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经考证认为，谢灵运的《撰征赋》作于元熙元年春，而非学界一般所说作于义熙年间。由此也可考知，灵运彭城劳军之事是在义熙十三年冬。同时，笔者以为，谢灵运的《谢封康乐侯表》绝非《谢封康乐公表》之误，因系该表作于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关于《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诗的作期，本文以灵运等人的其它诗作相互发明，证明其作于永初二年谢灵运从宋武帝刘裕至曲阿修禊之际，是灵运现存第一首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其山水诗特色的作品。文中
并辑出现今各种谢灵运集均未收录的《法门颂》一篇。
［关键词］：谢灵运；作品；考证；辑佚。
自八十年代学术界恢复生机以来，有关谢灵运的研究一直是个热点。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日见发展的同时，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如生平经历、作品的辑佚与系年等问题，尚有待进一步解决和澄清。本文所论诸题，正缘于此。
一、《撰征赋》作于何时
本赋为谢灵运抒写自己劳军彭城一路所感的纪行赋。丁陶庵《谢康乐年谱》（以下简称“丁谱”）、郝昺衡《谢灵运年谱》（简称“郝谱”）皆系于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顾绍柏《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简称“顾谱”）系于义熙十三年，唯香港学者杨勇《谢灵运年谱》（简称“杨谱”）系于义熙十四年[ 丁谱载《京报文化周刊》1925年第41～42期、郝谱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杨谱载《饶宗颐教授南游赠别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版）、顾谱载《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台湾学者苏瑞隆亦以为赋中“抗素旄于秦岭，扬朱旗于巴川……德非陟而继宰，衅逾禹其必颠。”一段所写乃朱龄石伐蜀，后兵败被杀之事，而据《宋书》卷四十八朱龄石死于义熙十四年十二月，故当从杨谱[ 参见《论谢灵运的〈撰征赋〉》，载《文史哲》1990年第5期。]。按，今系《撰征赋》作于元熙元年春，其说有三：晋室义熙十二年十二月始封刘裕为相国、宋公，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七。设若本赋作于义熙十二年十二月之前，则其序中不当云：“相国宋公，得一居贞。”因知丁、郝二谱皆误。此其一。其二，直到义熙十四年六月刘裕始受相国、宋公之命。以灵运之傲直，是其不当此前便谀称“相国宋公”。且赋云：“追项王之故台，迹霸楚之遗端。”证之以义熙十四年九月九日刘裕大会项羽戏马台之事，是知顾谱亦误。其三，赋中又云：“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此写义熙十三年刘裕伐后秦，入长安，至义熙十四年使次子刘义真镇长安，同年十一月，义真兵溃败，只身逃归，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故知本赋必作于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底之后。灵运行文本不快捷，《南史·颜延之传》:“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县决。文帝尝各敕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本赋系长篇大赋，连序过五千言，当非数日急就而成，即便是年底开写，亦必迁延至来年无疑，因系于元熙元年（公元419年）春。
