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公元433年，谢灵运因游放无度为有司所纠，继而被捕，随后即在广州被杀。今之学者多为灵运鸣不平。然此前灵运即被会稽太守孟顗上表告发有“异志”；后刘义康诛檀道济时又称“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显然，这才是谢灵运真正的罪名。惜乎《宋书》语焉不详，今据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二、《俄藏敦煌文献》第四册Φ242《文选》残卷灵运《述祖德》诗所存唐人注所提供的资料，将其来龙去脉一一考之。因知“游放”不过是托词。灵运在临川的遭遇不是孤立的，是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延续，也是一场极为敏感而又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明乎此，亦可判别灵运《临川被收》诗等作品的真伪。
[关键词]：谢灵运 ；弹劾；《临川被收》诗
元嘉十年（公元433年），谢灵运为有司弹劾而被捕。《宋书·谢灵运传》云：
（灵运）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
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
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随后即有人告发他欲行谋反，因在广州被杀。后之学者多为灵运之死鸣不平，如郝昺衡、林文月、曹道衡、沈玉成等先生皆以为谋反之名实出于执政者的诬陷与罗织[ 见郝昺衡《谢灵运年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林文月《谢灵运》（台湾河洛出版社1977年版）、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郝氏《谢灵运年谱》甚至就此进行了专门的辩析，本文不赘。
然而对于谢灵运最初是因游放无度而被弹劾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引起过多少异议。明·张溥《谢康乐集序》即云：“寻山陟岭，伐木开径，尽录罪状……不免弃市。”难道仅仅因此便最终导致了诗人“兴兵叛逸”吗?这是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
所谓“不异永嘉”就已表明，谢灵运不是第一次因游山玩水而荒误政事了。《宋书》本传记:
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
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
这是永初三年（公元422年）的事，但当时并没有人去弹劾他的“肆意游遨”。同样，元嘉年间灵运在众目睽睽的京城作秘书监时因不被重用也曾是如此行事：
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槿，驱课公役，无
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
急没，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
结果也不过是“讽旨令自解”、“赐假东归”而已。那么为什么五年后在偏远的临川郡，灵运相同的举动竟会招致如此厄运？此时在朝当权的刘义康是个罗织罪名的高手，《宋书·刘义康传》云：“性好使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进。既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辅凑，势倾天下。”但即便如此，倘仅是游放无度，将其就地解职即可，何必特遣州从事郑望生前来收捕？灵运乃望门子弟，文名又盛，其性情执政者也早已知晓，若未有非常之举，朝廷当不甚在意。以前能一忍再忍的事情，为何现在却要小题大做？
谢灵运的任气使性是众所周知的，但那也不过是世家贵族弟子的娇纵与名士身份的自我膨胀而已，一旦到了生死关头，他应该不会那么意气用事的。这一点他与嵇康有天壤之别：嵇康对现实的残酷与黑暗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拒绝入仕；而灵运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抱有非分的要求和幻想，入宋后尚“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宋书》本传）做了刘宋朝廷十多年的官，何曾想过要像嵇康那样用生命挑战社会。以常识而论，倘不是自分必死无疑，灵运断不会兴兵劫执朝廷使者。仅仅是“游放”之罪，绝不足以让他感到生还无望、进而做出鱼死网破之举的。
过度的反应说明其中必有隐情。《宋书·檀道济传》载，灵运被诛三年后，即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春刘义康矫诏诛檀道济时云：
