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闻罗锦堂先生精心珍藏了两枚印章，一枚是著名书法篆刻家王壮为(曾任陈诚的机要秘书)的作品，另一枚则是恩师台静农先生的作品。我留意到，罗老平素馈赠墨宝所用的名章，大多为国父孙中山之孙女孙穗芳请清华大学教授代刻并赠与他的，但从未见他启用过台先生的章，甚是好奇，闲聊中忍不住探问，罗老无比自豪地说，我把它当文物锁进保险箱了。

　　提及台先生的印章，总勾起罗老对恩师绵绵不绝的回忆。自小研习工笔画的锦堂先生，为表达对恩师台先生的敬意，进入台大研究所学习期间，精心绘了一幅蝴蝶图，并盖上一枚请人新刻的名章，兴冲冲来到台先生府上。台先生魁梧略微龙钟的身子从书桌后的旧藤椅上起身，将手中的烟斗放在书籍、画册旁的烟灰缸里，双手接过画小心展开，越过架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认真地欣赏画中蝴蝶优美的体态和斑斓的色彩，不时点头称赞蝶翅之栩栩如生，有欲脱纸飞出之感。后生见状，内心掩饰不住激动和欣喜。但台先生目光移至落款名章处，脸色骤变: “这章子怎么可以用啊?!刻得太糟糕了，磨平!磨平!把它磨平!”怎么磨平啊?后生一脸窘迫和不知所措。要知道，一个无力承担研究生学费的穷书生，虽好墨戏蝴蝶，无奈囊中羞涩，对文房四宝的追慕只能是高山仰止，讲究不起。好不容易得到一枚小巧精致的象牙章，如获至宝，请人刻了个名章，不料被台先生一句话给否定了，而精工细作的画，也为劣印所毁。心疼章子、懊惜画作的神情溢于颜表。“用砂纸磨。”台先生全然没有顾及学生的感受，语气中毫无商量之余地。“什么砂纸?到哪里去找砂纸啊?”“唉”，台先生叹了口气，右手摘下鼻梁上的老花眼镜，看了看自己的得意门生，改口温和地说，“你拿来，我给你磨”。

　　一个星期后，锦堂先生从老师手中接过一个信封，取出一看，令他十分惊喜，同一枚印章，印底面目一新，台先生磨掉拙印，重新为他刻上“罗锦堂”三个字，古朴浑厚，隽秀精美;印身刻着“云林弟属 静农”。罗锦堂感激而又敬佩地反复欣赏着新印章，几十年来都不舍得用它，将恩师的佳作和这份情意一并珍藏起来。

　　罗锦堂咏蝶入台门

　　“我是因一场车祸将我投至台先生的门下的”，谈到与台先生结缘，罗老感叹道。1948年，欢天喜地被保送至复旦大学的錦堂先生，被人偷梁换柱改送到隔着大海的台湾大学医学院。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他偏偏在开学之前横遭车祸，病床苦捱半年多方出院，只好弃医从文。当时台大中文系主任是刚上任的台静农先生。台先生问他会不会作诗，他立即写出在中学时所作的《裴将军画蝶歌》。台先生看后十分称赞，又说此诗虽好却是旧作，能不能就以蝴蝶为题，再作一首。锦堂先生沉思片刻，写出七言绝句《咏蝶》：好餐白露性孤高，不逐落花四处飘。莫笑此君筋骨小，也能展翅上青霄。一诗足见其文采，更见其诗品。台先生点头称赞，嘉许再三，欣然将其收入门下。

　　自大陆到台湾，由复旦至台大，从医学院转入中文系，几十年来离乡背井与亲人生离死别，有如无法愈合的伤痛，伴随罗老一生。但在台湾大学能心无旁骛地求学七年，有幸得到傅斯年、台静农、郑骞、毛子水、戴君仁、伍俶、沈伯刚、苏芗雨等名师学者的培养和指导，却可谓终生受用不尽。