由本赋亦得考知灵运此次奉使劳军的时间。郝、顾二谱皆以赋序云“以义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军，治兵于京畿”一段，系劳军事在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之前。然以常理衡之，慰劳大军似当在凯旋之后，故杨谱系于义熙十三年。观序文其后又云：“所以钩棘未曜，殒前禽于金墉；威弧始彀，走金及隼于滑台。曾不逾月，二方献捷。宏功懋德，独绝古今。天子感《东山》之劬劳，庆格天之光大，明发兴于鉴寐，使臣遵于原隰。”按，刘裕此次出征，先于义熙十二年十月北伐围金墉，后秦姚泓弟降。至义熙十三年七月晋军分两路西征关中：其一由沈田子率部入武关，其二由王镇恶、朱超石等自潼关直取长安。八月镇恶破长安，姚泓请降，后秦亡。所谓“曾不逾月，二方献捷。宏功懋德，独绝古今”，唯此事能当之。又赋文亦曰：“讯三翼以鱼丽，襄两服以雁逝。阵未列于都甸，威已振于秦、蓟。洒严霜于渭城，被和风于洛汭。就终古以比猷，考坟册而莫契……庆金墉之凯定，眷戎车之迁时。伫千里而感远，涉弦望而怀期。诏微臣以劳问，奉王命于河湄。”知灵运劳军实在刘裕西征归来后之义熙十三年冬。
又灵运受刘裕之命在彭城任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郎中是义熙十四年六月刘裕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以后的事。叶笑雪先生将此二事并作一事，认为灵运劳军在义熙十四年仲秋，因谓《撰征赋》序所云“以仲冬就行”乃仲秋之误[ 参见叶笑雪《谢灵运诗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第202页）。]。然赋一则曰：“岁既晏而繁虑，日将迈而恋乖……冒沉云之暗蔼，迎素雪之纷靡。凌结湍而凝清，风矜籁以扬哀。”二则又曰：“哀神形之具瘁，值岁寒之穷节。视层云之崔魏，聆悲飙之掩屑。弥昼夜以滞淫，怨凝阴之方结。望新晴于落日，起明光于跻月。眷转蓬之辞根，悼朔雁之赴越……感曰归于《采薇》，予来思于雨雪。”观其所写风物，证仲冬不误，故不从。
二、《谢封康乐侯表》非《谢封康乐公表》
据《宋书·武帝纪下》载,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自立,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同年下诏,凡晋之封一律作废,唯王导、谢安、温峤、陶侃和谢玄五家例外,以其“勋济苍生”,对其后人仅降爵一等,谢灵运也因此由康乐公、食邑两千户被降封为康乐县侯、食邑五百户。灵运《谢封康乐侯表》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一，从题目上看本表当即作于此时,所以丁陶庵《谢康乐年谱》顺理成章地将它系于永初元年。
原本很简单的事情后来却渐渐变得复杂起来。
郝昺衡《谢灵运年谱》云:“灵运《谢封康乐侯表》，侯当作公。表有‘岂臣尪弱,所当忝承,’可证非永初元年降公爵为侯之作。”此说近年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如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云:“题中‘康乐侯’当作‘康乐公’。此表当作于隆安三年,丁陶庵系于永初元年,欠妥……（灵运）十五岁至建康,正当隆安三年。故知袭封康乐公在还京后。表云‘岂臣尪弱,所当忝承’,正反映了他的年龄……表中全不提降封事,亦无颂扬刘宋代晋文字，故知此表非永初元年作。”
这样一来，该表作期之争实际也就变成了它究竟是《谢封康乐侯表》还是《谢封康乐公表》的问题。认定该表是《谢封康乐公表》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岂臣尪弱,所当忝承”与灵运封康乐侯时已36岁的年龄不符,而与他封康乐公时的年龄更接近。二、表中无颂扬刘宋代晋的文字。窃以为此说不能成立。
首先,把“尪弱”一词等同于“弱龄”并无根据。“尪弱”原指体质孱瘦衰病,与年龄没有直接联系。葛洪《抱朴子·塞难》:“或矬陋尪弱,或且黑且丑。”《新唐书·裴怀古传》云裴氏“素尪弱,不能骑”。都无年少的含义。尪,本义为曲脊佝偻,倘用来表示年龄时则更倾向于指代年迈多病,如“尪驽”、“尪老”、“尪残”等,恰恰不见有“尪少”一词。《晋书·陶璜传》:“臣以尪驽……偏戍在南十有馀年。”《新唐书·李国辅传》:“侍卫才数十,皆尪老。”又欧阳修《谢致仕表》:“年龄晚暮,疾病尪残。”灵运用“尪弱”自称,意谓鄙陋之人,身体不很健壮。假使我们熟悉谢灵运的写作习惯就会发现，他比较喜欢用类似的自谦语。如中年时所作的诗中即有“寡弱多幸”（《答谢咨议》）、“沦踬困微弱”（《富春江》）等句子，直到四十岁以后他还说自己“弱质难恒”（《山居赋》）。这本是套话,但灵运也许不仅仅是出于自谦,他在《劝伐河北书》中交代说：“消渴十年，常虑朝露。”该书作于元嘉五年（公元428年），上溯十年,则在其封康乐侯的前两年即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灵运已患病。