空怀疑贰，履霜日久。元嘉以来，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
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
受邪说，每相容隐。
“每相容隐”一句间接表明了谢灵运的不轨行为绝不仅仅限于拒捕一事，而且这些不轨行为可能多少与檀道济有关。谢灵运真正的罪名是“志凶辞丑，不臣显著”，而不是什么“在郡游放”。只可惜这篇诏书未涉及具体事件，我们还得求助于别的资料。
唐·许嵩的《建康实录》卷十二为我们透露出了这方面的重要信息：
灵运之居也，雅不治职。前是，临川内史司马协少子来投义，故灵
运舍诸正寝为居，始如酣笑，久而不止，非隐其事，讽主者以黩货劾焉。
江州部从事收灵运，乃徙广州，敕于南海行刑。
尽管上述文字仍然语焉不详，但却与《宋书》所记大异。不同有三：其一，灵运是以“黩货”——贪赂受贿被弹劾的，而非所谓“在郡游放”；其二，“黩货”也不过是堂而皇之的名义罢了，其背后的实质在于司马协之子的前来“投义”；其三，收灵运者为“江州部从事”而非“随州从事郑望生”。下面就此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证。
首先，《建康实录》到底具备多少可信度？按，许嵩约是唐玄宗、肃宗时人，其《建康实录》大致作于至德年间（公元756～758年）[ 参阅中华书局（1986年版）点校本张忱石序。]，晚于《宋书》和《南史》。但《建康实录》叙刘宋事本于裴子野《宋略》（二十卷，今佚）而旁及其它。裴家世传史学，其曾祖裴松之注《三国志》，祖裴骃注《史记》，皆富盛名。连《宋书》的作者沈约读了《宋略》后也曾叹曰“吾弗逮也”（《梁书·裴子野传》）；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评之曰：“长于叙事，无愧古人。”并指出：“世之言宋史者，裴略为上，沈书次之。”（《史通·古今正史》）因此我们对《建康实录》应视其所记而加以判别，不宜以其晚出而一概黜之。例如，收捕谢灵运者究竟是江州从事抑或是随州从事呢？此中必有一误，然不得遽云许嵩所记不真。以往大陆学者叶笑雪、台湾学者林文月、李森南等前贤均从《宋书》主“随州”说[ 见叶笑雪《谢灵运诗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 、李森南《山水诗人谢灵运》（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9年版）等。 ]。而随州远在今湖北随县一带，虽言之凿凿，然舍近求远，似难使人信服。顾绍柏先生已意识到事有不妥，因解“司徒遣使随州从事”之“随”为动词，即跟随之意[ 参见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附录二》（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这样一来“州从事”当然就应该是江州从事了。江州，治在今安徽九江市，据《宋书·州郡志二》，临川为其所辖十郡（寻阳、鄱阳、豫章、临川、安成、庐陵、建安、晋安、南康、南新蔡）之一，于理当从之。惜其只是臆测，未能举出旁证。而许嵩的《建康实录》恰恰可以弥此不足。
其次，“临川内史司马协”何许人也？查《晋书》及“南朝五史”等书均不见载。由其子前来“投义”一事推测，大概为前朝东晋官员[ 内史一职，晋亦有之。《晋书·职官志》：“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而东晋时临川确是诸王封国之一，《晋书·简文三子传》明载简文帝子司马郁为临川王，后司马宝嗣。]。复姓司马，则不排除他与东晋宗室有某种血缘关系的可能。近于《俄藏敦煌文献》第四册中检得编号为俄Φ242的《文选》残卷185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3年12月版。]，其中所存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有注称：
（谢灵运）于临川取晋之疏从（纵）弟子养之，意欲兴晋。后事发，
徙居广州。
按，该注佚名，观其于“世”字、“民”字皆缺笔,是避唐太宗名讳,当出唐人手笔。以此与《建康实录》相印证，知所谓“投义”一词，显然不是普通行为，而是带有极其浓重的政治色彩的举动[ 如《宋书·刘康祖传》：“高祖已克京城，虔之即便投义。”意为投诚起义。]。尽管我们不清楚这位姓司马的“晋之疏纵弟子”前来投义的深层背景和具体含义是否真的就是“意欲兴晋”，但仅从谢灵运“舍诸正寝为居”的礼遇和“始如酣笑，久而不止”的反应来揣摩、分析的话，这长久而无言的酣笑意味着一种不太正常的默契、一种两个人之间不为他人所知的心照不宣，这实在有点不祥。更危险的还在于谢灵运竟把此事毫不隐瞒地对外公开了——“非隐其事”，这便很容易被执政者理解成了一种公然的示威，因此必然导致“讽主者以黩货劾焉”的结果[ 谢灵运缺少政治头脑大概是世人皆知的，梁·释慧皎《高僧传·宋京师祗洹寺释僧苞》记当时有人问：“谢公何如？”