　　台静农的学风

　　台先生教授中国文学史和读书指导等课程，讲课有自己独到的方法，不照本宣科，重在启发而不是填鸭式的教育，着重文学风格和作者的人品。台大有几位老师上课从不拿教材，尤其是台大图书馆馆长苏芗雨，授心理学课仅带两根粉笔，除了写几个专业名词或人名外也不动手，作学生的耳听手写，一年笔记写下来就是一本书。台先生讲课的特点是抄黑板，便于大家做笔记，也是对自己的书法自信。学生在聆听老师精辟见解同时也欣赏了书法，一举两得，妙不可言。

　　其时台先生接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可谓临危受命。介绍他来台大的首任系主任许寿裳惨遭“小偷”杀害，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因忧国伤时而投湖自尽。面对高压政局，台先生毅然接受这个被认为不吉利的位子，需要很大的勇气。中文系从无到有，台先生称得上是白手起家。当时系里聘来了一批伍俶这样的名师，如果学术地位不够坚固，根本站不住脚也压不住台。台先生能够安稳手下的文龙哲虎，让每位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充分体现了他本身的学术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用人的智慧。在罗老看来，是台先生的人品高，不偏不倚。有些教师升级想请他吃饭，都被谢绝。台先生无欲无求，甘愿清贫，安于学问的研究，常在《大陆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主持系务长达二十年，为台大中文系奠定了学术传统，有人誉他为台大中文系的大家长。

　　“歇脚盦”的回忆

　　清贫如水的学生生活中，记忆最深的，即是上老师家串门，那是罗锦堂的台大校园生活追忆中最灿烂的镜头。台大教师宿舍大多散布在学校附近的温州街，出校门即到老师家，师生关系很密切，如同父子，老师多无外务，不以著作为主，而是以课堂培养学生为己任。无需电话预约，锦堂先生常常独自或与三两个同学相约，直径去按老师家的门铃，双方都不觉得唐突。有时从东家出来即往西家，一晚上可以拜访三四个老师家。

　　台先生的“歇脚盦”坐落在温州街十八巷六号。台先生显然视这里为暂时歇脚之处，和许多战后来台的人心思一样，他以为返乡之日近在眼前，与亲人团聚指日可待。那漂浮不定的心迹，可从他的“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盈书未是家”的诗句中察觉到。然而，这一歇就是大半辈子，长到连他自己都觉得“歇脚盦”有些名不符其实。内心终究是不甘，仍痴痴地期盼回大陆，一直盼到八十岁方断了这份念头，不得已将“歇脚盦”改为“龙坡丈室”，请张大千写一小匾挂起来，终老他乡，台先生未能踏上故土。

　　“歇脚盦”是罗先生步子迈得最勤的去处之一。课堂上学的东西毕竟有限，在老师家里聊天时，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增长的知识反而很多。老师的知识渊博，又没架子，有问必答，毫无隐瞒。一位才华纵横，文心豁达的师长对学生来说是座宝山，可以不断地挖掘。这点我深有体会。荣休后的罗先生在家里给我们讲课时，总是鼓励我们多问。“你要问”，他说，“我讲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你们有问题尽管问”。一旦问题提出，罗先生会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春秋到明清各朝代的评论，正史加野史津津有味地娓娓道来，让你心驰四野，神游八方，常常是两三个小时逝去，仍意犹未尽。

　　借书画印寄托内心愤懑

　　有一个极敏感的问题，罗锦堂全然不知。台先生曾是鲁迅的得意门生，两人交往甚密。鲁迅对台先生描写底层百姓的疾苦、抨击黑暗现实的乡土气息很浓的小说集《地之子》颇为欣赏。台先生因左翼思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三进三出。这些都使得他来台后，仍受到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迫于时局的压力，他从此不提鲁迅两个字，更不提及自己创作的小说。有次台湾委派教授出访日本，作文化交流，台先生被选为代表成员之一。出发前有人告发说他与鲁迅的关系，他的名字立即消失在访问名单中。至此，除学术著作外，台先生不再写小说和散文，潜心投身教育，常常说自己是个安静的农夫。事实上，他并非麻木，只是换一个方式抒发。“在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笔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他作画，只喜冰肌玉骨、凌寒留香的梅花;其书法广取各家墨意，行草有顿挫，苍茫之笔势，与他的生命情境合而为一;其“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印章又何曾不是在借艺抒怀，道出身处艰难困苦中的傲骨。虽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藏匿锋芒，而内心的愤懑借由书、画、印艺术表达出来。这使我想起来同样写乡村题材的沈从文，两人在海峡两岸先后放下了尖锐的笔锋，一个转入古代服饰之研究，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一页空白。另一个则寄托于书艺。从此，二十世纪的书法艺术领域里，孕育出一朵独一无二的奇葩。

