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批评墨家的"兼爱"，把"仁"的原则与"兼爱"的原则加以区分，强调的是"仁"作为普遍性的"理"乃包涵着差异性的具体原则，而不是一个外在于差异性实存的抽象的普遍性。刘述先先生曾经借用卡西尔的术语，把这个基于"分殊"的"理一"表述为一个作为"功能统一性"（与"实质统一性"相对）的"规约原理"（与"构成原理"相对）。（7）刘先生对"理一分殊"的现代诠释，很有启发性。但"功能统一性"一语，难以表达儒家"理;的形上和超越性的意义；而"规约原理"亦不太好理解。我们觉得，"理一"的这个意思，用儒家常讲的"通"这一概念来表述似乎更为贴切。

中国哲学讲"道"、本体，都以"通"来显其体性的意义。儒家和道家都如此。《庄子·齐物论》就讲"道通为一"，以"通"来建立道之"一"的体性。《易传》讲道，亦重在其"通"性。《系辞传》讲"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亦可以说是以"通"来显体。儒家论人，自然亦以"通"来标识其存在的超越性意义。儒家的最高人格理想是圣，在古书里，"圣"即训作"通"。

"通"不是抽象实体义的本体，而是着眼于个体存有的"沟"、"贯通"、"感通"。前面讲《庄子·齐物论》的"道通为一"。这"道通为一"的意义就表现在："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不以己"用"加诸人、物，而任人、物自用，自成，己与人、物便能达成其"通"性，由此而能见道。儒家思想，当然与道家有区别，但其讲"仁"，亦从个体存在之沟通性上理解其普遍性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的思理是一致的。

儒家论"仁"，从忠恕上说，必由忠恕方可知"仁"之义。"仁"强调的是人与人的沟通，人与物的沟通。大程子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又举医家习语"麻木不仁"相况，说明仁乃己与人、物的生命贯通（见《遗书》卷二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儒家以忠恕为行仁之方，所要实现的即是这个"通"性。而忠恕行仁，实以人我、人物之间的等差性为前提。孔子说"忠恕违道不远"（《中庸》引），不直接定义"仁"，而是从忠恕上讲，我以为与其所理解的"仁"所包含的"爱有差等"的意义有关。程朱批评"兼爱"说，以"理一分殊"理解儒家的伦理精神，是很正确的见解。

忠恕涉及到己与人、物两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关涉到人与（人）物两端。这两端要实现"通"，才有"仁"。儒家批评墨家"兼爱"是"二本"，是说其把人的功利性和普遍性的"爱"看作互不相关的两端。这一点如果从两个相反对的体系来看就更清楚。《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扬子的"为我"，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墨子兼爱，是抽象的普遍主义。都造成人、我的不能相通，这就导致一个非伦理的（禽兽）世界。这很象现代人所理解的个体与道德原则，拿孟子的这段话来批评现代流行的个体及其道德观念，也很恰当。儒家的忠恕，亦包含有这"两端"，但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贯通的。

这个两端的相互贯通，不是平面性的。儒家的忠恕行仁之道实质上包涵了一个很吊诡性的观念，这个观念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尊重差异以显现"通"性。

现在我们来看《孟子》、《中庸》对忠恕的表述。《孟子·尽心上》：

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中庸》：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庸》、《孟》这里所讲的，是忠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以"诚"（反身而诚）与"恕"（强恕而行）相对。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忠恕》条讲，"反身而诚，然后能忠；能忠矣，然后由己达之天下国家，其道一也。"以诚言忠，更强调了反求诸己的意义。这是从反求诸己以应事接物、成己以成（人）物的角度阐发忠恕的精神。成己、成（人）物，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人生天地间，有个体存在的分位，己与人、己与物之间亦有远近、厚薄、次第的种种差异。"合外内"，是"通"；而这"通"，正体现于"时措之宜"，即因事物之时之宜以成就之。王阳明曾与弟子围绕"不诚无物"、"胸中无物"、"物来顺应"、"物各付物"四个命题来讨论心物的关系。"时措之宜"，也就是这里所讲的"物来顺应"、"物各付物"，即人、物各因其性而自成。人往往以己之所欲加之于人、物，常常因此而泯除差异，破坏人、物之个性成就。这恰恰造成了人我、物我的睽隔不"通"。儒家讲忠恕，历来只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讲"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就是要强调对超出个性差异之越界的限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修养的功夫，用阳明师门的话，就是"诚"，就是"胸中无物"。因此，成己才能成（人）物。在个体差异实现的前提下实现"通"性，也就是"仁"的完成。强调个体性的种种等差、次第差异与"通"性原则的相互涵蕴，正是儒家伦理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

"通"性从个体差异的完成中得以实现，从形上学的意义上，儒家肯定，个体性中本即内涵有这"通"性。（8）因此，在儒家的人学系统中，人的个体性的、自我的实现，就必然是一个杜维明教授所说的那样一个不"创造性转化"的"开放系统"，而不能是一个封闭的原子式个体。用儒家的概念来讲，人的实存个体性和内在性的一极，可以称作"独"。"独"是人的存在之充分的个性化和内在化，而恰恰在这"独"的实现中，人乃达成了它向着他人、它物及整个世界的完全的敞开和沟通。儒家讲"独"、"慎独"、"独知"。王阳明有诗云："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9）王龙谿更说："良知即是独知，独知即是天理。天理独知之体，本是无声无臭……独知便是本体，慎独便是功夫。"（《明儒学案》卷十二）良知、天理、本体，用今语说，就是人的存在之充分的普遍化。这充分的普遍化在那充分的内在、个性化"独"中才得以显现。

     "独"的这个意义，先秦儒家已有很系统的说明。我们来看下面几条材料。