而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写的《邻里相送至方山》诗中也有“积痾谢生虑”的句子,“积痾”谓久病也,而此时距其被封县侯时仅隔一年多,看来确实身体有病[ 《宋书》本传又记：“灵运以疾东归”,“多称疾病不朝直”。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陈桥生《患病意识与谢灵运的山水诗》（《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按, 尪又通尢。《说文·尤部》:“尢,跛、曲胫也。从大，象偏曲之形。”段玉裁注:“尢,古文象形字；尪,小篆形声字。”灵运《答范光禄书》作于景平二年（公元424年）二月一日,书中自言:“灵运脚诸疾,比春更甚忧虑。”可证此前他就患了脚病,大概也正因如此他才发明了“谢公屐”，以便游山时能使自己的双脚稍微舒服一点。所以他自称“尪弱”并无不妥。
其次，细读原文不难发现,表中其实有不少颂扬新朝的文字，例如:
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晖，荣落代运，输税唐化，生幸无
已。不悟天道下济，鸿均曲成，乃眷遐绩，式是兴微，分虎钿龟，复
显茅土。鸣玉拖绂，班景元勋；泽洽往德，恩覃来胤……皇恩远被，
殊代可侔。
首六句究竟是赞颂晋安帝司马德宗的继位还是恭维宋武帝刘裕的登基呢？笔者更倾向于后者。旁证是谢灵运永初年间所作的《答谢咨议》诗里就有“寡弱多幸,逢兹道泰”的句子,与本表口吻如出一辙。而“鸿均曲成,乃眷遐绩”也透露出他是被新朝所封的。“鸿均”,谓太平也。王褒《四子讲德论》:“夫鸿均之世,何物不乐?”“曲成”,意历尽艰辛,成就大业。这种话倘用以形容正常继位的皇帝,大为不类。“皇恩远被,殊代可侔”更明确地意味着已改朝换代了。正如“殊方”指异域,“殊族”指异族,“殊乡”、“殊境”指异国他乡一样,“殊代”当即是指另一个朝代——刘宋王朝无疑了。“殊代可侔”是说自己被封康乐侯简直可与东晋之封谢玄康乐公相提并论。
因此,我们不能断言表中没有对新朝的颂扬之辞,只能说这类颂扬比人们想象的要少些且更含蓄些罢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本表始见载于《艺文类聚》，作为类书,其所录入的作品或有阙文。即便将其视作全豹,我们也必须考虑到2、本表毕竟是因降爵而做,由公至侯、由食邑两千变为五百，作者写作时发自内心的歌功颂德的冲动也就相对少些,上表只是不得已的虚礼应承而已。3、作者孤傲的个性决定了他对刘宋王朝的歌颂是有限度的。刘裕一介武夫,篡晋自立;灵运出自名门大族,自视甚高。况且4、刘裕对谢家的态度以及谢灵运入宋前后的经历也使得作者心存芥蒂,言不由衷。我们知道,此前谢氏家族以谢混为首站在刘裕的对头刘毅一边,灵运本人也曾追随刘毅并在其帐下充任记事参军（《宋书》本传）。混诛毅死,刘裕始得志于天下。所以该表最重要的是要谨慎得体,过分的热情反而更易令人生疑。
通观全表,先申祖父谢玄之功,后对自己被封表示谢意。表功一段侧重于写汉与胡、南与北之间的对立，如:“昔强氐暴虐,恃僭历纪,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没河西，倾覆南汉,凌藉纪郢,跨越淮泗。”因为在这一点上晋、宋两朝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在致谢时灵运更是灵活巧妙地运用历史、典故,含蓄婉转地回避了刘宋代晋的敏感话题,从而免去了尴尬。原文是这样写的:
是以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观史叹古，
钦兹盛美,岂谓荣渥,近沾微躬。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作者是怎样借信陵君和望诸君的有关历史来比喻自己的被封康乐侯的。
魏公子无忌被封信陵君是战国时代的事,而到了汉代,开国之君刘邦仍时时念及他的功绩。《史记》卷七十七:“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按,即信陵君）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岁以四时奉祠公子。”所谓“简在高祖之心”,即以刘邦比刘裕,喻其不忘前朝大贤。简,同“蕳”,察存也。《论语·尧曰》:“蕳在帝心。”而“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亦典出《史记》。《史记》卷八十载:“赵封乐毅于观津,号望诸君。”同篇又记:
