的可能。
结果，祭肉没有送到，他感受到一种被遗弃的痛苦与屈辱。孔子彻底失望了！他忍无可忍，只得弃官离鲁。他率领子路、颜回、子贡、冉求、宰我、高柴等学生，踏上了出国漫游之路。
从鲁定公九年，到鲁定公十二年，这四年间是孔子在鲁国出任公职的时间。他先任地方邑宰，后晋升为司寇，位列大夫，直接参与内政外交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无疑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可以说，孔府珍藏的这幅《孔子为鲁司寇像》，就是纪念孔子这段仕鲁从政的方式之一。
当我们把目光重新集中到这幅画像上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首先，我们在对画幅左上方的那个墨笔字押细仔观察后，发现这个字押正是宋徽宗赵佶常用的字押，其意为“天下一人”之略笔。通过与赵佶的传世作品《听琴图》《柳鸦图》和《芙蓉锦鸡图》上的字押比较后，证实《孔子为鲁司寇像》上的字押与以上三幅画的字押是一致的。而且在字押之上，还钤有一方“宣和之宝”的玺印。
大家知道，“宣和”是宋徽宗赵佶执政时使用过的一个年号。如此说来，这幅《孔子为鲁司寇像》与宋徽宗赵佶肯定存在着某些关系。
宋徽宗赵佶，是神宗赵顼第八子，哲宗赵煦之弟，在位二十五年。改年号六次：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宣和。登位前，赵佶独好笔砚丹青，图史射御。与王诜、赵令穰、黄庭坚、吴元瑜等多有交往。秉政期间，政治腐败，穷奢极侈，任用蔡京、童贯等权奸把持朝政，推行“守内虚外”政策，阶级矛盾激化，河北、山东、江南等地农民暴动迭起。宣和七年（1126年）十二月，传位于子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年），与钦宗等被金兵俘虏，受尽侮辱，病死于荒寒的五国城之越黠（今黑龙江依兰）。
赵佶在政治上虽是一位昏庸腐败的君主，但在艺术方面却是位难得的天才。他琴棋书画、诗词文章，无不通晓。他自幼酷嗜书画，在位时曾广收历代文物、书画，极一时之盛；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任米芾为书画学博士，赐予画院的画家佩带金紫鱼袋，将画院列在其他各院（书、琴、棋等）之上。任命宋子房为主考官，用科举办法选拔画家，对绘画艺术起了推动和倡导作用。
他擅书法，真书学薛曜，草书学黄庭坚，后自创瘦劲锋利如“屈铁断金”的“瘦金体”。《铁围山丛谈》：“裕陵（赵佶）作黄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
他的绘画得吴元瑜传授，继承崔白风格，重视写生，体物入微，以精工逼真著称。人物画，追随唐人，笔法工整细润，设色鲜丽明净。获有“妙体众形、兼备各法”之誉。工花鸟，相传用生漆点鸟睛，尤具生动。认为画孔雀上墩，必先左脚，经观察一如其言。亦擅山水。
但赵佶有些作品乃画院高手代笔。画后押字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玺或用瓢印虫鱼篆文，还常押书“天下一人”。
以评话体裁写成的《宣和遗事》对赵佶评道：“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以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箓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栱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役民夫百千万，自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
《孔子为鲁司寇像》上，虽有“天下一人”的字押，也有“宣和之宝”的印玺。但现经专家鉴定，既非赵佶手笔，也非当时画院高手的代笔，而是出自明代人的作品。
那么明代伪作者为什么假冒赵佶之名，而绘制这么一幅孔子画像呢？这里面除了对赵佶的艺术崇拜外，恐怕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原因，这就是：赵佶是一位非常尊孔崇儒的皇帝。这一点，大概伪作者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不妨来看看赵佶在尊孔崇儒方面都做了哪些事情。