　　李敖曾经用很刻薄的语言来责备曾经为他排难解困的台静农，李敖之词偏颇，台先生的沉默并不是妥协。当时，因《自由中国》杂志遭查封而受牵连的作家聂华苓，在别人对她敬而远之身陷困境时，却得到台先生伸出的援手，邀请她到台大教授现代文学。可见，面对政治干扰，台先生并没胆小，更不会妥协。我以为，包羞忍辱也是男儿，以自己的才华孕育几代学子，何曾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匹夫之责。文化需要传承，台先生深谙此道理，他有如涓涓细流，日日夜夜浇灌着许多幼苗，直至多年后，幼苗长成了一片森林，向周围蔓延，渗透。这片森林在台湾支撑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如今桃李遍天下，不正是因为台先生选择了“留得青山在”的后路，让他的理念、风骨与气节在学生身上得到薪传么?

　　请学生吃“花酒”

　　逢年过节，只身渡海来台的罗锦堂只能面对空旷清冷的校园独自伤怀。家人信断音绝，生死未卜，无尽的乡愁蚕食着青年人的灵魂。此时，老师家的炉火汤沸有如雪中送炭，温暖了游子冻伤的心。在老师家吃便饭的情形时有发生。有次春节，锦堂先生空手到台先生家拜年，老师在屋檐下割了一块自家熏的腊肉交给台师母留他吃饭。台先生善饮，拿出一瓶高粱酒来，说请他吃“花酒”，学生听了一愣，教授请学生吃花酒?尚未反应过来，台先生哈哈大笑，风趣地说，这里的花酒指花生米和酒。罗先生不善酒，为了助兴，也陪老师喝一点。在热腾腾的饭菜和与老师的谈笑风生中，罗锦堂得到了家的温暖。

　　其实，台先生的家境并不宽松，膝下有二子二女，一个家全靠他撑起，很不容易。他爱抽烟喝酒，抽的都是劣质便宜的香烟。虽然他的名气大，书、画、篆刻堪称二十世纪名家之一，但他一生清贫却从不办书画展，更不卖字画。

　　台静农与张大千的感人交谊

　　台先生与张大千的交情极深，亲如兄弟。张大千喜爱收藏古代画家的真迹，平素总是随身携带，且从不出示于他人。有次去日本访问，他决定将这些稀世珍宝存放于台先生家里，而不送银行保管，这份信任使得台先生深感荣幸之余，也觉得责任重大，张大千一回到台湾便悉数交还。张大千的许多印章都出自台先生之手，张大千也常赠自己的画给台先生，因家里四周是低矮的玻璃窗，无处可挂，台先生就随手将一幅山水画挂在书桌边沿，罗锦堂对此印象颇深。有次罗先生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一幅张大千的画，上面有一段较长的题跋，写得极好。他跟台先生说，以前只知道张大千的画了不起，没想到他的文笔也极佳。“你如何得知?”台先生问。罗先生复述报上看到的内容，老师长长地吐出一口烟，笑着说，“那是我写的”。 1978年，时逢张大千八秩大寿，台先生为老友撰写了一篇八百字的寿序，简直就是一个缩写的传记，如不是与张大千知心知己，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且令人感动的事。在张大千的极力说服下，应台北历史博物馆之邀，进入晚年的台先生终于开了先例，于1982年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个人书法展。展览当天，名流贤达纷来道贺。以台先生的为人和艺术成就，这情形是在情理之中的。出人意料的是，展出的一百多件作品全被卖光。惊喜莫名的台先生哪里知道，那些作品统统是由张大千收去了，让从不以书法自居的他一时名声陡增。当罗先生讲到这，我感动得浑身汗毛倒竖。什么是君子之交?以与台先生的交情，张大千不可能不知道好友的家境，如何帮助像台先生这样有风骨的文人，须讲究技巧。在不伤友人自尊的情况下，劝其办展览，力助朋友一把。这样的情和义，憾魂动魄，荡气回肠。