（秦亡后）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后乎?”对曰：“有乐叔。”
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
这一典故中的历史人物与谢表所涉及的当事人形成了以下三组对应关系:1、乐毅（异代贤臣）——谢玄（前朝大臣）,2、乐叔（乐毅之孙）——谢灵运（谢玄之孙）,3、刘邦（西汉开国君主）——刘裕（刘宋开国君主）。显然,此处若用晋安帝司马德宗替代刘裕的位置,将会完全破坏这种和谐的对应。即便是最精于拍马的人,恐怕也不会把童呆无知的傀儡晋安帝与创立伟业的汉高祖相提并论,倘再将晋季那个动荡混乱的时代比之为蒸蒸日上的“隆汉”,那就不单单是匪夷所思了,简直就是语含讥讽。贵族出身的谢灵运既不是楞头青,也不是马屁精,他的用典纯熟而得体,并与前文形成呼应:信陵君事上承“班景元勋”而来,望诸君事照应“恩覃来胤”一句，这充分显示了他文坛大家的才气。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艺文类聚》卷五十一所载《谢封康乐侯表》绝非《谢封康乐公表》之误。其实，谢灵运康乐公的爵号是直接从其祖父谢玄那里世袭来的,并非封赏所得。让他写《谢封康乐公表》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如果《艺文类聚》所载真的是《谢封康乐公表》的话,那么其作者也应是谢玄而不是灵运。从逻辑上讲,既然我们认定这部类书能把“公”和“侯”都弄差了,又有谁敢保证它不会把祖与孙也搞混了呢？如果真是这样，几乎就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了,实际是从根本上取消（而不是解决）了本文提出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没有充分、足够的证据之前,不宜臆改古书。而当我们确定了本表是《谢封康乐侯表》的同时,有关作期的争论也就迎刃而解了——据《宋书·谢灵运传》“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的记载,本表作于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
三、《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的作期
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见于《文选》卷二十二，五臣注及刘履《选诗补注》皆称从高祖刘裕登游而作，然未详具体作于何时。自黄节先生之注谢诗，以史书不载刘裕游京口为由，定《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乃元嘉四年（公元427年）灵运为秘书监时随文帝从游而作。依据是《宋书》卷五《文帝纪》：“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谒京陵……（三月）丁亥，车驾还宫。”此说一出，学者景从[ 持此说者有大陆之叶笑雪、顾绍柏，海外之林文月、李森南等，不例举。]，竟无异议。
窃以为若以谢灵运等人的其它诗作相互发明，则其作期大略可考知。灵运《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云：
详观记牒，鸿荒莫传。降及云鸟，曰圣则天。虞承唐命，周袭商艰。
江之水矣，皇心惟眷。矧乃暮春，时物芳衍。滥觞逶迤，周流兰殿。礼
备朝容，乐阕夕宴。
诗中“虞承唐命，周袭商艰”的句子显然是在歌颂刘裕之以宋代晋。灵运密友颜延之亦有四言诗《三月三日诏宴西池》云：“河岳曜图，圣时利见。於赫有皇，升中纳禅。”说得比谢诗更明白。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始登基，故颜、谢二诗不可能作于是年；而永初三年三月初刘裕即卧病。《宋书·武帝纪下》载永初三年“三月,上不豫……太尉长沙王道怜、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谭道济并入侍医药。群臣请祈祷神祗,上不许，唯使谢方明以疾告庙而已。丁未……上疾瘳。己未，大赦天下。”丁未乃三月四日，是一入三月刘裕即已病倒在床，直到下旬方愈。西池曲水流觞必是永初二年事。