苞曰：“灵运才有馀而识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说灵运“黩货””也罢，“游放也罢，其实都是托词而已。不同史书的各种矛盾的记载恰恰表明了这是封建社会政治斗争中的传统战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再有，灵运在临川的遭遇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此前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延续。两年前即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的秋天，灵运无官居始宁期间就已经历过一场类似的政治风波了——被会稽太守孟顗上表告发有“异志”。《宋书》本传载：
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
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
崲湖为田，顗又固执。灵运谓顗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
伤之，与顗遂构仇隙。因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乃表其异志，发兵自防，
露板上言。灵运驰出京都，诣阙上表。
谢、孟二人之间此前就有宿怨，《宋书》本传记孟顗“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 中华书局点校本作“得道应须慧业文人”，有异文，此从《南史·谢灵运传》。]《南史·谢灵运传》亦载:“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谴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上述事件表面看来皆由灵运挑起，孟顗似是被动的。但除去性格上的原因之外，我们还应对此进行更全面的探究。按，《南史·谢灵运传》传曰：
孟顗字彦重，平昌安丘人，卫将军昶弟也……尝就徐羡之因叙关、
洛中事，顗叹刘穆之终后便无继者，王弘亦在。
显然孟是灵运政治上的死对头徐羡之的座上客，而其所称赏的刘穆之恰恰是当初帮助刘裕诛杀刘毅——灵运过去的顶头上司的得力干将。同座者尚有王弘，他曾是谢混的朋友，但混死后他却来了个急转弯，是弹劾灵运私杀门人桂兴而使灵运一生中首次丢官的主要人物。又，《宋书·王弘传》记，王弘于去年即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屡次上表“固自陈请……义康由是代弘为司徒，与之分录。”而元嘉十年灵运犯事后正是刘义康“坚执谓不宜恕”。据《宋书·何尚之传》记孟女嫁彭城王义康，也就是说孟还是刘义康的岳丈。由此可知与孟交往的这些人大都为灵运的政敌，故灵运每每横挑之。已知自己不是彼方对手，便更要在日常小节上占个上风以自慰。因此形成了一方声色俱厉，一方不为所动，一方在明处跳踉叫嚣，一方在暗处精心部署的局面。结果不言自明：每一次的交锋必然招致更猛烈的打击，更不排除义康授意或是孟顺从义康之心故意引灵运入彀的[ 对灵运决湖为田的要求，本传称“太祖令州郡履行”，而孟却“坚执不与”，若无强大的后台支持，何敢如此？其中甚至也不排除文帝明许之，暗中让孟设阻的可能。张溥曾分析到：“彼出处语默，无一近人，予故知其不杀不止。”（《题谢康乐集》）]。谢灵运在《自理表》中曾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始宁那场风波是怎样被夸大的：
臣自抱疾归山，于今三载，居非郊郭，事乖人间，幽栖穷岩，外缘
两绝，守分养命，庶毕馀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会稽太守臣顗二十
七日疏云:“比日异议论噂誻，此虽相了，百姓不许寂寞，今微为其防。”
披疏骇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驰，归骨陛下。及经山阴，防卫彰赫。
彭排抢马，断截衢巷，侦逻纵横，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为何事？
灵运虽然“义故门生数百人”，也曾率众多随从“伐山开径”而游，以致被临海太守王琇误以为是山贼，但用“彭排抢马，断截衢巷，侦逻纵横，戈甲竟道”的巨大阵势来对付一个闲居在家的患病文人，却还声称只是“微为其防”，实在是别有用心的政治陷害，而且下手狠毒。无怪灵运要星夜急奔京城，他已充分认识到事态的严重程度。诚如他在《自理表》中的自我辩白：
今虚声为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谗谤，贤圣不免，然致谤之来，要
有由趣。或轻死重气，结党聚群；或勇冠乡邦，剑客驰逐。未闻俎豆之
学，欲为逆节之罪；山栖之士，而构陵上之衅。今影迹无端，假谤空设，
终古之酷，未之或有。