他在位期间，把祭祀孔子的大殿定名“大成殿”，亲自题写“大成殿”匾额，并要朝中官员都去“瞻仰”。他还用“王者之制”把孔子抬高到帝王的地位。孔子后裔，在仁宗时封为衍圣公，哲宗时改封奉圣公，可到了徽宗赵佶时，再次被封为衍圣公，世代相袭……
崇宁元年（1102年），赵佶追封孔子的儿子孔鲤为泗水侯、孙子孔伋为沂水侯。
崇宁二年（1103年），诏孔氏选亲族一人判司簿尉事，予世袭。
崇宁三年（1104年），颁颜子、孟子配享位次图。诏易七十二子以周之冕服。诏名文宣王殿曰大成殿。徽宗赵佶谒孔子庙，遣官分奠颜子等。孔子后裔孔端友袭封衍圣公。
崇宁四年（1105年），增孔子冕服，如王者之制。颁祭器制度于州县。
大观三年（1109年），敕文宣王（孔子）之后常听一人注本县官，令、丞、簿、尉无定职。释奠乐成。
政和四年（1114年），颁大成殿额于孔子庙。
政和五年（1115年），在晟乐成，选诸生肄习之。
政和六年（1116年），增广天下学舍。赐孔子庙正声大乐器一副、礼器一副。颁释奠乐章于阙里。
宣和元年（1119年），立孔林石仪。
宣和四年（1122年），徽宗赵佶谒孔子庙，御制孔子像赞。
就凭赵佶的这些尊孔事实，有谁会怀疑这幅《孔子为鲁司寇像》不是赵佶所作呢。看来，明代的伪作者确实够精明的。
另外，《孔子为鲁司寇像》除了有宋徽宗赵佶的字押和玺印外，画幅上部另有楷书十行，文为“大哉宣圣，斯文在兹。帝王之式，古今之师。志则春秋，道繇忠恕。贤于尧舜，日月其誉。维时载雍，戢此武功。肃昭盛仪，海内聿崇。”行末钤有朱文“虚斋”小印一方。
对于以上文字，《阙里文献考》认定是“明神宗书宋高宗赞”，不但确定了文作者的身份，还确定了书写者的身份。至于《阙里文献考》此说何凭，我们暂且不去细谈。既然言之凿凿，相信是会出言有据的。
然而，在这幅画的年代问题上，《阙里文献考》却认定是“宋人摹吴道子司寇像”。人们不禁要问，《阙里文献考》又是凭藉何据而界定的？对于这个问题，《阙里文献考》没有正面回答。
翻开画史，唐代画家吴道子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苏轼《东坡集》卷二《书吴道子画后》认为：“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历代民间画工，一直奉吴道子为“祖师”。
吴道子，又名道玄，尊称“画圣”，阳翟（河南禹县）人。幼年父母双亡，生活贫寒而好学不已，初学书于张旭，贺知章，后改习绘画，“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唐朝名画录》）他曾在韦嗣立帐下做小吏，又任瑕丘县尉，后来“浪迹”东部洛阳，玄宗闻其名，召入宫任内教博士，官至宁王友，曾与陈闳、韦无忝三人奉诏合作《金桥图》，描绘明皇东封泰山回经上党过金桥时“数十里间，旗纛鲜华，羽卫齐肃”之情状。
吴道子作画，各种题材兼工，且都被称为“冠绝于世”。他远师张僧繇，近师太宗时宗教画家张孝师，并把传统中原画风与西域画风融而为一，自成风貌。所绘人物，其势圆转，衣服宽松，裙带飘举，被誉为“吴带当风”，他还创造了一种淡着色法，世称“吴装”，甚至有不设色的白画，成为后世“白描”的先驱。
吴道子还长于宗教绘画，仅在长安、洛阳两京寺观便画壁三百余堵，所绘天王力士威武健壮，虬须浓髯，数只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民间传说吴道子画龙点睛则闻雷电，破壁飞去，画水夜闻其声，画神跂一足，夜出托梦等故事，都因其画之出神入化。因其画名太盛，请者甚众，故玄宗不得不“封禁”吴道子之手，“非有诏不得画。”
我们相信，像吴道子这样的一位画家，当时是有可能创作过孔子像的，但是否就是这幅原《孔子为鲁司寇像》呢？尚难断言。如若再断定为宋人摹本，这多多少少让人会产生一种附会之嫌。
通观这幅《孔子为鲁司寇像》，总的感觉，图中的孔子形象，有较大程度上是受神化传说的影响。画中孔子有“七露”之征，即所谓眼露白、耳露轮、口露齿、鼻露孔。如此长相，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到的。
越是伟大的人物，越是容易被神化。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孔子逐渐演变为至高无上的圣人，读书人顶礼膜拜；一部记录其言行的《论语》也被神化为可以治理天下的经典。然而，孔子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先生，也不是如画图中那样的一个不同与一般人的形象。对于这一点，应当特别提醒人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