西池，为当时著名游赏之地。《世说新语·豪爽》：“晋明帝欲起池台，元帝不许。帝时为太子，好养武士，一夕作池，比晓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刘孝标注引《丹阳记》曰：“西池，孙登所创，《吴史》所称西苑也。明帝修复之耳。”《晋书》卷八十五《刘毅传》载：“初，裕征庐循，凯归，帝大宴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义熙六年庐循、徐道复反，十二月壬辰刘裕大破庐循于豫章，明年二月，右将军刘藩斩徐道复，《文选》卷二十二所收谢混《游西池》诗或亦作于此次庆贺大宴。李善注：“丹阳西池。”丹阳，地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以南不远，秦汉时称曲阿。《文选》卷二十二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李善注引《水经注》曰：“晋陵郡之曲阿县下，陈敏引水为湖，水周四十里，号曰曲阿后湖。”颜延之诗作于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与谢混和谢灵运、颜延之所写其时不同，其地一也。
由此我们知道永初二年宋武帝刘裕曾至曲阿修禊，灵运从游。既然刘裕是永初二年到丹阳西池，而丹阳、京口二地相接，京口乃刘裕出生、发迹之地，祖陵存焉，且距建康不远，他在登基后于理自当归乡祭祖，怎可能过门不入、衣锦夜行？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自当作于此时。
刘裕至京口一事的确于史无征，但史书同样亦不载刘裕之未去京口。失载不等于未发生，不宜仅凭此一点轻下论断。况且修禊之事，其来久远，至宋已成定习，无论官、民，悉皆从之。此日君臣从游、宴饮同乐，实乃朝廷礼制。《宋书》卷十五《礼志二》记：古时三月上巳日有祈禳之俗，“分流行觞，遂成曲水……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宴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既是循例而行，则不必年年付之记牒。如《文选》卷二十颜延之《应诏宴曲水作》和卷四十六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李善注均提及文帝刘义隆于元嘉十一年三于月上巳日禊饮乐游苑，“有诏会者咸作诗”，“颜延年作序”，规模当不小，然此事《宋书》、《南史》以至《建康实录》、《资治通鉴》皆失载，未可怪也。
至于《从游京口北固应诏》篇中“顾以枉维絷，抚志惭场苗。工拙各所宜，终以反林巢”等句确实如郝谱所言，表明了欲去官归隐的思想，但仅此就断定本诗作于元嘉五年灵运以疾辞归之前是没有说服力的。尤其是对大谢这样“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的人来讲更是如此。只要通读谢诗你就会发现，他几乎是在始入官场的同时，就不断发出类似的感慨。如“将拭旧褐，曷来虚汾。”（《赠安成》）“心愧虽厚，行迷未远。”（《赠从弟弘元》）“刻意岂高，江海非闲。守道顺性，乐兹丘园。”（《答中书》）以上诗句皆作于义熙十年先后，好像真的不想再干了，可是直到十多年后的景平元年他才第一次辞官。这种牢骚话对灵运来说虽不全是无病呻吟，也多不过是自觉失意时的情绪宣泄而已，千万不可当真。
就现有资料分析，谢灵运被外放永嘉之前的诗歌仅存十一首，其中以四言的赠答酬和为主，五言仅四首：除本诗外还有《彭城宫中直，感岁暮》、《岁暮》（残）、《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三首，乃感怀、酬唱之属。此诗名为“应诏”，实是游览。全诗结构包括明理、写景、抒情三部分，应诏诗所常有的颂扬之词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中间一段刻画景物，如“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客观细腻，色泽明丽。如果我们上述考辨成立，那么这将是现存第一首比较明显地表现出灵运山水诗特色的五言之作。
四、《法门颂》辑佚
出不自户将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骏足，凌河越海
寄轻舟。通明洞烛唤曾景，深凝广润湛川流。翼善开贤敷教义，昭蒙
岂祸涤烦忧。功成弗有居无著，淡然无执与化游。
本篇作品各种谢灵运集中均未收录，故特为辑出。该文礼赞佛法，当为作者中、晚期之所作。虽是颂体，其辞却载于明·臧懋循辑《古诗所》。按，灵运完整的七言诗尚有《燕歌行》，以三、七言句式为主的杂言乐府诗有《鞠歌行》和《顺东西门行》，然皆句句用韵。此《法门颂》隔句叶韵，可与鲍照同类七言乐府相比照，亦自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