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出灵运的对手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不良居心，因此也就不必惊讶于为什么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最终将导致对谢灵运的毁灭性打击。
其实《宋书》本传所记文帝对此事的处理也预示了这一必然结局：“太祖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加秩二千石。”说灵运造反肯定是政治阴谋，但谢灵运任性而为、不考虑后果的言行，同样是一种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他身份特殊，文名太盛，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而始宁地近京畿，又是灵运父祖世居之乡，灵运在此有一定的号召力，故必得先将其迁徙到相对偏远的临川后再行处置。不想灵运在临川依然我行我素，不仅与前来“投义”者沆瀣一气，还大肆公开其事，当朝者怎能坐视不管？加以“游放”或“黩货”之名也显示了此中定有难言之隐，不宜为公众广知。执政者以此名义弹劾他，是考虑到要尽量减少事件本身的冲击性，力求把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而灵运本人当然清楚事件的性质，但凡有一丝生还的希望，我相信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星夜急驰京师去努力辩诬的，决不至于轻易兴兵反抗。
综上所述，谢灵运在临川的遭遇并不是孤立的，其被劾不单纯是诗人的性格导致的，同时也是此前一系列相关事件（如四年前与谭道济关系暧昧，两年前被会稽太守告发有“异志”等）的必然延续，是一场极为敏感而又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唐人修《南史》说灵运“猖獗不已，自至覆亡”，是已不解其中微妙矣。而弄清楚了这一点，也有利于我们解决谢灵运个别作品的真伪问题。如其《临川被收》诗云：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引谢瞻、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后议论道：“是时晋帝尚存，二公世臣，媚裕若此。灵运又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何前佞而后忠也？”对此已是大惑不解。郝谱以为本诗“不具本末，亦系伪造”。其后持此说者不在少数，沈玉成《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指出，本诗所写“与灵运的思想和政治态度不符合……这首风格浅露的诗，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当事者制造的伪证。”[ 《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第264页。]然而假如我们知道了灵运被劾的真正原因和复杂的政治背景，那么就会理解本诗所抒发的情绪了。的确，谢灵运原本无意尽忠司马氏，但在被弹劾的过程中他的身份角色却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他“被认定”是与前朝保持着不正当关系的不容饶恕的罪犯。因此他的立场也就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了:既然作了刘宋朝廷十馀年的官还被当成了不可信任的前朝外人，还有什么理由阻挡他在临被捕之前把自己的情感转移到东晋王朝上来呢？换句话说，谢灵运的“忠义”是特定环境逼出来的，尽管这不是一贯的，却是可能的。对比谢灵运临刑前所作《临终》诗也能说明这点：
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
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
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
龚胜不事王莽，绝食而死；李业拒受公孙述之招，饮毒而亡。嵇绍、霍原皆忠义之士。谢灵运有意识地不提自己事宋十五年的屈辱经历，反而无限深情地追忆被自己久已遗忘的东晋王朝，这使他临刑前胸中充满了悲剧英雄式的高尚情感。诗人是在以他特有的想象力获取从容就义者才有的那份慷慨和激越，以此克服内心的恐惧。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也是真实可信的。至于说“不具本末”、“风格浅露”等等，皆因诗乃一时激奋之下不择辞而出所致，虽与其诗风迥异，到也十分符合其冲动而易失控的个性。联系灵运死后三年有诏称其“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的话，“辞丑”一语恐不仅限于日常言谈，便更能证明二诗皆为灵运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