　　那可以说是台先生平生唯一一次办展览“卖作品”，此前，他为人题词写序作画这样的酬酢极少，但逢到合适的人声气相投，往往欣然下笔。罗先生犹忆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由夏威夷去台北开会，在岳父岳母家歇留数日。台先生闻讯，风尘仆仆来访，手中谨慎地捧着送给学生的一幅梅花图。画中虬枝墨干，伸屈横逸，红梅数朵，或点或染，画面黛墨朱红，清简雅丽。罗先生极为珍视，一直将它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一位友人来访看上，不由分说就取走了，让罗先生恍惚、心疼了好久。台先生心里有拿捏，在他看来，自己的书画是以艺会友，只送给识得其中意之人。若供人家作装饰甚至作广告用，无异于放在挂于空中的笼子里，那会让他难过。

　　为台先生做秘密信使、编改讲义

　　罗先生一直没有忘记老师的恩情，心里惦记着两袖清风的老师，后来在香港大学教书期间，港大需请外校教授来为博士、硕士毕业论文作评定，罗先生马上想到恩师，推荐他为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锦堂先生的善意，台先生欣然接受，后来他总算是用这笔额外收入为自己添置了两套质地较好点的西装。

　　恰恰是因罗先生执教于香港大学，他有幸成了台先生与在大陆的父亲通信的秘密信使。能为台先生搭桥，哪怕冒着危险他也不惜代价，尽管他自己寄往甘肃老家的信，无数次被丢失。细心的他将台先生每次写给父亲的信另外套个信封，写上自己在香港的通信地址，寄去大陆，一对父子的情感维系，完完全全靠隐秘的书信方式，获得片言只语的慰籍。

　　罗先生有天接到台先生的来信，提及他在有生之年，欲将中国文学史讲稿整理出版，寄望罗先生替他编辑修改。这封信让罗先生忐忑不安，学生怎能修改老师的讲义呢?如不承应，老师年岁已高，其呕心沥血撰写的教本无人帮助整理，将被埋没在岁月的尘土里，那更会辜负恩师的期望。权衡利弊之后，罗先生接受了这份重任。老师将用蝇头小楷书写的中国文学史稿，写好一章寄来，罗先生改好寄回去，老师再寄第二章。罗先生移帐夏威夷大学后，仍在继续这项工作。只是台先生因疾病折磨，无法继续写下去。

　　伤逝。宗风不绝

　　暮秋的一天，罗先生接到好友许倬云从匹兹堡大学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台先生病重在台大医院，赶紧去电问候一下，迟了就来不及了。电话拨通时，他轻轻呼唤了几声“台先生”，期待恩师那爽朗的笑声传过来。然而电话那头却是静默。想到老师曾经魁梧的身躯，如今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令他悲哀不已，伤逝之情旋转在心头，对即将离去的恩师，除了万分不舍只爱莫能助地哽咽。最让罗先生抱憾的是，老师终究未能完成他的夙愿，那蝇头小楷的遗稿没能转变成铅字流传于世。

　　坐在靠窗的红木桌旁，我静静地望着对面的罗先生，他双手交叉，头略微低着，仍沉浸于对老师的回忆中。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前浓密的细叶照进来，恍恍惚惚。想要超然地看待罗先生与恩师的这份情谊，却终究禁不住眼角温热湿润起来。这样可敬可爱的长辈如今已不多见。其实，我很幸运，能常常向博学谦和的罗老请教，在他身上，我还能看到台先生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